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一度奉北岛为象征的年轻一代诗人，现在公然亮出旗号要打倒北岛。更不用说他们离主流的诗坛有多遥远。他们象一群豪猪一样到处嗷嗷叫，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的诗派。南京的“他们”，是一个松散的社团，汇集了各地的自以为是的家伙。他们中有西安的丁当，上海的小君、王寅和陆忆敏，南京的韩东，福州的吕德安，昆明的于坚等。他们出版《他们》诗刊，宣称：“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随后不久，上海的陈东东、孟浪、王寅、陆忆敏、刘漫流等人又结为一伙成立“海上诗群”。他们崇尚孤独感，诗是他们恢复人的魅力的手段。他们的作品倾向于发掘“无根”的纷乱城市对人所产生的压力。这一主题明显影响后来的“城市诗人”宋琳、孙晓刚和张小波。三人后来结集出版《城市诗》，曾名噪一时。
    在这次被称之新诗的实验运动的变革中，四川成为前卫的大本营。率先出场的有明显受到杨炼影响的“现代史诗”，后来又标谤“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廖亦武、欧阳江河、石光华、宋渠、宋炜等人从南方的远古习俗、神话传说取材，表现深远的历史意识，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追问，崇尚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他们的诗在大学生中一度有相当的影响。
但四川随之出现了更激进的“非非主义”，1986年他们出版《非非》，宣扬的诗歌观念标谤“反文化”，反语言，代表人物有周伦佑、蓝马等人。他们嘻笑怒骂，声称反对一切既定的文化秩序，主张语言是未尽文化污染的原生语言，口语、随意的漫骂、任意的胡说八道都可以入诗。他们的宣言却搞得繁琐而自相矛盾，他们声称要“三逃避”（逃避知识，逃避思想，逃避意义）；渴望“三超越”（超越逻辑，超越理性，超越语法）;他们生造一些莫明其妙的概念，指望它们能迎来诗歌的未来时代。象“艺术变构”、“前文化”、“反价值”、“元价值”、“建元意识”、“语晕”、“非两值对立”、“非抽象”、“非文化”、“闲适写作”、“红色写作”……等等。诸多耸人听闻的名目下，可以看出不过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现象学加上法国荒诞派随意混合的大杂烩。把胡作非为、无理取闹与艺术创新混为一谈，中国的“非非派”可以与欧洲的达达主义如出一辙。但这未尝不是一个需要胡闹的时代，正统文化的权威依然庞大，这一代的诗人要从精神困境里挣脱出世，他们只有幻想一个语言牢笼，然后将其击碎，以这些狂飞乱舞的语言碎片当作一个新的语言时代来临的象征。
不管怎么说，“非非派”的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尖刻泼辣的诗人兼诗评家钟明所说的那样：“‘非非主义’作为一个分布很广的团体，作为一个观念纷繁复杂的诗歌学术组织，一个颠倒男女关系的别动队，一个进行超语义实验的诗歌的摇滚乐团，其影响，是自‘今天派’以来最大的，它超过了‘整体主义’、‘莽汉主义’以及所有第三代层出不穷的派别和团体。”[2]有过非非们的胡闹，当代中国诗歌已经没有什么思想的、精神的和语言的界线不能逾越。同时，经历过“非非”的无理取闹，当代诗歌也不再需要胡作非为，它可以平心静气去做那些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意义上，“非非”则是一次廉价的自我出卖，一次货真价实的献祭。确实，“非非”最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既没有多少有价值的诗歌留世，也没有什么精深的思想观念发人深省，这个团体迅速四分五裂。数年后，这些当年最激进的诗人，纷纷下海经商，如渔得水，与他们当年最不屑的现实混为一体。这说明激进的革命派从来只具有观念的意义，他们面对现实可以随时采取另外的原则。
    总之，被称作“第三代诗人”的现象，既是一些五花八门的团伙，也是一个混乱不堪的诗歌变革时期，作为一场狂热冲动的诗歌革命，它留下激进而含混的虚名，以短暂而暧昧的姿势悬搁于中国文学史的边缘地带。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段注定了被流放的野史。这并不只是就一批诗人去国而言，而是由这股新生代诗人构筑的历史已经失去整体效应，并且以非公开的方式交流。“第三代诗人”之后，中国大陆的诗坛再难形成什么有影响的运动或团体，也不会为权威的刊物和团体所承认接受。在当代中国，没有任何艺术门类象诗歌这样，依然保持潜政治的对立。不同观念和立场的诗歌群落，它们不仅仅是在传播领域水火不容，根本在于他们完全是两类东西。作为语言的书写物，它们截然不同的两种语码，就象狗和耗子一样各行其是。经历过某个历史事件，新生代诗人四分五裂，幸存者却是今非昔比，他们以更加纯粹的诗的形式呈现他们业已平静的灵魂。
    北大的洪子诚教授在他那本卓越而精炼的《当代中国文学史概说》中，对第三代诗人（他称之为新生代）作总体评价时指出：“在‘新生代’的众多派别和诗歌作者中，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一带的具有‘新浪漫主义’倾向的一群，他们对诗艺始终持一种严肃，真诚的态度。他们认为，诗对人类的精神归宿、对人的灵魂道路的抉择负有崇高责任，负有克服主观与客观、人和自然、意识和无意识、自我和世界分裂的责任。”[3]洪子诚教授是指欧阳江河、陈东东、海子、西川、王家新等人，这些诗人注重发掘诗所蕴含的形而上哲理意义，对历史及人的命运进行深刻反省，在艺术上注重秩序与纪律。显然，这批诗人不再仅仅把对诗歌艺术的探索当成是前卫性的临时投机，而是持续性的艺术追求。不过这个名单可能应该加上不少其他类型的诗人。进入九十年代，这个名单还有所扩大，一批旅居海外的诗人，如北岛、多多、杨炼、张枣等人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九十年代的诗歌已经很难以代来划分，自以为是和胡作非为已经不能出奇制胜，团伙解散之后，诗人只能面对诗说话。

二、祈祷与超渡：历史洗礼后的第三代诗人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比较有意义的诗大部分发表于非公开出版物和在海外发行的刊物。九十年代有影响的地下刊物大体有：《现代汉诗》（北京，主编：唐晓渡、陈超、孟浪、萧开愚），《亚文化未定稿》（上海，里纪、阿钟、京不特、萧毅等），《大鸟》（乌鲁木齐，主编：杨子、沈苇），《红旗（黑皮书）》（北京，曾小俊、艾未未、徐冰），《新群众》（深圳，主编：欧宁），《文学通讯》（广州，凌越、胡昉等），《面影》（广州，主编：江城、琳茜等），《阿波利奈尔》（杭州，主编：派司），《他们》（南京，主编：韩东、于坚等），《窗口》（北京，雪迪），《过渡》（哈尔滨，主编：何拜伦），《联系》（南京，主编：朱朱），《北门杂志》（江苏江阴，主编：庞培），《倾斜》（杭州，主编：达达），《喂》（上海，主编：醉权、一土、羊工、海岸等）[4]。以上刊物基本上创刊于九十年代，有的出过二、三期就停刊，但多数还是陆续出版。这些油印诗刊主要在大学校园传播，象是一些微弱而倔强的火种，不断地重新燃起中国大陆频临熄灭的诗坛之火。就绝对人数而言，中国诗人依然可能居世界首位，只不过读者大约和诗人等量齐观。
    后起的诗人曾喊着“打倒北岛”的口号，他们没有打倒北鸟，只不过北岛自已采取了放逐的形式。后起的诗人与北岛的差异并未超过北岛自己前后期的变异，与其说是一代诗人的自觉，不如说依然是时代使然。89年后在留在大陆写诗的一批诗人主要有：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于坚、钟鸣、雪迪、翟永明、张曙光、萧开愚、孙文波、寥亦武、金海曙、吕德安、庞培、杨键、杨子、韩东、叶辉、唐丹鸿……等人。89年后居住海外的诗人：北岛、多多、杨炼、张枣、杨小滨、贝岭、孟浪……等人。没有证据表明，8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就停止了，或移到海外。如果认为“最优秀”的诗人都在海外，那么，同样“不逊色”的诗人依然在大陆写诗[5]。
    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钟明、翟永明等人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大陆90年代诗人的代表，他们代表了另一个时期的风尚，这就是回到精神领地的风尚。这个风尚与90年代迥然各异，却在1989年这个历史座标之侧找到武断的起点。1989年3月29日，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一事件被第三代诗人视为一次神圣的献祭。诗人海子一直写作一种形而上的超越现实的诗，决不与现实妥协的精神信念，在海子的倾诉中就是灵魂直接与神祉对话。海子的诗通常由深奥的长句式构成，韵律激越悠长，给人以走向宇宙的感觉。这种美学风格以他的死而完成一个神性的海子的形象。“海子死了”——这是那个时期任何一次关于诗歌的，乃至于关于文学的讨论会的开场白。海子的死是一次献祭，也是一次赎罪，并且更象是一次赎罪的示范。因而，与其说是一次告别，一次结束，不如说是一次重新开始的序幕。海子已经把过去的时代变成死亡，人们可以以任何方式否定拒绝那个过去的时代，这就为人们重新开始找到思想基础，这正是人们期待的。不管是出于现实考虑，还是出于无奈，总之必须与90年代决裂。海子已经死了，活着的人们不能到山海关去殉难，至少必须在精神上死一次。于是一个时代又重新开始了。这就是一个纯粹的、回到精神世界、回到自我意识深处的时代。这次划时代的死亡分裂了二个时代，也提供了一道历史桥梁，从山海关到九十年代的精神领地只有一步之遥，人们只要象征性地对海子默哀三分钟，就可以超渡到彼岸。

1，精致的小思想：欧阳江河
    “非非派”之类的胡闹在90年代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则是神圣肃穆的沉思默想。然而滞重笨拙的精神也难以为患有先天软骨病的人们所承受，于是在深沉中打开一片空灵成为这个时期最好的精神超渡方式。欧阳江河就率先找到了这样的超渡之筏。于是在题为《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的诗中，欧阳江河写道：“从任何变得比它自身更小的窗户/都能看到这个国家，车站后面还是车站……”；于是“你试图拯救每天的形象：你的家庭生活/将获得一种走了样的国际风格，一种/肥皂剧的轻松调子……”；于是“你谈到旧日女友时引用了新近写下的一行赞美诗。在头韵和腰韵之间，你假定肉体之爱是一个叙述中套叙述的/重复进程。重复：措辞的乌托邦……”[6]。大起大落的笔墨已经为精细的思想所替代，既面对现实，又伸展向非现实的思域，机智、明朗而不无深刻，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乐于称道的风格。遗忘历史，发掘此在的瞬间感受：“许多年前的一串钥匙在阳光中晃动。/我拾起了它，但不知它后面的手/隐匿在何处。星期六之前的所有日子/都上了锁，我不知道该打开哪一把……”[7]。这里面当然不是对历史的隐喻式的描写，这就是真实的个人生活，但个人生活的前提又确实是对集体历史遗忘的后果。也就不难理解，“豹子的饥饿”在欧阳江河的笔下却优美得有一种“食物的敬意”以及“对精神洁癖的向往”[8]。
    欧阳江河的诗越来越精巧，对细节的把握充满了机智。每个句子都显示出“小思想”的机敏，词与句子修辞力量决定了诗意。《时装店》注明写作日期是1997年5月，地点斯图加特，但这首诗看不出与斯图加特有什么关系。诗人所用的比喻和联想大都来自中国文化。令人惊异的是，欧阳江河对那些细小的事物津津乐道：
“……你迷恋针脚呢
还是韵脚？蜀绣，还是湘绣？闲暇
并非处处追忆闲笔。关于江南之恋
有回文般的伏笔在蓟北等你：分明是桃花
却里外藏有梅花针法。会不会抽去线头
整件单衣变了公主的云，往下抛绣球？
…………”[9]

    这些段落和句子写得异常优美，诗人也可能是在欧洲工业主义文明的发达地区看到当代时尚文化而引发了想法。在这里，关于东方的想象被温情脉脉地放大了，东方的针线带着复古的共同记忆，如此无可争议地显示了它的美感，就仅仅是东方古国的针线就足以让后现代的时尚谙然失色。不断地针贬现代时尚，这是艾略特时代就时兴的现代主义传统，而以古旧的中国经验去反衬后现代时尚，则与浪漫派用中古田园去抵牾早期工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