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申的《乡镇干部》以双龙镇五道河区撤工并乡的经历，揭示出改革途中人事关系的变动中的权力之争，也展示出人们民主意识的觉醒。由于撤区并乡，五天里四个乡的人员都并到了五道河镇，新镇收到各乡交来的现款共67元，各乡共计欠合债80万元，使新镇刚成立就背了债。五道河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大和政府班子，由于二道河小马乡长、三道河大候乡长挺身而出勇敢地拦截偷运木材的车队声誉鹊起，投票结果大候排第一、小马排第二，代镇长去秀杰由于老婆超计划怀孕排在第三。最后，原镇临时党委书记杜满仓被选为人大主任，大候出任镇长，支秀杰说服老婆做了人工流产成为代理镇党委书记。小说在叙写撤区并乡政府选举的情节中，突出了权力分配过程中的复杂的人际关系。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在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矛盾与困境的揭示中，针砭官场的权势争斗，反映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何申的《年前年后》中，七家乡乡长李德林和三家乡书记胡光玉为了达到调回县城任职的目的，费尽心机千方百计走门路拉关系，给县政府有职有权的头面人物请客送礼。关仁山的《太极地》中，由于乡里何乡长与范书记面和心不和，雪莲湾是何乡长的点。邱满子勤奋工作，并努力搞好与范书记的关系，他去探望因病住院的范书记，范书记告诉他要提他为副乡长的候选人，结果却是舅舅是县组织部长的小郑当上了副乡长。谈歌的《天下书生》中，以文学起家的梁市长大权在握，以长官意志行事，决定解散市文联，于是书生们自谋生路，却屡屡碰壁。后来因为省委要抓文化工程，梁市长又准备恢复文联建制。关仁山的《裸岸》中，田副乡长为了自己能够在官场上往上爬，千方百计挖掘抗战时期的一口大铁锅，以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实物，却导致了河滩上的一片防护林皂角树的被挖倒，成了大窟窿小眼的裸岸，直接威胁着学校校舍的安全。这些作品中对官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草菅人命等的揭露与针砭都十分生动与真实。
4．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基层生活热点，正面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并对社会改革的前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揭示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对现实社会与人们心灵同样产生强烈撞击的新的社会问题小说。
有人将何申、谈歌、关仁山、刘醒龙等的小说创作称为“新社会问题小说”，他说：“他们的那些从推动社会变革的善良愿望出发，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社会基层生活热点，正面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并对社会改革的前景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揭示的优秀作品，形成了对现实社会与人们心灵同样产生强烈撞击的新的社会问题小说。”将他们的创作称为“新社会问题小说”是有其合理性的。他们的创作在揭示经济的困境、改革的艰难与官场的争斗时，还对社会上种种不良风气作了揭露。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一方面写出了基层干部们在经济困境中与群众的分享艰难，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基层干部的种种腐败现象。阙迪伟的《乡村行动》通过上街党支部书记叶光荣组织的一次失败的乡村行动揭示了控制着村政权熊老三，熊老大是村委兼会计，熊老二也是村委。村里办了轧钢厂和轴承厂，材办厂就连年亏损，熊老大熊老四的私人厂却兴旺发达。明摆着的事，村里没人敢放熊家一个屁。”熊家在上街村一手遮天颐批气使，无权失势的村支书叶光荣只能表面假意逢迎熊家，暗地里却准备与熊家斗。当他探得熊家弄了两个外乡女子来家里后，以为他们搞淫乱活动，上门去抓却扑个空。原来福建松溪县胡某购进了熊价值26万元的轴承产品，因是假冒产品胡某无法付款，熊家便将胡某的妻子与小姨子绑架到村里，此案乡终于被公安机关侦破。小说以绝处逢生的结尾，使一次未果的乡村行动有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虽然叶光荣终被免去了书记之职，但是恶人终于遭到了惩罚，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在乡镇社会中，不少村乡镇的干部常常努力把持他们手中的那一份权力，以成为他们在商品社会中获得物质享受沽名钓誉的凭依。何申的《信访办主任》中的青远县大杨树沟村的村支书杨光复，他在村里一手遮天为亲友谋私利，遭到揣得强等人的反对。杨光复买通了县委书记梁大鹏，因此他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关仁山的《破产》中的马镇长“领导重用、洋楼住着、小姘挎着”，家中被小偷盗了也不在乎，老娘死了他大办丧事，收到的礼金就有30多万。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一些有权有势的乡镇干部逐渐走向堕落。关仁山的《太极地》中雪莲湾村的支书邱洪生出国考察，“第一件事就是想桑那浴一回”，“逮着洋妞再来回真的”，他果然都干成了，花去的钱回来都报销了。彭瑞高的《本乡有案》中的塔城乡乡长苗志高因嫖妓被抓，又引出了贪污案。阙迪伟《新闻》中的坝前乡乡长陶有和与乡副书记汤平心骑摩托去嫖妓，还开发票报销，返回的路上出车祸，汤平心被撞死，却谎称去抓赌因公而逝。这些乡镇干部的所作所为令人发指，新现实主义小说真实地揭示了乡村社会中的腐败风气。
由于乡镇干部的以权谋私仗势欺人，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重压的尴尬境遇，揭示了农民们的艰难处境。离镇五年的老劳模胡长生回村，见人们出外挣钱不思务农田地荒芜，他决定不去城里儿子处而回乡务农。他辛辛苦苦起早摸黑待弄5亩水田，买化肥购农药化去了5百多元，秋后卖粮被扣除了160元教育集资款，拿到手的只有40元钱和一张白条。小说中描写村支书带人上门抢村民的油菜籽作欠的税款，揭示了农民们繁重的经济负担：“一共有茶叶特产税、民兵训练费、村集体统筹费、广播维护费、牲猪屠宰税、冶安统筹费、道路护理费等十几种，一家一户，人少的几十元，人多的就上百元，甚至二百元。”村民连一株茶叶都没种的，也得交纳茶叶税。何申的《村长》中的老村长郝老顺因为向村民们“敛特产税和教育附加税敛急了眼，一走神从漫水桥跌下去的”，跌碎了股骨卧床不起。新村长郝运来上台办起油坊停了产。关仁山的的《九月还乡》中的卖粮大户杨老疙瘩承包村里的土地种粮棉，说好了10年不变，他舍得化血本，添置了许多农机具，“化肥和大粪铺了几遍，”将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然而他交的公粮得到的却是白条，交上好的皮棉却被乡长的舅父冯经理压为三级棉。由于出外打工回乡的多，村长竞然要收回杨老疙瘩的承包田重新分配。亲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以执著的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现实，将社会转型期乡镇社会中的种种不良风气和农民们的艰难人生都作了生动的揭示。
谈歌说：“不管什么时代，大众需要我们我们为自己代言。如果小说家们不愿意，那么大众就会把小说和小说家们扔掉，像扔掉一件旧衣服。”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自觉地做大众的代言人，反映社会转型期新的矛盾与现实，描写大众的生活和人生，对社会种种的不良风气作了真实的提示与针砭。刘醒龙的《去老地方》中写政通公司开张，因党政机关不准办公司，此公司名义上是驻深圳办事处所办，实际上为县政府办公室直接管。县政府办公室通知县委各局把手务必出席，并说别送匾，干脆送现金省事，公司的开张成了一种变相的敲诈。谈歌的《城市警察》中朝阳派出所抓住一桩强奸案的主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儿子秦建军，交代了作案的经过，说出了带头的是市委曹副书记的儿子曹刚。此后不省人前来说情，办案爱到了严重原干扰，市局甚至来电话要派出所放人。后来朝阳派出所所长杨清民被调去了分局，案件不了了之。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段书记、丁镇长为了讨好上级领导，不顾十冬腊月茶树动不得的禁忌，派下任务要村里下雪时候采摘冬茶。镇宣传干部老方一针见血地指出：“丁镇长见段书记搞冬茶送礼非常有效，就趁机也让大家搞冬茶，说是上面要，其实还不是自己先到上面讨好卖乖，不然上面的人怎么会想到茶可以冬天采。说是上面腐化，可谁叫你下面的人投其所好哩！说穿了，大家都是拿着公家的钱不当钱，拿着公家的东西不当东西，拿着公家的人不当人，只有公家的官职才当回事。谈歌的《天下大事》中的李厂长出国考察接受外商的贿赂、与管电话总机的李玉莲乱搞男女关系，怕人说他的丑事，听到别人误传就追根问底追查谁说他的坏话。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上许多不良风气与倾向作了生动的揭露。
5．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把创作视为面向大众的艺术，他们把为广大的读者而写作放在首位，立志忠实于生活。他们的小说创作独特的创作取向，主要表现在：
（1）贴近新的生活，迅速及时地反映新的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何申在题为《贴近新的生活》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一些中篇小说更贴近新的生活，我觉得那样会描述得更真实，更少附带虚假，于是读者对我们‘编’故事的印象就会谈化，就会喜爱，若干年后，当人们通过我们的小说对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人情世故或其他什么有意思的事了解得更深人细致了，那这些作品或多或少也能算得了经受了一点历史的考验吧。”“于是，这些年我的小说的主攻方向非常明确，就是下大斩气写我身旁的这片山乡，写这里新变化，写这里新矛盾，写这里新的生活，写这里新的人和事。”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以敏锐的感觉面对社会转型期新生活，在他们在笔下许多当下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得到了迅速反映：大中型企业的经济困境，企业股份制的实施，企业破产的申报与判定，企业三角债的问题，农民的苛捐杂税负担地重的问题，卖粮卖棉打白条的问题，干部贪污腐化欺压百姓的问题，乡村如何脱贫致富的问题等等，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以至于有人说：“‘新社会问题小说’继承并且发扬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光荣传统，与五四时期以冰心、叶圣陶为代表的‘问题小说’和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等为代表的‘写中间人物’的小说保持了内在的血脉联系，成为对目前文坛上愈益脱离社会现实的‘贵族化’ 倾向的有力反拨。”这是切中肯綮的。
（2）关注底层百姓的生活，努力描写普通人的辛酸苦辣。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与底层社会有底层社会有着密切的接触，他们有的当过农民，有的做过工人，就是当了机关干部以后与基层社会也有着较频繁的联系，因此他们的创作十分关注对底层百姓生活的描写。关仁山谈到的创作时说：“几年过去了，我们社会生活的脚步向前迈进，可是底层有许许多多问题，无序、虚夸和贫困，特别是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和一时难以全部，解决，再看看周围的普通人民，他们忍辱负重，在做各种生存的努力。无论这个大家，还是千万个小家都在为富裕和发展而努力拼搏。”谈歌在谈及他的创作时也说：“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不得像听通俗歌曲那样让人心旷神怡。它所带来的震荡，有时是惊世骇俗的。工人农民不比我们，他们现在干得很累。我们应该把小说的聚焦点对准他们。写这些劳动者的生存状态，调动我多年的生活积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使命。”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将聚焦点对准工人农民这此普通的劳动者，努力关注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的辛酸苦辣，这成为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取向的主要特点之一。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描写厂长吕建国与职工一起在困境中的挣扎，《大雪无乡》、《太极地》描写乡村社会摆脱贫困的奋斗与坎坷。何申的《村长》、《村民组长》描写乡村基层干部如何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良辰吉日》、《乡镇干部》描写在新形势下普通的乡镇干部的思考与艰难。刘醒龙的《伤心苹果》、《菩提醉了》描写县文联、文化馆里新矛盾，《分享艰难》、《路上有雪》描写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分享艰难。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着底层百姓的生活，关注着普通人中间的生存状态与辛酸苦辣，这使他们的创作充满着平民色彩。
（3）描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在生活俗事的描写中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谈歌在谈到他的小说《天下大事》时，以《俗事缠身》为题谈了他的创作感受。他说：“《天下大事》写了企业的一些俗事。而一些俗事往往就成了大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俗事常常弄得人们焦头烂额，人们苦于摆脱不开。有人说日常生活像一张网，任你跳来跳去，还是在网里。这话说得挺无奈，却是真实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并不努力去构想惊心动魄的史诗故事，也不精心去营构曲折离奇的爱情情节，他们所描写的几乎都是平平常常的生活俗事，常常都是琐琐碎碎日常琐事：工人的孩子得病住院付不押金，全厂的职工募捐相助（谈歌《天下大事》），村民组长查清村里的几桩悬案，组织村民贩卖果子脱贫致富（何申《村民组长》）；乡村里闰年冬天举办雪灯会（关仁山《闰年灯》），县政府新公司张举办喜庆会（刘醒龙《去老地方》）；挖掘抗日时期留下的一口大铁锅（关仁山《裸岸》），要回厂书记一辆丰田车（谈歌《大厂》）；乡长千方百计想调回县城（何申《年前年后》），厂长费尽心计难摆脱困境（谈歌《雪崩》）；镇长书记采摘冬茶逢迎上司（刘醒龙《挑担茶叶上北京》），厂长书记一里一外应付逆境（谈歌《年底》）。新现实主义的作家们写的大多是一些日常生中的琐碎却不失深刻，生动真实地反映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新现实主义作家们摆脱了对自我心灵与情感的关注，努力对于当下的历史和生活作出敏捷的应对，他们的创作摆脱了对精英阶层的礼赞，努力为大众写作为大众代言；他们的创作摆脱了贵族化的姿态与追求，努力关注下层社会中的世俗人生，这使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体现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忠实于现实生活的现实义精神。
三、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特征
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冷峻客观的写实手法描写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以顺时
序的叙事结构叙写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以平朴自然的生动语言描述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俗事，展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采。
    1、以写实手法描写社会转型期的种种困境与矛盾以及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
关仁山说：“我们的大家庭，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我们的文学描绘的就是这
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他谈到了文学创作应该关注平民百姓生活的描写，应该描绘这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这似乎说出了新现产主义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
刘醒龙谈到现实主义时曾经说：“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流派，从来都是存在的，然而不知为什么仿佛在一夜之间，‘现产主义’突然消失了。在文学的空间里，只是偶然才能见到它们沾满尘垢地塞在一处处宛如商业街精品店处所的角落里，眼明手快口齿伶俐的赏鉴者，极少光顾它们。”在八十年代的文坛上，追求文学形式的探索与实验，标榜先锋派与现代派，似乎成为了文学界的时尚，而现实主义却一度成为落伍的代名词，出现了刘醒龙所述的现实主义创作备受冷落的状况。九十年代以降，新现实主义作家们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事小说创作，以冷峻客观的笔触描写现实生活，提示社会矛盾针砭不良风气，表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勇气。谈歌说到他的创作时认为：“我从不反对别人写历史，写未来，写私人生活，但写直面人生的现实，也是更应该的。在这样一个历史转轨期，个人的痛苦和欢乐再多再大，那也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这种事情会随着你的小说而在地球消失的。而社群的痛苦和欢乐，并不会随着某个人的消失或者溜号而消失，这应该叫做历史。”他们的创作不去抒写自我的心灵，个人的悲欢，而是努力关注与描写社群的痛苦和欢乐，以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与困境，描写社会底层普通百姓的艰难生存状态，讲述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的共同奋斗同甘共苦，不粉饰生活也不回避矛盾，不专注于形式而注重内容，使他们的创作在回归现实主义传统中散发出一种新的气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由鲁迅开创的，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主潮，显示出其强盛的艺术生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政治运动政治思潮政治观念的干扰影响，现实主义经历了一个坎坷而曲折的历程。五十年代初期的创作，对翻身解放的歌唱、对社会主义的礼赞、对英雄形象的塑造，使此时期的创作洋溢着浓郁的政治激情，而忽略了对现实生活的冷静观察深入体验，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被掩盖了、弱化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背景中展开的有关现实主义问题讨论，又以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而告终止。在大跃进的浮夸空想背景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使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精神被掩盖于伪浪漫主义虚幻理想之下。六十年代初邵荃麟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观点，企图匡正文艺界粉饰现实掩盖矛盾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弊端，却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主张”。“四人帮”以阴谋文艺的“三突出”、“高大全”等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根本上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传统。文化革命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呼唤现实主义的回归，清算“四人帮”在文艺界犯下的罪行，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成为文学新时期之初的主要任务，然而，现在我们加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反思文学”，抑或是“改革文学”，其间都还未能真正得到恢复。进入了八十年代后，文学形式的实验与探索被置于非常突出的地位，现代派、先锋派得到推崇，而现实主义传统爱到冷落。八十年代末“新写实小说”、九十年代初“新体验小说”的创作的出现，真切地描写直层百姓平凡琐碎的生活，努力去切身体验平民酸甜苦辣的人生，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新现实主义小说延续了前者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回归与弘扬，他们直截了当地打出了现实主义的旗帜。刘醒龙说：“现实主义的质量是充盈，用河流来概括它只能是长江。无论从天上看还是从地上看，不管是旱季还是雨季，总改不了它的博大、深沉、浩荡和向前的奔腾。”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也对其有所发展与有所革新。新现实主义小说在继承传统中形成了其新现实主义的特征。
（1）他们强调创作源于生活贴近生活。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都有着扎实的生活根基，他们大多长期在基层生活。何申就说：“塞北山川辽阔，道路不便，二百多个乡镇遍布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果想走一遍，绝不是容易的事。十多年里，结合本职工作，每年去一些乡镇，我就走个差不多了。于是，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哪个乡镇的大门朝哪开，大门里的房子是啥样，房子里的人这时节大概正在忙什么……当然，还能想起县城里、山村里、农户家里的人和事……这无疑是我小说创作的源泉。”他们的创作强调源于生活，强调贴近生活，却并不提倡高于生活。虽然，他们各有各熟悉的生活面，创作也各有各的兴奋点，何申好写乡镇干部、村长、村民组长的生活，关仁山关心农民、渔民、乡镇企业的世界，谈歌熟悉厂长、工人、车间主任的人生，刘醒龙描写县文化局、文化馆、文联的故事，他们都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真实地写出，反对创作编造的虚假，强调创作贴近生活的真实，强调创作不离开活生生的现实生活。
（2）他们的创作关注当下生活直面社会问题。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们大多不去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们把关注与描写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他们并不能反映生活本质方面为由而忽视创作对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揭露。在他们的笔下，诸多的社会现实问题得到了反映：大中型企业的的困境、三角债的难堪、股分制的试行、企业的破产与兼并；乡镇农村的贫困落魄、村镇干部的霸道、交公粮打白条的无奈、名目繁多税款的重负、农村人口的外流、乡村田地的荒芜；官场的人事纠葛不良风气、长官意志的草菅人命、争权夺利与勾心斗角、贪污受贿的腐败风气……虽然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深信“我们这个社会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他们赞同“对于小说家来说，今天的写作，应该是出于对当下的历史和生活的敏捷的应对”。
（3）他们的创作注重内容的丰厚真实。刘醒龙谈到小说创作时认为：“无论是乡村小说还是都市小说，我觉得好的都是有实实在在生活内容的作品。”何申谈到他的创作时也认为：“我是在这片山区插过队的人，我深知穷困年月过年的情景，我深知人们是多么珍惜来之不易的富裕生活。当然，我亦知道在奔向新生活的过程中，还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还需要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共为之。于是，我就愿意让这些事走进我的小说里，又迫切希望通过小说把这些生活呈现在更多人的面前。”在他们的创作中，他们努力将自己生活过感受过的真实生活写进作品里，他们似乎不在意情节的曲折跌宕，而注重所描写生活的真实感人，他们似乎不在意结构的精心设置，而注重所叙写内容的丰富充实，他们似乎不在意对叙述内容的评判，而注重对丰厚真实生活的展示，以至于刘醒龙说：“我不在乎生活的形式和技巧，我只内容”，这正如文学理论家华莱士•马丁所说：“就阅读而言，‘现实主义’显示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叙事作品叙事领域，这里没有任何可以辨认出来的成规，这里文学技巧无影无踪，每一件事都像它在生活中那样地发生。”
（4）他们的创作注重通过事件写活人手。何申在谈到其创作的历程时说：他最初的创作“喜欢寻些曲折动人的情节来写”，但自己觉得创作“明显地欠着火候”。“欠的地方挺多。但我突然就想到一篇作品要达到像戏园子里满堂喊好的地步，作品里也非得有名角不可。……关键就是人了。我试着去写，当然还要有事件，但事件是为着写活小说中的人物。”新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注重对下生活的描述，注重对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叙写，在他们的创作中在事件的叙烈军属中写活了不少生动的人物形象，已形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系列：县乡镇干部形象系列（何申《穷县》中的副县长郑德海，《年前年后》中的乡长李得林，《乡镇干部》中的镇临时党委书记杜满仓，《七品县令和办公室主任》中的县长傅桂英；刘醒龙《去老地方》中的县文化局长杨一，《路上有雪》中的乡党委书记安乐，《分享艰难》中的镇书记孔太平；关仁山《大雪无乡》中的潘老五，何申《年前年后》中的刘大肚子，谈歌的《大忙年》中的冯占奎）。在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形象身上，充满了新的时代气息。
2．新现实主义小说以客观冷静的写实笔法叙写故事，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一种特性，它们大多以全知的视角，以顺时序的叙事结构叙写底层社会的人生故事。
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首先，创作大多采取全聚焦客观型的叙事模式。珀西•卢伯克将小说创作中的叙事视点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在整个复杂的小说写作技巧中，视点（叙述者与他所讲的故事之间的关系）起着决定的作用。”小说叙事学将叙事分为全聚焦模式、内聚焦模式和外聚焦模式三种，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则大多以全聚焦模式叙写故事，在叙述故事时又不常采取以第一人称的主现型的叙事，而常常以全知全能的客观型的方式叙写故事，他们“把生活中发生过一切都精确地表现给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一切复杂的解释和一切关于动机的议论，而限于使人物的事件在我们眼前通过”新现实主义小说很少取以第一人称直接叙述故事的方式，而是用叙事者的作聚焦视角叙写作品。无论是谈歌的《大厂》，还是何申的《年前年后》；无论是关仁山的《大雪无乡》，还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作家者以全聚焦客观型的叙事模式叙写作品，采取这种叙事模式的益处正如美学家塞米利安所说：“它能够更加广阔的生活领域，较人物角度更能开阔我们的生活视野。如果说它使故事情节显得松散，但与此同时却又赋予作品以变化、多采的特点”。
其次，创作以叙事的情节模式谋篇布局。现代叙事学从小说叙事的功能角度出发，将叙述的叙事分为以人物为中心的情态模式，以情绪性体验为中心的情调模式和情节故事为中心的情节模式，新现实主义小说常常采用情节模式叙写作品。有人有谈到小说的情态模式与情节模式的区别时说：“后者以行动发展线索的结束而结束，前者则以对某种性格的塑造或心态的透视完毕而告终。换言之，在情节模式中，叙事主体所关注的主要是故事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波涌浪卷的转变和发展；而在情态模式中，叙事主体的聚焦镜头始终对着人物。”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虽然也在故事的叙事中刻画了少生动的人物形象，但从总体上看来，他们的创作并不以对人物的性格和心态透视为中心，“关注的主要是故事本身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及事件与事件之间波涌浪卷的转变和发展”。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设置了一个主要的事件，往往按事件的发展变化顺时序地结构作品，人物的性格心态的透视塑造并不成左右小说的核心，而事件原发展变化制约着整个的作品的进程。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有的以人物调动的努力为主要事件（刘醒龙《伤心苹果》、何申《年前年后》），有的以工厂的破产过程为主要故事（谈歌《雪崩》、关仁山《破产》），有的以乡长的嫖妓事发为重要情节（阙迪伟《新闻》、彭瑞高《本乡有案》），有的以基层干部与百姓分享艰难的过程为主要事件的发生发展为主线构思作品，事件发展变化的逻辑脉络构成了作品的叙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