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史学考据上作了可贵的贡献，故梁启超评论说：“干嘉以还，考证学统一学界，其洪波自不得不及于史，则有赵翼之《廿二史札记》，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洪颐煊之《诸史考异》，皆汲其流。四书体例略同，其职志皆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又说：“赵翼之《廿二史札记》，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方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善于比事也。”

《十七史商榷》，正史考证札记。一百卷。清王鸣盛撰。《十七史商榷》对《史记》以下十三种正史，加上《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实际是十九部正史进行校勘和考订，因宋人习惯称为十七史，故沿用旧称。其中《史记》六卷，《汉书》二十二卷，《后汉书》十卷，《三国志》四卷，《晋书》十卷，《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十二卷，《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四卷，新、旧《唐书》二十四卷，新、旧《五代史》六卷，别论史家议例崖略，为《缀言》二卷。所谓商榷，即为十七史改伪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其考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类：第一，文字校勘。王鸣盛是用汲古阁本做底本，再参见明监本或其它本子校正。校勘采取理校法，并不注重对校法。校书不是全面校勘，而是对某些疑问，进行重点校勘，故此书臆测和武断之处难以避免。第二，考证典章制度。此书考证制度，以地理和官制居多。如卷十四至卷二十一，考前汉地理;卷三十二、卷三十三考后汉地理;卷五十七考南朝地理;卷六十七考北朝地理;卷七十八至卷八十考唐朝地理。其余分散在各卷里。官制的考证，卷四十考州郡中正;卷六十四考都督、刺史;卷八十一论官阶勋爵中晚(唐)日渐纠纷;卷八十五论分司官;卷八十九论南衙北司，其余也散见各卷。这些考证，有史有论，对读者颇有帮助。第三，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作者称赞唐代的郑注和李训为“奇士”，较为公允。有的是历史上被认为好人的，作者却往往痛加贬斥。如东晋王导，历来被誉为“江左夷吾”，此书卷五十却骂他“导之庸鄙无耻甚矣”。这些议论往往是根据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的。但有些议论对读者还是有启发的。第四，评论史书的优劣和历史编纂学。王鸣盛对十七史都有评论，有的是讨论体例，有的评论史书内容的是非问题，也有的是对作者本人的看法。如为范晔辨诬;惋惜魏收“被谤独甚”，说它未必在诸史之下。被他贬得最厉害的是《南史》、《北史》以及二书的编撰者李延寿。此外，此书议论史书的体例，叙史的繁简和史书的叙述方法篇幅较多。《缀言》两卷几乎全部议论历史编纂学。卷九十九《正史编年二体》对纪传体和编年体的史书演变叙述颇详。卷一百《资治通鉴上续〈左传〉》条颇有创见。《十七史商榷》是干嘉时期的三大考史名著之一，它反映了作者对十九部史书的校勘成果，提出版本文字错误和脱文一千余条，为以后廿四史的校正打下基础。全书贯串了“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的考证功夫，澄清了一些史实，颇具参考价值。又涉及范围很广，从校勘到典章制度，历法年代，音韵训诂，历史编纂学，目录学、经学洋洋大观，称得上是一部“启导后人”研究史学的入门书。但此书考订也时常有误，议论或有不当之处，是需要注意的。《十七史商榷》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为王鸣盛毕生治史之结晶，正如他在序中所说，《商榷》写定后，依然 “寒灯细展，指瑕索瘢，重加点窜，至屡易稿始定”。

正史考证札记。一百卷。清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 1804)，字晓征、及之，号辛楣、竹江居士，晚称潜研老人。江苏太仓州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为编修，侍讲学士。多次出为山东、湖南、浙江等乡地试主考官。历官少詹事，广东提督学政。曾奉旨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及《一统志》等。乾隆四十年(1775)其父病故，丁忧归里，不复出仕。随后主讲钟山、娄东和紫阳书院二十多年。学问渊博，兼通众艺，尤熟于史部，对于史事考证，态度严肃认真，力求“祛疑”、“指瑕”、“拾遗规过”，以开导后学。故其考史之功，最享时誉。其论《说文》，则兼求群经通假之字，论音韵则发明古今声变之理，推阐尽致，多为前人所未道。生平著述宏富，有《十驾斋养新录》、《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三史拾遗》、《诸史拾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等，总其汇刊为《潜研堂全书》。

《廿二史考异》总目上列为二十三史，实际是从二十四史中除去《旧五代史》和《明史》，又将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从《后汉书》分出，别立为《续汉书》二卷。此书对二十三部史籍及其注释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校勘和考订，不但校正文字，还对诸史记载出入、矛盾、错误之处，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地理沿革和年代、氏族等作了考订。每卷都列出原书纪、表、志、传的标题，于标题下写出所考的原文，然后进行考证，有的还写出按语，使复杂、繁纷的历史资料逐条得到疏通辨析，从而使后人的史学研究能建立在更为正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它贯彻了详近略远的原则，于宋、辽、金、元四史用力较深。对《唐书》以后的七部正史考证即达六十卷，其中《新唐书》和《宋史》各占十六卷，《元史》尤为专门，列为十五卷。为了订正《宋史》，引用了六十多种书目与它对勘，后来写《诸史拾遗》，又补订《宋史》九十条，增加了二十余种参考书。此书分综合性的专条和单一性的专文。如《魏书》各传所见晋兵、吴兵、楚兵和秦兵等将军凡十一种，以及曾任过这些职务的人的姓名。卷九的《汉侯国考》，卷十五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等考证专文，则可以离开此书而独立成篇。《廿二史考异》自有官制、舆地、氏族、年代等四个重点。在官制方面，对秦汉的尚书和中书，唐朝的三省六部;在地理方面，对秦汉的郡国，两晋南朝的侨置州郡;在氏族方面，对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和谱系，辽金元的族、姓;在年代方面，对诸史的《律历志》，对一些名人的生卒年等，都有详核的考证。还探索修史者致误的原因，揭示出取材不当、不谙掌故、饰美增恶、众手互异、草率从事、主编失职、自任褒贬诸条。

《廿二史考异》是干嘉时期的三大考史名著之一，历来享有盛誉。作者在自序中称：“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嶟喦叭耍�实以开导后学。” 《廿二史考异》也为后人指出了卓有成效的史考方法。一是取证，汇集一些材料，主要是正史的记载，加之以谱牒家乘、稗官野史作为参考，还运用金石材料以为佐证。二是比较，从众多的取证材料中，考证一些文字与史实，先排比其现象，继计较彼此的异同，再观察先后的联系，以求历史的真实。然后断定史籍记载的真伪与是非。三是专题考索，对历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专题研究。如《汉侯国考》即是。因而此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为当世及后代学者所称道和重视。如王引之称其“发明史学，自宋以来莫与为比”(王引之《钱先生神道碑铭》)。阮元赞此书 “皆实事求是，于天文、舆地、官制、氏族数大端，说之尤极精核”(阮元《三统术衍序》)。王昶盛誉其“最熟于历代官制损益、地理沿革，以暨辽金国语、蒙古世系，故其考据精密，多有出于数君之外”(王昶《春融堂集》)。但此书也存在只考其事，而少分析明理的不足。

学术笔记。原书九十五卷，刊印本为八十二卷。清王鸣盛(生平见《十七史商榷》条)撰。《蛾术编》分说录、说字、说地、说人、说物、说制、说集、说通、说刻、说系十类。书的命名，取喻于《礼记•学记》的“蛾子时术之”。蛾与蚁通，意谓治学有如蚂蚁衔土，须经辛勤劳动，长期积累，方能有所成就。王鸣盛平日好言目录之学，不惜谆谆为学者道之，故其所著《蛾术编》，即以“说录”十四卷冠首。然后继之以论证经义、史地，旁及人物、制度、名物、诗文。由于作者长于史地之学，所以书中论史、说地部分，值得重视。其次谈小学的条目，亦时有新解。此书积三十年始成，为其生平得意之作，尝曰：“是编之成，一生心力，实耗于此。当有知我于异世之后者。”可知其自视甚高。然是编亦以撮抄之功为多，盖其札记之长编，疏漏舛误之处难免。

《蛾术编》内容丰富，知识淹博，嘉道间学者将其与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相比。当今学者对该书批评最力者，要数张舜徽先生，他在《清人笔记条辨》中，对该书评得很仔细，非一般泛泛而论可比。认为“西庄存时，固以渊博自许者，所造群书，皆欲步趋前人，是直为著述而著述也。先存许多书题于心中，而后发奋著纸笔以赴之，每亟亟不能中程，而疏漏舛误不能免矣”。尽管如此，《蛾术编》仍不失为一部足资参考的综合性学术笔记。

史论著作。十五卷。王夫之(生平见《读通鉴论》条)撰。《宋论》是一部评论宋代史事的专著，体裁观点与《读通鉴论》相同。全书从卷一到卷十四，基本上每帝一卷，每卷选择若干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分析评论。书中肯定了赵匡胤的功业，使宋代得以在不少方面的成就超过汉唐。同时，又对宋代种种社会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指出赵宋一家不惜国家民族之命运，痛抑一切聪明才智之士，对百姓无情搜刮，对官吏赏罚不明，是非不分，致使奸臣当道，忠良遭陷，赵宋政权终于被葬送。《宋论》对宋代政治多所指摘，对宋代人物批评甚严。如卷十论秦桧是“大憝元凶”，之所以得势，乃在于宋朝君臣严防武将篡位之故。直斥宋高宗赵构之“畏女真也，窜身而无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宋自澶渊之盟以后，诬枉成风，把持朝政的大臣，多是倾陷君子的小人，如排挤寇准的丁谓等。作者认为王安石“言有大而无实”，但并未完全否定，认为王安石与蔡京有严格区别，王安石“志在利国”，而蔡京“实为祸本”。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主要责任在神宗，神宗面授王安石以“聚敛之谋”，以残酷的剥削手段来实现“强国”的目的。作者充分肯定免役法优于差役法;指出党争之祸，贻害无穷;主张“布宽政”，提高将帅权力，以防止契丹、女真、蒙古的进袭。许多评论别开生面，能言人之所未言，且切中时弊。《宋论》同《读通鉴论》一样，亦贯串了王夫之的进步历史观。作者朦胧地看到了封建社会中王朝更迭的基本规律，他有时也承认：历史事变是属于“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的规律在起作用。他也多少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所谓“民之天也”。但是，他又认为“民之天”需要由“圣人”来加以重用，“天奚在乎?在乎人之心而已，故圣人见天于心 (指民心)，而后以其所见之天为神化之主”。他把“民之天”屈从于“圣人之见”，最终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标准来判定究竟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宋论》具有很鲜明的经世致用目的，体现著引古筹今的精神，历来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给予较高评价：“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王氏之作提高了史论在史学中的地位。

十六卷。《容斋续笔》十六卷，《容斋三笔》十六卷，《容斋四笔》十六卷，《容斋五笔》十卷，共七十四卷。南宋洪迈(1123—1202)撰。洪迈字景卢，号容斋，别号野处，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名臣洪皓季子。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干道间，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修国史。淳熙十三年(1186)为翰林学士。宁宗时，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洪迈学识博洽，论述宏富，长期监修国史，涉猎书籍颇多，自经史诸子、文学艺术及医卜星算等书无不博览，尤熟于宋代掌故。编著有《野处类稿》、《夷坚志》、《万首唐人绝句》等书。《容斋随笔》乃其博览群书及耳闻目睹时事时，凡有所得，皆随笔记之，前后近四十年，完成此宏篇巨著。原计划。全书共分五集，五集各分十六卷，然书未成而卒，故《五笔》仅十卷。书中内容十分丰富，所涉甚广，举凡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地理、风俗习惯等，无所不记，基本上是一事一条，各列标题，共记事一千二百三十则。书中考证了宋以前的一些史实和政治经济制度、词章典故及遗闻佚事等，对宋朝典章制度记载尤详，对于某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也间作评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书中记事，辩证考据，颇为精确。如论《易》说卦“寡发”之为“宣发”，论《豳风》“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为农民出入之时，非指蟋蟀等，皆有见地。于宋代掌故，多正前人之误，如，以宋自翰林学士入相者非只向敏中一人，驳沈括《梦溪笔谈》之误。又引国史梁颢传证陈正敏《遁斋闲览》所记梁颢八十二岁及第之说为不实等，皆极审核精确。但亦有柢牾处，如谓刘昭注《后汉书》五十八卷，补志当在其中，而不知所注乃司马彪《续汉书志》，章怀太子以后《汉书》无志，移补其缺。又如，驳《宣和博古图•释云雷磬》所引臧文仲以玉盘告籴之文，谓《左传》并无其说，但不知出自《国语》中，颇为失检。但从总体来看，此书仍不失为考据精确，议论高简之佳作，“南宋说部”书中，“终当以此为首”(《四库全书总目》)。该书与沈括《梦溪笔谈》、王应麟《困学纪闻》等书先后并重于世，为世人所重视，足“可以稽典故，可以广闻见，可以证讹谬，可以膏笔端”(《容斋随笔》嘉定壬申仲冬何异序)。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研究宋朝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书完成《随笔》十六卷以后，即刻于婺州，淳熙(1174—1189)间传入皇宫，孝宗称其有议论，洪迈因重编为《续笔》、《三笔》、《四笔》、《五笔》，成书后，其孙洪伋于嘉定五年(1212)刻版于章贡郡斋，由何异作序。其后有洪迈门人马巽甫刻本，明弘治中李瀚刻本，崇祯时马元调又重刻刊行，又有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刻本、同治年间刊本，光绪元年(1875)又重校同治本刊行。今传本不一，主要有《国学基本丛书》本、《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津逮秘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等，商务印书馆《说郛》、《旧小说》有节选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清光绪元年重校同治年间洪氏刻本为底本，参校他书标点出版，为目前最好最通行版本。

《夷坚志》是宋代志怪小说集，南宋洪迈编著。此书刻本、抄本极多。作者在 《夷坚乙志序》 中说：“《夷坚初志》成，士大夫或传之。今镂板于闽于蜀于婺于临安，盖家有其书。”《夷坚志》卷帙浩漫，可惜散佚不全。涵芬楼排印之 《新校辑补夷坚志》206卷本，虽较为完备，然亦只有原书之半。1981年中华书局刊行今人何卓点校本，所依底本即涵芬楼印本。此书书名取《列子•汤问》：“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语意，故 《四库全书总目》说： “是书所记，皆神怪之说，故以 《列子》夷坚事为名。”

洪迈 (1123—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波阳县)人，南宋文学家。绍兴年间进士，授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入朝任敕令所删定官。因其父反对秦桧，他也遭到牵连，被斥任福州教授等职。曾出使金国，坚贞不屈，归后出知泉州、吉州、赣州、建宁府、婺州，官至端明殿学士。学识渊博，好奇尚异，撰有《容斋随笔》、《夷坚志》等书。

《夷坚志》，甲至癸200卷，支甲至支癸100卷，三甲至三癸100卷，四甲四乙20卷，合计420卷，惜流传至元已有散失。《宋史•艺文志》题《夷坚志》仅甲、乙、丙60卷，丁、戊、己、庚8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 《夷坚志》仅50卷。

《夷坚志》多录怪异。举凡神仙鬼怪、妖巫卜相、冤对报应、释教淫祀、医术杂艺、风俗习尚等无所不载，可谓“天下之怪怪奇奇尽萃于是矣”(《夷坚乙志序》)。透过这些描写，既可窥见宋代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又可一览宋代志怪小说的风貌。此书虽然内容芜杂、删润不够，有宣扬因果报应、封建伦理观念的缺点，但他搜罗之广、卷帙之多，在宋人志怪小说中当居首位。《夷坚志》还为研究宋代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南宋文学家陆游说： “岂惟堪补史，端足擅文豪”( 《题〈夷坚志〉后》，见 《剑南诗稿》卷37)，点明了 《夷坚志》在史学和文学等方面的价值。

洪迈《夷坚志》，每出一集便作一序。这些序多叙述该书的成书过程。赵与时曾摘录各序大意入所著《宾退录》，并赞其 “各出新意，不相复重”，“观者当知其不可及”(《宾退录》卷第8)，赵与时的评价虽不无夸张之处，但像 《夷坚乙志序》等篇序言，对“怪怪奇奇”小说特点的论述就颇有新意，反映了他在小说理论批评方面的建树。

孔子诗论，上博楚简之一。收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完、残简共29支。由马承源整理并释读。全篇盖为孔子向弟子授诗之记录。马氏认为“可能当时社会对诗的认识和诗的运用，已有相当的偏差，所以在《诗论》中常强调主观的见解”。如多次出现“??(吾)信之”、“吾悦之”、“吾美之”等。与《论语》中孔子论诗相比较，《论语》中只涉及《诗》与修身的关系，而竹简中出现关于《诗》与“情”的关系的讨论。《诗论》首简即提出：“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乐亡离情”说，点明了“情”在孔子《诗》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各篇诗的排序，与今本《毛诗》也不相同。就内容而言，仅涉及《周诗》。《诗论》作者，今有子夏、子羔以及孔子再传弟子几说。

晚清经学著作。清末皮锡瑞撰。其治经，崇尚今文，但持论平允，既无康有为之武断，亦不同于廖平之怪诞，曾说：“解经当实事求是，不当党同妒真。”(《经学历史》《经学历史》分为十个部分：“经学开辟时代”、“经学流传时代”、“经学昌明时代”、“经学极盛时代”、“经学中衰时代”、 “经学分立时代”、“经学统一时代”、“经学变古时代”、“经学积衰时代”和“经学复盛时代”。他指出，孔子删定六经，为经学诞生之始，“必以经为孔子作，始可以言经学;必知孔子作经以教万世之旨，始可以言经学”(《经学历史》，以下引文同)。经名始于孔子，经学传于孔门;孔子所定称为 “经”，弟子所传称为“传”或“记”;弟子辗转相授称为“说”。经学到汉武帝时开始昌明，从汉元帝、汉成帝到东汉，是极盛时代，汉亡而经学衰落。南北朝时期，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隋统一天下，北学并于南学，两派统一。宋庆历起，经学大衰。“宋人治经，务反汉人之说”，“一切武断，改古人之事实，以就我之义理;变三代之典礼，以合今之制度”。宋以后，经学进入积衰时代。特别是明孝宗弘治以后， “解经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而已。其见于《四库存目》者，新奇谬戾，不可究诘。五经扫地，至此而极”。降至清代，经学昌明。康熙、乾隆年间，御纂《周易折中》等，“承晚明经学积衰之后，推崇实学，以矫空疏，宜乎汉学重兴，唐宋莫逮”。此书简要叙述了经学产生、流传、兴衰、分合与复盛的历史演变，是研究经学的入门书籍，可以说是“经学之导言”，“为经学史辟了一新途径”，对于初学者堪称循循善诱，值得一读(《周予同《经学历史•序言》)。 “清末今文学派的重要人物有陈千秋、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皮锡瑞等人。其中真正算得上今文学经师的只有皮锡瑞，他在经学方面撰述甚多。他虽偏于今文经学，但他的《经学历史》对各家的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何耿镛《经学概说》) 此书的缺点是：第一，宣传“孔教救国”之说。认为“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第二，鼓吹所谓“《六经》致用”之说。他对于西汉皇帝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诬地赞叹。第三，强调“纬候足征”说。今文经学家以为帝王必有瑞征，于是孔子也有所谓 “感生”、“受命”、“告成”之类的祥瑞。作者也说：“汉儒言灾异，实有征验。”

《经学通论》包括《易经通论》、《尚书通论》、《诗经通论》、《三礼通论》、《春秋通论》各一卷。内容上包括对诸经的撰著流传、内容要义、以及历代考证注疏的得失、读书的治学研究门径等问题的简要阐述，计有二百余论题。皮氏在《序》中就指出，六经是孔子所定;汉初人以为孔子作经之说必有依据;后汉古文说乃尊周公以抑孔子;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宋元经师不信古文，亦有特见;清代经学复兴，尤其是古文家深得圣经微旨。可见，皮氏著此书的主旨是从今文经学立场来论评经学问题。关于《易经》，他认为，孔子继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之后，自作自解了卦爻辞、《彖》、《象》、《文言》，他对历代《易》家作了评价，在《易》学观上倾向于义理派。关于《尚书》，皮氏强调指出，西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不伪，而《古文尚书》不可信，治《尚书》不能违逆伏生所传之义。关于《诗经》，皮氏认为今文家之《诗》序可信，而《毛诗》则不可尽信，《毛诗》之义不及齐、鲁、韩三家之义。关于《三礼》，他认为汉初没有“三礼”之区分，这种区分是从郑玄开始的。他在高度评价郑玄《三礼》注解的同时，又指出郑玄以《周礼》为经礼，《仪礼》、《礼记》为曲礼之说是错误的。“三礼”皆周时之礼，《礼经》(《仪礼》)是孔子所作，《周官》出于六国时人，《礼记》始撰于叔孙通。皮氏还对前代经师关于许多具体礼制的解释作出裁度，并强调“六经”之义以《礼》为最重要。关于《春秋》，皮氏认为是孔子所作，是孔子对旧史进行增损改益而后成，非徒因旧史。他特别强调《春秋》是经而非史，《春秋》中有微言大义，它为后人立法。故学《春秋》当重义不重事，事只是用来明义的。董仲舒深得《春秋》大义，微言大义存于董子书中。于《春秋》“三传”，他推崇公羊、谷梁二传，而对《左传》多加贬斥，认为《春秋》是经，而《左传》是史，当区分二者。

《诗薮》是评论历代诗歌的诗话著作，明胡应麟著。《诗薮》共20卷，约20万言。全书共分4编，其中内编6卷，以体为序，分论自杂言至绝句的古近体诗;外编6卷，以时代为序，分论自周至元各代诗;杂编6卷，“遗逸”、“闰余”各占3卷，为内外二编补遗;续编2卷，论及明洪武至嘉靖年间诗作。

《诗薮》大要秉承王世贞兄弟 《艺苑卮言》和 《艺圃撷余》论诗主旨，提倡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其论诗主张要为两方面： 一、尚格而主变。《内编》卷1言： “上下千年，虽气运推移，文质迭尚，而异曲同工，咸臻厥美。……《风》《雅》之规，典则居要; 《离骚》之致，深永为宗;古诗之妙，专求意象;歌行之畅，必由才气;近体之攻，务先法律;绝句之构，独主风神：此结撰之殊途也。”又说： “四言变而 《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 《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这是胡应麟论诗的主旨。他一方面认为古代诗歌体以代变，另一方面又指出格以代降。“体以代变”，意为时代不同，诗体亦因此而变。内编6卷，分体论诗，系统地阐述了古代诗歌各体源流，品评各体代表诗作，注重对艺术特征和创作规律的探讨。“格以代降”指从《诗经》到唐诗，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格，而诗格随著时代的推进却每况愈下。既然“格以代降”，诗歌创作的振兴繁盛，出路即在复古。 二、尚法而重悟。《内编》卷5说： “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讵容昏鉴浊流，求睹二者?故法所当先，而悟不容强也。”所论主旨在倡格调而兼神韵，认为诗歌创作应力求达到 “法”与“悟”的统一。所谓“法”亦即 “体格声调”;“悟”则为 “兴象风神”即 “神韵”。胡氏发挥严羽 《沧浪诗话》镜花水月之喻，将其建立在格调说的基础上，既不赞成只求 “悟”而弃 “法”，也不同意拟则前人，而是将二者巧为调合，既强调诗歌必须骨肉、气韵、意象、声色俱存，而不应该像宋人那样，“学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气，不得其韵;得其意，不得其象，至声与色并亡之矣。”( 《内编》卷4)只有 “筋骨立于中，肌肉荣于外，色泽神韵充溢其间”，方能达到 “诗之美善备” ( 《外编》卷5) 之境界。胡氏以格调兼神韵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标举汉魏盛唐，于李、杜更是赞颂备至，称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悬日揭，照耀太虚;杜若地负海涵，包罗万汇”( 《内编》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