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比兴手法的拓展。它把《诗经》片段的比兴发展成为长篇诗歌中比兴的连续使用，还把《诗经》那种喻象、喻体各自独立的单纯比喻合二为一。在《诗经》基础上拓展的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我国文学中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影响深远。
四． 结构特点。全诗都围绕着，诗人忠贞不渝的故国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来谋篇布局的。前半部分回顾历史，实写；后半部分对理想之实现的探索，虚写。
五． 形式和语言特色。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成为一种句式长短不拘、韵句散语相间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离骚》后半部分表现诗人的思想活动，往往设为主客问答，铺排描写。语言丰富多彩、双声叠韵比比皆是。
简述《九歌》艺术表现的特点。
一、《九歌》：巫祭文化 ：屈原在《九歌》中既写出了神的灵异，更写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统一在一起。如《湘君》、《湘夫人》，表现湘水之神相互爱慕追求却终于不遇的波折变化的心境。抒写神与神之间、神与人之间的恋爱故事，使祭神歌曲带有侬侬的人间情味。《九歌》中，《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楚地以舜妃娥皇、女英附丽在她们身上），《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属于人鬼
二、缠绵哀婉的风格 ： 叙写神灵的活动和神灵的情感，描绘神灵的环境和气氛，是一种清新幽眇的境界。如《山鬼》中众多的景物描写：林深杳冥，白日昏暗，淫雨连绵，猿啾狖鸣，风木悲号，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真切地表现了山鬼的孤独和绝望之情。《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尤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
三、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首先它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
《九章》：记事、抒情与写景
- 内容：
《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9篇作品。《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全篇比兴，四言体，显然是受《诗经》艺术手法的影响。《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所作，故诗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时所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中记述了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绪转为激烈，声调慷慨，尽情地倾诉了自己的悲愤：
- 艺术特点：
总之，《九章》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为我们研究屈原生平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天问》
《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激情，这是《天问》的特点。
《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艳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徕楚怀王的亡魂。其艺术特点如下：
一． 结构精密完美。依据方位和事物层层铺叙渲染的表现方式。
二． 长于铺排描摹，例如它写四方的恐怖，罗列众多可怕的事物，还描绘出它们可怕的形象。
试叙楚辞产生的相关要素。
一． 与楚声、楚歌有直接联系。楚辞即使不能歌唱，也要用“楚声”来诵读。楚辞的许多诗篇都有“乱”辞，它们都是乐曲的组成部分，更表明楚辞与楚乐有亲密关系。
二． 楚辞的产生与楚国民间“巫歌”关系密切。宗教的歌舞，对楚辞有几个方面的直接影响：
1．《九歌》就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2．祭神仪式中，巫师装扮成不同的神祗，载歌载舞，就像戏剧一样。这样神秘浪漫而具有故事性的歌舞，对楚辞的构思和表现都有影响。如《离骚》写恶咸降神。
3．民间祭神巫歌，富有神奇的想象或幻想，孕育着丰富的神话故事，这些都成为楚辞的养料和特征。如《九歌》中的神鬼，《离骚》中的天界。
三． 楚辞中充满着楚地风物的描写，使用着地道的楚地方言等。
四． 楚辞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新的时代环境下，诞生于楚国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新诗体。
以上种种，说明楚辞确乎是楚文化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试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一． 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如《离骚》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复。
二． 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有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三． 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试论《九辩》的艺术特色极其与《离骚》思想、艺术上的异同。
一．《九辩》的思想境界不及《离骚》尽管它也有自标高洁的咏叹和批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种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面对不平际遇，他采取退守保身的态度，甚至有感恩阿谀之嫌。
二．表现看，《九辩》不失为楚辞中一篇精品。
A． 长于铺排描摹，并在描绘中创造较为圆融的意境。如开头那段广为传涌的文字，渲染秋气之肃杀肃瑟，草木衰落、山空水瘦，天高气清的空阔凄疏之景等。诗人的际遇悲伤之感，被肃杀凄凉的秋景烘托得更加深切浓重。
B． 细致入微的刻画描写。写落木之枝萎叶衰，从叶片到枝干，由形态到色彩，都刻画得细微真切。
C． 《九辩》的造语用词也很可称道。韵散相间，长短不拘，参差错落，抑扬变化。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
屈赋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也有着巨大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 宋玉等楚辞作家
宋玉所作的，有收入《楚辞》中的《九辩》，收入《昭明文选》中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谗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黑暗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
- 屈原人格力量的垂范
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他那砥励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屈原的遭遇是中国封建时代正直的文人士子普遍经历过的，因此，屈原的精神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可以说，哪里有士子之不遇，哪里就有屈原的英魂，屈原精神成了安顿历代文人士子的痛苦心灵的家园。屈原以其卓越的人格力量和深沉悲壮的情怀，鼓舞并感召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屈原由于其忧愤深广的爱国情怀，尤其是他为了理想而顽强不屈地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精神，早已突破了儒家明哲保身、温柔敦厚等处世原则，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一股深沉而刚烈之气，培养了中国士人主动承担历史责任的勇气。这是屈原及其辞赋对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 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
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浪漫精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离骚》中那一次次壮观的天界之游，望舒先驱，飞廉奔属，想象极为大胆奇特，使得屈原的自我形象显得高大明洁，激动人心。中国古代神话由于种种原因，传世较少，而《楚辞》，尤其是《天问》是我国神话材料保存得较为集中的。《离骚》、《九歌》、《招魂》中都有不少神话或神话形象，使得诗歌显出飘渺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对李白、李贺等后世诗人有巨大的影响。
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内涵更加丰富，也更有艺术魅力。由于屈原卓越的创造能力，使香草美人意象结合着屈原的生平遭遇、人格精神和情感经历，从而更富有现实感，也更加充实，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并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
第二编 秦汉文学
第一章 秦汉散文
汉代作家群体的生成
解读文学典籍的时尚，献纳辞赋的风气：汉代的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五经为主，其中就有《诗经》这部文学作品。
汉代采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提供了许多机遇。
西汉武、宣、元、成诸帝都是文学爱好者，其中武帝还有诗赋传世。由此形成了向天子进献辞赋的制度。
汉代诸侯王、天子和外戚对文人的招纳任用，对广大士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使他们把文学创作当成博取功名的一种手段，并借助上层贵族的权势而聚集起来。
乐府、东观、鸿都门学的设立：两汉某些文化机构的设立，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机关，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后汉的洛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许多著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
游学游宦的兴盛：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风气，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西汉早期，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
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一、包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帝国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现对象、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二、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和圣主贤臣理想
三、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由西汉昌盛期的重视外在情势、机遇，转到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到了东汉的衰落期，文人们则由功名未立而嗟叹生命的短促
四、批判与赞颂的更迭 ：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一次循环。不过，和前期的历史批判相比，后期对现实的批判更具有深度、广度和力度。
五、文人的独立和依附 ：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
六、从浪漫到现实： 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相互促进：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先河。
辞赋合流：许多楚辞类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汉代的五言诗、七言诗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第三章 汉代辞赋
名词解释：骚体赋
汉代初期赋得形式，以抒情为主，体制基本与先秦的楚辞相同，如贾谊《吊屈原赋》、《鵩鸟赋》、严戒《哀时命》、淮南小山《招隐士》等。
简述枚乘开创大赋体式的《七发》及其特点。
一、《七发》的基本内容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七发》最为著名。《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紧接着，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吴客的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其与太子耽乐其间的生活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不论吴客如何渲染，还是无法激发太子的兴趣。吴客所渲染的上述生活都属于“宫居而闺处”的范围。随即，吴客引导太子越过宫墙，以较有益于健康的贵族生活方式启发太子。他讲述田猎的盛况，他讲述曲江观涛的恢宏气象。对这两方面生活，太子有兴趣，有起色，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但却为身体所限，不能参与。最后，吴客建议为太子请像前代著名思想家那样的“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致“天下要言妙道”，太子据几而起，霍然病已。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鲜明的比照。对此，无论读者还是作品中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同时，与其所讲述的田猎、观涛两方面生活的描写构成跌宕之势，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程度，都有不同。
《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这是劝戒膏梁子弟的一篇成功之作。
二、《七发》的继承与革新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1）吴客在陈述贵族子弟腐化享乐生活的害处时，有一段精彩的概括：这表明《七发》中吴客用以劝谏楚太子的养生理论，和《吕氏春秋·本生》的论述一脉相承，《七发》借鉴了《吕氏春秋》。其实，《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论多是养生全性之事，从那里可以找到《七发》的理论渊源。
（2）《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3）《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和《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上述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回归；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
（4）《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暴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6）《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
《子虚赋》、《上林赋》
一、思想内容
《子虚赋》、《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畋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写楚臣子虚使于齐，齐王盛待子虚，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猎。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在他看来，地域的辽远、物产的繁富和对于物质享乐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养无法相比，是不值得称道的。从他对子虚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责任定位在传播自己国家的强盛和君主的道德、声誉上。而子虚在齐王面前的所作所为，恰恰是诸侯之间的比强斗富，是已经过时的思想观念所支配。作品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靡、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彰君恶”诸语表现出较鲜明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奢侈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上林赋》中，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亡是公所描绘的盛世景象成为“猎乃可喜”的前提条件。他不再停止于乌有先生所力主的对道义的追求，而是从天子对后世子孙的垂范作用，从天子对人民、对社稷所负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猎之事。他要以自己构想出的盛世蓝图及对畋猎的态度诱导君主，以达到讽谏的目的。
思想内容：这种开拓的宇宙，巨大的乾坤，总揽人物，宏厚而雄伟的铺陈夸张描写，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之际的占有和征服的骄傲，也展示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生机。
二、艺术特色
盛世景象的艺术显现 ：作者极写上林苑囿的广阔，天子畋猎声势的浩大，离宫别馆声色的淫乐。描写上林苑的文学占据了作品的绝大部分篇幅，它以浓墨重彩，生动地描绘出庞大帝国统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荣，气势充溢，信心十足；通过畋猎这一侧面，写出汉帝国中央王朝在享乐生活方面也独具坚实丰厚的物质基础。作品描绘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此处所展现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绘的上林巨丽之美有着本质的差别。这里不渲染地域的辽阔、物质的饶富、气势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潜在力量和功效。于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会又成为对上林巨丽之美的否定。
奢华生活的生动描绘 ：
讽喻的宗旨 ：
恢宏壮丽之美：《子虚赋》、《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特别是对天子畋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
汪洋恣肆与法度的和谐：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
《子虚赋》、《上林赋》的结构：
- 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
- 作品气势恢宏，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
- 这两篇作品句法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在对各种景物进行描写时，司马相如不是像枚乘那样多用长句，而是大量采用短句，描写山水用四字句，描写游猎主要用三言，音节短促，应接不暇，文采斑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度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第二章 司马迁与汉代史传散文
《史记》成书过程
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司马谈（其父）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司马迁在20岁时有过漫游的经历，到过东南一带许多地方，长途漫游使司马迁直接感受到各地民风习俗的差异，加深了对某些历史记载的理解。司马迁在漫游和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物，从他们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知识。司马迁的父亲曾任太史令，他把修史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可惜壮志未酬而与世长辞。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勉励他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史记》纪传体的通史。共写了14年，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至于七十列传，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