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考博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汇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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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孟诗品清超，终是唐调，唯韦苏州纯乎陶、谢气息。 (管世铭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王、韦、孟、柳，均清深闲淡，了无尘俗。其派同出于陶，然亦微有不同处。昔人评诗，谓辋川如秋水夫容，倚风自笑; 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襄阳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 柳州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洵至论也。而评王、孟犹确当。(毕希卓《芳菲菲堂诗话》)

唐人王、孟、韦、柳皆陶之一体，而不能具体，亦系其心体工夫未从六经来耳。即王、孟、韦、柳四家言之，王第一，韦次之，柳又次之，孟为下。盖王实兼赅群妙; 韦之温厚，柳之雅淡，皆能胚胎古人。孟诗特是清举而已，以其人品尚洁，故能与右丞齐名，其诗究不免于窄狭，非王、韦、柳之敌也。今人视四家为平等，焉得称物之平乎!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一八)

唐人中，王、孟、韦、柳四家诗格相近，其诗皆从苦吟而得。人但见其澄淡精致，而不知其几经淘洗而后得澄淡，几经熔炼而后得精致。(许印芳《与李生论诗书跋》)

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唐称韦、柳有晋宋高风，而柳实学陶者。(包恢《敝帚稿略》卷二 《答傅当可论诗》)

柳柳州诗精绝工致，古体尤高。世言韦、柳，韦诗淡而缓，柳诗峭而劲。此五律诗比老杜则尤工矣。杜诗哀而壮烈，柳诗哀而酸楚，亦同而异也。(方回 《瀛奎律髓》卷四)

韦、柳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趣。(倪瓒《倪云林先生诗集》 附录 《谢仲野诗序》)

陶诗质厚近古，愈读而愈见其妙。韦应物稍失之平易，柳子厚则过于精刻，世称陶韦，又称韦柳，特概言之。唯谓学陶者，须自韦、柳而入，乃为正耳。(李东阳 《怀麓堂诗话》)

(唐人) 笔下往往出于自然，无雕琢之病，如韦、柳又其首称也。世传应物所至，焚香扫地; 而子厚虽在迁谪中，能穷山水之乐。其高趣如此，诗其有不妙者乎? (吴宽 《匏翁家藏集》卷四四 《完庵诗集序》)

韦左司平淡和雅，为元和之冠。至于《拟古》，如“无事此离别，不如今生死”语，使枚、李诸公见之，不作呕耶? 此不敢与文通同日，宋人乃欲令之配陶凌谢，岂知诗者?柳州刻削虽工，去之稍远; 近体卑凡，尤不足道。(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四)

韦、柳之佳处在摅写委尽，绝不矜作一语。(陆时雍《唐诗镜》)

子厚古诗，冲淡峭峻，在唐齐名苏州，苏长公至品诸韦上。然韦诗萧散自然，去柴桑格致不远; 子厚虽骨力稍劲，其不及韦政坐此故，由子瞻勘捉未破耳。(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卷一○八《跋吴履书柳诗》)

韦左司大是六朝余韵，宋人目为流丽者得之。仪曹清峭有余，闲婉全乏，自是唐人古体，大苏谓胜韦，非也。(胡应麟 《诗薮》 内编卷二)

唐韦述、柳芳，亦号“韦柳”。(同上书外编卷四)

唐人五言古气象宏远，帷韦应物、柳子厚。其源出于渊明，以萧散冲淡为主，然要其归，乃唐体之小偏，亦犹孔门视伯夷也。(许学夷 《诗源辩体》卷二三)

韦、柳五言古，犹摩诘五言绝，意趣幽玄，妙在文字之外。学者必欲于音响、色相求之，则见其短篇仄韵为工，而于长篇平韵如饮水嚼蜡矣。(同上)

韦、柳五言古虽以萧散冲淡为主，然旧史称子厚诗精裁密致，宋景濂谓柳斟酌于陶、谢之中，斯并得其实，故其长篇古律用韵险绝，七言古锻炼深刻。应物之诗较子厚虽精密弗如，然其句亦自有法，故其五言古短篇仄韵最工，七言古既多矫逸，而劲峭独出。乃知二公是由工入微，非若渊明平淡出于自然也。(同上)

韦、柳虽由工入微，然应物入微而不见其工，子厚虽入微，而经纬绵密，其功自见。故由唐人而论，是柳胜韦; 由渊明而论，是韦胜柳。(同上)

宋人又多以韦、柳并称，余细观其诗，亦甚相悬。韦无造作之烦，柳极锻炼之力。韦真有旷达之怀，柳终带排遣之意。诗为心声，自不可强。(贺裳 《载酒园诗话》又编)

东坡谓柳柳州诗在陶彭泽下，韦苏州上，此言误矣。余更其语曰： 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扬州，作《论诗绝句》，有云：“风怀澄淡推韦柳，佳句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又尝谓陶如佛语，韦如菩萨语，王右丞如祖师语也。(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

中唐韦苏州、柳柳州，一则雅淡幽静，一则恬适安闲。汉、魏、六朝诸人而后，能嗣响古诗正音者，韦、柳也，非仅贞元、元和间推独步矣。(田雯 《古欢堂杂著》)

“发秾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韦、柳诗之定评也。苏州殁后，识之者仅一乐天。柳州文掩其诗，得东坡而始显。当时虽荣，没则已焉; 文章之道，乃反乎是。(管世铭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人以王、孟、韦、柳连而称之者，以其诗皆不事雕绘也，然其间位置自别，风趣不同。韦苏州气味不在建安下，不应以其有田园诗便列一格。柳州诗精炼孤诣，类其为文。韦特自然，柳多作意，在读者得之。(阙名 《静居绪言》)

韦、柳诗皆本色文字，大璞不琢，人知其美而往往易视，殊不知难于藻饰者多矣。故历观自来名为学韦、柳者，率多浮薄疏庸之笔。(同上)

论诗各有意见。东坡云： 韦不如柳; 渔洋云： 柳不如韦。今读“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觉此等妙句，在陶集中亦不多得，迥非柳州所能及。 (潘清 《挹翠楼诗话》 卷三)

韦自在处过于柳，然亦病弱; 柳则体健，以能文故也。 (姚范 《援鹑堂笔记》卷四四 《文史谈艺》)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刘熙载《艺概•诗概》)

韦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语; 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同上)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 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敌; 然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视少年时与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竞胜者，更进一筹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赵翼《瓯北诗话》卷四)

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此语具眼。 (许??《彦周诗话》)

司空图善论前人诗，如谓元、白为“力勍气僝，乃都会之豪估”、“郊岛非附于寒涩，无所置才”，皆切中其病。(蔡启 《蔡宽夫诗话》)

观人言语，可以验其通塞。郊、岛诗极天下之工，亦极天下之穷。方其苦吟也，有先得上句，经年始足下句者;有断数须，而下一字者。做成此一种文字，其人虽欲不穷，不可得也。元、白变其体，求以谐俗，茗坊酒垆，往往传送，诗稍滥觞矣。(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 《柯岂文诗》)

东坡谓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予谓诗不厌寒，不厌瘦，惟轻与俗则决不可。(方回 《桐江集》卷一)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 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苏轼《东坡题跋》卷二)

韩吏部《此日足可惜》诗，自尝字八“行”字，又八“江” 字、“崇”字，虽越逸出常制，而读之不觉，信奇作也。子瞻说读吏部古诗，凡七言者，则觉上六字为韵，设五言则上四字为韵，设如“君不强起时难更”、“挂一念万漏”之类是也。不若老杜语韵浑然天成，无牵强之迹，则退之于诗诚未臻其极也。韩退之穷文之变，每不循轨辙，古今人作七言诗，其句脉多上四字，而下以三字成之。如“老夫清晨梳白头”、“先帝天马玉花骢”之类， 而退之乃变句脉以上三下四， 如“落以斧引以 徽”、“虽欲悔舌不可扪”之类是也。退之作诗，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诗律尤精，如“愁深花猿夜，梦知越鸡晨”、“乱松知野寺，余雪记山田”之类，当时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如陈商小诗叙情赋景，直是至到而已，脱诗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良由柳少习时文，自迁谪后，始专古学，有当世诗人之习耳。(张耒《明道杂志》)

韩、柳之别，则犹作室： 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 退之则唯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林光朝 《艾轩集》 卷五 《读韩柳苏黄集》)

唐承贞观、开元习治之余，以文章显者，如陈子昂、萧颖士、李邕、燕、许之徒，固不为无人。东汉以来，猥并之气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于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韩公之力欤?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韩柳而已，岂非盛哉? (汪藻《永州柳先生祠堂记》)

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之变态百出也。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强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警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矣。然李贺作歌，二公嗟赏，岂非艳歌不善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 (田锡 《咸平集》 卷二《贻陈季和书》)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四 《竹溪诗》)

韩子文易见，诗难知，刚毅雄特，体严法劲，如颜鲁公正色立朝，而无一毫柔媚圆熟之态; 非不能也，耻而不为也。柳子悔失足，退而自惭，毕竟浩气不敌耳。(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二 《合刻注解韩柳集序》)

大抵两公金石之文，韩大碑胜，柳小记胜; 韩以文为诗，柳以诗为文; 韩雄奇，柳峭洁; 韩类海，柳类江; 韩之书牍好辩类孟轲，柳之书牍好诉类屈原; 韩得排佛力，柳得学道力：其损益亦参半也。(同上书卷二 《王文肃批点韩柳文序》)

晏元献公尝有言： 韩退之扶导圣教，刬除异端，则诚有功; 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世，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卷一九续乙部 《艺林学山》一)

退之 《琴操》、子厚 《鼓吹》，锐意复古，亦甚勤矣。然《琴操》于文王列圣，得其意不得其词; 《鼓吹》于铙歌诸曲，得其调不得其韵，其犹在晋人下乎? (胡应麟《诗薮》 内编卷一)

司空图云： ……韩吏部歌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决天地之垠，柳州探搜深远。(同上书外编卷四)

五言古，子厚虽冲淡，细玩是一段功夫; 退之虽奇险，然才大不费力。(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四)

韩、柳二家以诗论，韩具别才，柳却当家。韩之气魄奇矫，柳不能为，而雅淡幽峭，得骚人之致，则韩须让柳一席也。(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

柳与韦称，五言小诗也，至大篇驰骋笔力，当不在韩吏部下。顾韩自立规模，柳则运以古法，韩气奇，柳气峻，分路扬镳，而柳诗品贵。(乔亿《剑溪说诗》又编)

韩、柳皆古文名家，所谓余事作诗人者也。然昌黎之七古，柳州之五古，李、杜、王、韦之外，亦孑焉寡俦。昌黎逊李、杜一筹，顿挫处较少; 柳州逊王、韦一筹，刻划处较多耳。(管世铭 《韫山堂文集》 卷八 《读书偶得三十四则》)


义法是方苞提出而后成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基石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义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非命》，后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到孔子之于《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此外许多著作虽不用“义法”这个词汇，意义却相近相同，如《书•毕命》：“辞尚体要。”《诗•正月》：“有伦有脊”。《礼记•表记》：“情欲信，辞欲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其中的“要”、“伦”、“信”、“志”，即“义”也，其中的“体”、“巧”、“文”，也类似于“法”的意思。后代文人每有论及的“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也差不多与“义法”类似。可见方苞的“义法”说有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背景，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简要总结，但只是到了方苞，“义法”才成为散文领域的一个专用理论范畴，概括了各种散文的两大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散文写作理论。“义法”作为方苞文论的核心，曾在他的多篇文章中多次出现，反复申说，最概括的解释见于《又书货殖传后》：“《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浑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这个话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义法”是古代文章写作的一个久远传统，“义法”说是对古代文论及写作实践的理论总结;第二，“义”是指文章要有实在的内容，诸如事、理之类，“法”是指文章要有与内容相适应的形式，诸如顺序、结构、字法、句法、章法等等;第三，“义”和“法”两大要素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其关系是义经法纬，法以义起，因义定法，法随义变，然后有“成体之文。”“义法”的使用有广狭之分，广义者，指一切散文文体的基本规律;狭义者，则专指古文的写作矩度乃至古文中某种文体的特殊法则，方苞曾言：“《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书五代史安重海传后》)即用狭义。方苞早年已有“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志向，其“义法”说不妨认为其早年志向的理论表述，对当时的文坛则是企图提出一种新的写作理论，即用古文“义法”来改造腐朽僵化的科举时文，以期实现朝廷所鼓励和标示的“清真雅正”的文风，使散文具备“助流政教”的社会政治功用。“义法”说作为散文两大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总结了古代散文的创作经验，对今天的散文写作当不无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方苞所言的“义”显然包含许多陈腐的封建文化意识，“法”也是与之相适应的一些规矩或者教条，当时就已受到了“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钱大昕《与友人书》中引王若霖言)的尖锐批评，其理论最终不过适应了清廷对时文的要求和规范，因而成为文道合一的正统派文论。所以我们今天既不必否认其理论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现实意义，又要注意从其理论躯壳中剔除其陈腐内容。

《史通》，史评著作。二十卷。唐刘知几撰。成书于唐景隆四年(711年)。 刘知几，字子玄。刘知几于编修国史的过程中，常感到受当时朝廷意旨的束缚，不能充分表达他自己的思想，于是，他就私撰《史通》这部著作，表达他的看法和主张。《史通》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各十卷。内篇共三十九篇，即《六家》、《二体》、《载言》、《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载文》、《补注》、《因习》、《邑里》、《言语》、《浮词》、《叙事》、《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模拟》、《书事》、《人物》、《核才》、《序传》、《烦省》、《杂述》、《辨职》、《自叙》、《体统》、《纰缪》、《驰张》，后三篇已佚。外篇共十三篇，即《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疑古》、《惑经》、《申左》、《点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暗惑》、《忤时》。内篇主要叙述史书体例，辨别是非;外篇论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内外篇虽各有侧重，但亦有重复、矛盾之处，大概是先有外篇，撷其精华而成内篇。《史通》对唐代以前的史籍做了全面的评价和总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其内容大致如下：

该书对唐代以前的各朝史书，从内容到编纂方法，做了全面而有系统的总结。首先分析了旧史体例的得失，把以前浩繁的史籍分成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这六家代表著六种体裁，《尚书》记载了古代帝王们的号令训戒，是纪言体史书。《春秋》依年月编次帝王们的行为和国与国之间的交涉，是记事体史书。《左传》例同《春秋》，更详细介绍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是编年体史书。《国语》分国记事，是国别史体。《史记》是通史体例。《汉书》是断代史体例。这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不详始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局限性。只有《左传》，经年纬日，叙事时层次分明，《汉书》纪传表志，举一朝而起迄完整、详细。因此，得出六家中只有《左传》和《汉书》即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二种体裁为史书的正体。在《二体》篇中，又用“编年”和“纪传”两种编述形式，总括了唐以前史籍的部类。自左丘明撰写《春秋》，司马迁著《史记》以来，后世的史家们相与因循，基本上采用的都是这两种体裁。该书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两种体裁的优缺点。认为《春秋》按时间先后顺序叙事，记载了一切大事，给人以历历在目的感觉，但对一些有德行的人以及文学家、思想家等对当时国家政治局势关系不大的人物，书中无法记载。《史记》“纪”以包举大端，“传”以记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对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大小事物均有记载。但是，同一事分散在数篇，断续相隔，前后重复，编次不分年月，这是它的不足。在纪传体史书中，又赞赏断代史体裁，而不喜通史，因此，十分推崇《汉书》。

书中把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称为“正史”，其它则归之为“杂著”，他又把它们细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志十流。这样，一切笔记、方志、家谱、以及有关地理、都邑的记载，都列入了史籍的范围。(杂述篇)建议删除纪传体史书中的天文、艺文、五行三志，增添都邑、氏族、方物诸志，其理由是：天文星象常常是古今不变，没必要重复书之，若写，也只需记载当代日蚀、月蚀、星位移动等情况。古今书目繁多，没必要重复记述，艺文志只列当代学者之书即可。至于五行、符瑞等“言而无准、事涉虚妄”应该删除。应增加都邑志，记载京城的地理形势、建筑规模、宫阙制度和朝庭轨仪。方物志记载全国各方的物产。增氏族志记载历代帝王公卿及世家大族的宗支世系。

该书用很多篇幅来论述历史编纂方法，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如内篇的《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等，都是对纪传体史书写法的评论，还有《论赞》、《序例》、《断限》、《编次》、《称谓》、《采撰》、《补注》、《叙事》、《直书》、《人物》等，也都是对如何编撰史书、收集材料的论述。主张写史书要明晰、严谨，不能驳杂零乱，应详略得当。并反对史家们所习惯和通用的在每叙一事之后必发议论的做法，如《春秋》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等等，认为这种做法烦琐而累赘，就象“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见《论赞》篇)。他在《模拟》篇中批评了历代史家专门模拟古人的弊端，大力赞赏司马迁独创《史记》新体裁的做法。同时提倡用当代语言书写历史。同时还提出了文人不可修史的主张，反对文史混淆，认为文人修史常常流于浮夸虚饰，只重视词藻华丽，而忽视史实。认为“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于加粉黛于壮夫”一样可笑。主张史学应独立于文学之外，史书要“以叙事为先”“以简要为主”。记述历史应远略而近详。

该书还全面而有系统地分析叙述了历代史官制度及他们所做的史书。在《史官建置》篇中，详细叙述了历代史官制度的建置沿革，详载了历代有名的史官。汉兴司马氏父子相继为太史公，位在丞相之上，孝宣二帝以后，史官的名位开始下降，东汉以来有“兰台”“东观”“著作”之称，魏晋以后更进一步下降，“秘书”“著作”“修史学士”，都是“杂取他官不恒厥职”。设局监修国史，以大臣统领，是从晋康帝时武陵王领秘书监开始。因而既肯定了设官修史的重要性，又指出史官人选难，历代史官中称职者不多，其弊病亦十分明显，即史官众多，以致观望无成;史馆材料缺乏，以致闻见不广;权贵干涉，难以直书，难以写成信史;监修大臣，意见不一，不知所从;分工不明，职责不清，难以完成修史的任务。史在得人重任，不在设局监领，“深识之士，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他主张独立修史，摆脱权贵干涉。在《古今正史》篇和《杂说》篇中，他详细评述了唐及其前代的史籍，评述了《春秋》《史记》诸汉书、诸晋史、《宋略》《后魏书》、北齐诸史、《隋书》、诸史等史籍在选用史料方法、用词、体例等方面的利弊得失。刘知几敢于指出前人，哪怕是“圣人”的失误，在《疑古》《惑经》两篇中，他对《尚书》提出可疑之事十点，对《春秋》提出所未谕者十二点，虚美者五点，说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六家》篇议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这种批判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该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史才三长”理论。即史家须有三个重要条件：“史才”“史学”“史识”。史才是指搜集、鉴定和运用历史资料撰写历史文章或著作的能力;史学是指对历史资料、历史知识的掌握能力;史识是作者的立场、观点或决定史料取舍的标准及写作态度等。在“才、学、识”三者中，史识最为重要，史才次之，史学又次之。他认为象晋之董狐，齐之南史那样不避强暴，扬善贬恶的史书是最上等的;象左丘明、司马迁这样的史家能够有所独创、自成体例的史书次之;象周之史佚，楚之倚相这样的以博学多闻见长的史书属下等(见《辨职》篇)。在《史通》全书中一直贯穿著作者的这一思想，如《直笔》《曲笔》《鉴识》《探赜》《核才》等篇中，反复强调“识”的重要性，认为史家不要迎奉权贵，要写信史，应秉笔直书，“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历史的功用就是总结过去，彰善贬恶，否则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史学成就，建立了史学批评、史学史和史学编纂学的原则基础，该书一直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史通》著成后，受到许多人的重视，如与其同时的徐坚称之为“史氏者宜置此于座右也”。也受到一些人的诬蔑，对于《疑古》《惑经》二篇，尤为攻击不遗余力，影响了此书的流传，《新唐书》成书之前，已亡佚三篇。从元到明中叶，其书很少有人提到，《永乐大典》都未收录。明嘉靖年间陆深得到宋本，据之校刻行世，称为蜀本。从此不断有人校刻此书，有万历五年(1577年)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张鼎思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此本，解放后影印嘉靖年间的蜀本。研究注释《史通》的著作有明李维桢《史通评释》、王惟俭《史通训(诂)》，清黄叔琳《史通训故(诂)补》，浦起龙《史通通释》，浦书是笺注史通的较好的本子。清纪昀曾删节《史通》编《史通削繁》一书，有道光时刻朱墨套印本和崇文书局刻本、石印本等。

经学中研究今文经籍的流派，与“古文经学”相对。今古文经名称的对立，始于西汉末年。所据经典多由学者经师口头传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定，而无先秦旧本。除文字书写异于古文经学外，字句、篇章、典籍亦有不同，对于经籍的解释，对古代制度、人物评价、对孔子的观念各有差别。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实际开创者乃西汉董仲舒，出于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著重阐述经文别有所在的“微言大义”，以为封建大一统思想论证。汉武帝初用公孙弘言，设立五经博士，又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今文经籍皆立于学官，至宣帝时已立今文十四博士。东汉何休则集今文经之大成，所撰《春秋公羊解诂》成为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今文经学家崇奉孔子为经学的始祖，尊孔子是受命的“素王”，认为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六经”大多是孔子所作，固然存有前代的史料，但主要是孔子“托古改制”的手段，立万世不易之法，重在微言大义;按“六经”内容的深浅排列“六经”次序，依次为： 《诗》、《书》、《礼》、《乐》、《易》、《春秋》; 今文经学以 《春秋公羊传》为主要典籍;指斥古文经传是伪造之作;相信纬书，认为其中亦存有孔子的微言大义。西汉中期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兴起，自刘歆提出立古文经传如《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于学官，今古文经学的争论从西汉末至东汉末，一直延续二百多年。由于今文经学过于拘泥师承家法，又与谶纬相结合，流于繁琐和妄诞，遂趋衰落。东汉初光武帝曾恢复设立十四博士，旋即废去。东汉末郑玄遍注羣经，打破今古文家法，今古文之争基本平息;加之汉末社会秩序的大混乱，亦使专门学术的传授断绝。直至清中叶后，由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突出，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承继今文经学传统，阐发春秋公羊学，以批评朝政，干预世事。今文经学复兴，占据了学术界重要地位。另外，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都是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近代康有为则集清代今文经学之大成，今文经学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重要理论根据。今文经学今存《仪礼》、《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及《韩诗外传》等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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