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清代经学派别之一。导源于江永而成于皖南戴震。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承珙、培翚)、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都属此派。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方面阐明经典大义和哲理。以考据详博见长，敢于突破汉人学说，提出己见，与当时另一经学派别吴派相比，能求其近实。但有时趋于琐细。

桐城派，清学术派别。乾隆初，惠栋、戴震标榜汉学而反对宋学。此时有方苞者，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为桐城人，与同里姚范、刘大魁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愈)、欧(阳修)、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后姚范从子姚鼐，欲从学于戴震，震固不好为人师而谢之。由此引起桐城派的强烈不满，姚鼐屡为文诋汉学破碎，而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则对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等汉学家横加指责，两派之争愈演愈烈。其后阳湖恽敬、陆继辂自“桐城”受义法而稍变其体，张惠言、李兆洛皆治考证学，而亦好文，与恽、陆同气，号“阳湖派”。咸、同间，曾国藩好为文而极尊“桐城”，曾为《圣哲画像赞》，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桐城”派的影响亦缘以增重。该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及唐宋古文家的作品，不仅讲究“义法”，尤要求语言“雅洁”，以阴阳刚柔分析文章风格，故为文多因袭矫柔，内容空洞，无所创获，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末占重要位置。

十三部儒家典籍。儒家经书，最初祇有六经。《庄子•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后来《乐》经亡佚了(后世学者，或认为儒家本无《乐》经，《乐》就包括在《诗》、《礼》之中;或认为《乐》经因秦焚书而亡。)，祇剩下五经。西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议，设立“五经博士”，以通经作为进选人才之标准，治经、尊经之风大盛。自此以后，经的数目亦逐步递增。东汉时，因提倡“以孝治天下”，而增加《孝经》、《论语》为经典，与五经合而为七经。唐开元年间，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及《毛诗》、《尚书》、《周易》为九经。唐开成年间，于国子学立十二经刻石，除《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 外，增加 《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自宋代朱熹将《孟子》 和 《大学》、《中庸》、《论语》合编为 《四书》之后，《孟子》亦被列为经典，连同十二经合称“十三经”。十三经文字多少不一，多的如《春秋左氏传》，“经”、“传”合计十九万六千多字;其次是《礼记》，有九万九千多字。最少的是《孝经》，仅一千八百字。《孝经》 自汉朝以来，一般不用于科举考试。唐代科举考试。沿袭隋炀帝的制度，设“明经科”，专考九种经书。因九经字数不一，便规定《礼记》、《左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书》、《公羊传》、《榖梁传》为小经。宋朝废除了“明经科”，但仍以经义考士人。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为今之通行本。其细目为： 《周易》，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诗经》，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榖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孝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汉赵歧注，宋孙奭疏。

《千顷堂书目》三十二卷，是依据千顷斋、金陵丁雄飞、江宁龚蘅圃之藏书及书目基础上编撰而成，共收录明代上至十六朝帝王将相下及文人平民的野史杂记达一万三千余种。《千顷堂书目》在分类上采用了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类下复分为四十九门。但在具体种类上，黄不拘于正史艺文志的陈规，类目有增有减、有分有合，较诸史艺文志都有不同之处。经部十一门中以四书为一类，以论语、孟子各为一类，而大学、中庸入三礼类，削去独立的乐经类。史部十八门中新立食货、行政二门。子部十二门中把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归为一类，名为杂家。集部八门中别集门以朝代科分为先后，无科者附于各朝之末。四部中集部图书占了总卷数之半，而别集十三卷又占了集部十六卷的大半。《千顷堂书目》在图书著录方面文字简练、著录项目齐全。每书依次著录撰人、书名、卷册数、撰人字号、爵里、科第，间及作者经历，尤详明人著作。每书下又有叙录，叙述成书经过。黄虞稷用“晋、隋史志兼补五代之遗则”，在每门明人著述之后补录《宋史•艺文志》所未收的南宋咸淳以下的宋人著述。又因辽、金、元三史无艺文志，又于其后附此三代书目。《千顷堂书目》和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朱彝尊的《经义考》是清康熙时期学术水平最高的三部目录，它对于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它著录内容丰富，是收录明代艺文最齐全的书目，不少图书连《永乐大典》里也找不到，且所收录之书为作者所藏所见，可信性强，成为研究明代著述情况最好的工具。它在图书著录中的小注保存有大量的明人传记资料，弥足珍贵，对研究明代历史人物起著拾遗补缺作用。它改变历代书目专记一代藏书情况之局面，开创了书目专记一代著述之盛的格局。书目中所补宋末、辽、金、元四代艺文，虽说其中遗漏颇多，但给我国目录的继承发展填补了一个空白，开创了补史艺文志的先例。《四库全书总目》评论道： “然焦竑《国史•经籍志》既诞妄不足为凭，傅维鳞《明书•经籍志》、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尤冗杂无绪，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黄虞稷被荐入明史馆纂修《明史》中 “艺文志”部分时，根据《千顷堂书目》稍加增删而成《明史艺文志稿》。后来明史馆总裁王鸿绪把《明史艺文志稿》中所补宋末、辽、金、元四朝艺文及其所载“无卷帙氏里可考”和“书不甚著”者删去，又把经部的易、诗、书三类都依朱彝尊的《经义考》作了一些补充和改正，改头换面而成《明史稿•艺文志》四卷，仅存有明一代著述可考者四千六百三十三种，把著者署为己名，剽窃了黄虞稷的成果。今本《明史• 艺文志》则是后来张廷玉又据《明史稿•艺文志》稍加改动而成的，故《千顷堂书目》为《明史•艺文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明史•艺文志》的蓝本。

清代内府武英殿修书处所刻印的图书，称“武英殿本”，简称“殿本”。武英殿在今故宫西华门内，康熙十二年(1673)于此设修书处，派翰林院官员管理，成为清代中央政府最主要的刻书机构。所刻图书除御制诗文、御纂经典外，经史子集四部之书，无所不有，范围极广。据清人《啸亭杂录》和近人陶湘《清殿版书目》统计，清代殿本中，仅钦定之书就有137种，23060卷;其中经部26种，908卷;史部55种，6016卷;子部33种，7484卷;集部23种，8652卷。此外还有许多清人和清以前人的学术著作及历代的史学典籍、文学作品(如唱词曲牌)等。武英殿印书，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最多最精。康熙朝刊印的《数理精蕴》、《渊鉴类函》，雍正朝刊印的《骈字类编》，乾隆朝刊印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大清一统志》等书，以及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均享有盛誉。殿本书多用开化纸，洁白细润，刊刻工致，墨色青纯，校勘精审，装帧典雅，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嘉庆以后，殿本逐渐衰落了。

《四库全书总目》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目录书。清乾隆皇帝接受安徽学政朱筠的建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下令开四库全书馆，纂修《四库全书》。当时编校群书，效仿汉代刘向、刘歆校书的旧法，每校一书，就写一篇提要，放在书前，对该书内容大要、长短得失、授受源流及作者履历作一简要介绍，随书进呈乾隆皇帝浏览。这些提要后由总纂纪昀、陆锡熊(见“四库全书”)等进行统一笔削润色，辑为一编，命名《四库全书总目》。该书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定稿，并由武英殿刻版印刷。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地方官府据武英殿本重刻，并加校正。同治七年(1868)广东书局又以浙江刻本为底本覆刻，并据武英殿本重作校正。此后刻印、影印、排印的本子不少，但不出以上3本范围。3本之中，浙本误字较少，1964年中华书局以浙本为底本拼版缩小影印，由王伯祥断句，并据殿本、广东本作《校勘记》附后。又乾隆五十二年(1787)将李清《诸史同异录》、周亮工《书影》等11种书作为“违碍书籍”从《全书》中抽出，并将各书提要从《总目》中删除，中华书局影印时根据故宫博物院所存底本编成《四库抽毁书提要》附后。嘉庆时，阮元采进四库未收书170余种，各书撰有提要，道光二年(1822)由其子阮福编刻为《揅经室外集》5卷，此次影印也附在《总目》后边，名《四库未收书提要》。全书之末另编书名及著者索引。这是目前较完善的本子。

该书200卷，卷首4卷。正文共收录古代图书的提要10256篇。卷首载诏谕、表文、职名、凡例等。本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10类;史部分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15类;子部分儒、兵、法、农、医、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释、道14类;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5类。四部之下凡分44类。有些类又包括不同性质的图书，就再分小类，称某某之属，如经部礼类分周礼之属、仪礼之属、礼记之属、三礼总义之属、通礼之属、杂礼书之属;史部政书类分通制之属、典礼之属、邦计之属、军政之属、法令之属、考工之属;子部艺术类分书画之属、琴谱之属、篆刻之属、杂技之属;集部词曲类分词集之属、词选之属、词话之属、词谱词韵之属、南北曲之属。同一类属的书，一般按时代先后排列。但对古书的注释考辨之作，则排在被注释之书的后面，如《史记疑问》附《史记》后，《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便于相互参考。该书所收之书分为两类：著录之书和存目之书。因为《全书》纂修中，馆臣根据当时的标准对图书分了级别，优秀之作及长短互见、瑕不掩瑜的被列为著录之列，即《全书》予以收录;那些寻常著述、无所发明的，或“言非立训，义或违经”的著作，被列为存目之列，即仅存书名，以备参考，《全书》不予收录。当统编该书时，这两类书也自然有了区别。各类之中著录之书后面紧接著便是存目，如经部易类共10卷，前5卷为著录各书提要，后5卷就明白标出“易类存目”字样。该书收入的10256篇提要中，存目之书的提要就占了6793篇，接近全数的三分之二。

该书于全书之首冠以《凡例》20条，对本书的分类及撰写大小序和各书提要的方法进行了透彻的说明，对刘向以来目录书的长短优劣进行了批评，可视为全书纲领。例如第9条论提要：“刘向校理秘文，每书具奏。曾巩刊定官本，亦各制序文。然巩好借题抒议，往往冗长，而本书之始末源流转从疏略。王尧臣《崇文总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稍具崖略，亦未详明。马端临《经籍考》荟萃群言，较为赅博，而兼收并列，未能贯串折衷。今于所列诸书，各撰为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对前代目录的提要写法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分析批判。该书四部之首各冠以大序(本书叫总叙)，对四部群书的源流正变，给予简要透彻分析，是每一部的纲领。如《经部总叙》：“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识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这一段用极其凝练的语言勾画出中国经学的历史轮廓。接著总评道：“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最后划出经部10类：“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这篇大序足为治经的门径。大序之外，本书于44类之首又各冠小序，对该类源流加以辨析，如经部易类小序辨章易学两派六宗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学者明白这一点、治《易》才能避免走弯路。又有小序不能完全说明的分并改隶之类问题，则在属类之末或当条之下附加按语，进一步申明。如经部礼类杂礼书之属末附按语：“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学者由此可知经部礼类杂礼书之属与史部政书类典礼之属的区别，同时也可明白本书对《隋书经籍志》的继承和变革。该书对各书所撰提要，一般是“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而人品学术之醇疵，国纪朝章之法戒，亦未尝不各昭彰瘅，用著劝惩”。(《凡例》)该书以辨章学术为主旨，所以在人物生平方面较为简略，而考订是非方面用功极深。不但就一书论一书，而且前后照应，线索分明。如子部术数类《遁甲演义》提要，对遁甲之法的起源进行考辨，足以纠正旧说，正本清源。该书类例谨严，网罗宏富，考证较为精审，是中国古代集大成的目录著作，余嘉锡认为本书“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该书卷帙浩繁，杂出众手，不能无误，拾遗纠谬之作有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等，都是研读《总目》不可不参考的力作。

南戏指用南曲演唱的戏曲，起源于南宋而盛于元末明初，因最早流行于温州一带，故又称“温州杂剧”。明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温州古名永嘉，所以南戏又名永嘉杂剧，明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号曰永嘉杂剧”。祝、徐二人说南戏的产生时间有所不同，宋宣和(1119—1125)年间与光宗(1190—1194)年间，相差有几十年光景，大约这正是南戏由民间小戏向具有较完整形式逐渐发展的过程。南戏，宋元又称为“戏文”，明代又称为“传奇”。南戏最初是由流行于南方温州一带的“村坊小曲”构成的村野小戏，故徐渭《南词叙录》说：“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南宋以后，渐吸取北杂剧、唱赚和宋词等艺术形式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有一批中下层文人参加创作，从而形成独具特点的戏剧形式，至元末明初而蔚为大观，并对后世戏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宋元南戏经近人辑录到的剧目有二百余种，但多数已佚或残留不全。从现存剧本和剧目来考察，南戏题材十分广泛，有写历史的，也有写民间传说和时事的;有的出于宋金杂剧，也有的取材于宋元话本故事，并有与元杂剧同题材的;而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反映男女爱情和婚姻问题的。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是近代人从明初《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包括《张协状元》、《宦门子乐错立身》、《遭盆吊没兴小孙屠》三剧。《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在五鸡山落难时与贫女结婚，张协中状元后，贫女寻夫至京，其夫张协则忘恩负义，不肯相认。该剧开场词中有“前四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等话，“东瓯”即温州的旧称，可见此剧盛行在南宋温州，而且观众甚多，并在演出中有互相竞赛(“夺魁名”)的味道。南戏中影响较大的作品首推元末高明的《琵琶记》。作者高明生长于南戏流行的温州，早年读书、做官，晚年闭门谢客，以词曲自娱。作品内容系根据民间蔡伯喈和赵五娘的传说故事改编而成，在改编中虽被作者涂饰了一层封建道德色彩，意在歌颂所谓“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但客观上也揭露了封建社会的许多矛盾。特别是该剧在写戏剧冲突方面，语言方面，均有突出成就，在南戏的建树上很有贡献。元明南戏比较著名的还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明以来被称为“四大传奇”。明代称南曲剧本为“传奇”，据李渔《曲话》说：“古人呼剧本为传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经人见而传之，是以得名。可见非奇不传。”在明代，传奇剧作盛极一时。沈宠绥《度曲须知》：“名人才子，踵《琵琶》、《拜月》之武，竟以传奇鸣，曲海词山，于今为烈。”这是说，明传奇是受到南戏的影响，在南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南戏的主要特点是：(一) 篇幅较长，从体制结构看，早期南戏不分析，也不分出，是以“场”为单位，以连场戏的形式，一场连一场，直演到剧终。明中叶以后的传奇刻本，把一本戏分为若干段落，标明“出”数，或俗写为“出”，即指演员上下场，入而复出的意思。南戏比起每本四折的杂剧来，篇幅要长出若干倍，如早期的《张协状元》大致可分五十多场，明刻南戏剧本《琵琶记》为四十三出，《拜月记》四十出，《白兔记》三十三出，《杀狗记》三十三出;但南戏的一出比起杂剧一折要短。每剧的第一出，先由称为“末”的一个角色出场，说明创作的意图和剧情概要，称为“副末开场”，然后开始演出。(二) 南戏与杂剧不同，唱者不限于主角一人，凡登场的角色都可以唱，有独唱、接唱、轮唱、同唱等不同形式。“念白”有韵白和散白之分。“科介”，包括舞蹈、武打和动作表演。唱、白、科三者配合，形成综合性的表演体系。(三) 唱曲以南曲为主，兼用北曲、南北合套。杂剧一折用一个宫调，南戏每出戏可以变更几个宫调;唱词也不限一韵到底，中途可以换韵。曲词俗语、衬字比较少。每出终了，要朗诵下场诗。(四) 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贴、外七个行当。由此可知，南戏是我国早期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

汉儒古文经学派解经专重文字训诂，清代儒者以此方法整理古典文献，称汉学学派，以与讲求义理之宋学相对。清初顾炎武力破空谈性命之理学，标举 “经学即理学” 之新帜。黄宗羲继之而起，开创沉实而注重考辨之新汉学。顺康时阎若璩辨明 《古文尚书》，胡渭戳穿 “河图洛书” 的迷信。汉学至干嘉时极盛，分为吴、皖两派。吴派领袖惠栋最迷信汉儒，主张凡汉皆好，统而名之曰“汉学” 。著《易汉学》、《周易述》，专宗汉说，提出古训不可改，经师不可改。其弟子江声、孙渊如、王鸣盛也都是绝对地墨守汉学。皖派领袖戴震主张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然后方可通经。干嘉时期的汉学家致力整理古代文献资料，包括经书的辨伪、校勘、辑佚、笺释，史料的搜补、鉴别，名物制度的考订和文字的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专门研究。由此而产生了小学、史学、名物制度、天算、地理、音韵、金石、校勘、目录等专门学科。对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清代汉学又称朴学。

朴学即“汉学”。指汉代经学中重考据训诂之学的古文经学派，后亦指继承汉儒朴实学风，专力训诂、辨伪的干嘉学派。与注重性命义理的“宋学”相对。朴学之名，始见于《汉书•儒林传》：(汉武帝)“吾始以《尚书》为朴学。”汉代朴学即古文经学派的特点是注重训诂、名物、典礼的考订，说经多据历史文献，不尚文彩、夸饰，但学者“皓首穷经”，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其弊在烦琐。明末清初，顾炎武病王学末流之空疏，致力于音韵、训诂、注疏、考证之学，朴学之风大兴，至乾隆形成干嘉学派。该派分为吴皖两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勤搜博讨，笃守汉儒故训，尊崇汉经师家法，壁垒森严，旗帜鲜明。皖派以戴震为代表，精于声音训诂，探求古文词例、文法规律，博证贯通，识断精审，不主一家。特点为：以小学为通经入门之手段;每立一义，无征不信;所提证据力求最早根源，有本证、博证为定说，孤证不能定论;征引旧说，必详出处;戒剿说攘善;文字朴实，言有枝叶(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也形成一种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干嘉学派对《十三经》都作有新疏，其中关于《论语》的解说有百余种，以刘宝楠《论语正义》、简朝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最为详赡。孙星衍辑《孔子集语》，网罗群书中的孔子资料略备。丁晏、沈涛辨《论语孔注》之伪，孙志祖、陈士珂辨《孔子家语》之伪。清代朴学对孔子和儒学经籍的疏证、辨伪，对孔子及儒家研究有重要作用。

宋学主要指宋代的理学派别。同‘汉学”相对。宋末、元、明，用宋儒之书取士，所以“宋学”也包括元、明。派别甚多，重要的有：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叶适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以及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各派学术之争不断。清江藩《宋学渊源记》说：“为宋学者，不第攻汉儒而已，抑且同室操戈矣。为朱子之学者攻陆子，为陆子之学者攻朱子。”曾出现过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之争、叶适和陈亮与朱、陆的对峙。陆九渊一派，至王守仁有进一步发展，但自元历明至清，总起来看，程、朱一派占优势。程、朱之学注重义理、性命，先盛行于南方，后传于北方。元初，许衡好程、朱理学。元仁宗延佑时，定科举法，《易》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除《礼记》用郑玄注外，其余都是“宋学”。明永乐二十一年(1414)，命胡广等修《四书五经大全》颁行天下，大体袭元人经说，所采大部分为宋、元说经之书。清代将朱子配享孔庙，八股试帖用《四书》朱注，宋学仍“高踞堂庙”。宋学家把“仁、义、礼、智”的纲常伦理说成是“天理”，把人们的生活欲望说成是人欲，并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提出要“存天理，去人欲”，适应了维护中国后期封建制度的需要。关于宋学各派学术思想的异同、源流的详细情况，可阅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及清儒所写的有关著述。

制艺，古代考试所作文章，其文体为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明清两代，一般指八股文。又称“制艺”、“时艺”、“时文”或“八比文”等，取“四书义”或“五经义”，按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和大结的格式作文章。

贡生，科举制度中，生员(秀才)一般都隶属于本府、州、县学，若经考选升入京师国子监就读者，则不再隶属于本府、州、县学，而称为贡生。意谓向皇帝贡献人才。明清两代贡生有不同名目。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清代贡生名目有六：每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的为岁贡; 每三年由各省学政从儒学生员中考选一次的为优贡;遇皇室废典而加贡一次的为恩贡;每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的为拔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乡试录取名额外列入备取的为副贡;以上五者为正途，不经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的为例贡，不算正途。

六经皆史，清史论家章学诚提出的以《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为古代历史书籍的一种主张。清初学者傅山已有五经乃王制的命题。章学诚则对它作进一步发挥，说：“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认为六经是夏、商、周三代盛时各守专官的掌故，是当时典章政教的记录，并非 “圣人”为了垂教立言而有意编写出来的。指出，六经既然是三代以前的历史评论和记录，今天就可以通过它见“道”，所以又可以把六经看作是载“道”之 “器”，即 “六经皆器” (同上 《原道》)。他提出“六经皆史”、“六经皆器”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理学家“离器言道”的空洞说教。此后，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章炳麟《国故论衡•原经》也同主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