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邯郸记》取材于唐传奇《枕中记》，此剧主要写卢生梦中的宦海沉浮，以他醉生梦死的一生来直接暴露封建政权中的种种污浊腐败、黑暗险恶与卑鄙龌龊，皇帝的荒淫昏庸，丞相的奸险毒辣，权臣的勾心斗角，官吏的贪赃枉法，在作者笔下一一原形毕现，可称之为明代的官场现形记与魑魅魍魉之群丑图。作者借用梦境以批判时政，用对比手法写出堂皇背后的卑劣，显赫之后的倾覆，表达了作者对整个官场社会的深刻鞭挞和总体否定。在艺术成就上，《邯郸记》仅次于《牡丹亭》，采用了外结构套内结构的方式来展开剧情，情节针线缜密，张驰相济；关目新颖独特，跌宕多姿，常用极端的变化推动戏剧情势的发展；曲辞以粗犷浑厚见长，在“临川四梦”中最称朴素。
第九章　明代诗文
第一节　明代前期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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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前期诗文概括
明代前期的诗文创作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明初阶段和永乐至成化阶段。明初作家大多经历了元末社会的大动乱，因此他们的作品蕴涵着比较充实的现实内容，有着恢弘的境界与慷慨的意气，在风格上也表现了雄浑雅正的气度，其中宋濂、刘基以散文创作见长，高启则在诗坛独领风骚。他们作为首开风气的一代宗师，对明代诗文影响甚大。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体长期把持文坛，诗文创作呈现出沉寂和衰退的格局，台阁体雍容典雅，粉饰升平，体现出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但内容空虚，缺乏生气。在此之后，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起而思变，虽未能完全冲出台阁体的藩篱，但对台阁体的弊端也有所匡救，其转捩诗风、导流七子之功是不容抹杀的。
二、宋濂与刘基
1. 二人均为开国元勋，都以散文创作著称，同时又并称为“一代之宗”。宋濂为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学养深厚，无论庙堂典册还是日常应用之文，皆透出儒者气象。他的散文以传记文最为出色，往往能抓住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简练而又细腻地刻划出人物的神态气质，如《秦士录》、《王冕传》等；他的写景文不多，但笔致清秀，简洁明畅，极具艺术表现力，如《环翠亭记》；他的赠序之作，深得韩柳之风，《送东阳马生序》是传诵久远的名篇。其文笔力雄健，气势浑厚，文风雍容浑穆，醇正温润，语言自然洗练，平易畅达。著有《宋学士文集》（又名《文宪集》）。
2. 刘基的散文继承了密切关心现实的传统，多触及世风时弊，包孕着抑郁不平之气。其文多作于元末，体裁多样，而以寓言体散文最为出色，代表作《卖柑者言》假借卖柑者之口，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构思巧妙，讽刺辛辣，在艺术上富于形象性；散文集《郁离子》，通过生动活泼的寓言故事和发人深思的议论，表达愤世嫉俗的态度和拯救时弊的治世意图，古奥奇谲，寄兴深远，在思想上具有创造性。他的散文“气昌而奇”，风格古朴雄放，想象奇特丰富，笔锋犀利，气势遒劲，往往是夹叙夹议，曲折有致。有《诚意伯文集》。
三、高启　
1. 高启在当时被推为“海内诗宗”，作诗主张取法汉魏晋唐各代，“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已开明中叶复古派先声，但他能在摹拟之中写出自己的性情面目，“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他的古题乐府诗大都袭用旧题，但能别出新意；一些新题乐府诗能描绘出一幅幅农村劳动生活的图景，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和农家气息。他的部分诗作反映了元明交替之际的动荡生活与战争创伤，格调凝重悲怆，时代特征鲜明。在那些抒发个人情怀的作品中，有些诗歌直接表达了诗人自己的生活志趣与精神境界，流露出较为强烈的个人主体意识，如《青丘子歌》；更多的是表现个体精神遭受环境压迫的苦闷及自我价值难以实现的痛苦。登览怀古之作在高启的诗歌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成就也较高。有《高太史大全集》。
2. 高启为有明三百年诗人之首，诗风雄健奔放，气象昌明博大，才气高迈而不剑拔弩张，辞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绘。其诗众体兼长，七言歌行与七言律诗尤能表现他的个性特色和艺术才华，七言歌行豪宕凌厉、隽爽透脱，颇近太白风神；七言律诗清新俊逸、涵浑从容，确有盛唐风范。高启对转变元末纤秾缛丽的诗风实为有力，为明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开端。
四、三杨与台阁体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文坛上出现了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三杨都是台阁重臣，所作诗文以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主旨，多属酬答唱和、应制颂圣之作，饱含富贵福泽之气；号称雍容典雅，词气安闲，其实极度平庸空泛，既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又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台阁体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仕人竞相仿效，一时形成风气，直到李东阳领袖文坛，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
五、李东阳与茶陵派
明代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台阁大臣的地位主持文坛，形成一大诗派，因为他是茶陵人，故后世称“茶陵派”。李东阳对台阁体卑冗萎靡的创作风气深为不满，论诗提倡宗唐师杜，强调音节法度，很是重视诗歌的艺术技巧，欲以此恢复古典诗歌的审美典范，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台阁体的颓风陋习，同时又成为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先导。因此实际上茶陵派是明代诗歌从台阁体走向诗文复古的过渡。由于李东阳长期位居台阁，在创作上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的束缚，但他才气较大，作品内容也较丰富，有些诗作还表现出较为广阔的社会视角，反映了个人的生活境况和精神状态，有一定的可读性。有《怀麓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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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讲读]
一、《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1. 此诗作于明代开国之初，是高启登览怀古诗中的代表作，也是他七言歌行体的名篇。诗人以豪放的笔调描绘了钟山龙盘、大江奔涌的山川壮景，并在感慨历代成败兴亡、发抒怀古幽情的同时，表达了对祖国重新获得统一的由衷喜悦。
2. 此诗的艺术特点：
（1）诗歌开头八句写景、中间十二句怀古、最后四句抒怀，写景抒情浑融一体，缅古思今自然交织；既层次分明又气势连贯，既波澜起伏又浑浩流转。
（2）此诗虽是怀古之作却无感伤之意，写景开阔雄浑，抒情豪放激宕，用典切合时地，想象丰富，感慨深沉，全篇神完气足，可称“盛世之声”。
（3）此诗间用长短句，每四句一转韵，平仄交错，抑扬有致，造成流荡变幻的节奏，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读来情韵相生，音调铿锵。
第二节　明代中期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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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中期诗文概况：
明代中期诗文领域内的最重要现象，便是复古思潮的活跃。先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针对明前期文学创作的贵族化、理气化与八股化，卓然以复古自命，追求秦汉古文的境界与盛唐诗歌的气象，欲通过接续古代文学的优秀传统而达到变革的目的，明代文风为之一变。后有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接踵而起，将复古运动再次推向高潮，使文学创作得以摆脱程朱理学与官方政治的约制，为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前后七子身上都存在着尺寸古法、刻意摹拟的弊端。此外，还有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为代表的唐宋派，介于前后七子之间，他们理论上的建树主要在散文方面，以标榜摹唐仿宋跟七子相抗衡，但声势不大，在创作上远远不能抵消前后七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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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七子
1.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前七子崛起于文坛，其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其他成员有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边贡、徐祯卿。他们彼此唱和，互相支持呼应，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形成声势浩大的诗文复古运动，意欲借助复古手段变革文坛现状，促使文学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经过他们的努力，廓清了台阁体的文风，清除了理学诗的影响，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们由复古进而到一味地摹古拟古，使文学缺乏新创，又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2. 前七子的理论主张体现出进步与保守相互交织的特征。首先，他们论文推崇秦汉，论诗则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这是根据“取法乎上”的原则，借崇高的古典典范来反对台阁体的空洞无物和八股文的浅陋闭塞，同时也是借此来排斥深受理学风气影响的宋元诗文。其次，与当时尊情抑理的思潮相联系，他们还鼓吹真情，赞扬民间文学，提出文学应是真实情感表现的主情论调，包含有引导文学摆脱程朱理学和传统道德束缚之意，与晚明文学的新精神遥相呼应，体现了对文学本质的新理解。第三，他们高度重视古人诗文的格调法度，如此强调诗文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技巧，对于促进文学的独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免舍本逐末，陷入拟古的形式主义而不能自拔，窒息了他们的创造才能。就前七子的诗文创作而言，诗歌成就更高，他们的作品除了大量的拟古之作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二：一是对时政题材的强烈关注，如李梦阳的《自从行》、何景明的《点兵行》等等都是感怀时事、暴露现实的优秀诗篇，其中流露出较为浓厚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表达了作者干预时政、关切国事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二是创作视角开始向民间生活倾斜，如何景明的《津市打鱼歌》、李梦阳的《梅山先生墓志铭》等，具有清新的活力，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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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归有光与唐宋派
1. 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作家，反对前七子“文必秦汉”的文学观，标举唐宋古文，故称为唐宋派。与前后七子相比，唐宋派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一方面，他们提倡唐宋古文的载道传统，注重事功与文章的实用性，有比较浓厚的宗经明道色彩。另一方面，他们也主张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借古人之法来表现个人之真精神与真面目。唐宋派作家变效仿秦汉为学习欧曾，变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对七子的复古之风起了一定的遏制和纠偏作用，给后来的公安派以启迪，对清代桐城派亦有很大影响。但唐宋派实质上也是一种复古，并不能对当时的文坛进行彻底的革新。
2. 唐宋派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其中归有光最为著名。时人称他为“今之欧阳修”，其散文也被誉为“明文第一”。归有光写得最出色也是最富于文学意味的文章，是那些描写日常生活、家庭琐事的抒情记叙文。他把这些细琐题材引入一向是载道言志的古文中来，使散文创作更贴近生活，为文学园地开拓了新的领域，并以此树立起在明代文坛的特殊地位。在艺术上，他善于从眼前景、日常事落笔，不避琐屑，即事抒情，在简明雅洁中表达出真挚深沉的情感，亲切动人；善于在记叙中嵌入最不被人经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又恰恰是凝结着作者对亲人全部恋念之情的意象和事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善于用平淡语、家常话写儿女情、家务事，不事雕琢而自有风味，出语自然却余意无穷，造成了“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的艺术效果。代表作品有《项脊轩志》、《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著有《震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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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后七子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文学复古运动，世称“后七子”，其他成员有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从总体上看，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前七子的文学思想，效法汉魏、盛唐，推崇李梦阳、何景明，同时对格调法度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创作上，后七子的拟古之风较前七子更甚，存在着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的严重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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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讲读]
一、《项脊轩志》
1. 此文是一篇记叙性的抒情散文，也是归有光的成名之作。全文通过对书斋项脊轩前后变化的描述和对发生其中的几件生活琐事的追忆，抒发了作者怀念亲人的深厚感情。
2. 全文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介绍项脊轩的来历及修葺前后的不同情景，富有情味。第二层回忆发生于项脊轩及其周围的一些家庭琐事，深情绵绵，是文章的主体。第三层写作者的议论和感慨，流露出自嘲与自尊、自叹与自信相交织的复杂感情，是正文的结束。第四层是补记，着重写对亡妻的怀念，哀思深沉，是正文的延续和补充。　
3. 此文的艺术特点：
（1）结构严谨，形散而神聚。作者虽以项脊轩为题，其实是借题发挥，以轩来写人抒情，因此全文紧紧围绕对亲人的深切思念这个核心，以项脊轩及其周围环境的变迁为经，以与项脊轩有密切联系的往事为纬，将精心选取的材料交互编织，构成一个严整紧凑的艺术整体，真可谓形散而神不散，事断而情不断。
（2）选材精当，事细而情深。作者将浓厚的思亲之情寄托于似乎平淡无奇的细节之中，这些片鳞只爪的生活琐事却无不具有典型性，真切地再现出祖母、母亲和妻子在世时的音容笑貌以及她们对作者的挚爱之情，抒发了他失去亲人的痛楚哀伤，这些本来极为平常的细节被赋予极不平常的意义，情韵悠远，耐人咀嚼。
（3）用语清淡，言近而旨远。全文以叙事为主，穿插写景和议论，写得简朴精炼，委婉条畅，绘景明白如画，写人惟妙惟肖。作者尤善于以极淡之笔写极挚之情，措语遣词，一出自然，无所藻饰而情词并得，辞浅意深，言近旨远，寓丰厚于单纯，于平淡中见浓郁，是此文颇耐品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节　明代后期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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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后期诗文概况：
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大都以中期的复古运动作为自己的反拨对象，提倡张扬个性、抒发性灵，诗文创作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的启蒙思想家李贽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革新理论家。他反对摹古复古，反对贵古贱今，提出“童心说”，主张抒写自然的人性，其文学观念带有强烈的离经叛道色彩，为公安派奠定了理论基础。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大张旗鼓地反对拟古主义，提倡“性灵说”，表现了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精神，其诗文创作清新流丽，但失之于浅俗浮滑。在公安派锋芒渐退之际，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趁势而起，一方面其文学主张与公安派十分接近，另一方面又欲通过幽深孤峭的追求来矫正公安派的流弊。明末社会动荡不安，文风也开始转移，复社和几社等爱国团体重新举起七子的复古旗帜，反对抒写性灵，力图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龙与夏完淳。不过他们在国难之际的创作伤时感事，慷慨悲凉，题材由狭小变得开阔，内容由空泛变得充实，风格由纤弱变得雄放，已突破复古派的桎梏。此期文坛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小品文渐趋盛行，晚明小品文极富文人化、个性化，实际上体现着古代散文向现代方向的转变，代表作家有三袁、张岱、王思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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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袁宏道与公安派
1. 公安派是明代万历年间兴起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三袁世居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公安派的文学观念深受李贽的影响，主要观念有二：一是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流弊，提出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反对一代不如一代的倒退的历史观，也反对摹拟剿袭。二是在继承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性灵说，认为诗文创作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信口由心，乃见其真；性灵说重个性、贵独创、强调表现自我，是公安派理论的核心。公安派给主导文坛近百年的复古派以沉重打击，为改变明代文风、恢复文学生气，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歌与诗论，现代文人周作人、林语堂均受到袁氏兄弟的影响。三袁兄弟的创作能打破传统诗文的陈规陋习，注重任性而发、直写胸臆，活泼洒脱、清新流畅，致天下耳目于一新。但其题材局限在自然景物和身边琐事的范围内，又多是表现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同时“信口而出”的创作态度，也使得公安末流不免走向俚俗、肤浅和油滑。
2.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文学成就也最高。他在创作上诗文兼长，散文尤其出色。袁宏道散文的首要贡献是拓展了小品文这一新领域。作为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他的小品文与其理论主张相一致，不拘形式格套，自由抒写性灵，真实地反映了作者任情适性的人生态度与闲适清雅的审美格调，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信笔写来却意趣盎然，篇章短小而情韵悠长，文字轻灵隽永，形成了“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的艺术特色。他的小品文以山水游记写得最好，不仅能抓住自然景物的特征，寥寥几笔即传神写照，而且能把握住山水的灵气和个性，使山水拟人化、性格化；不仅每每把游踪与心迹合二为一，融主体感慨于会神切意的景色描述之中，而且多即景生议，在夹叙夹议之中抒发情怀，绘制出情、景、意、趣俱佳的妙品。其游记文学能在柳宗元之后显现出新的面貌，足以说明他在散文发展史上的价值。他的尺牍序跋深得苏轼的飘逸隽永之美，而又益以流利畅快，也堪称大家。此类文章往往是师心自运，率性任真，纵意横出，涉笔成趣，语言雅俗相兼，杂以谐谑，极具个性特色。袁宏道的小品文不仅体现了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儒学传统的新的时代精神，而且表现了审美因素的强化和深化，推动了文体的解放，在明清散文的发展进程中是具有进展意义的拓新与突破。代表作品有《虎丘记》、《满井游记》、《徐文长传》，著有《袁中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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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竟陵派
竟陵派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学流派，因本派代表作家锺惺、谭元春都是湖北竟陵人，故称竟陵派。一方面，竟陵派在反对摹古，推崇性灵，表现自我等方面，与公安派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不满公安派末流的空疏肤浅，力图另辟蹊径，倡导用“幽深孤峭”的风格来表现“幽情单绪”。在创作上他们刻意求新求奇，喜用怪字险韵，处处表现出作者的孤寂情怀和远离现实的冷漠，形成一种冷僻苦涩的文风。竟陵派客观上对纠正复古派的流弊与公安派的偏颇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们又矫枉过正，将文学创作引向晦涩化和神秘化的道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文学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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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张岱
1. 张岱是晚明小品文作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其小品文集有《瑯環文集》、《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其中后两书都是入清以后的作品。张岱的小品文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涉及到晚明社会生活与风土民情的方方面面，可视为一部明末的文化风俗史。他的作品切近日常生活，特别注重反映富有活力的民间文化与市井风情，对于人情世态和众生相的描摹细致生动。其作品个性鲜明，主体色彩强烈，处处流露着自己的真性情，尤其是入清以后的小品文，往往抚今追昔，以清新峭拔之语表现乡土故国的哀痛之思，意绪苍凉，感慨尤深。代表作品有《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等。
2. 张岱是晚明小品文的集大成者，他把公安派的清新与竟陵派的陡峭熔于一炉，兼取两派之长，又以深厚救浮浅，以明快救僻涩，力避两派之弊，形成了空灵中不乏凝重，诙谐中间有悲凉的独特风格。他在艺术上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善于于极普通、极深细处捕捉描写对象的特点而以传神的笔墨出之，绘景逼真如画，写人神韵毕肖。他的小品文的另一特点是善用自然本色的语言，于切中肯綮处下笔，不重雕镂，不求孤峭，既富于生活气息，又具有天然韵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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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陈子龙
陈子龙既是复社的主将，又是几社的领袖。他论诗标榜复古，推崇前后七子，反对公安、竟陵的抒写性灵，同时他又主张在学习古法中必须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实即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他的创作以诗歌为主，早年的作品多拟古之作，诗风华艳，内容较为贫乏。时代的变迁，政局的动荡，使其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内容大多关注现实，既有反映人民苦难的作品，更有慨叹时局惟艰的篇什；风格大多慷慨悲壮、雄浑苍凉。代表作品有《辽事杂诗》八首、《秋日杂感》十首等。有《陈忠裕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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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讲读]
一、《西湖七月半》
1. 此文出自《陶庵梦忆》卷七，是对昔日杭州人七月半夜游西湖的风习和情景的追忆。通过描绘五种不同类型人物的表现、作派与趣味，勾勒出一幅清新明丽的晚明社会风俗画，表现了作者超拔脱俗的风雅情怀。
2. 此文的艺术特点：
（1）作者并不从正面去详写西湖月景，而是另出奇想，重点写看月和不看月之人，艺术构思别开生面；五类游客中前四类的庸俗与最后一类的高雅，俗人看月的喧哗嘈杂与雅士看月的悠闲清静，两种境界，两种情怀，形成鲜明的对照，立意新鲜别致。
（2）作者于最能见风神处勾画点染各色人物，把他们的神情、动态、个性、心理一一尽收眼底而区画分明；又从最细微处着笔描摹两种游湖看月场景，一种是以浓墨重彩着力渲染出人声鼎沸的狂欢景象，一种是以素色淡笔巧妙点画出清凉幽远的诗意境界，无不使人历历如目，切切如闻，而又笔墨变幻，动静交织。
（3）作者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感情的抒发不浅不露，含蓄隽永，无论是写五种游人，还是写游湖场景，虽无一言情，却处处渗透着爱憎情感，暗含着作者抑扬褒贬的主观倾向。
第八编　清代文学
第一章　清代文学概况


一、清代的社会与文学概况
满清王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在入关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政治文化制度，并使之更加完备与强化，成为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高度发展形态。清代初年，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实行极其严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采取高压手段镇压具有反清意识的文人，曾经屡兴文字狱，以消除汉人的民族对抗情绪。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手段笼络汉族士人，除继续沿袭明制以八股取士外，康、乾两朝均特开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天下名士；还组织编纂各种大型图书，作为优容文人的象征。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对明末空谈心性的虚浮学风加以系统清算，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于有清一代学者影响深远。上述种种，在清初的文学创作中均有所反映。清代中期，民族矛盾渐趋缓和，经济一度出现繁荣局面，但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尤其是嘉庆和道光时期，政治经济已呈现出全面衰颓的没落趋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进入日薄西山的末世阶段，濒临崩溃的边缘，以致道光二十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竟毫无抵御能力，自那时起，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发展时期。清代中期学术思潮的一大变化是乾嘉学派的兴起。乾嘉学派重视训诂、考据，反对空想臆说，对古代文献的整理有卓越的贡献；但它又是适应当时文化专制的产物，逐渐丧失了经世致用的儒学传统与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有脱离社会、逃避现实的倾向。乾嘉学风多方面地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
清代文学集封建时代文学发展之大成，是古代文学的一个光辉总结。各种文体无不具备，蔚为大观，诸多样式齐头并进，全面繁荣。诗、词、散文等传统文学样式，清代使之得到复兴；小说、戏曲、民间讲唱等新兴文学样式，清代使之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下面就按不同文体对清前期至中期文学的发展变化作一简单的概述。
清代诗人有惩于元诗的绮靡纤弱、明诗的或拟古或轻浅，提倡兼学唐宋诗歌的长处，转益多师，取径较广，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风格多样，流派林立，在数量上和总体成就上都超元轶明，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后劲。清初的遗民诗人，抒写家国之痛，张扬民族气节，关注民生疾苦，铸就了一代诗史。另外一些诗人则在诗艺方面有所拓新，钱谦益主盟虞山诗派，开创有清一代新诗风；吴伟业领袖娄东诗派，其“梅村体”开拓出叙事诗的新境界；王士禛标榜神韵，以冲和淡远为尚；凡此诸人，各自名家，共同促成清初诗坛万紫千红的局面。清代中期，沈德潜力主格调，效仿汉魏、盛唐；翁方纲倡导肌理，注重义理、考据；袁枚标举性灵，追求诗歌解放；厉鹗宗祢宋诗，壮大浙派门户；各派之间相互争胜，皆有所成就。经历元明两代的萎靡消沉之后，词至清代又出现了振颓起衰的中兴气象，词人云集，词派纷呈，高潮迭现，流光溢彩，远超元明，直追两宋。清代初年，陈维崧取法苏、辛，雄放恣肆，为阳羡词派之宗主；朱彝尊圭臬姜、张，清空醇雅，执浙西词派之牛耳；纳兰性德推崇南唐二主，纯任性灵，卓然自成一家。清代中期，张惠言、周济提倡词的比兴、寄托，强调词的社会作用，开创了常州词派，代表了词风的转变，其影响直至清末。
清代散文上承秦汉唐宋，蔚为大观。清初散文可分两类：一类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学人之文，以学术修养为根柢，以政论、史论见长，无不风骨遒上，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一类是侯方域、魏禧、汪琬等为代表的文人之文，以唐宋古文为取资，以传记文学为优，文风各具特色，表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清代中叶出现了影响最大、延续最长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代表人物是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提倡义理、考据和辞章，使古文理论系统化、规范化，在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桐城派从康熙年间创立，直到晚清还非常活跃，几乎与清朝国运相始终。嘉庆年间，恽敬、张惠言自立门户，开创阳湖派，他们既承认桐城派的正宗地位，又不满其束缚过严而欲有所突破，文风以博雅放纵取胜，是一支别开生面的生力军，但影响远不及桐城深广。骈文经过唐宋古文运动的打击与明代复古思潮的排斥，在文坛上虽并未绝迹，但已呈衰弱之势。直到清代，骈文的创作才再度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和传诵一时的作品。清代初年，陈维崧、毛奇龄等以骈文寄托才情，渊博雄肆，追踪魏晋，揭开了骈文复兴的序幕。清代中期，雍、乾之际的胡天游推波助澜，其骈文沉博瑰伟，“直掩徐庾”，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尔后有汪中、洪亮吉、袁枚等“骈文八大家”出现，一时间佳构连篇，云蒸霞蔚，呈现中兴气象，形成与桐城古文尖锐对立的格局。其中汪中的骈文“钩贯经史，熔铸汉唐”，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在清代骈文中成就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