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语法鸟瞰
这里对文言语法只谈一个极其概括的轮廓。分为三个方面加以叙述：（一）句子成分；（二）词序；（三）单复数。
（一）句子成分
上古汉语句法成分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是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第二是第三人称代词一般不用作主语。
判断句，又叫作名词谓语句，就现代汉语说，也就是“是”字句。例如“孔子是鲁国人”，这就是一个判断句，“是”字是判断句中的系词。在上古汉语里，这个句子只能是“孔子，鲁人”、“孔子，鲁人也”或“孔子者，鲁人也”，不用系词“是”字。有人以为文言文里另有系词“为”字“乃”字等，那至少不是正常的情况。甚至在判断句中用了副词的时候，依现代汉语语法应该认为这些副词都是修饰系词的，而上古汉语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不用系词。例如《孟子·公孙丑上》：“子诚齐人也。”依现代汉语语法，“诚”后面应该有“是”字，但是古人在这种地方一律不用系词。
如果我们不了解上古汉语不用系词这一个语法事实，有时候会使我们对古文的语句产生误解。特别是中学生接触古文不多，误解的可能性更大。对于《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此庸夫之怒也”，很可能误解为“这个庸夫的怒”，而不懂得是“这只是庸夫的怒”。在上古时代，“是”和“此”是同义词，都当“这”字讲，但是一般人看见“是”字很容易误会，以为就是系词了。例如《孟子·梁惠王上》“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中学生们很可能把这个“是”字和现代汉语的“是”字等同起来，而不知道“是亦走也”应该解释为“这也是逃跑”。假定有系词的话，系词也只能用在副词“亦”字的后面，而不能用在前面，可见这里的“是”字只是指示代词，不是系词。
主语这个句子成分，无论在古代汉语或现代汉语的句子里，都不是必须具备的。但是，上古汉语的句子不用主语的情况要比现代汉语多得多，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上古第三人称代词一般不用在主语的位置上。试看《论语·阳货》有这样一段话：“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这些句子也有用主语的，也有不用主语的。当它们用主语的时候，只用专有名词，不用人称代词：“孔子不见”不说成“其不见”，“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不说成“其时其亡也而往拜之”。但是，专有名词用得太多也嫌累赘，所以在许多地方索性不用主语，例如这里不说“阳货归孔子豚”和“孔子遇诸涂”；至于“其归孔子豚”“其遇诸涂”则为上古汉语语法所不容许的，更是不能说了。
具体地说，所谓第三人称代词不能用于主语，实际上就是“其”字不能用于主语。大家知道，人称代词“之”字用于宾语，“其”字则用于“领位”，大致等于现代汉语的“他的”“她的”“它的”，或“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其”字不能用作独立句的主语，因此，“其归孔子豚”“其遇诸涂”一类的句子都不成话。有时候，“其”字很像主语，其实“其”字的作用在于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使主谓结构变为词组。例如《孟子·离娄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其”字实际上代替了“三代之”，所以“其失天下”按照上古语法应该解作“他们的失天下”（或“它们的失天下”）。
“彼”字倒反可以用作独立句的主语，例如《孟子·梁惠王上》：“彼夺其民时。”但“彼”字不是一般的人称代词，它带有指示代词的性质，而且它被用作主语的情况也是相当罕见的。
（二）词序
关于词序，这里想谈两种情况：第一是动宾结构的词序；第二是介词结构的位置。
在动宾结构中，动词在前，宾语在后，现代汉语是这样，古代汉语也是这样。但是，上古汉语有一种特殊情况：在否定句里，宾语如果有个代词，就经常放在动词的前面。例如《论语·宪问》：“莫我知也夫！”“我”是代词，所以提到动词的前面。要了解这个语法规则，必须辨别哪些词是代词，哪些不是代词。《论语·学而》：“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己”是代词，所以放在动词的前面，“人”不是代词，所以放在动词的后面，这是鲜明的对比。“君”“子”“先生”等都是以普通名词作为尊称，不能算为真正的代词。所以这些词永远不能放在动词的前面。例如《论语·宪问》，在孔子说了“莫我知也夫”之后，子贡接着就问“何为其莫知子也？”“莫知子”才是对的，“莫子知”反而是违反语法的。真正的代词宾语如“我”“汝”“之”“是”等，在否定句里，虽然也偶尔出现在动词后面，那是非常罕见的了。
在疑问句里，宾语如果是个疑问代词，也必须放在动词的前面。《孟子·梁惠王上》：“牛何之？”《庄子·逍遥游》：“彼且奚适也？”这种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今天的成语还有“何去何从”等。疑问句中代词宾语的位置比之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位置更为固定，差不多没有什么例外。
介词结构是修饰谓语的。按照现代汉语语法，介词结构一般是放在谓语的前面。但是按照上古汉语的语法，许多介词结构是放在谓语后面的；特别是“于”字结构跟现代的词序很不相同。“于”字跟现代汉语对译时，随着情况的不同，可以译成“在”“向”“从”“被”“比”等。在上古汉语里，“于”字结构一般总是放在谓语的后面；在现代汉语里，情况正相反，“在”字结构、“向”字结构、“从”字结构、“被”字结构、“比”字结构却都是放在谓语前面的。试比较下面的几个从《论语》中选出来跟现代汉语对照的例子：季氏旅于泰山（季氏在泰山举行旅祭）；哀公问社于宰我（鲁哀公向宰我问关于社的制度）；虎兕出于柙（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屡憎于人（经常被人们憎恨）；季氏富于周公（季氏比周公更富）。就这些情况看来，词序的差别是很大的。当然也有古今词序相同的时候，例如《孟子·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译成现代汉语是：“现在有人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儿将要掉在井里。”但是，这种词序相同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以”字结构也有类似的情况。《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些句子的词序都是跟现代汉语不同的。
（三）单复数
在现代汉语里，我们用“们”字表示复数。不但人称代词后面可以加“们”字变为“我们”“你们”“他们”“她们”“它们”；甚至有的名词也可以加“们”，如“同志们”“科学家们”。我们又用“些”字加在指示代词后面表示复数，如“这些”“那些”等。在上古汉语里，这种单复数的区别是没有的。不但名词没有单复数的区别，就是代词也没有单复数的区别。“吾”或“我”可以表示“我”，也可以表示“我们”；“尔”或“汝”可以表示“你”，也可以表示“你们”；“之”可以表示“他”、“她”或“它”，也可以表示“他们”、“她们”或“它们”；“其”可以表示“他的”、“她的”或“它的”，也可以表示“他们的”、“她们的”或“它们的”。“是”、“此”或“斯”可以表示“这”，也可以表示“这些”，有时候还可以表示“那”或“那些”。
第一人称复数用“我”字。《论语·阳货》：“日月逝矣，岁不我与。”这句话大意是说：“时间不等待我们。”
第二人称复数用“尔”字。《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这里子路等一共四个人，“尔”指的是“你们”。
第三人称复数用“之”字。《论语·公冶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者、朋友、少者都不止一个人，所以“之”字应该解释为“他们”。
第三人称复数用“其”字。《论语·子张》：“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既然是“百工”，可见“其”字表示了复数。
指示代词表示复数的也不少见。《孟子·梁惠王上》“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此”是鸿雁麋鹿。《孟子·滕文公下》“古者不为臣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是皆已甚”，这里有个“皆”字，“是”字的复数性更加明显了。我们虽然不能说古人没有复数的观念，但是单复数的区别不需要在语言形式上表现出来。
在《左传》《史记》《汉书》等书里，有“吾侪”“我曹”“若属”一类的说法，那不是简单地表示复数，而是说“我们这一类的人”“我们这些人”，等等，是一种强调的说法。这和我们上面所说代词没有单复数的区别的原则是没有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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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谈，就是我所说的古代汉语语法的几个粗线条。在简短的篇幅里，不可能谈得很全面。但是，如果我们让中学生得到这些文言语法常识，作为学习古代汉语的基础，也就很够了。
在讲述这些文言语法常识的时候，不要忘了历史观点。我们不要以今律古，大谈其“省略”和“倒装”。上古汉语本来就不需要系词，并不是“省略”了系词。如果真的是系词被省略了，应该总有不省略的时候，而且不省略的情况应该比省略的情况更常见些，为什么上古汉语的系词是那样罕见呢？上古汉语的否定句和疑问句的代词宾语本来就是放在动词前面的，无所谓“倒装”，如果说“倒装”，那只是以现代汉语作为标准。关于单复数问题，也应该这样看待。现代汉语的代词有单复数的区别，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并不能以此证明古代汉语里也一定有这种区别。这样研究古代汉语的语法，才是合乎历史主义的。
（原载《人民教育》1962年1月）
汉语发展史鸟瞰
事物总是发展的，语言不能是例外。随着历史的发展，汉语从上古、中古、近代以至现代，经历不少的变化，才成为现在的样子，研究这些变化，成为一门科学，叫作汉语史，也叫作汉语发展史。
语言是发展的，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这是不容怀疑的真理。但是古人并不懂得这个真理，他们以为语言是永久不变的。儿女跟父母学话，世代相传，怎么会有变化呢？他们不知道，儿女跟父母学话也不能百分之百相像，一代传一代，积少成多，距离拉大了，就有明显的变化。其次，由于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产生需要新的词语来表示，旧事物的废弃也引起旧词语的淘汰，语言的变化就更大了。
现在我分为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和大家谈谈汉语发展史。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能粗线条地勾画出一个轮廓。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叫作“汉语发展史鸟瞰”。
（一）汉语语音的发展
从前人们不知道语音是发展的，不知道古音不同于今音。他们念《诗经》的时候，觉得许多地方不押韵。例如《关雎》二章：“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友”字怎能和“采”字押韵呢？于是有人猜想，诗人为了押韵，把“采”字临时改读为“此”，“友”字临时改读为“以”。这种办法叫作“叶音”。但是，为什么《诗经》里所有的“友”字都念“以”，没有一处读成“酉”音呢？人们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明末的陈第，才提出了一个历史主义的原理，他说：“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他由此引出结论说，《诗经》时代，“友”字本来就念“以”，并非临时改读。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拟音还不十分正确。直到最近数十年，我们学习了历史比较法，进行了古音拟测，才知道先秦时代，“采”字的读音是〔ts‘ə〕，“友”字的读音是（Ɣi̭uə），这样问题才解决了。
不但上古音和今音不同，中古音也和今音不同。不懂中古音，我们读唐宋诗词时，有些地方也感到格格不入。例如杜牧《山行》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斜”字用北京话读，用广州话读都不押韵，用上海话读成〔zia〕才押韵了。因为上海话“斜”字保存了唐宋音。又如王安石的《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岁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广州话读，“除”〔tʃ′øy〕、“苏”〔∫ou〕、符〔fu〕都不押韵，用北京话读就押韵了，因为北京话“除”“苏”“符”等字接近于唐宋音。
声母方面，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舌上音和轻唇音产生。本来知彻澄母字是属于端透定母的。现代厦门话“直”字读〔tit〕，“迟”字读〔ti〕，“昼”字读〔tiu⅃〕，“除”字读〔tu〕，“朝”字读〔tiɑu〕是保存了古声母。客家话“知”字读〔ti〕也保存了古声母。本来非、敷、奉、微四个声母的字是属于帮、滂、并、明的。上海“防”字读〔bɔŋ〕，“肥皂”说成“皮皂”，白话“问”说成“闷”，“闻”（嗅）说成“门”，“味道”说成“谜道”，广州“文”读如“民”，“网”读如“莽”，“微”读如“眉”，白话“新妇”（儿媳妇）说成“心抱”，都是保存了古声母。舌上音大约产生于盛唐时代，轻唇音大约产生于晚唐时代。
第二次是浊音的消失。本来，汉语古声母分为清浊两类：唇音帮、滂是清，并是浊；舌音端、透是清，定是浊；齿音精、清是清，从是浊；牙音见、溪是清，群是浊，等等。现代吴方言还保留清浊的分别，例如“暴”〔bɔ〕≠“报”，“洞”〔duŋ〕≠“冻”〔tuŋ〕，尽〔dzin〕≠“进”〔tʃin〕，“轿”〔dʑiɔ〕≠“叫”〔tɕiɔ〕，等等。现代粤方言浊音已经消失，只在声调上保留浊音的痕迹：清音字归阴调类，浊音字归阳调类，以致“暴”与“报”，“洞”与“冻”，“尽”与“进”，“轿”与“叫”，都是同音不同调。北京话只有平声分阴阳，浊上变去，去声不分阴阳，以致“暴”＝“报”，“尽”＝“进”，“轿”＝“叫”，既同音，又同调，完全混同了。浊音声母的消失，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
韵部方面，也有两次大变化。第一次是入声韵分化为去、入两声。上古入声有长入、短入两类。例如“暴”字既可以读长入〔bo: k〕，表示残暴，又可以读短入〔bok〕，表示晒干（后来写作“曝”）。后来长入的“暴”字由于元音长，后面的辅音失落，变为〔bo〕，同时变成去声。长入变去的过程，大约是在魏晋时代完成的。第二次是入声韵部的消失。古代入声有三种韵尾：〔-p〕，〔-t〕，〔-k〕，和今天的广州话一样。例如广州“邑”〔jɐp〕，“一”〔jɐt〕，“益”〔jik〕；“急”〔kɐp〕，“吉”〔kɐt〕，“击”〔kik〕。后来合并为一种韵尾〔-Ɂ〕，和今天的上海话一样。例如上海“邑、一、益”〔iɁ〕，“急、吉、击”〔tɕiɁ〕。最后韵尾失落，和今天的北京话一样。例如“邑、一、益”〔i〕（“一”读阴平，“邑，益”读去声），“急、吉、击”〔tɕi〕（“击”读阴平，“急，吉”读阳平）。这最后的过程大约是在元代完成的。
语音的发展都是系统性的变化，就是向邻近的发音部位发展。例如从双唇变唇齿，从舌根变舌面。有自然的变化，如歌韵的发展过程是ai→a→ɔ→o，有条件的变化，如舌根音在〔i〕〔y〕的前面变为舌面音，北京话“击”字是由〔ki〕变〔tɕi〕，“去”字是由〔k‘y〕变〔tɕ‘y〕；又如元音〔u〕在舌齿唇的后面变为〔ou〕，广州话“图”字是由〔t‘u〕变〔t‘ou〕，“苏”字是由〔su〕变〔sou〕，“布”字是由〔pu〕变〔pou〕。条件的变化都只是可能的，不是必然的。
（二）汉语语法的发展
语法是最富有稳定性的，但是也不能没有发展。现在举出主要的四点来谈。
第一，双音词的发展。汉语本来是所谓“单音节语”。除连绵字外，都是单音词。后来逐渐产生双音词，随着历史的发展，双音词越来越多了。双音词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语音系统简单化，需要产生双音词，以免同音词太多。例如北京话“眼”发展为“眼睛”，“角”发展为“犄角”，就是这个道理。广州话同音词较少，因此双音词也较少。（2）由于社会的发展，新事物的不断产生和出现，双音词也就越来越多。新名词一般总是在旧词的基础上产生的，往往是两个旧词的组合，如“火车”“轮船”“电灯”“电话”“火柴”“肥皂”等。
第二，词尾的发展。名词词尾“子”“儿”，人称代词词尾“们”，形容词词尾“的”，副词词尾“地”，动词词尾“了”“着”“过”，都是近代产生的。这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尤其是表示情貌（aspect）的动词词尾“了”“着”“过”，最能反映汉民族逻辑思维的发展。
第三，量词的发展。上古时代，汉语的量词是很少的，只有“车千乘、马千匹”一类的量词，而且这些量词是放在名词后面的。“一个人”“一所房子”“三条鱼”“五棵树”等，其中的量词，是比较后起的了。另有一种动量，如“来了八次”“听了一回”“再说一遍”等，那就更晚。这也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
第四，使成式的发展。上古时代，使成式非常罕见。《孟子》说：“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匠人斫而小之。”这是使成式的萌芽。由“斫而小之”演变为“削小”，就成了使成式。但是，使成式在古文中仍是非常少见的。古人用的是使动词。“打败了他”，古人只说“败之”；“做成了它”，古人只说“成之”；“打死了他”，古人只说“毙之”；“打倒了他”，古人只说“踣之”，等等。使动词只说出了结果，没有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意思不够明确。使成式把因果同时说出来了，这也是汉语语法的大发展。
（三）汉语词汇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词汇就有新陈代谢。旧词的死亡和新词的产生，是汉语发展长河中最显而易见的现象。上古的“俎”“豆”“尊”“彝”等，后代没有了，它们就变成了死亡的词。但是新兴的词要比死亡的词多得多。
词汇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社会生产的发展又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有关系。近百年来，社会生产有巨大的发展，因此，表现新事物、新科学、新技术的名词术语也就层出不穷。近百年来，汉语新词的产生，其数量远远超过过去两千年。我们可以从新词产生的多少看到文化科学的进步。
汉语的词汇常受外语的影响。最明显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北方与西域的影响，主要是在汉代输入了一些外来语，如“箜篌”、“琵琶”、“蒲桃”（葡萄）、“苜蓿”等。第二时期是印度的影响，主要是在东汉输入佛教以后，如“佛”“菩萨”“和尚”“世界”“地狱”“罪孽”等。第三时期是西洋的影响，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洋的文化、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汉语里产生大量的新词，“五四”运动以后，新词越来越多。今天书报上的文章里，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五四”运动以后新兴的词语，不过人们习以为常，不知道它们是新兴的词语罢了。
应该指出，“五四”运动以后新兴的词语并不都是外语的影响。除了“咖啡”“沙发”一类音译名词之外，一般的译词如“火车”“轮船”“电灯”“火柴”“肥皂”“电影”等，都不该认为是外语的影响，因为这些新事物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用汉语的旧词作为词素造成这些新事物的名称，这是土生土长的东西，不能说是从外语借来的。
但是，有些抽象的名词概念，仍应认为是从外语借来的。例如“哲学”“文学”“逻辑”“前提”“具体”“抽象”“经济”“革命”“发展”等，都不是我国古人原有的概念。古书中虽也有“文学”“具体”“经济”“革命”的说法，但不是今天这个意思。至于“逻辑”是译音（logic），“前提”“抽象”是译意（premise、abstract），那更不用说，是受外语的影响了。
以上所讲的汉语发展史，可说是轮廓的轮廓。详细讲起来，可以写成一部书。这里不详细讲了。
（原载《语文园地》1981年第1期）
中国古典文论中
谈到的语言形式美
中国古典文论中谈到的语言形式美，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对偶，第二是声律。关于这两件事，《文心雕龙》都有专篇讨论。《文心雕龙》第三十三篇讲声律，第三十五篇讲丽辞。所谓丽辞，就是对偶。
这两件事都跟汉语的特点有关。唯有以单音节为主（即使是双音词，而词素也是单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整齐的对偶。在西洋语言中，即使有意地排成平行的句子，也很难做到音节相同。那样只是排比，不是对偶。关于声律，我们的语言也有特点。汉语是元音占优势的语言，而又有声调的区别，这样就使它特别富于音乐性。
文论中对于文章的对偶特别是诗的对偶是有许多讲究的。人们容易把对偶看得很简单，以为只是字数相等，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就是了。实际上远不止此。《文心雕龙》提出了著名的对偶原则；“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对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拿今天的话来说，言对就是不用典故，事对就是用典故，反对就是反义词或意义不相同的词相对，正对就是同义词或意义相近的词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