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王学派指以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学派。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创者，其学以“尊德性”为宗，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 《象山先生全集•杂说》)。强调心与理完全合一，“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同上书《与李宰二》)，认识本心也就可以认识理和宇宙。认为心与理是万世不变的，“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同上书《杂说》)。其兄九韶、九龄亦主心学，并称为三陆子之学。九龄认为“心”是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尧、舜以来的圣人一脉相承的道统，即是心，为学主张“身体心验，使吾身心与圣贤之言相应，择其最切己者勤而行之”(《复斋文集•答王汉臣》)。九韶也强调“日用”即是“明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梭山日记》)。三陆子之心学在南宋学术领域独树一帜，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展开过长期争论。陆学另一主要人物杨简，援佛入“心学”之中，提出“心是佛，除此外更无别佛”(《慈湖遗书续集》卷一)，认为《六经》皆是“心”的表现，称“易之道” 即是“心”，“人心即道，故曰道心” (《慈湖遗书》卷六)。到明代中叶，由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王守仁在经历三次变化之后重新揭出 “心学”之旗帜。王守仁“始泛滥于词章，继而徧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固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王学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认为“心”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倡“致良知”说，认为“良知”人人都先天而有，“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王文成公全书•答欧阳崇一》)。致良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同上，《答顾东桥书》)。提倡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提倡通过“存天理，去人欲”而复得良知，强调“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同上)。王学在明代中叶影响很大，还流传到日本，形成日本的阳明学。陆学王学在思想上一脉相承，与程朱学派相对立，是宋明理学中足以与程朱之学抗衡的一大势力。

浙东学派指南宋至清初以浙江东部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学派，分为南宋时期和明末清初两个活动阶段。南宋时期，以史学为主，言性命之理必究于史。主要人物有历史学家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金华学派(一称婺学，又称吕学)，因吕祖谦为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故名。祖谦和其弟祖俭、祖泰等都属于该派的主要人物。其学揉合朱熹和陆九渊的学说，力图“兼取其长”。宇宙观上，偏重于陆九渊心学，认为“心之与道，岂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吕祖谦：《东莱左传博议》卷三)。认识论上，偏重于朱熹“穷理”为本的“格物致知”，但又赞成永嘉学派的务实作风，提倡研究问题“不可有成心”，要“参合审订”、“再三商榷”(《东莱文集•杂说》)。在传播文献史学方面，有很大贡献。永嘉学派除叶适外，尚有薛季瑄、陈傅良等人，因均为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市)人，故称其学派为永嘉学派。和当时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考亭学派)、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象山学派)，鼎足而三。思想上认为充满宇宙的是物，而“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叶适：《习学记言》卷四十七)。重视功利之学，认为人们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对认识有重大意义。永康学派因陈亮为永康(今属浙江)人而得名，又因世称陈亮为龙川先生，故又称龙川学派。此派主张事功之学，耻为无用之学，反对空谈心性、义理，提倡“王霸并用，义利双行”(陈亮：《覆朱元晦书》)。哲学上，主张“盈宇宙者无非物”(《经书发题•书经》)，认为“道”是具体事物的法则，与朱熹的理学派和陆九渊的心学派相对立。明末刘宗周，清初黄宗羲、万氏兄弟(斯大、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人是浙东学派第二个活动阶段的代表人物。刘宗周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筑证人书院讲学，黄宗羲、陈确为其学生。宗周主张“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体认亲切法》)，反对宋儒“理在气先”说。又以 “心”为主宰，并用 “气”来贯通 “性”、“道”、“理”。提倡“慎独”、“诚敬”。清初黄宗羲受其影响，而史学成就尤大，著成《明儒学案》，合著《宋元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新风。在哲学上，反对程朱理学“理在气先”之说，认为宇宙万物皆是物质之气构成。但又认为“盈天地皆心也”(《明儒学案•序》)。宗羲弟子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均长于治史，全祖望更兼治经学、史才、词科，续修成宗羲《宋元学案》，继承宗羲钻研史籍、通经致用的传统，为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其治经，主张以考证史料和发挥义理相结合，把治经引向治史。在学风上反映了学术思想从经学旧传统中解放出来的趋向。所著《文史通义》，史观明确，史论系统，于史才、史识、史法之外，尤重视史意。清初浙东学派的另一代表邵晋涵，于史学也颇多贡献，为“四库全书馆”编撰人之一，擅长五代史，于经学，也多有独到见解，尤长于《尔雅》，其《尔雅正义》为训诂学要籍。
 
婺学，以南宋吕祖谦为代表的学派，即金华学派，亦称吕学。因祖谦为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故名。为浙东学派之一。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时称东南三贤。思想上调和朱熹、陆九渊，又接受永嘉学派的“务实”思想。政治上，主张抗金和改革弊政、亟诛权臣，认为当时“实百弊俱极之时”，“国仇未雪”，“邦本未宁”(《东莱文集•太学策问》)，要求“虚心以求天下之士，执要以总万事之机”(《宋元学案•东莱学案》引吕祖谦语)，进行社会政治改革。哲学宇宙观上，偏重于陆九渊的 “心学”。认为“心”即“道”，“心之与道，岂有彼此之可待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东莱左传博议》卷三)。把“心”直接看作世界的本体，提出“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东莱左传博议》卷一)。仰而观之，俯而察之，宇宙万物，“皆吾心之发见”(同上书卷二)，“通天下无非己也”(同上书卷三)。认识论上，提倡自存本心和 “反求诸己”，认为“万物皆备，初非外铄。惟失其本心，故莫能行。苟本心存焉，则能力行焉”(《东莱文集•礼记说》)，宣扬“吾胸中自有圣人境界”(《东莱遗集•与学者及诸弟》)。提倡“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学问“本不在外”，要“尽反求诸己，使表里相应而后可”(《东莱遗集•孟子说》)。在认识方法上，汲取朱熹以“穷理”为本的“格物致知”说，但又提倡永嘉学派的务实作风，主张研究问题“不可有成心”，强调“参合审订”、“再三商榷”，认为民间的实际经验“人人皆有可取”(《东莱文集•杂说》)。人性问题上，主张性善论，但又吸取了北宋张载和二程(颢、颐)的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人性就其本源来说，是善的，之所以有恶，是由于受“气质”影响的结果，提倡通过“明善”、“复善”，使人的善端得到恢复。伦理观上，最注重“心”和“礼”，认为“仁”、“礼”能概括天下之“理”。提倡通过“居敬”、“诚存”的内心修养工夫，排除一切杂念、私欲，达到“内外一体”的“仁”的境界。教育上，提倡 “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同上书《太学策问》)，“为学要须日用间实下工夫，乃得力” (《东莱遗集•与内兄曾提刑》)，要求人们注重真才实学，有利于国计民生。史学上，注重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和文献的整理，认为历史规律是“盛之极乃衰之始”(《东莱左传博议》卷三)。祖谦学术思想，十分博杂，全祖望评论说：“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宋元学案•东莱学案》案语)。主要人物有其弟吕祖俭、从弟吕祖泰等。吕祖俭与明州学者杨简、袁燮、沈焕共称明州四先生，在浙东一带传播文献史学方面，有很大影响。

永嘉学派，南宋以薛季瑄、陈傅良、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学派。为浙东学派之一。因主要代表人物均系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人，故名。北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间，浙江有“永嘉九先生”之称，指太学中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九人，他们将“洛学”、“关学”引入浙东，加以传播。至南宋薛季瑄始脱离“洛学”，自成一家，“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宋元学案•艮斋学案》案语)，后来“蔚为永嘉经制之学，而时贤或目为功利”(同上书)。季瑄功利之学，亦涉及田赋、兵制、地形、水利、天文、锺律等，重视实际的效用，“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 (同上)。其学说由弟子陈傅良继之，把功利之学总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止斋文集•致陈同甫书》)，注重 “考古咨今”(《宋元学案•止斋学案》)，对后世影响很大。叶适继之为永嘉功利之学的集大成者，和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鼎足而三。更为注重功利，认为 “义”不可离“利”，“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十三)。提倡“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同上书卷十九) 的政策。认为充满宇宙的是 “物”，而“道”存在于事物本身，“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同上书卷四十七)。主张“以物用而不以己用”(《叶适集•进卷•大学》)，强调客观是认识的根据，否则会“自用则物伤，伤物则己病矣”(同上)，即会歪曲客观事物(伤物)而使自己陷于谬误(己病)。重视直接经验对认识的作用，强调人的思想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可“论高而违实”(同上书《终论七》)，要有的放矢，“弓矢从的，而的非从弓矢也”(同上)。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指出“夫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同上书《题姚令威西溪集》)。反对当时盛行的性理空谈，对理学家们所崇拜的曾子、子思、孟子等人都有过批判和评述。指责理学家糅合儒、释、道三家思想而提出的“无极”、“太极”之说的谬妄。认定人的自然情欲是由自然需求而产生的，不可灭绝，而应用“礼”加以调节，“以利和义”。弟子多人继承了叶适的永嘉功利之学，其中著名的有丁希亮、陈耆卿、周南、孟猷、宋驹、孔元忠等。他们均“常以世道废兴为己重，忧时伤国”，重视“当今急务”，“语多讥弹时政”(《宋元学案•水心学案》)。并注意探究学术思想的“统绪”及演变的关系，“学以观省密察为主”，“从事于古今伦贯，物变终始，所当究极，用功甚锐”(同上)，也都表现出永嘉之学务实用、尚功利的特色。

永康学派，以南宋陈亮为代表的学派。因亮为永康(今属浙江)人，故名。又因世称亮为龙川先生，故亦名龙川学派。此派注重功利，“专言事功”，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干无利，何以具四德?”(《宋元学案•龙川学案》)政治上要求变法革新，“法令不必尽酌之古，要以必行”(《三国纪年》)，如祇“遵祖宗之旧，……不究变通之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就会“龌龊拘挛，日甚于一日” (《上孝宗皇帝第三书》)。力主抗金，以收复失地为己任。经济上，提倡农商并重的政策，提出富民商贾的措施，指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陈亮集•四弊》)，认为“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唯恐商贾之不折也”(《上孝宗书》)。哲学上，指出 “夫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经书发题•书经》)认为“道”祇能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勉强行道大有功》)。“道”在天地万物之中，是具体事物相应的法则，“舍天地则无以为道”(《又乙巳春书之一》)，“千途万辙，因事作则”(《与应仲实》)。客观存在的事物及其规律，人是可以认识的，“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天地万物之理，未尝不昭然也” ( 《杨雄度越诸子》)。强调“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指出“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资之高，而勉强于其所当行而已”(《勉强行道大有功》)。并认为后天的实际活动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指责理学家们离开具体事物，“玩心于无形之表”结果是，或者如“枯木死灰”，或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都不知 “文理密察”之道(《与应仲实》)。在人性上，反对将理与欲割裂开来，认为物质欲求是人的自然本性，“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问答》下)，“天理人欲可以并行”(《覆朱元晦书》)，但也强调要用“礼”来节制欲。在历史观上，则用“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同上)的观点，反对朱熹认为三代以后是人欲横流的霸道衰世的观点。斥责理学家祇讲主观动机而空谈“道德性命”，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运干序》)。在哲学和史学上，与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相对立。为浙东学派之一，但影响不如永嘉学派，“人多疑其说而未信”(《宋元学案•龙川学案》)。主要人物有陈亮门人喻偘、喻南强、钱廓、凌坚、吴深、何大猷等，他们“布磔纲纪，发为词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门，恶声不入于耳” (同上)，发扬光大永康之学。

常州今文经学派，由清庄存与开创，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加以继承与发展的学派。因其根据今文经《公羊传》来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又由于庄、刘是常州人，刘、宋又同为庄存与的外孙，故这一学派被称为“常州今文经学派” 或“公羊派”。该学派极力阐发今文经学的所谓 “微言大义”。创始人庄存与，被称为“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清阮元《庄方耕宗伯经学序》，《味经斋遗书》卷首)，其主要著作有《彖传论》、《彖象论》、《系辞传论》、《卦气解》、《尚书既见》、《尚书说》、《毛诗说》、《春秋正辞》、《春秋条例》、《春秋要指》等，汇为《味经斋遗书》。其治经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疑义，“《易》则贯串羣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邵公所讥信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缺，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可补古 ‘乐经’ 之缺;《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诤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辟门户，轻肆诋诘”(同上)。既发挥今文《公羊》“微言”，又对古文经《周礼》、《毛诗》作“说”;既寻西汉之“坠绪”，又不偏废宋儒经说。而且其重在“取法致用”，意在经世，从而对汉学、宋学中有资经世者予以采缀，对其无助经世者则加扬弃。他探索过汉学、宋学的特点，一以经世为指归;为了经世的需要，特重经书的大义。但他毕竟是“创始”，以致虽重“微言”，尚未摒弃汉、宋，体例尚不严密，到了他的外孙刘逢禄、宋翔凤，发挥外家“庄氏之学”，今文经学才卓然成家，称为 “常州学派”。刘逢禄著作很多，于各经都有撰述：“《易》主虞翻，以为虞氏之《易》，究以象数为宗，学《易》亦必从象变而入”(刘逢禄《易虞氏五述序》，见《刘礼部集》卷九)。《书》主庄氏，受庄述祖影响很深，其《书序述闻》即述庄存与之说，以为“《书》三科，述二帝三王之业，而终于《泰誓》，志秦以狄道代周，以霸统继帝王，变之极也”(刘逢禄《书序述闻》，见《刘礼部集》卷六)。又撰《尚书今古文集解》，并对干嘉“汉学”的《尚书》撰著，也有评议，以为孙星衍“好古”、王鸣盛“祖郑(玄)”，是支离杂博，皆浅涉藩篱，未足窥先王之渊奥”(刘承宽《申受公行述》)。《诗》，初始《毛诗》，后好齐、鲁、韩三家，推崇魏源《诗古微》为能“表章齐、鲁、韩坠绪以匡传笺”，使“经学幽而复明”(刘逢禄 《诗古微序》，见《刘礼部集》卷九)。《礼》则认为何休以《周礼》为战国之书，“其书固已卓矣” (刘逢禄《释九旨》 中 《褒例》，见《刘礼部集》卷四);主张以《公羊》议礼。并作《议礼决狱》 四卷。刘逢禄致力最深，“自发神悟” 的则为 《春秋》，认为 “《春秋》垂法万世”，“为世立教”，“禁于自然”，是“礼义之大宗”，能救“万世之乱”(刘逢禄《释内事例》，见《刘礼部集》卷四)，“将以禁暴除乱，而维封建于不敝”(刘逢禄《释兵事例》，见《刘礼部集》卷三)。指出在《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传》。他尤善董仲舒、何休今文经说，以为 “圣人之道，备乎五经”，《春秋》则是“五经之管钥”，“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响”(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序》)。又以为何休“于圣人微言奥旨，推阐至密”(刘逢禄《释特笔例上》，《刘礼部集》卷四)，故自称对何休的公羊学“宝持等信”(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序》)，撰《公羊春秋何氏释例》、《春秋公羊解诂笺》等。清代今文经学至刘逢禄，对儒家各经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也有较系统的理论，刘逢禄可说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者。宋翔凤从庄述祖治今文经学，著有《论语说义》、《论语郑注》、《四书释地辨证》、《孟子赵注补正》、《大学古义说》、《过庭录》等，汇为《浮溪精舍丛书》。以为“《春秋》之义，天法也，其不随正朔而变，所谓天不变也”。又以为 《左传》，只有史文，而于《春秋》褒贬之例，“阙而不言”，探索《春秋》之义，“舍今文未由”，“当用《公羊》”(宋翔凤《过庭录》卷四)，并撰写《拟汉博士答刘歆书》以反对古文经学。但他以“性与天道”为“微言”(宋翔凤《论语说义序》)，又喜附会，杂用谶纬，如释《大学》“明明德”为“王者以五行之德递嬗者也，明堂祀五帝之精，行五行四明之令，故明堂之法，所以明明德也”(宋翔凤《大学古义说》一)，致为学者所讥。刘逢禄、宋翔凤在庄存与、庄述祖的基础上把清代今文经学推进了一步，形成了 “常州学派”。其讲究“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对清末及近代经学影响甚大，当时的进步思想家龚自珍、魏源都绍今文“遗绪”，此后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也以今文为理论基础，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阳明学派，亦称“姚江学派”，或称王学。以明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学派。因守仁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而得名。王守仁发展了南宋陆九渊所创立的 “心学”，用以对抗日趋于僵化的程朱学派。王学是在经历了三次变化之后才正式形成的，即“始泛滥于辞章，继而徧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 ( 《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他提倡“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心即理”。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要求用“致良知”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立言宗旨”，旨在反对宋儒程颐等人的“知先行后”和其它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门人继承其学说，形成王门诸派别。王门主要派别有：一、浙中王门，有徐爱、蔡宗兖、朱节、钱德洪、王畿、黄绾等人。二、江右王门，先传至王时槐、万廷言等人。三、南中王门，有黄省曾、周衡等人。四、楚中王门，有蒋信、冀元亨等人。五、北方王门，有穆孔晖、张后觉、孟秋等人。六、粤闽王门，有薛侃、周坦等人。此外，泰州学派的王艮、浙东蕺山学派中的刘宗周等人，也深受王学影响。在诸王门中，“惟江右为得其传，……皆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盖阳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应之理宜也” (《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叙录》)。而其它王门派别则并非都能恪守师说，有的人还对王学提出过批评。如浙中王门的黄绾，认为 “情”与“欲”皆不能去，反对王守仁的“去欲”、“去七情”之说;把“致良知”说成是“空虚之弊，误人非细”(《明道编》)。王畿认为王守仁“四句教”的说法纯系“权法，未可执定”(《王龙溪先生全集•天泉证道纪》)。泰州学派的王艮，则“时时不满其师说”(《明儒学案 •泰州学案》)，甚至 “往往驾师说之上”(《明史•王艮传》)。蕺山学派的刘宗周，更提出 “理即是气之理，断然不在气先，不在气之外”(《体认亲切法》)的观点，与王守仁的“心即理”说明显不合。但这些批评都是枝节的，而不是根本的。所以他们基本上都属于阳明学派。王学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具有开放思想的成份，对十七世纪思想上的多元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明末清初，王学还传播到日本，发展成日本的阳明学，对明治维新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干嘉学派，清乾隆、嘉庆年间 (1736—1820)讲究训诂考据的经学派别。导源于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而在清代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逐渐趋于尖锐的干、嘉时期盛行起来，即形成所谓“朴学”(汉学)。主要分为起源于惠周惕而成于惠栋的“吴派”和起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的“皖派”两大支。他们都非常推重顾炎武，主要是继承了顾氏的治学方法和音韵训诂之学，并将其施之于古代典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算、历法、音律、金石，方法比顾氏更加精密，成果也更加丰富充实。但无论吴派或皖派，都回避或阉割了顾炎武“明道救世”的实践内容，放弃了他的“通经致用”的命题。因为这两派主要以汉儒经注为宗，推崇东汉许慎、郑玄之学，所以也称之为汉学派或清代古文经学派。

吴派，清代经学派别之一。导源于吴县惠周惕而成于惠栋。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江藩等都属这一派。主张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疏通，而旁及史学和文学。“不宗汉学，非笃信之士”(江藩《汉学师承记》附《国朝经师经义》)，以保守汉人学说为主。与清代经学的另一派别皖派相比较：吴派是“学好博而尊闻”，皖派则“综形名，任裁断”;吴派“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皖派则“分析条理， 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章炳麟《检论•清儒》)。意谓吴派专求近汉，而皖派不仅信汉，且也疑汉。在汉学的学术内容上，吴派偏重于追寻三代制度，皖派更重于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但两派的差异是次要的，严格地说，清代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