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  （1）国际制度是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虽然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所谓进程，就是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影响国际进程的体系因素有两个：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因此可以假定国际体系结构为常数。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2）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即，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仍然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行为取向，导致这些不同行为和不同行为取向的是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3）国际制度促进合作。在承认无政府逻辑和体系结构重要性的同时，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家可以以绝对收益为基本考虑，国际制度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导致国家的实质性合作。而新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使国家在整体上趋于不合作，相对收益是国家考虑的主要问题，国际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减弱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因此不能导致根本的国家间合作。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比较

一体化的功能主义理论  创立者为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其代表作是《有效的和平体制》（A Working Peace System）。米特兰尼认为，20世纪，技术问题日益增加。解决这些问题无须借助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的民族主义，而需要相关技术专家根据具体的需要或功能实现跨国合作，这样的合作将促进合作网络、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形成和巩固。由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在某一功能领域合作的成功将会推动相关国家合作态度的改变，从而实现合作领域的扩展和合作程度的深化，进而使和平规范得以创立，从而减少战争并最终消灭战争。

新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继承了功能主义思想，其关注的重点是欧盟，特别是欧盟制度的发展过程。新功能主义强调，福利问题与权力问题不可分割，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人物是推动一体化的关键人物。如果精英们认为，可以从某一超国家组织的活动中获得好处，比如预期到拆除贸易壁垒后，市场将扩大，利润将增加，他们就可能与国外有类似思想的精英进行跨国合作。此外，政府领导人也在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参与，专家们的工作无人理睬，难以完成。因此，为满足特定的需要，各国官僚机构中的专家进行合作是推动一体化最有效的方式。外溢（spillover）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即一体化过程中一个领域的问题将会提出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或要求另一个领域的解决办法，因此，一体化必然向外延伸，能从一个部门外溢到另一个部门。新功能主义认为，在一体化的初始阶段，外溢仅发生在不同的功能性任务中，但随着中心机构的成长，外溢逐渐会扩展到政治领域，一旦清除了实质性的障碍，中心机构外溢的速度将明显加快，最终将逐步形成超越主权国家的政治共同体。

地区主义   总体上是一种强化各种联系的趋势，常常是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为了发展它们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与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地区主义建构需要一定的条件。（1）形成共同意识。这些国家常常认同地区的地理空间，文化的相似性或者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威胁观念和共同的政治体系与价值等方面将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或共同体感。（2）形成共同的制度化框架。通常这种制度化框架最终的体现是形成正式的地区组织，但地区组织构建是现代地区主义的基本层面，而制度的建设是地区主义的核心，制度框架可以促进成员国沟通信息、增进理解，减少成员国制定相关政策的交易成本。（3）成员国形成共同行为取向。共同意识和共同制度化框架将促使成员国的行为趋同。这些共同行为取向将使成员国形成一致的政策决策, 共同面对本地区之外行为体，增加成员国对外部的权势，强化地区主义共同特性。

二战后地区组织的发展主要有三种形式：（1）综合性地区组织，是指其广泛的行动和目标跨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这种两分法界线的地区组织，如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2）军事联盟型组织，是指那些以军事政治为中心定位，提供反对外部行为者的安全性组织。（3）功能性组织是指那些提供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安全因素的组织，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冷战之后，地区主义不再局限于相当狭隘的安全和经济目标。它所关注的内容和要求实现的目标不断增加，涉及建立在地区基础上包括人权、民主、环境和社会正义的跨国社会和文化网络等方面。随着内容和目标的增加与扩展,它体现了对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性。亚洲地区主义面临的问题：（１）地区认同感弱；国家目标不明确；缺乏主导力量。

多边主义　依据普遍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国家是多边主义的基本行为体，协调国家是制度性多边主义的基本功能，寻求国家间合作是多边主义的主要目的。

全球治理　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ｒｅｇｉｍｅｓ)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五个：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一些学者把这些要素分解成五个问题：为什么治理？依靠什么治理或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１）全球治理的价值，就是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们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从这些倡导者的眼光看来,这些价值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２）全球规制(ｇｌｏｂａｌｒｅｇｉｍｅｓ)就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具体地说,国际规制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规制在全球治理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因为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确实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全球治理便无从说起。（３）全球治理的主体或者说基本单元,指的是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概括地说,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４）全球治理的对象，包括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跨国性问题。这些问题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而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目前各国学者提出的需要通过全球治理机制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类：1)全球安全，包括国家间或区域性的武装冲突、核武器的生产与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交易、非防卫性军事力量的兴起等；2)生态环境，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污染源的控制、稀有动植物的保护,如国际石油资源的开采、向大海倾倒废物、空气污染物的越境排放、有毒废料的国际运输、臭氧衰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渔业捕捞、濒危动植物种、气候变化等等；3)国际经济,包括全球金融市场、贫富两极分化、全球经济安全、公平竞争、债务危机、跨国交通、国际汇率等等；4)跨国犯罪,例如走私、非法移民、毒品交易、贩卖人口、国际恐怖活动等等；5)基本人权,例如种族灭绝、对平民的屠杀、疾病的传染、饥饿与贫困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公正等等。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到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

艾利森决策三模式：理性选择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官僚政治模式。

（1）理性选择模式，它把决策者视为具有最大限度理性的人，整个决策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理智过程，即决策者始终要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决策的一般程序是：认定形势；选取目标；探求方案；做出决策。有限理性模式：又称理性过程模式，是对古典决策模式的实用化，以有限合理代替完全合理，以满意原则代替最佳原则。决策的一般程序是：形势判断；确定满意目标，选择一个符合最低要求的方案。(2) 组织过程模式：决策是通过政府的各个部门提出不同意见，最后做出选择。(3)官僚政治模式：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最后决策是竞争、妥协和选择的结果。(4) 危机决策：针对突发性国际危机做出的决策，通常的决策程序是：接受信号、做出反应、信号反馈、修正目标、再做出反应，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逐步调整、逐步接近事实。危机决策采用高度集中的方式。

贸易和平论（贸易自由主义）。（1）对外贸易是获得主导权更为有效的手段。有史以来，国家一直通过军事手段和领土扩张寻求权力。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崛起，这些国家获得主导权、实现繁荣的手段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相对而言，这些手段比武力扩张更为有效、更为划算。（2）为什么使用武力的成本上升、效用下降呢？罗斯克兰斯认为，首要的原因是现代化改变了经济生产的特点和基础。较早时期，拥有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是成为强国的关键。今天，高素质的劳动力、对信息的获得和资本是成功的关键。二战后，最为成功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军事政治策略，即军事上军费开支巨大，经济上自给自足。相反，他们选择的策略是推进国际分工，加强相互依存。而美苏依然奉行传统的策略，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3）冷战结束使传统策略的急迫性下降，贸易立国的策略愈加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现实中，现代国家重新选择传统的策略，进行军备竞赛和暴力对抗的风险仍然存在，但可能性不大。

民主和平论  （1）虽然不能说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的冲突倾向更弱，但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开战。（2）原因：行为规范(normative)模式认为，民主国家里，解决内部冲突的方法是妥协，而不是把对手消灭，这种民主政治的规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得到了外部化。民主国家通常根据民主价值观，理性地与对方和解，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冲突则由非民主国家的规范支配，因为非民主国家倾向于利用民主国家的温和天性，强行解决问题。结构(structural)模式认为，其原因是民主国家的战争动员过程相当困难和麻烦。除非最后不得不做出战争选择，否则民主过程的复杂性会使领导人不愿意进行动员，发动战争；民主的双方会拿出足够的时间，使外交官能够找到解决冲突的非军事办法。相反，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进行战争动员时受到的结构约束很少，他们也不大关心民意，因此他们更容易将冲突迅速升级到暴力水平。

国际社会  （1）布尔将其定义为，“一个由国家组成的集团(或者更一般地讲，一个由独立的政治共同体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不只构成了一个体系(即每个个体的行为都构成其他个体权衡的必要因素)，而且通过对话和共同规则及制度，建立了引导相互关系及行为的准则，使所有成员都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在于维护这些安排。” （2）在这种国际社会里，主权国家在交往中遵循特定的准则，服从一定的目标，从事彼此间的合作，形成一种特殊的共同体。与这种国际社会相适应的国际关系，特别需要尊重道德和国际法，需要建立起一整套与之相关联的运行机制和国际规范。这样，“国际关系一个未言明的事实是，它既不是霍布斯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下的相互冲突局面，也不是康德所说的简单超越国际无政府状态、实现联邦制或其他形式的自由联合，而是主权国家在没有统一国际政府情况下的合作与协调式的共处。”

国际秩序   （1）布尔认为，无政府社会的要点是促进和保护国际秩序，国际秩序被界定为国际活动的一种模式或安排，它支持国际社会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或普遍的目标。（2）他确定了四种目标：维持国际社会；拥护成员国的独立；维护和平；帮助保护所有社会生活的规范基础，包括限制暴力(体现在战争法中)、信守承诺(体现在互惠性原则中)及所有权的稳定性(体现在相互承认国家主权的原则中)。布尔认为这些都是无政府社会的最根本目标，所有这些目标都具有道义性特点，它们不仅仅是手段性的或完全自利性的，既是为他人也是为自己。（3）布尔还区分了世界政治的三种秩序：一是“社会生活秩序”(ｏｒｄｅｒ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ｆｅ)，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它都是人类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二是“国际秩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ｄｅｒ)，它是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秩序；三是“世界秩序”(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它是作为整体的全人类之间的秩序。他进一步指出，“世界秩序比国际秩序更重要、更根本，因为整个人类大社会的最终单位不是国家，而是单个的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只是暂时的———它们仅仅是人类关系的历史性安排，但是“单个的个人……是永久的和不可毁灭的，在某种意义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则不是”。

国际正义  （1）是指授予国家和民族权利和义务(如自决权利、不干涉权利和所有主权国家被平等对待的权利)的道义准则。（2）“交换正义”(ｃｏｍｍｕｔａ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交换正义是关于程序和互惠的正义，它包括国家间要求和反要求的过程。国家如同市场中的公司，每个公司在经济竞争的框架内尽最大努力争取成功，这预先假定了一个公平的比赛场地：所有的公司都根据市场的相同规则比赛；同样，所有的国家按照国际社会的同一规则比赛，正义就是比赛规则的公平性，即同样的规则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任何人。国际社会的比赛规则通过国际法和外交实践来表达。这就是交换正义，它是国际正义的主要形式。（3）“分配正义”(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ｊｕｓｔｉｃｅ)。分配正义是关于好处的，它涉及好处应当如何在国家间分配的问题。分配正义就强调：穷国和弱国应得到特别待遇，如发展援助等。这意味着不是所有国家都按照相同的规则进行比赛，有些国家取得特殊待遇。与交换正义相比，分配正义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分配正义涉及的规范事务获得解决的最合适框架是主权国家，分配正义通常被理解为国内政治事务而不是国际政治事务。但是，随着全球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配正义的问题已经日益侵蚀到国际关系中。（4）世界政治中三个层次的正义：一是“国际正义”，它基本上包括国家主权平等的观念；二是“个人正义”，它基本上是涉及人权的思想；三是“世界正义”，它基本上包括对整个世界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或好的，如在全球环境标准上表现很明显。从历史上看，国际正义通常在世界政治中占主导，自20世纪起，后两种层次的正义已经变得更突出，但它们还没有取代国际正义这个层次，因为世界政治中的大多数正义问题仍然是在国际正义的层次上阐述的。

秩序更具有根本性，“秩序是实现其他价值的条件”，即秩序优先于正义。但他特别强调这只是个一般性的论断，在特定情况下正义也许是第一位的。例如，人们普遍认为，有关亚非一些民族的自决和国家主权的国际正义在道义上优先于西方殖民主义在那些地区的国际秩序。这里，布尔的主要观点是世界政治既涉及秩序又包括正义问题，如果只专注一种价值而排斥另一种价值，就不能充分理解世界政治。

人权理论   （1）国际社会中，一方面，国家应当相互尊重独立，这是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不仅涉及国家，而且涉及个人，不管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人权。（2）在不干涉权利和人权之间有时会有冲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价值中哪些应当有优先权?如果人权在一国内部受到大规模侵害，能否有一种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社会学派对这些问题主要作出了两种回答：一是多元主义(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的回答，它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认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授予了主权国家，个人仅有他们自己国家所给予的权利。因此，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总是第一位的，国家无权因人道理由干涉他国。二是社会连带主义(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ｓｍ)的回答，强调作为国际社会根本成员的个人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进行干预，以便缓和人类不幸的极端情况。 “这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如果某个国家因其所作所为而激起人类良知的义愤，局外人即有责任作出反应。”应当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宣称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论调与国际社会学派的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理论有密切的理论渊源。

四、马克思主义

依附   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条件受制并从属于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和经济扩张，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经济可以独立发展，而受支配的国家只有附属前者才能发展。（1）激进主义依附论。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认为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和卫星国中心—农村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外围”的发展与“外围”与“中心”的联系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张一种外围与中心“脱钩”。  阿明的理论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 （2）改良主义依附论。卡尔多索“指出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因此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3）主流依附论  多斯·桑托斯认为，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在这一时期，依附研究的重点应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当代有三种依附形态，即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

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具有单一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的实体。（1）世界体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有一个单一的世界经济作为其存在的基础。世界经济一旦形成，便围绕两个对立关系运行：一是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二是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理空间的相对位置，即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而“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则是这个体系运行的动力。资本积累过程中不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而且，也存在于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区域(ｃｅｎｔｅｒ)、半边缘区域(ｓｅｍｉ-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和边缘区域(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不等价交换”是资本主义运转的基础。（2）多重国家体系，即世界体系的政治层面。沃勒斯坦认为国家自产生起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之中，在国家体系的变化过程中存在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垄断商品，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因之成为核心国家。二是边缘地区的“边缘化”过程，即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利用不太先进的技术和过多的生产力，这些国家因之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立的是政治两极化，即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边缘区出现了弱国。这一过程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在扩张过程中，各经济角色及其地域也发生了变化，有边缘区上升为半边缘区的、半边缘区上升为中心区的正向变化，也有某些国家经济地位下降的逆向变化。（3）文明  其含义是指特殊的世界观、习惯、结构和文化等形成的整体。在这种意义上文明是多元的、历史的，是作为一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存在的。文化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已经发展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把信条个人化和普遍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尽管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前存在多种文明，但自牛顿力学产生以后，即近代革命和科学至上主义风行以来，“追求科学”成了文明的象征，这一思潮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的扩展，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明。这种文明长期压抑其他非西方文明，对于那些处于边缘区域的国家，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区域，因而对于核心区域所创造的文明处于一种微妙的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则很难享有这种文明带来的好处；如果接受则意味着放弃以前所具有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