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不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
《史记》的人物刻画
闾巷之人的入传 :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
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富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
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史记》的风格特征
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像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司马迁还通过为悲剧人物立传,揭示了异化造成的人性扭曲。
强烈的传奇色彩: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
论述《史记》描写人物的艺术特点。
一. 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1.司马迁写人的剪裁和安排的手法。《史记》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它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写他的知人善任,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而他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它人物的传记中表现。“互见法”的使用,即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
2.在同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同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如《李将军列传》中选取四个战役构成全文的骨架,从不同侧面描述李广的性格和遭际,四个战役写出了李广的主要性格特征。
二.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鲁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
三.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四.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如《李将军列传》中杀霸陵尉的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史记》中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五.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猾。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人文精神的弘扬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散文:《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
小说与戏剧:《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第四章 汉代诗歌
两汉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两汉乐府诗丰富多彩的艺术画面:
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苦与乐的深刻揭示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爱与恨的坦率表白 :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
乐生恶死愿望的充分展现: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娴熟巧妙的叙事手法
生活镜头的选取 :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常见生活情节时别具慧眼,对于偶然性、突发性事件的捕捉也很有新意。两汉乐府诗作者在选择叙事题材时,表现出明显的尚奇倾向。对于那些来自异域的新鲜事物,诗人总是怀着惊异的目光去搜索,发现它们,并饶有兴致地写入作品。
故事情节完整曲折 :两汉乐府叙事诗多数具有比较完整的情节,而不限于撷取一二个生活片断,那些有代表性的作品都是讲述一个有头有尾、有连续情节的故事。
人物形象各具物色 :两汉乐府叙事在刻画人物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他们各具特点,绝无雷同。
叙事详略得当寓言诗的创作:两汉乐府叙事诗的娴熟技巧,还体现为叙事详略得当,繁简有法。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详写服饰仪仗而略写容貌形体。
异曲新声与诗体演变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楚声与三言、七言体
北狄、西域乐与杂言体
从四言到五言
试叙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
一.倾诉生活艰难困顿和漂泊流荡的诗,如《东门行》写一个贫民,因生活无着打算铤而走险。《妇病行》写丈夫丧妻,单独与两三个孩子艰难度日,他连给孩子买食物的钱,都要向亲友求乞。
二.反映人民厌倦战争的诗。如《十五从军征》从一个老士卒的视角,揭露战争的惨无人道。这个老兵,一生征战,年老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是已经家破人亡!这首诗,极生动鲜明地揭露了战争的残酷无情。
三.讥刺达官显贵。如《鸡鸣》描写贵族富人的显贵和奢侈,颇具漫画意味。
四.抒写爱情、婚姻。如《江南》是一首极为优美的小诗,以莲叶之“莲”谐音爱怜之“怜”,在纯洁、秀美的景色中,歌唱着同样纯洁美丽的爱情。《上邪》是爱的誓言。
总之,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抒写人民切身的情事,情深意真。
试叙汉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
一.叙事成分相对增多。
1.在叙述和抒情中插入情节,如《东门行》写贫民男子与妻子的争论过程,《妇病行》写鳏夫向亲友求乞。再如《陌上桑》写秦罗敷与太守的一段对话,就是理想化的情节。
2.汉乐府民歌写人物作为成功的,当属《陌上桑》。它写秦罗敷的美貌,先是描写其梳妆打扮、接着写路人见到罗敷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写罗敷之美,始终没有直接、正面的描写,而罗敷之美呼之欲出。
二.汉乐府民歌抒情真挚浓郁,有直述胸臆的作品,如《东门行》;同时也善于以比兴、描写的手法抒情。如《上邪》罗列五种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
三.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汉乐府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是从杂言渐趋五言,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产生了重要作用。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浅白,往往使用口语,虽浅平直白,但富于表现力。
★试叙《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出自汉代文人之手,但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游子思妇的万般情怀 :《古诗十九首》除了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是它的基本内容。二者相互补充,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诗十九首》思乡焦点则集中在妻子身上,思乡和怀内密不可分,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汇在一起的。
人生哲理的揭示 :《古诗十九首》涉及以下关系:永恒与有限的关系。人的心态与生命周期的关系。忧郁与欢乐的关系。来去亲疏的关系。
痛苦的体验和独特的感受 :由于仕途的挫折,这些士子人生追求的层次由高向低跌落,从努力实现人生不朽到满足于耳目口腹之欲,他们是在寻求某种补偿,话语虽达观,深层的悲哀仍然可以感受到。《古诗十九首》中思妇和游子的形象都是孤独的,不过,和游子相比,思妇显得更加孤独。游子有良宵会、有赏歌听曲的机会,还可以驱车出游,而思妇却只能徘徊院庭,空室长叹,她们难言的寂寞经常是靠泪水冲洗。敏锐的节序感。微妙的空间感。深切的世态炎凉感。
起兴发端艺术 :《古诗十九首》是古代抒情诗的典范,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宛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
审美境界和语言技巧:《古诗十九首》许多诗篇以其情景交融、物我互化的笔法,构成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不作艰深之语,无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晓畅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浅浅寄言,深深道款,用意曲尽而造语新警,从而形成深衷浅貌的语言风格。《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又是浓缩的、积淀已久的,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丰富的表现力。诗中有许多名言警句,简洁生动,哲理深而诗意浓。
一.言有尽而意无穷,是《古诗十九首》最鲜明的特点。如《行行重行行》,从字面看去,这诗没有难懂的字句。意思似乎就是思妇想念远方的游子;但是它的含义和情感却异常丰厚。首先。如果把“游子”理解为游子自称,则此诗可以看成是游子之辞。而游子想念妻子与妻子想念游子,感情内涵是不尽相同,体会也不同。其次,这诗所抒发的离别之情,是任何人都有过的情感体验。再次,诗句看似明白实际,但它的每一句,都可以给读者留下自由联想的广阔空间。
言有尽而意无穷形成的原因:
1.抒写的情感具有普遍性,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共鸣;
2.表达情感的方式含蓄模棱两可。
3.使用比兴手法。
从而造成它“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色。
二.质朴自然,没有雕饰的痕迹。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象都是信手拈来。如《涉江采芙蓉》,写游子思乡思亲的感情,感情极其纯真,没有杂质。
三.描写的景物、情境非常切合,能够形成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去者日已疏》,写时光蹉跎的悲慨和孤凄的四乡情感。
1.以白描手法,写出门所见的景象:荒凉的坟墓,悲鸣的白杨。
2.比兴手法的运用,如《迢迢牵牛星》,整首诗都是写牛郎织女的传说,却把现实生活中游子思妇的离别情感也融会进去。
3.以象征手法创造圆融艺术境界,如《西北有高楼》,这首诗写楼的高美,曲的悲凉,人的孤独,其实正是作者自身及其生存状态的象征。
四.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练准确,如《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写相思令人憔悴。较多使用叠字,如《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
试叙《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背景及主要内容。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离情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的基本情感内容。
一.离情别绪,表现为思乡和怀人。
1.游子的思乡情怀,如《涉江采芙蓉》:“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2.思乡的根底,是思念家乡的亲人。如《涉江采芙蓉》写游子想念家乡的妻子,要采摘花草寄送相思。
二.思妇的闺思和愁怨,展示她们婉曲复杂的心态。这些作品可能是游子琢磨思妇的心态创作的。《迢迢牵牛星》写白昼到夜晚,思妇无心织布,遥望星河想着牛郎织女,只是悲叹、流泪。可以想见她思念游子的深切。
三.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
1.有宫掖迟滞的失意,如《回车驾言迈》。
2.有世态炎凉的感受,如《明月皎夜光》。
3.人生的飘忽如寄。
四.还表现了汉末下层士人对人生的某些观念。游宦的挫折,人生的失意,使他们面对现实,审时度势,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他们想要摆脱虚名的困缚。
五.《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并不是玩物丧志。他们背井离乡,本是要求功名,但是经历了挫折和失落后,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在种种人生的价值取向中,他们更看重生存的价值。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文学
文学的自觉与文学批评的兴盛
文学自觉的标志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 :魏晋以后的人物品评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在预言性和政治、道德的评议外,增加了许多审美的成分,为已经享名的人物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加以品题。
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纂 :总集的编纂是文体辨析的自然结果。
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新的文学思潮: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着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这一代新人所追求的那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就是魏晋风流。这是“玄”的心灵世界的外观,也是那个乱世之下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风流是在乱世的环境中对汉儒为人准则的一种否定,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
第一章 建安风骨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粲、刘桢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于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组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
名词解释: 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建安诗坛,指汉末魏初时期诗歌。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此时期作家众多,诗作丰富,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简述曹操诗歌思想内容及创作成就。
一.曹操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造的全盛局面。借古题写新事,如《薤露》、《蒿里》,乐府旧辞皆为挽歌,曹操却用悲凉苦恨之调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曹操乐府较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二.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诗特别能表现出他的个性,有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本色质朴但抒情浓郁,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向、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悲歌慷慨,气韵沉雄。如《短歌行》写得高远阔大,有君临天下之气度,与坚若磐石的信心和意志,能激发起读者积极向上的奋进精神。曹操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诗风,而且还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气,钟嵘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简述曹丕诗歌的特点。
第一类为宴游诗,如写夜游铜雀园的《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第二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败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杂诗》二首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
《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七子”。
试论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诗的思想内容
一、曹植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此诗赞赏幽并游侠儿的高超武艺和爱国精神,寄托了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
二、曹植后期诗歌,主要是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其内容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赠白马王彪》,诗中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地悼念。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如《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种葛篇》、《杂诗》。第三类是述志诗。曹植用世之心,在黄初以后屡屡诉诸诗赋,《杂诗》(“仆夫早严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但报国无门:“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 第四类是游仙诗。曹植在现实世界中处处碰壁,深感时光流逝,功业无成,幻想在神仙世界中得到解脱,于是写下了许多游仙诗,如《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等。可见曹植的游仙诗,实际上是其忧生之心、忧患之词
曹植诗的艺术成就 :
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他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五言诗的发展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窈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