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经学也，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所提出的命题。出自 《亭林文集•与施愚山书》：“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 ‘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他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和脱离实际，将理学分为古今，再将“古之理学”纳入经学，“今之理学”归入“禅学”，其目的是“革新”理学而恢复东汉古文经学。顾炎武所以主张把经学复于东汉，是因为在他看来，东汉经学除“学有本原”、能“明道救世”外，还能使儒生“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日知录•两汉风俗》)。故该命题不仅表现了顾氏欲继承东汉由文字音韵以通经学的治学方法，也反映了他的经学思想是有 “通经致用”的实践内容的。

清代汉学，指推重汉儒朴学风尚、专力于训诂、辨伪的干嘉学派，与“宋学”对称。它是在反对晚明盛行的王守仁“心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随著明末封建制度危机的加深，“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空言“明心见性”的王学，已与“经世”治国不相通。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王学强烈不满，呼吁改革弊政、刷新政治，产生了从逃避现实、空论义理心性向“经世救国”转化的趋势，并开始怀疑宋儒而怀念从事训诂的汉儒。首先扛起“经学”的大旗，上矫宋明理学末流而开启先路的是顾炎武。他在《与友人论学书》、《答友人论学书》诸文中，指出“性”、“命”为孔子所罕言，而今之学者却醉心于言心谈性，无益于“治平之用”。为此，他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认为理学的名称，宋时才有;古之理学就是经学，舍经学便无理学(见清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又认为经学是“明道救世之学”，故学者应该“鄙俗学而求六经，舍春华而食秋实”，“以务本原之学”(清顾炎武《与周籍书书》)。他断言经学自有一定源流，认为自汉武帝表彰经书以后，中经魏、晋、玄学盛行，“弃经典而尚老庄”，“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因此，他斥魏晋而崇东汉，企图把经学复于东汉，即恢复东汉的古文经学。由此出发，顾炎武强调治学应该“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并重。而要“博学于文”，就须“学有本原”，方法是由文字音韵以通经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顾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自己从事《音学五书》等的撰述，以“审音学之原流”，而使“六经之文乃可读”(《音学五书序》);其内容则包括“明道”、“纪政事”、“察民情”、“乐道人之善”，即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做到“通经致用”。他所提出的 “行己有耻”，以为“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 (《顾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都是“有耻之事”，旨在树立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节。与顾炎武差不多同时的张尔岐，他虽然推崇程朱理学，然又认为探寻“义理”，要建立在真正读通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即“尽六经之说，而后可以究《礼》之说，而后可以究《中庸》之说”(清钱仪吉《碑传集》卷三，《张尔岐传》)，亦重视“汉学”的治学方法。清经学家阎若璩和胡渭等继承了顾炎武的考据传统，用汉儒训诂的方法治经、辨伪，有所创获。阎氏所撰《古文尚书疏证》，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东晋梅颐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是伪书;胡渭也撰有《易图明辨》，考定宋儒信以为真的“易图”纯属陈搏伪造。他们两人成为清代汉学由顾炎武到干嘉学派转变中的关键人物，但已失却“通经致用”的精神。干、嘉年间，惠栋、戴震等更以汉儒经注为宗，承东汉许慎、郑玄之学，专从文字入手，以训诂考据方法治经，并把此种方法扩大到史籍和诸子，形成吴、皖两大派，汉学大帜遂大张。清代汉学家治学严谨，学风质朴，于古籍整理、辑佚辨伪、语言文字研究及古代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典章制度方面的考据，有较大贡献。其弊在偏于好古，脱离实际，为考据而考据。

宋代疑经思潮，宋初经学，沿用孔颖达《五经正义》，大致仍墨守汉唐的注疏。庆历以后，风气始变，诸儒渐思立异，不重注疏，而重义理，往往据己意来发明经旨。欧阳修欲悉取唐所撰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孙复欲重注六经，改易经文。刘敞《七经小传》发义新奇，不守古训，好以己意改经。欧阳修撰《易童子问》，认为《易》中的“系辞”、“文言”等十翼是伪作，叶适也认为十翼不完全是孔子所作。苏轼和苏辙疑《周礼》，欧阳修也认为《周礼》的记载不可靠，俞廷椿《周礼复古编》则割裂《周礼》五官以补“冬官”。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弃三传，将三传搁置一边;王安石认为《春秋》三传不足信，讥《春秋》为“断烂朝报”;刘敞《春秋传》不主一家，杂取三传，往往减省字句;叶梦得《春秋谳》把《公羊传》和《谷梁传》一概驳倒;胡安国则并弃三传而自为《春秋传》。李觏《常语》怀疑《孟子》的记载;司马光撰《疑孟》，怀疑《孟子》非孟子本人所作。郑樵为《尔雅》重新作注，攻击经文，认为以数十言为一义，多昧于言理，解释《诗》义又多昧于物之情状，从而加以辨证。朱熹撰《孝经刊误》始删削经文，根据己意将古文《孝经》分为经1章和传14章，又径行删去他认为是掺入经文中的字，后吴澄又作《孝经定本》重加改定。吴棫、朱熹始疑古文《尚书》是伪作，赵汝谈又疑今文《尚书》，龚鼎臣改《洪范》篇，刘敞改《武成》篇，王柏作《书疑》则任意增删移易《尚书》经文。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移易《大学》经文颇多，还加进了他认为是原文缺佚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内容。欧阳修撰《毛诗本义》始辨毛传郑笺的讹失，而断以己意;晁说之疑《诗序》;郑樵作《诗传辨妄》，力诋《诗序》;朱熹也认为《诗序》不足信，认为“风”大多是男女间相咏其情的里巷歌谣;王柏作《诗疑》删去了32篇诗。吴澄撰《礼记纂言》按己意重新排列《小戴礼记》的篇次。陆九渊甚至认为“六经皆我注脚”，主张“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诸儒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黜《诗序》，不仅撇开传注，独研义理，而且议经疑经，凡认为不合义理的即横加讥斥，好标新立异，另创新说，甚至随意改经删经来发挥己意，打著圣人的招牌来陈述自己的主张，形成了一股疑经思潮。自唐孔颖达修《五经正义》总结了汉魏以来的经学，士子习经应试皆尊《正义》之说，墨守《正义》之定论，不敢另立新说，出现了经学史上的一统局面，传统经学的发展渐趋停滞。宋儒根据宋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思想解放，不惑传注，勇于疑经，于旧说多所驳正，虽往往流于武断，随意删改经文，但把汉唐视经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一扫而光，推动了经学的发展，这种勇于疑古和富于创新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宋代疑经思潮的出现是唐宋之际社会变动在思想学术领域的一种折光与回声，是宋代社会所面临的思想文化新趋势与新课题在经学领域的一种反馈与应战，是理学创立过程中对传统经学的一种改造与扬弃。疑经思潮对宋代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清学与近代史学中的辨伪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明代诗文流派。这个流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因他们都是公安(今属湖北)人，故称之为“公安派”。公安派的形成和发展有个过程。“公安一派实自伯修(袁宗道)发之”，“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之日，独与同馆黄昭素(辉)，厌落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香山(白居易)、于宋好眉山(苏轼)，名其斋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列朝诗集小传》)他的《论文》则细致分析了模拟古人文章的荒唐性、危害性。继起者是袁宏道。他对七子模拟之风的批判火力最猛。他的《叙小修诗》已提出了公安派的最基本的两点主张。一是强调文学的发展，主张“法不相沿”。他认为：“文则必欲准于汉魏，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之经欤? 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之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二是强调文学的创新，主张“独抒性灵”。他认为：好作品就在于“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性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袁宏道不仅有明确的理论主张，而且有出色的创作实践。其诗文“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使人耳目一新。这种“立意出新机，自冶自陶铸”的创作，比起七子步趋者的作品更富有活力和生气，因而很快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时也出现“人人中郎”的局面。公安派理论修订者是袁中道。他同两兄一样，强调诗文要“极其韵致，穷其变化”，但他去世较晚，看到人们效法公安派所产生的“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的流弊，所以他也反对“冲口而出，不复检点”的“俚易之作”。他想以既重性灵又重格调的方法，来纠正当时的偏向，在《蔡石瑕诗序》中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诗之神，则善矣。”这已表明，从公安派向既提倡独抒性灵、又重视含蓄的竟陵派过渡和发展的必然性。公安派除三袁外，还有黄辉、陶望龄、雷思霈、江盈科、曾可前、梅蕃祚、梅守箕、潘之恒、丘坦、陶孝若等人。他们的诗文观都接近于公安三袁，有的人如陶望龄、江盈科还对公安派理论作过较具体、深入的阐述。所以，他们能形成一股力量，冲击统治明代文坛百余年的七子流派。当然，由于他们诗文不重视反映现实，也由于诗文有时过于浅率、俚俗，所以他们的影响很快被竟陵派所代替，也导致陈子龙等人再度提倡七子理论，并在民族危亡之际，写出慷慨激昂的诗文作品。

明代诗文流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领。因他们两人皆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称为“竟陵派”。竟陵派是继公安派而起的诗文流派。公安派强调诗歌的主观情思，袁宏道大声疾呼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他对前后七子所倡导的复古运动无疑是一股很有气势的冲击力量。但是，诗歌毕竟是语言艺术，有个艺术锤炼和加工的中介过程。公安派较为忽视这过程，因而其创作中有“近俚近平”的弊病。这一点，袁宏道晚年已有所醒悟，而竟陵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和公安派诗文理论有所不同，纠正了他们“近俚近平”的创作倾向。因而，竟陵派诗文观是一个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论形态。竟陵派同公安派一样，十分强调诗文创作的独创性，反对模拟。钟惺曾说：“口头笔端，机锋圆熟，渐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称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患最不易疗。”(《与谭友夏书》)即使是追随自己，他也表示担忧，钟惺曾在《潘稚恭诗序》中说：“近相知中有拟钟伯敬体者，予闻而省愆者至今。”这种鼓励独创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它又同公安派一样，也较为重视诗歌表现真情，钟惺《寄吴唐虞》诗中说：“意于林壑近，诗取性情真。”并且在《陪郎草序》里把有感而发的诗歌称为“性情之言”，反之成为“声誉之言”，并认为“其兴其废不出于性情而出于声誉，于诗何与哉”。竟陵派与公安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强调含蓄。钟惺《文天瑞诗义序》说：“诗之为教，和平冲淡，使人有一唱三叹、深永不尽之趣。”《与谭友夏书》说：“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语，必欲一一使尽，亦是文之一病。”因而，他们提倡表现“幽情单绪”、“孤怀孤诣”。为了更好地说明其理论意旨，钟惺、谭元春共同评点《诗归》。连反对竟陵派的钱谦益也不得不承认，此书“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列朝诗集小传》)。而且，他们以“别具手眼”的较为优秀的诗文创作实践，扩大了竟陵派的影响，以致创造出“钟谭体”。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颖而大胆的句式，如《三月三日雨中登雨花台》诗：“可怜三月草，未了六朝春。”《岱记》文写道：“勿宁步而听于己，乃以其身与童与杖同步。前其杖，则步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于步，则视童与杖;步所不能得于童与杖，仍视舆。”这种语言风格，看似艰涩，实则奇崛，十分富有雕塑感。正因为如此，竟陵派影响超过了公安派。钱钟书《谈艺录》评论说：“中郎(袁宏道)甚推汤若士(显祖)，余见陈伯玑《诗慰》选若士子季云诗一卷，赫然竟陵体也，附录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钟谭’。中郎又亟称王百谷(稚登)，《诗慰》选百谷子亦房诗一卷，至有‘非友莫辨’之目。盖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盖寡而非‘益众’。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为鼎立骖靳;余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其文影响亦甚大，象刘侗、王思任这些杰出的散文作家均受钟谭体的熏染，文风奇健。

明代散文流派。以归有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为代表。他们在肯定秦汉文，尤其是司马迁的同时，著意提倡唐宋八大家，尤其是欧阳修、曾巩文，故称之为“唐宋派”。唐宋派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先提学习欧、曾文的是王慎中。据《明史•王慎中传》记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其论文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他对历代散文的发展和演变的看法有了一定的历史主义眼光;二是他强调文章最终要“自为其言”。在王慎中的影响下，唐顺之也注意学习欧、曾文。据《明史•王慎中传》记载，王慎中初学欧、曾时，“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壮年废弃，益肆力古文，演迤详赡，卓然成家。”而且，其论文主张较为具体深入。其中有3点值得重视：一是唐顺之揭示学习唐宋文的原因和长处所在;二是唐顺之指出了文“法”实是“神明之变化”。学习前人，要体会文章的精神脉理，而不是机械地模拟;三是他提出的“本色论”，实是要求作家“具千古只眼”，“心地超然”。如果是这样，他“直据胸臆，信手写出”的文章，也是“宇宙间一样绝好的文字”。相反，一个作家“犹然尘中人”，仅注意“绳墨布置”，那文章也不过是“几句婆子舌头语”。这融及了作家人格与文章关系的问题。促使唐宋派影响不断扩大的应归功于茅坤评点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书一出，“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同时，真正能与再度兴起的文必秦汉的后七子相抗衡的是归有光，尽管其成名较晚，但他不仅从理论上强调学习唐宋文的重要，而且自己写出情文并茂的散文，使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看了也心服口服。以此，世人目唐宋派魁首常指归有光。其实，倡导唐宋八大家散文是有渊源可寻的。早在宋朝，吕本中就有了唐宋大家散文的选本。到了明初，朱右曾又采录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之文为《八先生文集》。而且唐宋派的倡导者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与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相斗争、相比较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了唐宋派的地位，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唐宋派自身也有些弱点：一是以八股手眼评文，“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明文案序》);二是后期创作“搀杂讲学，信笔自放”，充满头巾气;三是唐宋派文较为缺乏气势;四是又陷入另一窠臼。《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说：“自李梦阳《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汉，而秦汉为窠臼;自(茅)坤《白华楼稿》出，以机调摹唐宋，而唐宋又为窠臼。”这些弱点，有些被后七子作为反击的口实，因而唐宋派始终未能独霸文坛。

古史辨，顾颉刚等撰，以疑古思想为核心编著的考辨我国古代史料真伪的论文总集，汇编了350 篇文章，300余万字，共7册。1册，以 “禹”为讨论的中心问题，兼及历代的辨伪运动;2册，上编讨论古史问题，中编讨论孔子和儒家问题，下编是对一册的评价; 3册，专讨论《易经》和 《诗经》问题，中心思想是破坏《周易》的伏羲、神农的圣经地位，恢复它原来的小筮书的面貌，破坏《诗经》的文、武、周公的圣经地位，恢复其乐歌面貌;4册，罗根泽主编，上编讨论儒、墨两家，下编讨论道、法两家;5 册，上编讨论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下编讨论阴阳五行说起源及其与古帝王系统的关系问题;6册，罗根泽主编。上编通考先秦诸子，下编专考老子;7册，童书业、吕思勉主编，上编为古史传说的通论，中编为三皇五帝考，下编为唐、虞、夏史考。考辨范围涉及我国古代史料的各个方面及儒学的颇多问题，如孔子是否删修《六艺》问题，《诗经》、《周易》的内容、性质问题，各时代不同的孔子形象问题，孔子的历史地位问题，儒家的发展、演变等问题。此书揭露了传统古史神话传说的真面目，剥去了《经》书的神圣外衣，从根本上推倒了二千多年来人们崇信的偶像，反映我国20至40年代史学界在考订古代史料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清空，古代诗学概念。指空灵清雅的诗歌审美境界。语见南宋张炎《词源》，作者标举“清空”与“质实”相对，用以论词，云：“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按张炎用“清空”一词来概括姜夔的词风，其目的是为了补救吴文英词的浓艳、堆砌以至晦涩的弊病。所谓清空，即是“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的境界。清沈祥龙《论词随笔》释之云：“清者不杂尘埃之谓，空者不著色相之谓。清则丽，空则灵，如月之曙，如气之秋。表圣之诗，可称之词。”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特别强调冲淡的风格与空灵的意境，如论“典雅”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论“清奇”云：“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论“形容”云：“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皆合于张炎所谓“清空”之境，可见张炎此论当受司空图的影响。此外，宋末元初诗坛出于对宋代江西诗风的反省，普遍反对以文入诗、以议论入诗，批评好使事用典、铺陈排比的倾向，诗论家偏向于一种空灵的富于神韵的审美趣味。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叙“自然高妙”之境为：“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严羽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描写盛唐人之“兴趣”(《沧浪诗话》)。刘将孙以“清气”论诗，谓其如人中之仙，植物中之梅，鸟类中之鹤。“感赏于风露之末，畅适于无人之野”，其品极高，绝无一点尘俗之气(见《彭宏济诗序》、《九皋诗集序》)。林防则以禅论诗，标举“句法清圆旨趣空”之“空趣”(《白云集序》)。这些议论与张炎“清空”之说相先后，都是当时时代的审美趣味在诗论、词论中的表现。然“清空”与“质实”本是一组相对应的审美概念，近于“虚”与“实”的关系，若过分地偏于一端，便易产生流弊。刘熙载《艺概•文概》云：“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著于一偏。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故张炎以后以“清空”论诗词者，多注意不作极端之论。如清贺贻孙《诗筏》云：“清空一气，搅之不碎，挥之不开，此化境也。然须厚养气始得，非浅薄者所能侥幸。”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所论便比较全面一些。

《后汉书•文苑传》，史传名篇。南朝宋范晔作。正史之有《文苑传》始于范晔《后汉书》。刘宋之时，文学观念渐趋明朗，文学已与儒学、玄学、史学分立学馆，而范晔本人对文学见解颇深，其《狱中与诸甥侄书》云：“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故专为文学家立传，在范晔已在情理之中。《文苑传》共为傅毅、王逸、赵壹、祢衡等二十二位文学家立传。每传略述传主生平，间或录其代表作。每传之后，例叙传主作品类别、数量，此为研究东汉一代文学创作的第一手材料。其“赞”文“情志既动，篇辞为贵。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状共体，同声异气。言观丽则，永监淫费”，反映了范晔对文学性质和作用的看法。

古文辞类纂，桐城古文的 “权威选本”。因其兼收古文和辞赋，故称 “古文辞”; 因其分类编排，故称 “类纂”。《古文辞类纂》是中型选本，全书选录先秦至清代七百七十四篇文章，按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一类都有小序说明这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每一篇文章都有评点。编选者姚鼐 (1732-1815)是清代桐城古文的大师，这部《古文辞类纂》就是体现 “桐城义法” 的范本。“义法”是桐城祖师方苞所总结的古文秘诀，“义”是指要言之有物，“法” 是指要言之有序，什么叫 “有物” 和 “有序”，以及姚鼐归纳的 “神理气味”、“格律声色”、“阳刚阴柔”等，这些问题就是 《古文辞类纂》要通过具体的范例来阐明的。《古文辞类纂》 的特色就在于其鲜明的 “派性”。选录的重点在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明归有光、清方苞、刘大櫆等人的作品，而对魏晋南北朝作家 (辞赋除外) 及南宋、元代、明初中期的作品一概不予选录，明清两代只选归、方、刘三家。显然，选编者的目的就是体现出 “桐城义法” 一脉相承的 “文统”。客观而论，尽管《古文辞类纂》 有这种或那种缺点，但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在众多的古文选本中，《古文辞类纂》具有相当的竞争力。

《廿二史札记》，历代正史考证札记。三十六卷，附补遗一卷。清赵翼著。《廿二史札记》之著眼点，主要在于探究“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廿二史札记•小引》)，因而不仅考史，也评史论史，著重史学的功能作用。作者抓住中国封建社会中具有关键性的一些问题，胪列诸多相类的史实，分析出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可以吸取的经验教训，作为札记形式加以论述，其目的在于经世致用。如“两汉外戚之祸”条说，“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祸亦莫如两汉者”。 “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随之。西汉武、宣诸帝，东汉光武、明、章诸帝，皆无外戚之祸，由于不假以权也。成帝柔仁，专任王氏，而国祚遂移”。指出 “东汉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不肖者辄纵恣不轨，其贤者亦为众忌所归，遂至覆辙相寻，国家俱敝”。其它如“唐节度使之祸”、 “宋制禄之厚”、“宋恩荫之滥”、“宋冗官冗费”、“明分封宗藩之制”、“万历中矿税之害”、“明代宦官”等条中，对唐、宋、明弊政及亡国原因作了不同程度的分析。此书还大量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滥刑酷法。对历代政治和吏治也作了一些肯定，如 “上书无忌讳”、“籍没财产代民租”、“遣大臣考察官吏”等，但其数量不过十数条，可见作者对前代政治基本上是取否定态度的。

《廿二史札记》对历代正史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并按廿四史先后分卷编次，每卷以类相从，各立标题，共为六百零九条。考订了从《史记》至《明史》的作者、编纂经过、成书年代、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得失等，通过纠谬、考异、辨误等形式，进行了辨析与纠正，并评其高下得失。如指出正史中避讳处颇多，致使正史在史实上并不完全可信，客观上暴露了正史作为封建权威的御用实质和虚伪性。如“三国志多回护”、“宋书书法”、“陈书书法”、“薛史书法回护处”、“宋史各传回护处”、“金史避讳处”、“元史回护处”等条，对人们正确认识正史的价值和面貌有一定的意义。正史中处理得较好的史实记载，此书亦加以肯定，如“李福达之狱”条指出：“李福达之狱，翻案改坐，大小官黜革问罪者至四十余人，为嘉靖年间一大事”。由于事实繁纷，真假难分，各种说法不一，因而有“作史者宜何从”的问题。《明史》于《马録传》既叙明李福达改名张寅，而于传末又言寅、福达姓名错误，人亦疑之。迨其孙李同复以妖术事发，跟究由来，而福达之狱益信。又于《唐枢传》载其全疏，确指寅即福达之处，历历有据，而此狱更无疑义。 “于是马録诸臣之枉，张、桂等之诬，皆了然共见，可见修史时之斟酌苦心也。”补遗一卷，系辑录旧史中涉及辽、金、元之译名异称，注以《通鉴辑览》改译之相应名称，供对照检阅。作者善用归纳法考证和分析史事，不执单词孤证以论史，每每胪列众多相类的史实，“参互勘校”，以史证史，比其异同，寻其可疑，证其谬误，往往收到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