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词，以宫廷生活为题材的诗。“宫怨诗”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最有价值的部分。唐大历中，王建作《宫词》百首，始以“宫词”为题。历代以“宫词”为题的极多。汲古阁有《十家宫词》，收自唐王建至宋王珪十家所作。清张海鹏辑《宫词小纂》三卷，收明、清人所撰《宫词》九种。清吴骞《拜经楼诗话》云：“宫词始著于唐王仲初(王建的字)，继之者不一而足，如三家、五家、十家之刻，昔人论之详矣。”说明“宫词”自唐王建以后，作者蜂起，形成十分繁荣的局面。其中寄托深远，讽谕尖锐的佳作不少，也有语涉猥亵、格调低下的作品。参见“宫怨诗”。 

乐府歌曲名。南北朝新兴之《横吹曲》。歌辞现存《企喻歌》、《琅琊王歌》、《陇头流水歌》等六十余首，多是北朝民歌。其特色是语言质朴无华，表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它们传入南方大约在东晋到梁这一段时期。篇幅一般较短。其中也有原用鲜卑族语言而经过汉译者。因流入南朝后，曾被梁采入乐府，故又称《梁鼓角横吹曲》。

元和体，古代文学术语。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诗体》标举唐代诗歌风气的演变，“以时而论”，分为5体，“元和体”是其中之一。在唐代诗歌史上，“元和体”这一名称有广狭两方面的含义。狭义的“元和体”是指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诗人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擅长的诗歌体裁。《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居易名相埒，天下传讽，号为‘元和体’。”根据文学史家的研究，这种元和体裁是指元白2人所擅长的长篇排律。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自注说：“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元稹《上令狐相公启》说：“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相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江湖间为诗者，复相仿效，力或不足，则至于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亦自谓为‘元和诗体’。”由元、白的自叙可知，所谓“元和体”、是指包括那些仿效者所作在内的长篇排律。此外，元稹在《上令狐相公启》中又讲道，他自己于“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这些诗作也被“江湖间多新进小生”所仿效，“皆目为元和诗体”。以上是所谓狭义的元和体。这种诗体的特点，见“长庆体”条。广义的元和体则是指元、白以后诗坛上出现的摹拟元和时代诗人，包括摹拟韩愈、孟郊等人诗文创作的文学风气。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照李肇的说法，则元和体差不多成了中唐元和以后诗歌的总名词。所以，一般的所谓“元和体”，都是采取狭义的含义。

长庆体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所开创的一种诗体。“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因为白居易有《白氏长庆集》、元稹有《元氏长庆集》，“长庆体”由此得名。白居易曾有长篇叙事诗《琵琶行》、《长恨歌》，而元稹有《连昌宫词》等，这些作品从形式上看，虽属七言歌行体，但在体制上又不同于一般七言歌行，如全诗多用律句，在用韵方面要比律诗自由，可以几句一转韵，而且平仄韵可以相间使用。声调谐美，词藻婉丽。从内容上看，往往通过对一些上层人物的爱情悲剧故事的铺叙和描写，来抒发作者的感慨。“长庆体”之名，始见于南宋，如戴复古在《望江南》词中说：“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绰有稼轩风。”而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认为：“此篇(指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与《琵琶行》，一如战士轩昂赴敌场，一如儿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黄初气骨，白未脱长庆体尔。”这里更明确指出“长庆体”则指《琵琶行》一类的诗体作品。至清初，仿“长庆体”的作品渐多，尤以诗人吴伟业(号梅村)最为突出。吴梅村的《圆圆曲》、《永和宫词》等长篇叙事诗，都是仿“长庆体”写成的名篇。但前人对“长庆体”的说法不都相同，也有人把白居易的部分七律、或五古看成是“长庆体”的(分别见纪昀的《删正方虚谷瀛奎律髓》及《四库全书总目》等。其诗歌美学的特点：就内容而言，多写时事，往往通过儿女悲欢离合之情反映具有时代和社会意义的主题。唐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为代表作。从形式而言，为七言歌行，虽属古体，却多律句，同时又数句一转韵，平仄韵间使，音调抑扬多变而协调圆转，产生音律美;从表现手法来看，注意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语言丰富多彩，缠绵婉丽，生动感人。

宋哲宗元佑(1086—1094)年间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诗风。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以时而论”，则有“元佑体、江西宗派体”。以“苏、黄、陈诸公”为代表。实则苏、黄、陈诸家诗风并不完全相同，只是当时并存之诗体而已。综观严氏诗论，并不赞赏苏、黄等人的诗风。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又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同上《诗辨》)严羽试图以盛唐诗风来挽救宋诗之弊，只能引导人们走上另一条以模拟复古为能事的形式主义道路。从严羽评论中看，也说明元佑年间以苏、黄为主的诗坛创造出以“己意以为诗”的新诗风。元佑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形成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审美特点。同时黄庭坚、陈师道主张“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情达意，“点铁成金”，则成为江西诗派的美学特点。总的来看，苏、黄、陈等形成元佑诗的风格，表现出宋代诗歌不同于唐代的独特风貌。所以“元佑体”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

指晚唐诗歌的风格体式。明瞿佑《归田诗话》引方回《唐三体诗序》称：“近世永嘉叶正则水心，倡为晚唐体之说，于是四灵诗江湖宗之，而宋亦晚矣。”叶氏所指为晚唐姚合、贾岛一路诗风，其说影响尚小。及宋严羽《沧浪诗话》列“晚唐体”为一体、明高棅《唐诗品汇》分唐诗为初、盛、中、晚四期后，其说渐行。严、高二氏所称“晚唐体”乃就晚唐诗歌总体风貌言之，多指晚唐诗之弊，宋人持论多与之相近。如蔡居厚云：“晚唐人诗多小巧，无《风》、《骚》气味。”(《诗史》)宋俞文豹更称其为 “局促于一题，拘挛于律切，风容色泽，轻浅纤微，无复浑涵气象”(《吹剑录》)。清人则有对晚唐诗加以肯定或作调停之论者，如毛先舒云： “唐人诗有中晚，余意尝优晚。盖中唐虽若自然，乃多失之俚浅，晚叶诸公，刻画惊挺，而引信多遥思，故为胜也。”(《题倪鲁玉诗》)近代丁仪亦曰：“诗至晚唐，思致新颖，务极精巧，虽性灵未泯，风神秀出，而纤巧刻露，格调终非上乘，考其体裁之所自，大抵得子美、太白之一体。”(《诗学渊源》)俱可见其诗风之得失。

唐诗人姚合早年历官多为县簿、尉等，作诗多描写任低级职务的状况，对其间的萧条山邑、荒凉风景、凋弊气象等模写非常工致，有《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为突出代表，所以人称“姚武功”，诗称“武功体”。 (见《唐才子传》)

诚斋体，南宋杨万里(号诚斋)独特的诗风。其诗始学江西派，既而学陈师道五律、王安石七绝，后学唐人绝句，51岁时“若有所悟”，尽弃所学，别出机杼而自成一体。其特点是：擅长于发现、捕捉稍纵即逝的自然景象的特征和动态，“眼明手捷，踪矢蹑风”，将其“生擒活捉”;想象丰富，视角多变，构思新颖，能从习见事物中写出新意，把“死蛇弄活”;结构层叠曲折，句法灵动多变，若无格律拘束之苦;语言新鲜活泼，俚俗化、口语化倾向十分明显;寓情感、讽刺、理趣于恢谐之中，饶有幽默之趣，为我国诗歌所罕见。然“诚斋体”中也有些作品率意下笔，意思屑琐，语言亦流于滑快粗疏。宋人多谓“诚斋体”得力于江西派的“活法”，其实“诚斋体”的“活法”主要体现为“跳腾踔厉”追蹑造化，以及构思、句法、语言的灵活变化，与江西派“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的“活法”涵义有所不同。“诚斋体”师法自然、表现自然，为我国诗歌开拓了审美新境界。它突破了江西派诗风的一统天下，是南宋前期诗风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名声在陆游诗歌之上，不少诗人都有模仿诚斋体之作，对后代诗歌也有颇大影响。

稼轩体，宋词体派名称。南宋词人辛弃疾号稼轩居士。他的词多姿多彩，不拘一格，以豪壮悲慨著称，亦兼擅婉约侧媚。其政治抒怀词激扬奋厉，儿女柔情词清丽委婉，闲适词平淡自然，一人奄有众长而又不失其主体风格，号为“稼轩体”。这一称谓始自南宋后期。戴复古《望江南》词云：“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此处“体”与“风”互文，“稼轩风”即“稼轩体”。南宋中后期，稼轩体风行于世，仿之者不绝。今存宋词作品中尚有标明效稼轩体者：如蒋捷《水龙吟》赋落梅之魂，自注“效稼轩体”;连与辛弃疾不同派的周密，其《效颦十解》中也有“拟稼轩”一首。至元代张埜，犹有《沁园春•止酒效稼轩体》等作。清代陈维崧等人，更是稼轩体的发扬光大者。稼轩体在南宋衍体成派，成为一个阵容强大的词派，其流派繁衍及于金元明清各代。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论唐宋名家流派不同，“辛稼轩为一体，张(孝祥)、陆(游)、刘(过)、蒋(捷)、陈(亮)、杜(�[)合者附之。”同卷另条又谓：“东坡一派，无人能继。稼轩同时则有张(孝祥)、陆(游)、刘(过)、蒋(捷)辈，后起则有遗山(元好问)、迦陵(陈维崧)、板桥(郑燮)、心馀(蒋士铨)辈。”这就把自宋及清“稼轩体”主要作家都陈列出来了。

元轻白俗，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风。轻指轻佻，俗指通俗。早在唐李肇的《唐国史补》中就有类似的说法：“元和已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至宋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正式提出此评语：“猗欤子玉，南国之秀……独以诗鸣，天锡雄味。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此处主要是苏轼自况，并非有意贬斥元白。后来有的论者引用此语时，才专门加以疵病。如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云：“(诗)以气韵清高深眇者绝，以格力雅健雄豪者胜。元轻白俗，郊寒岛瘦，皆其病也。”

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严羽 《沧浪诗话•诗评》)
高适才高，颇有雄气，其诗不习而能，虽乏小巧，终是大才。岑嘉州与子美游，长于五言，皆唐诗巨擘也。(吴师道《吴礼部诗话》 引时天彝 《唐百家诗选评》)
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陈绎曾 《诗谱》)
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选》体时时入古，岑尤陡健; 歌行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已，尤为正宗。(王世贞 (艺苑卮言) 卷四)
五言近体，高、岑俱不能佳; 七言，岑稍浓厚。(同上)
诗之所以病者，在过求之也，过求则真隐而伪行矣。…… 高、岑诸人之不真也为习使。(陆时雍《诗镜总论》)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调音节时有参差。嘉州清新奇逸，大是俊才，质力造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内，古意犹存; 岑英发之中，唐体大著。(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
高、岑并工起语，岑尤奇峭，然拟之宣城，格愈下矣。 (同上)
岑词胜意，句格壮丽，而神韵未扬; 高意胜词，情致缠绵，而筋骨不逮。岑之败句，犹不失盛唐; 高之合调，时隐逗中唐。(胡震亨 《唐音癸签》卷一○)
唐人五七言古，高、岑为正宗。然析而论之，高五言未得为正宗，七言乃为正宗耳; 岑五言为正宗，七言始能自骋矣。五言古，高、岑俱豪荡，而高语多粗率，未尽调达，岑语虽调达，而意多显直。高平韵者多杂用律体，仄韵者多忌鹤膝; 岑平韵者于唐古为纯，仄韵者亦多忌鹤膝。胡元瑞云“岑质力造诣皆出高上”，是也。七言歌行，高调合准绳，岑体多轶荡。王元美云：“岑磊落奇俊，高一起一伏，取是而己，犹为正宗。” (许学夷 《诗源辩体》 卷一五)
若高、岑豪荡感激，则又以气象胜; 或欲以含蓄酝藉而少之，非所以论唐古也，歌行不必言矣。(同上)
五言律，高语多苍莽，岑语多藻丽。然高入录者气格似胜，岑则句意多同。七言律，岑实为工。(同上)
盛唐五言律，唯岑嘉州用字间有涉新巧者……然高岑所贵，气象不同，学者不得其气象，而徒法其新巧，则终为晚唐矣。(同上)
高、岑五言不拘律法者，犹子美七言以歌行入律，沧浪所谓“古律”是也。虽是变风，然豪旷磊落，乃才大而失之于放，盖过而非不及也。(同上)
高、岑五言，子美七言不拘律法者，皆歌行体也。故意贵倾倒，不贵含蓄，未可以常格论也。(同上)
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惟高、岑、李颀得为正宗，王维、崔颢抑又次之。然今人才力未必能胜高、岑，而驰骋每过之者，盖歌行自李、杜纵横轶荡，穷极笔力，后人往往慕李、杜而薄高、岑，故多不免于强致，非若高、岑诸公出于才力之自然也。试以全集观之，高、岑诸公虽未极纵横，而众作可观。(同上书卷一七)
才大者每欲任情，才小者辄能自厉。高不如岑，钱不如刘，谁不知之? 而高、钱五言律数篇，气格实胜岑、刘。 (同上书卷三二)
李献吉自序其诗，大抵由唐人律诗进而为李、杜歌行，又进而为六朝，又进而为汉魏，又进而为赋骚、琴操、古歌、四言。予谓： 学李、杜由高、岑诸公而进，此升堂入室之次第。 (同上书卷三四)
岑此诗 (按指《送郑少府赴滏阳》) 较高为蕴藉，其余则且不及达夫。要嘉州自七言手笔，五言便几不成语。如“玉垒天晴望，诸峰尽觉低”、“明主虽然弃，丹心亦未休。”俗子面上，汗汁溅人，当复不异真方于杜荀鹤一流人先鞭，不谓之恶诗不得。(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三)
高、岑以气取篇，五言近体，自非其长，句短气浮，固必有趋蹶之患。排律于体，以纡长为优，则气可相称，则较之储、孟，尤足以尽其才矣。(同上)
钟氏曰：“唐人如沈宋、王孟、李杜、钱刘之类，虽两人并称，皆有不能强同处。惟高、岑心手如出一人，其森秀之骨，淡远之气，既皆相敌。”余意亦终有别。高五言古劲浑朴厚耳，岑稍点染，遂饶秾色。高七言古最有气力，李、杜之下，即当首推; 岑自肤立，然如崔季珪代魏王，虽雅望非常，真英雄尚属捉刀人也。惟短律相匹，长律亦岑不如高。(贺裳《载酒园诗话》 又编)
嘉州五言律分二种： 有一种工整而秀润者，有一种峭拔而直拗者。若达夫，则峭拔者多，工整者少。(黄生 《唐诗矩》)
高、岑性情开朗，故诗皆爽健。其不至于浅薄者，以高能用折笔，岑能用添笔也。(顾安 《唐律消夏录》卷四)
问： 高、岑似微不同，或高优于岑乎? 答： 唐人齐名，如沈宋、王孟、钱刘、元白、皮陆，皆约略相似，唯李杜、高岑迥别。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钟伯敬谓高、岑诗如出一手，大谬矣。(刘大勤 《师友诗传续录》述王士禛语)
高、岑并称，高骨较健，岑气较雄。(张文荪 《唐贤清雅集》 批语)
高、岑诗同而异： 高诗浑朴，岑诗警动。(乔亿《剑溪说诗》 卷上)
嘉州五言，微不逮高; 至歌行奇崛处，不翅过之。 (同 上)
高、岑并称，高之遒俊似不逮岑，而其苍莽处更胜之。诗格自以苍莽为最贵，遒俊其次也。(《唐贤三昧集》潘德舆批)
高常侍豪宕感激，岑嘉州创辟经奇，各有“建大将旗鼓出井陉”之意。(管世铭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
高达夫七古骨整气遒，已变初唐之靡，特奇逸不如李，雄劲不如岑耳。岑嘉州七古劲骨奇翼，如霜天一鹗，故施之边塞最宜。(施补华《岘佣说诗》)
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刘熙载 《艺概•诗概》)

(上官仪)本以词采自达，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旧唐书•上官仪传)
(沈)佺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与宋之问齐名，时人称为“沈宋”。(《旧唐书•文苑传中》)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新唐书•文艺传中》)
(杜审言) 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新唐书•杜审言传》)
融为文华婉典丽，峤富于才思。……按崔融、李峤，诗格相同，比之“四杰”，其体已变，盖是时已开盛唐之风也。 (玄修《唐诗概说》)

孟浩然、王摩诘诗，自李、杜而下，当为第一。老杜诗云：“不见高人王右丞”，又云：“吾怜孟浩然”，皆公论也。 (许??《彦周诗话》)
唐诗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诘足称大家。王诗丰缛而不华靡，孟却专心古淡，而悠远深厚，自无寒俭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则孟为尤胜。(李东阳 《怀麓堂诗话》)
王、孟二氏，盛唐名家，一以清婉称近体，一以风骨雄古风。(徐熥《幔亭集》 张献翼序)
摩诘才胜孟襄阳，由工入微，不犯痕迹，所以为佳。间有失点检者，如五言律中“青门”“白社”、“青菰 ”“白鸟”一首互用; 七言律中“暮云空碛时驱马”、“玉靶角弓珠勒马”，两“马” 字复压;“独坐悲双鬓，又云“白发终难变”。他诗往往有之，虽不妨白璧，能无少损连城?观者须略玄黄，取其神检。孟造思极苦，既成乃得超然之致。皮生撷其佳句，真足配古人。第其句不能出五字外，篇不能出四十字外，此其所短也。(王世贞 《艺苑卮言》 卷四)
仲默云： 右丞他诗甚长，独古作不逮。读其集，大篇句语俊拔，殊乏完章; 小言结构清新，所少风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闲淡颇自成局。(胡应麟《诗薮》 内编卷二)
王摩诘、孟浩然才力不逮高、岑、而造诣实深，兴趣实远。故其古诗虽不足，律诗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而气象风格自在，多入于圣矣。(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六)
五言律摩诘风体不一，浩然机局善变。然摩诘可学，而浩然不易学也。(同上)
王、孟五言绝，笔韵超远，不减李拾遗。但李近浏亮，王近清疏，特差异耳。孟他体较王格小减，五言绝句气更似胜之。(毛先舒 《诗辩坻》)
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姿，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上，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厚于孟故也。吾尝譬之，王如一轮秋月，碧天似洗; 而孟则江月一色，荡漾空明。虽同此月，而孟所得者，特其光与影耳。(贺贻孙《诗筏》)
王维、孟浩然清淑散朗，窈窕悠闲，取神于陶、谢之间，而安顿在行墨之外，资制相侔，神理各足。(田雯《古欢堂杂著》)
汪钝翁 (琬) 尝问予：“王、孟齐名，何以孟不及王?”予曰：“正以襄阳未能脱俗耳。”汪深然之，且曰：“他人从来见不到此。”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一)
问： 王、孟诗假天籁为宫商，寄至味于平淡，格调谐畅，意兴自然，真有无迹可寻之妙。二家亦有互异处否? 答： 譬之释氏，王是佛语，孟是菩萨语。孟诗有寒俭之态，不及王诗天然而工。惟五古不可优劣。(刘大勤 《诗友诗传续录》述王士禛语)
人皆以王、孟并称，是但秀辞句耳。摩诘见地既高，法脉亦细，句句清逸，句句沉著; 襄阳虽清逸，而时有肤浅处，以其见地尚有出入故也。(顾安 《唐律消夏录》卷三)
王、孟诗原有实落不可磨灭处，只因务为修洁，到不得李、杜沉雄。(郑燮 《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
襄阳诗从静悟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此诗品也。然比右丞之浑厚，尚非鲁卫。(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一)
王、孟诗大段相近，而体格又自微别。王清而远，孟清而切。学王不成，流为空腔; 学孟不成，流为浅语。(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二三)
王、孟齐名，李西涯谓王不及孟，竟陵及新城先生谓孟不及王。愚谓： 以疏古论，孟为胜; 以澄汰论，王为胜。二家未易轩轾。(乔亿 《剑溪说诗》卷上)
右丞诗精工，襄阳诗有乱头粗服处，故说者多谓胜王，不知此乃迹耳，境地高下不在此。(同上)
昔人谓王、孟五言难分高下。蒙意王气较和，孟骨差峻; 王可兼孟，孟不能兼王，即此微分。故首王而次孟，非同耳食漫推重右丞也。右丞各体俱佳，不谢不随，风规自远，古今绝调。(张文荪 《唐贤清雅集》)
夫诗有徐、庾，有王、孟。王、孟之诗不必谓宗法柴桑，要皆自能伐毛洗髓，固质存真，故其趣洁，其味旨，而难以工力计较。(阙名 《静居绪言》)
盛唐诗各体俱妙，而王、孟之五言律尤最。二家诗多妙悟，王以高华精警胜，孟以自然奇逸胜。(林昌彝 《海天琴思录》 卷一)
王、孟皆陶之支派，而陶自然，王、孟终有几分修饰，便是六朝以后人诗。(锺秀 《观我生斋诗话》卷三)
盛唐人诗固无体不妙，而尤以五言律为最。此体中又当以王、 孟为最， 以禅家妙悟论诗者正在此耳。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 卷四引姚鼐语)
王、孟诗专以自然兴象为佳，而有真气贯注其间，斯其所以为大家也。(同上书引吴汝纶语)

王右丞、韦苏州澄淡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遒举哉? (司空图 《与李生论诗书》)

右丞、苏州，趣味澄敻，若清风之出岫。(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

右丞、苏州，皆学于陶，王得其自在。(陈师道《后山诗话》)

韦苏州诗，韵高而气清; 王右丞诗，格老而味长。虽皆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无优劣。以标韵观之，右丞.远不逮苏州。至于词不迫切，而味甚长，虽苏州亦所不及也。 (张戒 《岁寒堂诗话》卷上)

生成语难得。浩然诗高处不刻画，只似乘兴。苏州远在其后，而淡复过之。(刘辰翁《孟浩然诗集跋》)

韦应物居官自愧，闷闷有恤人之心。其诗如深山采药，饮泉坐石，日宴忘归。孟浩然如访梅问柳，偏入幽寺。二人趣意相似，然入处不同。韦诗润者如石; 孟诗如雪，虽淡无彩色，不免有轻盈之意。(同上)

韦、柳冲淡萧散，皆得陶之旨趣，下此则王摩诘矣。何则?富丽穷苦之词易工，幽深闲远之语难造。(倪瓒《清阁全集》 卷一○《谢仲野诗序》)

后乎 《三百篇》，莫高于陶。……陶之继，则韦、孟、王、柳之得意者，精绝超诣，趣与景会，多出于兴，然于风雅概有悟。(张以宁 《翠屏集》卷三 《黄子肃诗集序》)

孔文谷曰： 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典雅冲穆，入妙通玄，观宝玉于东序，听广乐于钧天，三家其选也。(谢榛《四溟诗话》 卷四)

韦诗诚佳，但观刘须溪细评，亦太钻皮出羽。惟云：“韦诗润者如石，孟诗如雪，虽淡无采色，不免有轻盈之意。”此喻尚好。至谓二人意趣相似，则又不然。“自顾躬耕者，才非管乐俦。闻君荐草泽，以此泛沧州”，自是隐士高尚之言。“促戚不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自是循吏倦还之语。原不同床，何论各梦! (贺裳 《载酒园诗话》又编)

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三)

王右丞之超禅入妙，孟襄阳之清远闲放，韦左司之冲和自然，柳柳州之清峭俊洁，皆宗陶，而各得其性之所近。 (陈明善《唐八家诗钞》 沈德潜序)

王与孟与韦与柳，其生平出处不尽相侔，而其胸襟浩落，萧然出尘，则遥遥百余年间，前后若合符节。王则以清奇胜，柳则以清俊胜，韦则以清拔胜，孟则以清远胜。每当风晨月夕，展卷长吟，如幽士深山，如佳人空谷，令人仿佛遇之。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窃向往之。所愿天下之论诗者，毋徒炫李、杜之名，而忽视夫四子也。(胡凤丹 《唐四家诗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