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儒林外史》两组对立人物及其意义。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写出了与魏晋风度相似和对立的两组人物:
1. 一类以牺牲自我与个性为代表追求功名富贵的利禄之徒。作者以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儒林群丑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如范进中举后变疯,写出了士子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描写,是为了抨击和彻底否定封建科举制度。
2. 另一类是保持独立人格,讲究文行出处的潇洒人士。《儒林外史》中与魏晋风度相似的文人以王冕为代表。如传记载王母要回老家,王冕载母于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吴氏将这一行孝之举改为一幅舒张王冕个性与叛逆精神的图画。这里可见到卓尔不群的屈子形象,更可见到魏晋士人宽衣大袖的潇洒风采。这一类人物表现了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
试述《儒林外史》对讽刺艺术的贡献。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运用是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一大杰出贡献。
一.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文学中主要局限于封建皇权的政治讽喻;白话小说《西游记》的讽刺多以调侃出之;明末清初的部分世情小说,如《金瓶梅》和《醒世因缘传》讽刺只是其中附带使用的手法;《西游补》等神魔小说中的讽刺已经上升为主导风格,但主要是嬉笑怒骂,是喜剧的讽刺。《儒林外史》对讽刺艺术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儒林群丑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以范进为例,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八股制艺如何摧残了士人的心灵,造成他们人格的堕落,作者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
二.在以喜写悲这个主导倾向的规定下,作者将其讽刺艺术的天才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主要手法有:
1. 以对比手法展示人物前后行为矛盾,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
2. 以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行动。如严监生临死前还念念不忘灯盏里多点了一根灯草。
3. 借用人物自己言行之间的矛盾,如严监贡正在表白自己从不占别人便宜,突然小厮进来,报告早上关起别人的猪人家找上门来等等。
第七章 《红楼梦》
贾宝玉和《红楼梦》的悲剧世界
作者对全书作了匠心独运的安排。《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是无才补天的顽石在人世间的传记。这块顽石幻化为贾宝玉,他经历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爱情婚姻悲剧,目睹了“金陵十二钗”等女儿的悲惨人生,体验了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从而对人生和尘世有了独特的感悟,全书以贾宝玉为轴心,以他独特的视角来感悟人生。前五回,以宝玉的来历为中心扼要地介绍了天上的太虚幻境和尘世的荣宁两府,《好了歌》、“护官符”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提示着贾宝玉所经历的三重悲剧,作家的寓意和人物的命运巧妙地隐伏其中。
- 宝黛钗爱情婚姻悲剧和大观园的毁灭 :宝玉和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是全书的主线。
贾宝玉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这样,他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成了“不肖子孙”。在婚姻问题上,他既不考虑家族的利益,门当户对;也不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去选择封建淑女。他追求的是心灵契合的感情。
林黛玉是一个美丽而才华横溢的少女。她孤高自许,在那人际关系冷漠的封建大家庭里,曲高和寡,只有贾宝玉成为她惟一的知音,遂把希望和生命交付于对宝玉的爱情中。她我行我素,用尖刻的话语揭露着丑恶的现实,以高傲的性格与环境对抗,以诗人的才华去抒发对自己命运的悲剧感受。她为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纯洁的爱情而付出全部的生命。
薛宝钗是一个美貌而性格温顺的少女。她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顺从环境,既会对上逢迎,又会对下安抚,博得上下一片的赞扬。她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观念,对金钏的投井,对尤三姐、柳湘莲的悲剧,都采取了冷漠的态度,成为符合封建标准的“冷美人”。她的家庭背景,她的品格才干都很符合封建家长的要求,是贾母等人心中宝玉理想的妻子。
经过微妙的爱情试探,经过“三天恼了,两天好了”的感情折磨,宝玉终于选择了从不劝他显身场名,从来不说这些“混帐话”的林黛玉。而在贾府日益衰败的条件下,贾薛两家希望宝玉和宝钗结成“金玉良缘”,以贵护富和以富补贵。贾府的家长们也希望以“德貌工言俱全”的宝钗来作宝玉的贤内助,主持家政,继承祖业。在关系着家族兴衰的问题上,封建家长决不会让步,他们只能不顾宝玉、黛玉的愿望而狠心地扼杀他们的爱情,造成宝黛的爱情悲剧。象征着知己知心的“木石前盟”被象征着富与贵结合的“金玉良缘”取代了。虽然贾宝玉被迫与薛宝钗结婚,“到底意难平”,最终“悬崖撒手”,造成了宝玉与宝钗没有爱情的婚姻悲剧。更多的悲剧是“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是几千年积淀而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薛宝钗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典范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悲剧人物。大观园里的悲剧是爱情、青春和生命之美被毁灭的悲剧。作者不仅哀悼美的被毁灭,而且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这是对封建社会和文化进行的深刻反思,也是一种精神的觉醒。
- 封建大家族没落的悲剧 :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贯穿起史、王、薛等大家族的没落,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从而客观上显示了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历史趋势。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说展示的贾府的生活图画里,显示出维持着这个贵族之家的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的礼、法、习俗的荒谬。
- 贾宝玉和人生悲剧:贾宝玉是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欣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囫囵不可解”的疯话、呆话,带着点孩子气的可笑的行为,包含着对封建社会视为神圣的“文死谏,武死战”这类封建道德原则的蔑视,对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和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的反抗,在疯傻的言行中把神圣视为无稽,把幸福看作痛苦。宝玉所珍视的女儿像花朵一样,无可挽回地枯萎下去,甚至被摧残而雕零;他所厌恶甚至憎恨的恶势力,仍疯狂地维持着统治地位。他满怀着希望但找不到出路,因为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赖的。于是,他感到了人生的痛苦。这是属于众多人的痛苦,是感到人生有限、天地无情的痛苦。他绝望又找不到出路,一种孤独感和人生转瞬即逝的破灭感,透着诗人气质,散发出感伤的气息。但是宝玉又不愿意孤独,不愿意离开生活,离开他钟爱的黛玉和众多的女子。因而更加深了他的痛苦。宝玉悟破人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作品中所写的家庭的衰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作品就产生了更加动人的艺术魅力。
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好了歌》及其解注就是人生悲剧的主题歌。贯穿在《好了歌》里的中心思想是“变”。荣与辱、升与沉、生与死都在急剧的变化中,由于对一切传统的、现存的思想信念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挑战,同时,又因为新的出路、新的社会理想又那么朦胧,因而倍觉感伤,带着“色空”、梦幻的情绪。热爱生活又有梦幻之感,入世又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矛盾。
《红楼梦》的人物塑造
《红楼梦》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塑造出成羣的有血有肉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小说中有名姓的人物就多达四百八十多人,其中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典型人物,至少也有几十个人。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则成为千古不朽的典型形象。
- 人各一面 :作者对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他那特别敏锐和细腻的思维和感情,通过他那乖张可笑的言语和行为,反复加以渲染。
(1)曹雪芹善于将不同人物,特别是相近人物进行复杂性格之间的全面对照,使他们个性的独特性在对比中突出出来。如林黛玉、薛宝钗两个人,都是美丽多才的少女,但一个是“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有时则矫揉造作;一个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有时不免任性尖酸;一个倾向于理智,是“任是无情也动人”的冷美人;一个执着于感情,具有诗人的热烈的感情和冲动;一个是以现实的利害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一个以感情的追求作为人生的目标。这样两个难以调和的性格在对比中,其独特性就异常鲜明地呈现出来。
(2)作者不仅能够异常分明地写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且也能在相似中显出独特性。同是具有温柔和气这一性格侧面的少女,紫鹃的温柔和气在淡淡中给人以亲切,而袭人的温柔和气则带有一种令人腻烦的驯顺习性。黛玉和妙玉都孤高自许,但黛玉执着现实,孤高中包含着天真和热情;妙玉企图超脱尘世,在冷漠中又有点矫揉。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独特性格,作者还采用了类似衬托的所谓影子描写术。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的幻设,实际上就是写各种人物类型在另一个品位层次的影子。晴雯和袭人是黛、钗的影子,她们与黛、钗在精神气质上有近似的一面,但在表现方式和遭际命运上又有不同和互补的一面。
(3)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反复皴染,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精雕细凿地刻画人物。如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雪雁送手炉等生活细节把林黛玉的敏感、尖酸的“小性儿”表现得淋漓尽致。
(4)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反复刻画、渲染、衬托,而对一些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能通过几笔的速写,勾勒出人物鲜明的轮廓。如贾琏与鲍二家的通奸,让两个小丫头放风,凤姐、平儿回来,两个小丫头,一个吓得“回身就跑”,一个见躲不过,“越性跑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只这个简单的细节,就把两个性格不同的丫头勾画出来了。
- 性格内涵的丰富性 :《红楼梦》完全改变了过去古代小说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
(1)作者把王熙凤放在广阔的社会联系中,从各个生活侧面给予反复渲染,随着情节的发展,构成她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完整性高度统一的性格整体,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总之,一方面是当权的奶奶,治家的干才,似乎是支撑这个钟鼎之家的顶梁柱;另一方面又是舞弊的班头,营私的里手,是从内部蚀空贾府的大蛀虫。治家与败家构成了她性格中的一对矛盾。她要求尽情享受,为了金钱、权威而玩弄权术,置人死地,阴险毒辣;同时,也要求在精神上满足优越感,她那灵巧的机智、诙谐的谈吐、快活的笑声,确实令人叹服。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既使人觉得可憎可惧,又有时使人感到可亲可近的人物形象。
作者写她与贾母、王夫人的关系,主要表现她对贾母等人的逢迎,以取得她们的宠信,巩固自己的地位,既突出了虚伪与做作,又表现了机敏诙谐、泼辣豪爽。写她与荣宁二府的贾氏姊妹、妯娌、侄媳之间的关系,则是以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对她们采取远近亲疏的不同态度,表现她自私和权诈的性格。写她与贾琏的关系,表现夫妻之间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双重人格。写她与尤二姐的关系,表现“外作贤良,内藏奸滑”的两面手法。写她与贾府大小管家、奴婢下人的关系,表现她笼络利用与压制虐待并用的统治手段。写她与贾府外部的关系,表现她勾通官府,胡作非为的性格。
(2)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还表现在贾探春有胆有识,有才有智,她对封建大家庭自杀自灭的预言,击中要害,使人感到清醒;她的理家,使人佩服;她的豪爽,使人感到可爱;在抄检大观园时,她的作为使人感到扬眉吐气,但她对维护封建纲纪的坚定和无情,又常常使人感到讨厌,因此,探春也成了《红楼梦》中争论不休的人物。所谓“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等,正是性格中不同因素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写出了真实的人物。
- 展示出心灵:
首先,《红楼梦》写出人物心灵深处情感因素与理性因素的真实搏斗。宝钗一方面想把自己塑造成“完美”的淑女的形象,这是她的真实的社会欲求,但是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有生命的人,她不能摆脱生命赋予的本性。于是两种欲求便在心灵深处发生冲突:一方面,作为一个少女,面对着神采飘逸的富贵公子宝玉,产生爱慕之情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又用理性原则掩埋爱的心迹。
其次,作者善于表现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宝黛之间的爱情,可谓心心相印,刻骨铭心。然而,他们却爱得那样痛苦,那样哀怨:欲得真心,却瞒起真心,以假意试探,结果求近之心,反成疏远之意,求爱之意,反成生怨之因。四十五回,宝玉冒着雨去看望黛玉,黛玉从无心到多心,多心含有心,后又转为伤心,心理流程描写得十分真切动人。
《红楼梦》的叙事艺术
- 写实与诗化融合 :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和把握现实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既是悲凉慷慨的挽歌又充满青春的激情。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著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红楼梦》又不同于严格的写实主义小说,作者是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
(1)作品借景抒情,移情于景,从而创造出诗画一体的优美意境,把作品所要歌颂的爱情、青春和生命加以诗化,唱出了美被毁灭的悲歌。
(2)象征手法的运用,引领读者伴随弦外之音,去参透人生的奥秘,也使作品像诗一样具有含蓄、朦胧的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引起几百年来不断的猜想、思索,成为长久的探索的课题。《红楼梦》里的象征除一般的观念象征,如用翠竹象征黛玉的孤标傲世的人格,用花谢花飞、红消香断象征少女的离情伤感和红颜薄命之外,更有创造性的是整体象征和情绪象征。整体象征如石头,既是石又是人的双重含义,造成了小说双重层次的艺术世界,一个是以人间故事为代表的写实的具象世界,一个是以石头阐明的意象世界,两者的复合和交织,便使作品所提供的美学启迪意义呈现出多义性。
- 浑融一体的网状结构 :
曹雪芹比较彻底地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青埂峰下的顽石由一僧一道携入红尘,经历了人间的悲欢离合,又由一僧一道携归青埂峰下,这在全书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契合天地循环的圆形的结构。在这个神话世界的统摄之下,以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为舞台,着重展开了宝、黛爱情的产生、发展及其悲剧结局,同时,体现了贾府及整个社会这个现实世界由盛而衰的没落过程。从爱情悲剧来看,贾府的盛衰是这个悲剧产生的典型环境;从贾府的盛衰方面看,贾府的衰败趋势促进了叛逆者爱情的滋生,叛逆者的爱情又给贾府以巨大的冲击,加速了它的败落。这样全书三个世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交叉重叠的宏大结构。
- 叙事视角的变换 :《红楼梦》采用“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注此写彼,手挥目送”的方法,使每一个情节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故事和画面之间的转换非常自然,不着痕迹。例如,周瑞家的送宫花介绍了宝钗不爱花儿粉儿的性格;见到了香菱,交代了葫芦案里英莲的下落;见到惜春与智能,伏下了惜春出家的结局;最后送到黛玉处,黛玉多心而尖刻的性格跃然纸上。由寻找黛玉到黛玉葬花,中间情节、场景多次转换,不断地推进情节的进展,在情节进展中展开了宝钗、小红、凤姐、晴雯、黛玉的性格描写。情节转换和运转就如同百道溪流时分时合地顺着一个方向蜿蜒流泻,只见奔流而不见生硬、中断或牵合之处。
(1)《红楼梦》把大小事件错综结合着写,小矛盾凝聚成大矛盾,小事件积累成大事件,一段平静生活之后,就有一个浪头打来,虽然都是日常的生活,但仍是波澜起伏、情趣盎然。《红楼梦》就是以元春探亲、宝玉挨打、抄检大观园、黛死钗嫁等重大事件为分水岭,把大大小小的事件和人物组织起来,条理清晰,首尾连贯,各个事件互为因果,连环勾牵,毫不间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线索可以从这幅天然的织锦中抽得出来。
(2)甄士隐联系着神话世界和现实世界,贾雨村一头联系着甄士隐,一头联系着贾府。他们两人升沉好坏,出世入世两相对照,甄贾二宝玉又两相映衬,使作品呈现出亦真亦假的变化,使神话世界、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叠映交融,形成一体,对全书作出理性的阐释。
(3)《红楼梦》虽然还残留了说书人叙事的痕迹,但作者与叙述者分离,作者退隐到幕后,由作者创造的虚拟化以至角色化的叙述人来叙事,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自觉采用了颇有现代意味的叙述人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变,既便于作者尽量避免直接介入,又便于作者根据不同的审美需要和构思来创造不同的叙述人,有利于体现作家的个人风格,有利于展示人物的真实面貌,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刻的心理描写,达到人物个性化的目的。
(4)《红楼梦》不但在叙述者问题上突破了说书人叙事的传统,而且在叙述角度上也创造性地以叙述人多角度复合叙述,取代了说书人单一的全知角度的叙述。叙述人叙述视点的自由转换进一步改变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例如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荣国府,从全知视角展开叙述,在此基础上,穿插了初进贾府的林黛玉的视角,通过她的眼睛和感受来看贾府众人,又通过贾府众人的眼睛和感受来看林黛玉,叙述人和叙述视角在林黛玉和众人之间频繁地转移。
- 个性化的文学语言:《红楼梦》以北方口语为基础,融汇了古典书面语言的精粹,经过作家高度提炼加工,形成生动形象、准确精练、自然流畅有生活气息和感染力的文学语言。《红楼梦》的叙述语言是接近口语的通俗浅显的北方官话,它用词准确生动、新鲜传神,富有立体感。描写人物神态时,把人物的动作感情和心灵状态都描摹了出来。描写风景时,则别具一番情趣,有强烈的抒情气氛,有浓厚的诗情画意。描写场面时,又写得生动活泼,富有立体感。如四十回,写刘姥姥装疯卖傻,给贾府人们逗笑:
《红楼梦》的人物语言达到个性化的高度,最为人们所称道。书中人物语言能准确地显示人物的身份和地位,能形神兼备他表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黛玉语言机敏、尖利;宝钗语言圆融、平稳;湘云语言爽快、坦诚;宝玉的语言温和、奇特,常有“呆话”;贾政的语言则装腔作势,枯燥乏味;晴雯的语言锋芒毕露;凤姐的语言机智诙谐,妙语连珠。如四十七回,凤姐、薛姨妈陪贾母打牌
对主要人物的语言,既注意写出其主体特征,又适应多样化,复杂化的性格因素,如实地写出这种主体因素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现,不同的语言色彩。如凤姐平时语言风趣诙谐,但在大闹宁国府时,却因感情失控而变得杀气腾腾;宝钗平日语言稳重平和,但偶然也会因受伤害而出语激愤;黛玉平时语言尖利,但向宝玉敞开心扉时,却情语绵绵,真挚动人。
试述《红楼梦》的悲剧意义。
曹雪芹的《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他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层到深层的悲剧意蕴。
一.社会悲剧。《红楼梦》写出了由家庭悲剧构成的社会悲剧。它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本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事件,写出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悲剧命运。
1. 封建官僚家庭政治上的腐败是他们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如“护官符”的作用,点出“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
2. 从生活的穷奢极欲写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溃的结局。如一顿螃蟹宴便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奢侈和荒淫是分不开的,贾府的淫乱无耻已经到了乱伦的地步。
3. 作者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动描写,揭示出封建家庭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贾宝玉的形象在贾府的社会悲剧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社会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关系。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也是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由于无法找到自己理想的社会道路,他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爱情生活上来。
二.道德文化悲剧。儒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思想,它的突出要点就在于一方面它用“仁爱”来作为每一个人的道德信念和行为准则,又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服从原则,这是要以牺牲个性价值为代价的。
作者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从贵族后裔身上看到儒家思想的失败,青年女子的不幸命运,往往也可以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原因。如薛宝钗尽管是婚姻上的胜利者,然而在个人自我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作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标准的淑女形象,她只是以压抑个性去服从社会和家庭。
三.人生悲剧。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思考生命的本质,《红楼梦》在悲剧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达到中国悲剧作品的顶峰。
《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王国维认为解脱悲剧有两种,其中一种是看破红尘而出世,这种解脱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平和的,而高出这种解脱的是贾宝玉,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类的痛苦,从而得到解脱之道的。
试述《红楼梦》对自然主义突破的写法。
《红楼梦》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小说的观念,同时打破其束缚,对才子佳人的批评,从而在作品中表现全新的面貌。
1.《红》继承传统的写法并加以发展,不追求曲折离奇的故事,而以家庭琐事、儿女之事为内容,这一写法直接继承《金瓶梅》写表现日常生活,但抛开《金》的自然主义,并自觉避免才子佳人小说的公式化,更多带有典型化、概括化,因此具有艺术感,比中国传统小说更丰富。
2.在曹雪芹看来,男女之间感情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肉体结合的快感,而在于精神境界的沟通和契合。他反对象《金瓶梅》和猥亵小说那样津津乐道于男女交媾细节的描写。他提出贾宝玉的“意淫”、“情不情”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