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外中国文学
    不管是讨论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变异, 还是在广义上描述汉语言表意与历史发生的关联，都不能忽略在海外的中国文学写作，这些写作主要以诗歌为表达形式，也有小说和戏剧，在某些方面，它们构成了当代汉语言写作非常具有探索性的部分。尽管它们和政治发生某种难以表述的关联，但我更乐于在艺术的意义上阐释它们，以求对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有相对全面的把握。
1，北岛：变异带来的孤独
    80年代初期，北岛的诗象闪电划破阴郁的中国大地，随后不久，“打倒北岛”的呼声也同样响亮，似乎北岛迅速完成他的历史命使。但乳臭未干的“他们”和“莽汉”不曾料到，同样随后不久，北岛的名字却在欧洲某个市政大厅里徘徊。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使北岛更添了一层神秘色彩。名声对于诗人也许并不重要，1988年后旅居海外，北岛主编《今天》，功不可没。他的诗风骤变，但绝不是江郎才尽后的黔驴技穷，相反，我认为，应是铁树开花般的灿烂。阐释北岛的诗一直就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一项艰巨的工作，也许诗本来就是拒绝阐释的，北岛的诗则天然就倾向于关闭阐释之门。于是好事者无不勉为其难。欧阳江河在为北岛《零度以上的风景》（九歌出版社，1997）所作的序言里，提出“过度阐释”的概念，因为对北岛的诗有必要进行“政治读法、系谱读法和修辞读法”，因此，北岛的诗只有在“过度阐释”中才能释放其内在意义[34]。不管欧阳江河的理论是否有待商榷，但“过度阐释”却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借口，这使阐释者获得一定的自由度和豁免权。
    北岛这个时期的诗如果说有什么统一的或比较连贯的思想的话，那就是关于“变异”的思想。这些“变异”的思想非常广泛，大体包括历史的变异，个人与生活的变异，时间的变异，生命的变异等等。当然，变异使人想起尼采叔本华的永劫回归的观念，但北岛“变异”的思想实质上与尼采叔本华相去甚远，他不会喜欢尼采哲学中的暴力倾向。北岛的变异是绝对的变异，“变”是根本的，永久性的，“回复”则是假象，暂时的。当然，他的“变”的思想，更有可能是对华兹华斯的领悟。华氏描写自然的诗，始终有一种永恒与变异交替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是欧洲经院哲学的一个由来已久的命题。视野已经相当辽阔的北岛，当然不可能受制于某个西方诗人的影响，但北岛后来的诗倾向于一种自然的思想，多少与华氏有些相通之处。一切皆处在变异之中，抓不住往事，留不住历史，甚至事物的意义也总是在实现的时刻改变。“与它的影子竟赛/鸟变成了回声”（《工作》）； “邮筒醒来/信已改变含义”（《下一棵树》）；“死者挣脱了影子/锁住天空”（ 《休息》，《今天》1996，3）；“日复一日，苦难/正如伟大的事业般衰败”（ 《进程》，载《今天》1993，2）；“盲目的煤，嘹亮的灯光”（《进程》，《今天》1993，3）。生活与事物的变异构成了北岛抒情的动机。
    当然，北岛决不是在作抽象的形而上的关于“变”的思考，这种“变”总是作为一个动机，引起了诗人审慎的怀乡的孤独感，这就使这种“变”的哲学含义具有世俗历史的丰富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从北岛的诗里直接见不到“怀乡”的愁思（北岛不会那么粗陋）；也不可能读到关于“孤独”的概叹（北岛不会那么浅显）。但北鸟的诗又仿佛处处都流露着怀乡的孤独感。              它以超现实主义式的变形手法，偶尔从那些“变异”的缝隙之间流露出来，执拗地弥漫开去。 同时，北岛作为一个与1989年的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的人，在他的诗里几乎看不到关于政治的描写，连间接的嘲讽都很难找到，你又不能说他的诗与中国政治无关。“政治”在北岛后来的诗中，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核心主题，相反，它们又奇怪地附属于“怀乡”的情感，又强变引发了“怀乡”一样。这里对“政治”之所以使用复数的“它们”，在于政治已经被打碎，它们不是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中国政体”，而是具体化的经验化的“统治”，它们在北岛的那些怀乡时刻才如期而至，并且只是作为怀乡情绪的一种阴郁气质才隐约可见。
    因为要源于哲学的“变”，北岛的怀乡不是那么具体的“思念故土”的情怀，你感觉不到具体的流落异乡的那种经验。也许有一点事实有必要注意到，在北岛的诗中，很难看到外国经验。相比较而言，欧阳江河、王家新几位时常在欧美客座旅行的诗人写的诗，大量涉及到外国经验，就是杨炼这种史诗派也可以不时看到外国经验，多多这个患有严重怀乡症的人则是用外国经验来召魂。北岛没有，他的诗中很难看到具体的西方背景。基于“变”，北岛才感觉到现在与往昔的差异，因而，他的怀乡也是非常隐晦的：“此刻我从窗口/看见我年轻时的落日/旧地重游/我急于说出真相/可在天黑前/又能说出什么”（《旧地》，载《今天》1995，1）。       这里的“旧地”到底指国外或国内这并不重要，关键是“年轻时的落日”——它表述出此刻的怀乡倾向。“年轻时的落日”具体所指已经无须探究，重要的是那是一种对往事的追怀。这种情感一度构成北岛写作的基调，如《下一棵树》：“……邮筒醒来/信已改变含义/道路通向历史之外/我们牵回往事/拴在下一棵树上//我们游遍四方/总是从下一棵树出发/返回，为了命名/那路上的优伤”。那种在路上的感觉，不断出发，不断改变栖息地的命运，这是一种深刻的精神性的忧伤。有时候某种场景，带着“复古的共同记忆”，它们的字面意思未必是怀乡，但它们表征着一种文化代码，象是追怀久远的古典时代：“开窗的母亲/像旧书里的主人公/展开秋天的折扇/如此耀眼……”。这些诗句可能是完全象征的或隐喻性的，但这些意象本身具有它的文化惯例，通常情况下，它们可以按惯例阐释。当然，北岛的怀乡在更多情况下，不一定是一些具体的意象，更重要的是一种无迹可求的氛围。这些氛围经常来自北岛诗中频频出现的以“追忆性的”句子开头创造的感觉：“语病盛开的童年/我们不多说”（《出场》）；“从前的日子痛斥/此刻的花朵”（《在岐路》）。北岛不断地提出“过去”、“从前”，它们都丧失了，它们以某种奇怪的崛强性出现，但出现又总是意味着它们已经根本“不在”，不可重复地变异而后失去。
    正是从一种无止境的“变异”中，北岛产生出失去家园的感受，也正因为有“变”的哲学含义作底蕴，北岛才有勇气不去隐瞒“怀乡”这种通俗的情感，也才能把“怀乡”这种大路货，写得玄奥而透彻。与“变”交错在一些的怀乡就显得非同凡响： “邮筒醒来/信已改变含义”，似乎应该理解为，信在投进邮筒或邮筒被打开的那个瞬间，信本身的含义就已经被改变。而出发/返回之间，并不是重复，而是出发与返回在发出这个动作时，它的性质就已经变异。即使是相互转化也是可悲，因为事物根本就不能自我认同。确实，对生活领悟到如此地步，这才是北岛体会的孤独感，一种留不住历史的悲哀。于是不难理解： “一个早晨触及/核桃隐秘的思想/水的激情之上/是云初醒时的孤独”（《无题》，《今天》1995，1）。这是关于“变”与“孤独”之间的神秘联系进行奇妙书写的诗句。欧阳江河解释其中的寓言说：“核桃的意象暗示某种神秘的开放性，水和云涉及深深刻划过的身体语言，而‘初醒时的孤独’所证实的则是犹在梦中的感觉”[35]，欧阳江河依据他的“过度阐释”原则，可以随心所欲对北岛进行阐释，欧阳江河可以言之成理，自圆其说。江弱生则从这节诗中分别看到瓦雷里和华滋华斯的影子[36]。但在我们看来，这节诗表达了变异对孤独的遮蔽与开启的能动关系。核桃因为壳的裂变，内在隐秘性暴露无遗，在这里诗歌所表现是象征性的思想，“核桃”则可能是梦的隐喻。梦醒来时，才明白梦境里的事件，而也似乎在梦中，才能把“人生如梦”的理趣表现的恰如其分。水与云的关系也是变异的关系，云来自水，但水变成云就失去了江河，云是无根的存在，是水的异化和放逐，是真正孤独的存在。在变异中产生孤独，这可能是孤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绝对之意义。
    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诗中，可以看出北岛持续在书写一种孤独的主题，他的诗中令人惊异地很少出现复数集体形象，只有个体和他的影子——这是一种绝望的“历史失忆”状况。他的鸟是孤独的，云是孤独的，而“死者”最后连影子都没有了（当然，北岛的“影子”有多种象征意义，这里暂不论及）。这是什么样的孤独的呵：“日复一日，苦难/正如伟大的事业般衰败/像一个小官僚/我坐在我的命运中/点亮孤独的国家”（ 《进程》，载《今天》1993，2）。“日复一日”，时间就是如此单调而无情地重复，但一切都无可挽回地在失去（衰败），但个人必须，也只有个人面对自己的命运。北岛在这里因为历史失忆而流露出一些宿命论的思想。但北岛的宿命决不是随遇而安，而是个人承受自己命运的那种悲壮的孤独。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句子更令人震惊的了：“我坐在我的命运中/点亮孤独的国家”。从这里又依稀可见当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当一个人”那种面对命运的勇气。诗人深知，“死者没有朋友”，这种孤独又是对生死的感怀，所有的光，都掩盖着自我牺牲。这一切都使历史或伟大的事业变得可悲，但诗人并不绝望：“形式的大雨使石头/变得残破不堪/我建造我的年代……”。这就是北岛，既知天命而不屈。《进程》或许可以说是北岛近年来最出色的诗，包含了他的写作的基调，对生死、苦难、面对命运的孤独和明知徒劳的反抗。这些主题和意义总是构成一些相互缠绕的悖论，象一些无解的命运方程，但总是有一种失去家园和历史的孤独感，悲从中来。确实，北岛后来的诗，越写越短，精炼，看上去平淡，甚至淡漠，似乎只关注一些细微末节，但略加推敲，就不难看出那些坚硬的有力量的东西。至少北岛的相当一部分诗是如此。
    确实，北岛的写作越来越纯粹，如同是一种本质性写作，它要找到一种直接性，直接追问事物的本质。在这种写作中，北岛不能容忍任何异质性的东西出现，不能忍受集体、共名的事物，不能忍个人经验之外的历史，这使他的写作本身陷入巨大的孤独，他的那些不经意的写作，看上去单纯性的写作，就象是他个人在与庞大的语言系谱学作战一样。就这一点而言，正如江弱生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场孤独的舞蹈，没有布景，也没有音乐，北岛的诗正合于‘回到动作本身’的现代舞的宗旨。”北岛的写作本身是孤独的写作，只有他一个人面对词语，面对纯粹的记忆，甚至纯粹的事物。因此，他不得不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处理词语，他需要的正是那种“语言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北岛后期的诗大量采用“通感”为中介，这使北岛关于“变”的形而上学，演变成词语修辞学，“一种修辞学的袖珍风景”（欧阳江河语），他捕捉的那些词语总是面临能指与所指的分离与转换，这使那些象征和隐喻构成的能指世界与所指的客体世界，形成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痕），这正是北岛需要的空间，它不再仅只是在历史的空场舞蹈，它同时在修辞学的超现实主义回廊里飞檐走壁，这使他避免了进入那个隐秘的深度，修辞学的快乐总算拯救了北岛，在这个“语病盛开”的年代，北岛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2，杨炼：被困的长句式
    杨炼自1988年去国，在精神上似乎认同一种流亡感，长发披肩，携妻子不停地在世界各地旅行写作，这种状态适合于他。杨炼出国后出版长诗《易》，这部长诗1994年由台湾现代诗季刊社出版。但据杨炼解释，这部诗前后构思写作到出版已近十年之久。自1982年起，他就在想象一部长诗，它通过一系列语言的变形，重新创造出一个世界。“它是全新的——因为它基于一个现代诗人独特的感受，又因为这种感受的深度，而与中国传统的精髓相连。就是说，这部诗本身，将成为在一个诗人身上复活的中国文化传统。”杨炼设想这种“复活”不是复制，只能是创造。在诗中，这种创造最集中地体现在语言上：“通过对中文文字特点和表现力的挖掘，把人在自然、历史、社会自我乃至文化中遭遇的极度困境，提升（或深化）为启示”[37]。杨炼声称，82年以后，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不知不觉地追逐它，模拟它。变得像它、又不是它。82年到84年写作的《礼魂》，83年写的《天问》，84年写的《西藏》，短诗《易经、你们及其他》，直到《逝者》，杨炼自己认为都无不与《易》在瞑瞑之中显灵有关，这些作品都不过是追踪《易》的练习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