庄子拿着鱼竿没有回头看（他们），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为了留下骨骸而显示尊贵呢？还是情愿活着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呢？” 两个大夫说：“情愿活着拖着尾巴在烂泥里爬。”
庄子说：“请回吧！我将要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
【惠子相梁 】
原文：惠子相(xiàng)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yuān chú )，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lǐ)泉不饮。于是鸱(chī)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 (hè)！’今子欲以子之梁国相而吓我邪(yé)？”
译文：惠子在梁国当宰相，庄子去看望他。有人告诉惠子说：“庄子到梁国来，想取代你做宰相。”于是惠子非常害怕，在国都搜捕三天三夜。庄子前去见他，说：“南方有一种鸟，它的名字叫鹓雏，你知道它吗？鹓雏从南海起飞，飞到北海去，不是梧桐树不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吃，不是甜美的泉水不喝。在这时，一只猫头鹰拾到一只腐臭的老鼠，鹓雏从它面前飞过，（猫头鹰）仰头看着它，发出（类似）‘吓’的怒斥声。难道现在你想用你的梁国来‘吓’我吗？”
【运斤成风】
原文：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è）慢（通“墁”）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人斫（zhuó）之。匠石运斤（斧头）成风(名词作状语，像风一样），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失容：改变颜色）。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译文：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墓地，他回过头来对跟随的人说：“郢地有一个人在干活的时候，有一点像苍蝇翅膀一样薄的白泥飞溅到他的鼻尖上，于是他让一个叫石的匠人砍削掉这一小白点。匠石挥动斧子，快得像一阵风，很快地砍过去，削去鼻尖上的白泥，郢地的人站在那里脸色毫无改变。宋元君知道了这件事，找来匠人对他说：‘你再给我砍一下试试。’匠人石说：‘我确实曾经能够砍削掉鼻尖上的小白点。尽管如此，我可以搭配的伙伴已经死去很久了。’自从惠子离开了人世，我也没有搭档了，没有与我争辩的人了。”
【曹商使秦】
原文：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
鲁哀公问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与？予颐与？误而可矣。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难治也。”
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贾不齿，虽以事齿之，神者弗齿。
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宵人之离外刑者，金木讯之；离内刑者，阴阳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译文：宋国有个叫做曹商的人，为宋王出使秦国。他前往秦国的时候，得到宋王赠与的数辆车子；秦王十分高兴，又加赐车辆一百乘。曹商回到宋国，见了庄子说：“身居偏僻狭窄的里巷，贫困到自己的编织麻鞋，脖颈干瘪面色饥黄，这是我不如别人的地方；一旦有机会使大国的国君省悟而随从的车辆达到百乘之多，这又是我超过他人之处。”庄子说：“听说秦王有病召请属下的医生，破出脓疮溃散疖子的人可获得车辆一乘，舔治痔疮的人可获得车辆五乘，凡是疗治的部位越是低下，所能获得的车辆就越多。你难道给秦王舔过痔疮吗，怎么获奖的车辆如此之多呢？你走开吧！”
鲁哀公向颜阖问道：“我想把仲尼任命为大臣，国家有希望了吧？”颜阖说：“危险了，实在是危险啊！仲尼正一心想着粉饰装扮，追求和讲习虚伪的言辞，把枝节看作是要旨，扭曲心性以夸示于民众却不知道全无一点诚信；让这样的做法承受于内心，并主宰着精神，怎么能够管理好人民！仲尼果真适合于你吗，还是他真的能够养育人民呢？你的考虑错误无疑了。现今让人民背离真情学习伪诈，这不是用来导引民众的办法，为后世子孙着想，不如早早放弃上述打算。孔丘是很难治理好国家的。”
施与别人恩惠却总忘不了让人回报，远不是自然对普天之下广泛而无私的赐予。施恩图报的行为商人都瞧不起，即使有什么事情必须与他交往，内心也是瞧不起的。
施加皮肉之刑的，不外乎是金属或木质的刑具；给内心世界带来惩罚的，则是自身的烦乱和行动的过失。小人受到皮肉之刑，是用刑具加以拷问；小人内心受到惩罚，则是阴气阳气郁积所造成的侵害。能够免于内外刑辱的，只有真人才可做到。
荀子【劝学】
有道德修养的人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
靛青是从蓝草里提取的，可是比蓝草的颜色更深；冰是水凝结而成的，却比水还要寒冷。木材直得可以符合拉直的墨线，用火烤把它弯曲成车轮，（那么）木材的弯度（就）合乎圆规的标准了，即使又被风吹日晒而干枯了，（木材）也不会再挺直，是因为经过加工，使它成为这样的。所以木材用墨线量过，再经辅具加工就能取直，刀剑等金属制品在磨刀石上磨过就能变得锋利，君子广泛地学习，而且每天检查反省自己，那么他就会聪明机智，而行为就不会有过错了。
因此，不登上高山，就不知天多么高；不面临深涧，就不知道地多么厚；不懂得先代帝王的遗教，就不知道学问的博大。干越夷貉之人，刚生下来啼哭的声音是一样的，而长大后风俗习性却不相同，这是教育使之如此。《诗经》上说：“你这个君子啊，不要总是贪图安逸。恭谨对待你的本职，爱好正直的德行。神明听到这一切，就会赐给你洪福 祥瑞。”精神修养没有比受道德熏陶感染更大了，福分没有比无灾无祸更长远了。
我曾经整天地思考，却不如片刻学习的收获大；我曾经提起脚后跟眺望，却不如登上高处看的广阔。登上高处招手，手臂并没有加长，但人们在远处也能看见；顺着风向呼喊，声音并没有增大，但听的人都听得清楚。借助车马的人，不是脚步快，却能到达千里之外；借助船只的人，不是善于游水，却能横渡江河。君子的本性（同一般人）没有差别，只是善于借助外物罢了。
南方有一种叫“蒙鸠”的鸟，用羽毛作窝，还用毛发把窝编结起来，把窝系在嫩芦苇的花穗上，风一吹苇穗折断，鸟窝就坠落了，鸟蛋全部摔烂。不是窝没编好，而是不该系在芦苇上面。西方有种叫“射干”的草，只有四寸高，却能俯瞰百里之遥，不是草能长高，而是因为它长在了高山之巅。蓬草长在麻地里，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白沙混进了黑土里，就再不能变白了，兰槐的根叫香艾，一但浸入臭水里，君子下人都会避之不及，不是艾本身不香，而是被浸泡臭了。所以君子居住要选择好的环境，交友要选择有道德的人，才能够防微杜渐保其中庸正直。
事情的发生都是有起因的，荣辱的降临也与德行相应。肉腐了生蛆，鱼枯死了生虫，懈怠疏忽忘记了做人准则就会招祸。太坚硬物体易断裂，太柔弱了又易被束缚，与人不善会惹来怨恨，干柴易燃，低洼易湿，草木丛生，野兽成群，万物皆以类聚。所以靶子设置好了就会射来弓箭，树长成了森林就会引来斧头砍伐，树林繁茂荫凉众鸟就会来投宿，醋变酸了就会惹来蚊虫，所以言语可能招祸，行为可能受辱，君子为人处世不能不保持谨慎。
堆积土石成了高山，风雨就从这里兴起了；汇积水流成为深渊，蛟龙就从这儿产生了；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也就具有了圣人的精神境界。所以不积累一步半步的行程，就没有办法达到千里之远；不积累细小的流水，就没有办法汇成江河大海。千里马一跨跃，也不足十步远；劣马拉车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就在于不停地走。（如果）刻几下就停下来了，（那么）腐烂的木头也刻不断。（如果）不停地刻下去，（那么）金石也能雕刻成功。蚯蚓没有锐利的爪子和牙齿，强健的筋骨，却能向上吃到泥土，向下可以喝到泉水，这是由于它用心专一啊。螃蟹有六条腿，两个蟹钳，（但是）如果没有蛇、鳝的洞穴它就无处存身，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啊。
因此没有刻苦钻研的心志，学习上就不会有显著成绩；没有埋头苦干的实践，事业上就不会有巨大成就。在歧路上行走达不到目的地，同时事奉两个君主的人，两方都 不会容忍他。眼睛不能同时看两样东西而看明白，耳朵不能同时听两种声音而听清楚。螣蛇没有脚但能飞，鼫鼠有五种本领却还是没有办法。《诗》上说：“布谷鸟筑巢在桑树上，它的幼鸟儿有七只。善良的君子们，行为要专一不偏邪。行为专一不偏邪，意志才会如磐石坚。”所以君子的意志坚定专一。
古有瓠巴弹瑟，水中鱼儿也浮出水面倾听，伯牙弹琴，拉车的马会停食仰头而听。所以声音不会因为微弱而不被听见，行为不会因为隐秘而不被发现。宝玉埋在深山，草木就会很润泽，珍珠掉进深渊，崖岸就不会干枯。行善可以积累，哪有积善成德而不被广为传诵的呢？
学习究竟应从何入手又从何结束呢？答：按其途径而言，应该从诵读《诗》、《书》等经典入手到《礼经》结束；就其意义而言，则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结束。真诚力行，这样长期积累，必能深入体会到其中的乐趣，学到死方能后已。所以学习的教程虽有尽头，但进取之愿望却不可以有片刻的懈怠。毕生好学才成其为人，反之又与禽兽何异？《尚书》是政事的记录；《诗经》是心声之归结；《礼经》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所以要学到《礼经》才算结束，才算达到了道德之顶峰。《礼经》敬重礼仪，《乐经》讲述中和之声，《诗经》《尚书》博大广阔，《春秋》微言大义，它们已经将天地间的大学问都囊括其中了。
君子学习，是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表现在威仪的举止和符合礼仪的行动上。一举一动，哪怕是极细微的言行，都可以垂范于人。小人学习是从耳听从嘴出，相距不过四寸而已，怎么能够完美他的七尺之躯呢？古人学习是自身道德修养的需求，现在的人学习则只是为了炫耀于人。君子学习是为了完善自我，小人学习是为了卖弄和哗众取宠，将学问当作家禽、小牛之类的礼物去讨人好评。所以，没人求教你而去教导别人叫做浮躁；问一答二的叫罗嗦；浮躁罗嗦都是不对的，君子答问应象空谷回音一般，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便捷的了。《礼经》、《乐经》有法度但嫌疏略；《诗经》、《尚书》古朴但不切近现实；《春秋》隐微但不够周详；仿效良师学习君子的学问，既崇高又全面，还可以通达世理。所以说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更便捷的了。
崇敬良师是最便捷的学习途径，其次就是崇尚礼仪了。若上不崇师，下不尚礼，仅读些杂书，解释一下《诗经》《尚书》之类，那么尽其一生也不过是一介浅陋的书生而已。要穷究圣人的智慧，寻求仁义的根本，从礼法入手才是能够融会贯通的捷径。就像弯曲五指提起皮袍的领子，向下一顿，毛就完全顺了。如果不究礼法，仅凭《诗经》《尚书》去立身行事，就如同用手指测量河水，用戈舂黍米，用锥子到饭壶里取东西吃一样，是办不到的。所以，尊崇礼仪，即使对学问不能透彻明了，不失为有道德有修养之士；不尚礼仪，即使明察善辩，也不过是身心散漫无真实修养的浅陋儒生而已。
如果有人前来向你请教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回答；前来诉说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追问；在你面前谈论不合礼法之事，不要去参与；态度野蛮好争意气的，别与他争辩。所以，一定要是合乎礼义之道的，才给予接待；不合乎礼义之道的，就回避他；因此，对于恭敬有礼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宗旨；对于言辞和顺的人，才可与之谈道的内容；态度诚恳的，才可与之论及道的精深义蕴。所以，跟不可与之交谈的交谈，那叫做浮躁；跟可与交谈的不谈那叫怠慢；不看对方回应而随便谈话的叫盲目。因此，君子不可浮躁，也不可怠慢，更不可盲目，要谨慎地对待每位前来求教的人。《诗经》说：“不浮躁不怠慢才是天子所赞许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射出的百支箭中有一支不中靶，就不能算是善射；驾驭车马行千里的路程，只差半步而没能走完，这也不能算是善驾；对伦理规范不能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不能坚守如一，当然也不能算是善学。学习本是件很需要专心致志的事情，学一阵又停一阵那是市井中的普通人。好的行为少而坏的行为多，桀、纣、拓就是那样的人。能够全面彻底地把握所学的知识，才算得上是个学者。
君子知道学得不全不精就不算是完美，所以诵读群书以求融会贯通，用思考和探索去理解，效仿良师益友来实践，去掉自己错误的习惯性情来保持养护。使眼不是正确的就不想看、耳不是正确的就不想听，嘴不是正确的就不想说，心不是正确的就不愿去思虑。等达到完全醉心于学习的理想境地，就如同眼好五色，耳好五声，嘴好五味那样，心里贪图拥有天下一样。如果做到了这般地步，那么，在权利私欲面前就不会有邪念，人多势众也不会屈服的，天下万物都不能动摇信念。活着是如此，到死也不变。这就叫做有德行、有操守。有德行和操守，才能做到坚定不移，有坚定不移然后才有随机应对。能做到坚定不移和随机应对，那就是成熟完美的人了。到那时天显现出它的光明，大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的可贵则在于他德行的完美无缺
吕氏春秋【察传】
译文：传闻不可以不审察，经过辗转相传白的成了黑的，黑的成了白的。所以狗似玃，玃似猕猴，猕猴似人，人和狗的差别就很远了。这是愚蠢的人犯大错误的原因。
听到什么如果加以审察，就有好处；听到什么如果不加审察，不如不听。齐桓公从鲍叔牙那里得知管仲，楚庄王从沈尹筮那里得知孙叔敖，审察他们，因此国家称霸于诸侯。吴王从太宰嚭那里听信了越王勾践的话，智伯从张武那里听信了赵襄子的事，没有经过审察便相信了，因此国家灭亡自己送了命。
凡是听到传闻，都必须深透审察，对于人都必须用理进行检验。鲁哀公问孔子说：“乐正夔只有一只脚，真的吗？”孔子说：“从前舜想用音乐向天下老百姓传播教化，就让重黎从民间举荐了夔而且起用了他，舜任命他做乐正。夔于是校正六律，谐和五声，用来调和阴阳之气。因而天下归顺。重黎还想多找些象夔这样的人，舜说：‘音乐是天地间的精华，国家治乱的关键。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和谐，而和谐是音乐的根本。夔能调和音律，从而使天下安定，象夔这样的人一个就够了。’所以说‘一个夔就足够了’，不是‘夔只有一只足’。”宋国有个姓丁的人，家里没有水井，需要出门去打水，经常派一人在外专管打水。等到他家打了水井，他告诉别人说：“我家打水井得到一个人。”有人听了就去传播：“丁家挖井挖到了一个人。”都城的人纷纷传说这件事，被宋君听到了。宋君派人向姓丁的问明情况，姓丁的答道，“得到一个人使用，并非在井内挖到了一个活人。”象这样听信传闻，不如不听。子夏到晋国去，经过卫国，有个读史书的人说：“晋军三豕过黄河。”子夏说：“不对，是己亥日过黄河。古文‘己’字与‘三’字字形相近，‘豕’字和‘亥’字相似。”到了晋国探问此事，果然是说，晋国军队在己亥那天渡过黄河。
言辞有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是非的界线，不可不分辩清楚，这是圣人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问题。虽然这样，那末靠什么方法才能做到慎重呢？遵循着事物的规律和人的情理，用这种方法来审察所听到的传闻，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情况了。
韩非子【五蠹　】
译文：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么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他的住房简陋，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吃粗糙的粮食，喝野菜煮的羹；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即使现在的看门人，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了农具干活，给百姓带头，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按这样的情况推论，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今天的县官，一朝死了，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官职。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却难以丢掉现在县令的地位，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
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丰年秋收时，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因此古人轻视财物，不是什么仁爱，只是因为财物多；现在人们的争夺，也不是小气，只因财物太少。古人轻易辞掉天子，不是品德高尚，是因为权势微薄；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不是品格卑下，是因为权势太重。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现在责罚严也不算残暴，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
古时周文王住在丰、镐一带，土地只有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终于统一了天下。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土地有五百里见方，施行仁义的政治，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起兵攻打徐国，便灭掉了它。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变了，情况也变了。
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族不归顺，禹准备去征伐它，舜说：“不行。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苗族才归顺了。在共工战斗的时候，短兵器都能及敌人之身，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到身体，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情况变了，措施也要变。
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现在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
齐国准备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便起兵攻打鲁国，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从这方面来讲，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抛掉偃王的仁义，废弃子贡的机变，凭借徐 国、鲁国自己的实力，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社会风俗不同，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现在，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他们说：“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君主为此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天下必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论开去，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从人类本性上说，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家庭却未必就和睦。君主即使深爱臣民，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而君主为之流泪；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流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不得不用刑，这是国家的法令。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
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的圣人，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周游列国，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可见看重仁的人少，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所以天下这么大，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面南而坐，统治鲁国，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因此，要讲仁义，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要讲权势，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现在的学者们游说君主，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
现在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父母对他发怒，他并不悔改；乡邻们加以责备，他无动于衷；师长教训他，他也不改变。拿了父母的慈爱、乡邻的帮助、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丝毫不肯改邪归正。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依法执行公务，而搜捕坏人的时候，他这才害怕起来，改掉旧习，变易恶行。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因此，七丈高的城墙，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太陡；干丈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因为坡度平缓。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十几尺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的时候，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肯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严格执行刑罚。因此，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使人们有所贪图；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使人们有所畏惧；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使人们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这样一来，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都会尽力而为了。
现在就不是这样。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却又鄙视他做官；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却又推祟他不羡慕世俗名利；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却又称赞他勇敢。是毁是誉，是赏是罚。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遭到破坏，民众更加混乱。现在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被认为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被认为是忠贞。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说他有本事；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说他有才能。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土地荒芜了。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