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作品大多采取枝桠式的叙事结构。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品大多以一件与经济相关的事件为关，在此主事叙写的主杆上延伸众多的事件与人物的枝桠，展示人物与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以福镇女镇长陈凤珍在镇企业实施股份制为主事，也叙写了废塑料进口污染草场赔偿官司、潘经理打伤了前来讨债的山西客人、陈凤珍劝说三姑停止跳大神、陈凤珍去救出被山西客人绑架的潘经理、老百姓催讨存在镇基金会的钱款等事件，写出了主人公陈凤珍在艰难状况下坚持股份制试点的执著精神。何申的《年前年后》以从县委办下到偏僻的七家乡当乡长的李德林千方百计努力设法调回县城为主要事件，也描述了李德林看望受灾户强调计划生育，请县上头脑们的客谈小流域治理项目，送饺子给县医院住院的乡里的病人，过年去岳母家拜年吃饭讲笑话等等事情，从工作与个人生活等方面写出了李德林的尴尬处境。谈歌的《雪崩》以东风啤酒厂的破产为主要事件，也描写了退体工人上法院要求厂里归还集资款、厂长向大跃的曲折婚姻故事、副厂长谢光无爱情的婚姻、材人向谢光催付100万元借贷款、谢大山的病势和谢光的自尽等事件，写出了厂长向大跃的难堪境遇。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以村长石得宝为完成丁镇长布置的采摘冬茶的任务而努力为主要事件，也描述了石得宝送媳妇上镇医院看病、去中学看女儿亚秋、与媳妇一起采摘木梓籽、与女会计一起学舞、以瘌痢婆撵走文化馆的调查者等，写出了村长石得宝的生存状态。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叙事模式，作品大多以叙写一个事件为主，在主事的叙写中串结着众多的人物与事件，并展示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3．以平朴自然的生动语言描述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俗事。
高尔基指出：“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的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作雕型描写的艺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坚持文学的大众化平民化追求，这使其创作的语言具有独特之处。何申在谈及他的小说《乡镇干部》时说：“这对我不仅是个鼓舞，更重要的是启示，我开始真正地体会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句说了多少年的话的真正意义，当然我也通过这一篇使自己的创作技巧有了新的变化，比如我的小说语言就是从这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放下文章的腔来说话，说得流畅，效果阳是不曾想到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们的小说创作注重语言的生活化，新现实主义作家注重创作的贴近生活，注重创作的真实性，他们的创作完全放下文章腔，以生活化的语言进行写作，不雕琢不粉饰，不拿腔拿调，而以活脱脱的出自生活的语言叙写，使创作呈现浓郁的生活气息。何申的《年前年后》中描写在七家乡当乡长的李德林回县进家门，与新婚妻子久别，一进门就拉着妻子小梅上床。小说写道：
于小梅说：“等会儿，让我再看你两眼再干。”李德林笑道：“咋啦？怕弄错啦？于小梅说：“嗯，现在都打假，回头来的是假老爷们我不就窝囊了。”李德林摸摸胡茬子，指着墙上的照片：“对着看清楚啊，可能瘦点了，这阵子太累。”于小梅进了里屋，说：“太累还忙着干这事？”李德林忙说：“脑子累，这儿不累，这儿累就麻烦了。”过了一会儿把事办完，于小梅说：“看来还没违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李德林笑道：“你咋样？也一直闲着吧。”于小梅给李德林一拳，说：“你快成从威虎山上下来的人了，见面就是这点事，怪不得我爸瞧不上你。”
小说中李德林的妻子遭车祸而死，后朋友撮后他与离了婚于小梅结了婚，因乡下发水灾，李德林没度啥蜜月就回乡下忙活去了，“偶尔来县开会办事在家住上一两宿，俩人上床看着也像夫妻，但彼此都有点生不愣的感觉”。这一段叙写生活气息十分浓郁，久别重逢的夫妻之间的打情骂俏戏谑亲情，他们俩虽亲密却有点生不愣的感觉，他们俩之间的互相猜忌疑惑的内心，都非常自然逼真地写了出来。
谈歌的《雪崩》中的厂长向大跃与妻子阎太梅离了婚，后与记者许雁结婚，许雁又与摄影记者贺加东去了海南，她从海南回来要与向大跃离婚。小说描写他们俩的一段对话：
许雁昨天回来，一进门就告诉他，她是回来离婚的。如果向大跃不同意，她马上就去法院，如果同意，明天她就他去民政局办手续。
向大跃笑道：“你跟我离了去找贺加东啊？”
许雁笑笑：“不，我俩已经散伙了。”
向大跃笑了：“这还差不多，我俩应该在一条起跑线上，不然你是有目标的离，我则成了被丢弃的旧衣服了。”
许雁笑道：“那难道不想对我说几和好的话，再争取一下吗？”
向大跃摇头：“你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被说动的女人。明天上民政局。”
小说中的向大跃比许雁长10岁，婚后，向大跃的传统的务实精神与许雁的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冲突，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鸿沟。他们心里都已明白分手是必然是，只不过是迟早的事。这一段对话将他们俩虽互相了解、却感情已淡，虽面临分手、却不愿闹僵的现状与心态，十分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作家把男主人公的豁达大度、女主人公的精明虚荣，都通过十分生活化的人物对话作了刻画。
谈歌在说到小说创作时指出：“小说应该是一种公共话语，应该以公共话语发言，这是对公众的尊重。如果我们下决心让读者费劲，读者一定不同地费劲了。”“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首先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把小说视为世俗艺术的观众中，努力以“公共话语”写作，使创作能够为大众所接受，这使他们小说的语言具有世俗化的特点。他们小说的语言不追求典雅精致，而崇尚朴实畅达，不信奉曲折含蓄，而追求晓畅平实，不回避俗言俚语，而注重真实生动。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开篇描写女镇长陈凤珍回家躲清净时家中的情景：
这阵儿家也是不安静了，天不下雪患病的多起来，满街筒子都是咳嗽声。陈凤珍父亲是镇上开药铺的，小药铺猛地火起来，父亲的炒药锅昼夜亢奋地响着。连经常在外乡卖野药的弟弟陈凤宝也赶来，加入家庭熬药大会战。父亲一边捣药一边哼“扁食歌”。她知道这是民间祭礼古代扁鹊的歌，父亲哼了几十年了，凤宝和小媳妇阿香并不嫌凤宝的瘸腿。这家伙卖野药嘴皮子练得不善，仅嘴巴拢人，而且在床上缠绵起来也不差。凤宝说，这年头市场疲软，可有两样不软！凤宝笑嘻嘻地说：一是卖淫的，二是咱卖药的。阿香揪凤宝的耳朵问，你个鬼东西咋知道？是不是在外头嫖女人？凤宝讨饶说俺有色心没色胆哩。父亲阴眉沉脸地训斥凤宝，别胡扯淡，混帐东西！那些玩艺儿与咱卖药能往一块儿扯么？陈凤珍合上书，弄得哭笑不得，这哪儿跟哪儿啊？她又听凤宝解释说，爹，俺弄错了，是不一样。咱卖药有淡季，人家可没谈季。……
小说中的女镇长陈凤珍为镇上的难事而烦恼，想到家里来躲清净，她迷恋股分制，在灯下读有关农村股份制的书，却听到了家庭熬药大会战的对话。小说以世俗化的语言叙写人物间的对话，凤宝的一张油嘴的俗气和油气、阿香的附和调笑、父亲的庄重正经、凤珍的烦恼压抑，都在这一段充满着民间色彩具有世俗意味的叙写中生动地勾勒了出来。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作家们不仅以极大的热情叙写日常生活中的俗事，而且常常以世俗化的语言叙写故事，不回避俗言俚语，常常用生动的老百姓的口语俚语叙事，使作品更加具有生活气息。何申的《年前年后》中以老百姓的顺口溜介绍县里的四大能人：“郝明力的眼，鲁宝江的喘，于小丽的屁股，刘大肚的脸。”县组织部副部长郝明力的高度近视，县人大主任鲁宝江的气喘病，酒厂的女厂长于小丽发达的臀部，企业家刘大肚子疙瘩摞疙瘩的脸，作家以顺口溜的形式，十分生动而简洁地介绍了和主人公李德林密切相关的人物，为故事的展开作了铺垫。作品中李德林去岳母家吃饭，席间李德林与刘大肚子讲的笑话，在世俗的意味中，也生动地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关仁山的《破产》开篇描述男北县的困境：“田北是有名的富县，大气候一变，亏损企业就成了片。一穷露百丑，县城人冬以来出现前所未有的三多现象，赌博耍钱的多、东北陪舞小姐多、小偷小摸的多。市场疲软，东北小姐的业务倒兴隆，城里妇女吃不住劲了，哭哭啼啼到县妇联去告状，要求发动一场冬季运动，赶走东北虎还俺好丈夫。”作家以生动的世俗化语言，不乏幽默地写出了田北县经济困境中精神的堕落。谈歌的《天下书生》描写市文联解散后文人们的落魄生涯，小说描写原市文联副主席吴为和杂志编辑小刘的一段对话：
小刘笑：你根本就不是干这种事的材料。
吴为问：那你说我吴为是干什么的材料？
小刘哈哈笑：你要是不想写东西，就干脆去卖冰棍。我街坊一个老太太每天都闹几十块。
吴为笑：卖冰棍我没嗓子。
那你就去扛大个。
我没力气。
那你就去练摊。
我没脸皮。
那你就去砸银行。
我没胆子。
那就去上吊。
我没勇气。
小刘苦笑道：那你没救了。
吴为也笑：是没救了。
这一段对话非常口语化世俗化，幽默中不乏机智，诙谐里透出无奈，对书生们在长官意志左右下的难堪境遇作了生动提示时，也勾勒了吴为的庄重乐观、小刘的精明油滑的性格。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叙写故事，他们不去追求小说的象征隐喻意义，而努力客观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们不太主观地评说社会人生，而执著地冷峻地展示现实的问题，把自己对生活对现实的种种态度与见解融入描述之中。
1、    新现实主义小说是九十年代文坛上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它以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关注，以对社会基层百姓生存状态的关心，真实而及时地反映了中国当下的种种社会问题，客观而冷静地展示了新的经济状态中新的人际关系。
    新现实主义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沉郁而不乏温馨的审美风格，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人物难堪的处境、故事无奈的结局、分享艰难的努力等方面。
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处于十分难堪的处境之中，谈歌《大厂》、《大厂（续篇）》中的厂长吕建国处于焦头烂额的境地：大客户被公安局抓走，厂里的轿车被人偷走，要帐的债主住厂里不走，因拖欠电费被供电局停了电，销售处长被债户绑走，……作品写出了吕建国在这种难堪处境中的奋力挣扎。何申《穷县》中的副县长郑德海处在穷县年末窘境中：县里被人骗去了一百万元，县公安局要去外省调查而无钱，老干部因医疗费等要上街游行，被服厂工人上县政府要工资，米县长与小黄幽会被小黄的丈夫捉住，……作品与出了郑德海在这种艰难境遇中的全力周旋。关仁山《大雪无乡》中的女镇长陈凤珍处于杂乱无序的境地：镇办是企业的纷纷关门，催还货款上门讨债的接连不断，进口废塑料污染草场的官司，宋书记对股份制试点的阳奉阴违，潘老五被山西债主绑架，老百姓催要存在镇基金会的存款……，作品写出了陈凤珍在股份制实施中的艰难。刘醒龙《分享艰难》中的书记孔太平处在的窘境：养殖场的客户因嫖妓被公安局抓走，检察院在搜集场长洪塔山的材料，孔太平的舅舅被洪塔山放狗咬伤，孔太平的表妹被洪塔山强奸……，作品写出孔太平为了自己升迁而一味委曲求全。
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有的主人公处于事业颓败、家庭破裂的双重危机中（谈歌《雪崩》、何申《年前年后》），有的主人公面临经济困境、人事纠葛的矛盾斗争里（何申《穷县》、关仁山《破产》），有的主人公欲与歪风邪风作斗争却困难重重（何申《信访办主任》、阙迪伟《新闻》），有的主人公想寻觅脱贫致富的道路却步履维艰（刘醒龙《黄昏放牛》、韦晓光《摘贫帽》），人物的这种难堪的处境，使作品始终笼罩着阴郁压抑的气氛。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着力叙写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故事，虽然所述的故事各个相同，但故事大多有着一个无奈中长吁短叹罢了。吕建国眼睁睁地看着红旗厂被环宇厂兼并，车间被炸成废墟（谈歌《大厂（续篇）》），李德林调回县城的努力落空、却被派往更加偏僻的三家乡当书记，妻子却暗暗怀上了别人的孩子（何申《年前年后》），高德安代理县长，却在处理县里诸多难事中死在汽车上（关仁山《破产》），石得宝虽对丁镇长采摘冬茶讨好上级不满，但他也只好骗过父亲在自己家的茶园里采摘冬茶（刘醒龙《挑担茶叶上北京》）。刘醒龙《分享艰难》中孔太平对养殖场场长洪塔山的放任纵容委曲求全的作为，令人愤懑；谈歌《城市警察》里杨所长被调动工作涉及市委几个主要领导儿子强奸案的不了了之，使人憎恨；关仁山《九月还乡》中的杨双根一心想筹集钱款开辟良田，却因私自卖了铁桥被捕入狱；何申《穷人》中的范老五得到两万元资助款，却藏在树洞里被洪水冲走。新现实主义小说中故事的无奈的结局，使作品流溢着一种沉郁哀婉的气息。
刘醒龙曾经说：“从分享幸福到分享难，我的声音或许太小太弱了，……分享幸福是一种善，它昭示作为人的无私，而分享艰难则是一种大善，它是生命底蕴中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任何一个有益人与社会的进步，其过程必定少了对艰难的分享。”新现实主义小说虽然充满了沉郁的审美风韵，但其中却仍然不乏温情，这主要表现在作家对分享艰难的慈与爱、宽广与容纳的描写与弘扬，以至于人们将新现实主义小说称作“分享艰难的文学”。谈歌的《天下大事》中的电工袁建军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拿不出住院的四万元押金，车间主任大高为此向厂里借款，厂里经济紧张没钱借支，便发动全厂干部职工募捐，在艰难的困境中却洋溢着温情。关仁山的《破产》中城北轧钢厂即将破产，工人齐艳与曹有夫妇的儿子曹小山得了囊虫病住院诊治，齐艳因无钱支付医药费而卖血，高镇长发动学校给曹小山募捐，在破产的窘境里却充满了温馨。何申《村长》中的新村长郝运来，带领村民们办油坊生产香油，走脱贫致富之路。谈歌《大厂（续篇）》中的厂长吕建国无法阻止红旗厂被兼并的结局，努力为红旗厂工人们的出路而尽心尽力。韦晓光《摘贫帽》里的摘贫工作组来到斋田乡，费尽心机寻找脱贫致富的道路。何申《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为七家乡的小流域治理之事四处奔走，新年为住在县医院的农民们送饺子。在新现实主义小说中，作家们常常描述基层干部们与百姓的同甘共苦分享艰难，使作品时常流溢着感人的温情，这使新现实主义小说对种种社会问题的揭示叙写的沉郁中，常常沁出温馨的气息，这正如刘醒龙所说的：“因此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人可以不做圣徒，然而不可以没有圣洁的精神。对真诚和善的信仰是生命中最了不起的力量。”
新现实小说创作以其独特的写实手法、叙事模式、语言形式、沉郁风格等，形成了九下年代文坛上一片沉重而多情的风景。
 四、新现实主义在艺术上的创新
在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刘醒龙、何申、关仁山、谈歌等的小说创作，努力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关注当下的厂矿企业、农村乡镇的生活，关注社会下层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经济困境，努力写出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的分享艰难，生动地写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引起文坛的瞩目，被人称为“新现实主义”。倘若将“新现实主义”的创作置于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置于九十年代文学的现实中，在这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观照中，我们可以探析出“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得与失。
1．中国新时期文学从十七年文学的现实主义一元化走向多姿多彩的多元化，八十年代的文坛对西方文学的介绍与借鉴，对文学形式的追求与探索，使中国文学缩短了与世界文学的距离；但是对文学创新、文学实验的过度热衷，对作家内心世界描述的过于偏爱，又使文学创作承继了新写实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将关注现实生活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刘醒龙说：“作家仅仅关注自我心灵是不够的，更要关注社会现实。”“新现实主义”作家们大多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精神，“用自己的良知良心去营造那笔尖太小的精神家园，为那一个个无家可坚的灵魂开拓出一片栖息地，提供一双安抚的手”。他们的创作不再将自我内心世界的坦现作为主要的创作题材，而是努力贴近现实生活，大胆地直面社会人生，不回避社会的矛盾，不粉饰生活的现实，将我们当下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生活真实而又生动地展示了出来。他们真实地描写出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中一些厂矿企业、农村乡镇的经济困境：工厂的入不敷出债主盈们捉襟见肘濒临倒闭的窘境（谈歌《大厂》、《大厂（续篇）》、《年底》）；乡镇的贫困落魄台高筑脱贫无方走投无路的困境（何申《穷县》、《村民组长》、《良辰吉日》）。他们真切地提示一政治体制传统观念束缚下改革的曲折与艰难：在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中改革计划的难以顺利进行（关仁山《大雪无乡》、刘醒龙《菩提醉了》）；在传统观念私心杂念中改革方案的难以正常实施（刘醒龙《路上有雪》、韦晓光《摘贫帽》）。他们深刻地揭露官场的权欲之争腐败作风（刘醒龙《伤心苹果》、《分享艰难》、关仁山《破产》、何申《年前年后》）；他们执著地针砭社会风气的堕落（刘醒龙《去老地方》、阙迪伟《乡村行动》、《新闻》、彭瑞高《本乡有案》）。“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常常围绕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困境中各色人等的努力与挣扎，在写出新的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时，努力展示基层干部与普通百姓的分享艰难。“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以其生动真切地对社会转型期生活的描写与反映，使文学创作贴近了现实生活，表现了其在创作取向中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谈歌在谈到他的小说创作时说：“小说应该是一门世俗艺术。所谓世俗，就是讲小说应该是一门面向大众的艺术。失去了大众，也就失去了读者，也就远离了小说的本义。大众，就是小说的‘大圈子’。”“新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将小说看作是“面向大众的艺术”，他们以各自对自己所生存的工厂生活乡镇社会的熟识，去描述工人、农民、车间主任、乡镇干部这些平凡普通人们的人生故事，以他们与这些普通人同甘共苦的心态，去描写他们的痛苦与欢乐，表现他们的希冀与追求，不作居高临下的伦理教诲，而以平朴真切的人生经历的叙述，不作横眉冷目的道义指责，而以平平实实的社会现实的描述，对下层社会平凡普通人们的关心与情，对基层干部与平民百姓同甘共苦生活的描写与展示，使他们的创作充满了平民意识和平民色彩。与新时期的改革文学不同的是，“新现实主义”小说中再没有了蒋子龙《乔厂长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的昂扬色彩英雄气概，有的只是陷于经济困境中的厂长、车间主任，有的只是为了生存而努力挣扎的平民百姓，有的只是干部与百姓同甘共苦的分享艰维，作品充满了阴郁色彩平民意味。何申的《村民组长》中的村民组长黄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带领长林一组的村民们奔小康。韦晓光的《摘贫帽》中的地区摘贫工作组进驻斋田乡，与乡民们共同奋斗努力摘贫。刘醒龙的《路上有雪》中的乡党委书记安乐费尽心机，全和团结村干部努力改变乡村面貌。“新现实主义”小说摆脱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中强调自我意识注重个人体验的贵族气息，延续了新写实小说创作中强调自我意识注重个人体验的贵族气息，延续了新写实小说创作以平等的视角和心态关心描写下层百姓生活的平民意识，使小说创作真切地反映平民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使小说创作不再只是成为作家个人生活和内心情感的录写与宣泄，从而使小说创作赢得了大众。
刘醒龙在《现实主义与“现时主义”》一文中说：“充盈是从‘现实主义’中区分现时主义的重要标准。在充盈之中是生命，是世界，是一个人的灵魂和血肉，是对生活的公允，是对艺术的实在和平静。”“作为一种精神，‘现实主义’本应表现的更多的真的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的内容。”“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坚持创作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普通人中间，以客观朴实的写实手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现实，无论改革途中的艰难与曲折（关仁山《大雪无乡》、刘醒龙《菩提醉了》、韦晓光《摘贫帽》），还是经济困境中的磨难与挣扎（谈歌《大厂》、何申《穷县》、刘醒龙《分享艰难》）；无论是官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刘醒龙《伤心苹果》、关仁山《太极地》、何申，年前年后）），还是基层干部的鱼肉乡民横行霸道（何申《信访办主任》、阙迪伟《乡村行动》、彭瑞高《本乡有案》），“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们都毫不掩饰地予以生动地描写。回溯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坛的曲折命运，我们从中可以见到“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独特意义和价值。解放初期的文学创作，翻身解放的豪气和强烈的政治热情，笼罩与掩盖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内核，使创作溢出浓郁的浪漫气息虚幻色彩。对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批判，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作品的批判，使“写真实”、“干预生活”等现实主义精神遭到了否定。1959年“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倡，使文学创作进一步走向脱离生活粉饰现实的歧途。六十年代对邵全麟“现实主义深化”理论的批判，使现实主义复归的局面遭到了抑制和打击，百“文化大革命”中提倡“三突出”“高、大、全”的“阴谋文学”横行，现实主义的传统被彻底否定了。文学新时期开始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努力恢复现实主义的传统，但是或多或少难以摆脱解放以来现实主义遭到扼制歪曲的阴影，或努力塑造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或着决描写诗情画意的理想，或努力突出作品的史诗色彩，或着力勾勒人与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刘震云认为：“五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浪漫主义，它所描写的现实生活实际在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浪漫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对生活中的人起着毒化作用，让人更虚伪，不能真实地洗着。‘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也是五十年代现实主义的延续，《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如果在现实中一定撞得头破血流。”“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延续了新写实小说的写实手法，以对转型期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以对经济大潮中处于困境中人们的复杂关系的平实描写，使九十年代文坛涌动着现实主义的浪潮。
2．在肯定“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成就与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不足之处。“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当下现实生活的描写，却常常热衷于对故事过程的平实叙写中，缺少对所写故事的理性思考，缺少对题材的提炼与开掘，因此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何申就曾经说：“……似我这样业余写作的，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支研究文学中较深的内容，只是肚子里有不少老杂事，写出来哪怕是给人们提供点素材，终归也是件有益的工作。”由于“新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瞩目于反映当下的生活，由于所描述的生活缺乏积淀，由于对所描写的题材缺乏深思和开掘，作家们只是将所发生的故事按照顺序原原本本写来，常常所描写之事显得琐碎而平消炎 ，呈现出是璞而非玉的素材意味。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下层人们普通百姓的生活的描写，在描写处于经济困境中人们的挣扎与奋斗时，努力写出基层干部与民众的分享艰难，使作品洋溢着平民色彩。但是不少作品仅将立足点置于如何摆脱经济的困境，将经济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准则，而忽略了对道德伦理的规范与评判，这常常使作品远离了善和美，而呈现出对恶与丑的姑息和纵容。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书记孔太平，为了“经济上去了就是一好百好”，从而达到自己升迁的目的，百般姑息纵容“占全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养殖场场长洪塔山，因为“养殖场一垮，全镇财政一瘫痪，自己的政治前途了就终结了。”他想方设法从派出所里弄出因嫖妓被抓的几个客户，他费尽心机通过关系把检举洪塔山的材料从检察院抽走，他将放狗咬伤舅舅而被关的洪塔山保出，他还有意让洪塔山当上县人大代表，甚至洪塔山强奸了他的表妹，他却忍辱劝说舅舅放过了洪塔山。孔太平这种为了自己职位的升迁而对作恶多端的洪塔山的姑息纵容，抛开了一切道德伦理、礼仪廉耻和人格人性，令人难以接受。谈歌的《大厂》中的厂和吕建国，厂办公室主任老郭陪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被公安局抓了，他找关系拉公安局陈局长上鸿宾楼聚宴，为了郑主任与厂里一千多万元的合同，吕建国苦苦哀求公安局放人。谈歌《年底》中的刘厂长在明星宾馆包了一层楼召开定货会，想尽办法讨好客户，甚至以厂办公室女招待小李同意嫁给客户瘳主任的傻儿子的代价，定下了一千万元的合同。彭瑞高《本乡有案》中的塔城乡副乡长唐政，乡长苗志高因嫖妓被抓，唐政就去县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等四处活动，想方设法要把苗乡长弄出来。甚至苗乡长想吃老同兴的面，副乡长唐政就去店里买了面，亲自给关在拘留所的苗乡长端去。这些作品中的人们，大多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而费尽心机，置伦理道德礼仪廉耻于不顾，违心地拜倒在这些腰缠万贯颐指气使的场工、客户们的面前，丧失了自己的人格和良心，而作家们又大多对作品中主人公的这种作为抱容忍体谅甚至赞同的态度，使作品脱离了美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