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构主义

体系结构   温特强调建构主义是结构理论，讨论国际体系结构对体系单位的作用。但是，建构主义的结构内容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内容。华尔兹采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其结构是国家物质力量的分配(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是完全意义上的物质性结构。建构主义的结构则是社会意义上结构，是观念的分配(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ａｓ)，它的构成是行为体的共有观念，因此其核心内容不具物质主义性质。

建构主义的结构包含3个主要因素。（1）最根本的因素是共有知识。共有知识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在这个环境中，共有知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安全困境就是这样一种共有知识或曰结构：当主体间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相互猜疑，使它们总是对他者的动机和意图作出最坏的估计，那么，一旦一方增加军备，另一方势必感到威胁，结果就是安全困境。（2）物质性因素的作用。建构主义认为结构包含不可化约为观念的物质性因素，如国家的实力。但是，物质性因素本身的意义十分有限，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才能对行为体行为起到有意义的影响。(3) 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温特认为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存在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建构。这个论点强调进程，也包含了社会结构变化的可能。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是静态结构：结构总是由主要国家的实力分配构成的，所以，虽然结构的形式可以变化，可以从单极到两极到多极，但结构的实质不会变化。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观念构成的。比如，国家可以建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如果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发生了变化，观念发生了变化，国际体系的结构也就会发生变化。

三种无政府文化   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场景中通过互动产生的共同观念，是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国际体系文化就是国际社会中这些共有观念的分配，或者说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在国际关系领域里，规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实践造就的。国际体系文化的构成是由行动者之间的角色结构决定的。角色结构指行为体所相对主体的位置。国际体系中可以存在三种角色结构：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导角色结构产生不同的主导国际体系文化：敌人角色结构建构霍布斯文化，对手角色结构建构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康德文化。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ｅｎｍｉｔｙ)。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ｒｉｖａｌｒｙ)。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主权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主权。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主权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主权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

第三种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①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

虽然霍布斯、洛克、康德文化都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文化形态，但其内涵截然不同，所以，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无政府逻辑。至于哪一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则要看作为施动者的国家怎样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进行文化建构。这就是温特著名的论断：“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施动者造就结构，结构也建构施动者。

温和建构主义  （1）国际体系特征是国际文化，就是国际社会中共有观念的分配，或者说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因此，在本体论上，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是观念，是非物质性的。物质结构的确存在，但是物质结构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能具有意义。（2）在国际社会中最典型的结构特征是无政府文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预先设定无政府文化的单一性，把无政府文化作为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作为先验给定的国际体系秩序。但温特明确指出，无政府性实际上是国际社会成员———国家———造就的。国际体系文化有着多种形式，因而不具单一性质。温特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国际体系结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物质结构的意义取决于这些文化的意义。比如，霍布斯文化的意义是杀戮和被杀，在这种文化中的物质能力是用来消灭对方和保护自己的，这是典型的安全困境；而康德文化的意义是友谊，在这种文化之中同样的物质能力则可能是保护大家的。（3）国际体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第一，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建构关系。因果关系是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另一个变量也随之发生变化，两种变化有着时间的先后。如果将国际体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设定为因果关系，研究重点就是：在国家身份和利益已定的条件下，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化会导致什么样的国家行为变化。建构关系则表现了结构属性怎样构成了单位属性(身份和利益)，即国际体系文化怎样使国家成为国家、怎样使国家产生了利益，这是一种“建构”关系。这样一来，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就不是给定因素，而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温特本人认为，考虑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第二，国家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不是国家行为。由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假定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给定的，在国家体系出现以后，国家就是国家，国家利益就已经确定，所以，单位层次上的变量应该是国家在无政府环境的刺激下采取什么样的不同行为来实现既定利益。而建构主义思考的核心问题却是国际体系文化怎样使国家产生了某种身份和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建构主义不考虑国家行为，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无法避开国家行为这个问题。但是建构主义的观点是国家行为是由国家身份和利益决定的，所以，只有确定了国家身份和利益之后才可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国家的行为。第三，温特在早期论文中更多地强调能动者和结构的相互建构，但是在其试图将建构主义理论全面发展为体系理论和结构理论的时候，关注重心却已经置于体系结构对体系单位的建构作用上来了。建构主义理论的研究议程也多是分析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玛莎·费丽莫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一书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她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围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银行产生的国际体系规范是怎样被国家习得、内化并界定为自身利益的。所以，温特理论的核心可以表述为以下形式：Ｓｃ→←Ｕｉ→　　Ｕｂ其中Ｓｃ表示体系文化，Ｕｉ表示国家身份和利益，Ｕｂ表示国家行为。这一简图的第一部分表示体系文化和单位身份之间的互构。但在强调体系层次的建构主义研究设计中，这一关系图往往成为如下形式：Ｓｃ→ Ｕｉ→ Ｕｂ即由强调体系文化与国家身份的双向互构转向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的单向建构。这并不是因为结构和能动者之间的互构不复存在，而是研究人员将单位对体系的作用设定为已知或常数。进而，在这两个部分中，第一个箭头区间又是建构主义学者重点研究的问题。

行为主义 主张使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家关系，其科学哲学基础是科学实在论，主要观点包括：（1）人类行为存在着可以认知的规律；（2）通过实证研究可以检验、证实这些规律；（3）强调研究过程，注重数据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可信性；（4）研究过程中，价值中立是可能的，主张研究过程不要受价值标准影响；（5）建立不同于应用性研究的纯理论。

＊新帝国论  9·11之后，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思想或战略取向，其主要观点包括：（1）美国实力超群。当今的美国是自从罗马帝国消亡以来最为强盛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非物质领域对于其他大国都享有全面优势地位，是可以堪当“新帝国”角色的惟一超级大国。所以，美国决心接受新的挑战，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其帝国的重任。（2）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面临着全新的威胁。 至少在近期，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其他大国的挑战，而是失败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全面崩溃和失控，成为贩毒、走私、非法移民的孳生地以及恐怖主义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庇护所，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稳定的巨大威胁，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声称，在如今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来自衰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应对日益增长的‘失败国家’的威胁”，。（3）更新手段，维护美国安全，实现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稳定。传统的手段比如外交努力、经济援助乃至武力威慑都已经不再有效。例如，由于存在着广泛的腐败和国家职能的崩溃，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已经不能帮助其摆脱困境；“失败国家”，没有自己的领土和人民，传统的武力威慑政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美国将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者”，其政策选择包括：把美国的领导地位与现行国际体制下的国际合法性结合起来，摆脱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烦琐程序，建立美国主导、基本反映美国利益的国际管理体系，其中美国可以任意采取行动，其直接体现是“先发制人”战略；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