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全面成熟期，也是清代文学辉煌的标志。清代文言小说在明代传奇复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获得了巨大成功。清代初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花妖狐魅人格化，幽冥世界现实化，大大拓展了文言小说的叙事功能与表现功能，成为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艺术典范。清代中期，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意与《聊斋》相抗衡，尚质黜华，追踪晋宋，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是清代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品；袁枚的《子不语》记述简略，行文洒脱，表现出向六朝志怪回归的趋势。自此以后的文言小说便以摹仿为能事而渐趋没落。清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不能与明代的三言二拍相匹敌，但在局部方面亦有所创新。清代初年，拟话本小说由改编转向独创，自主性大大增强，《醉醒石》、《照世杯》、《豆棚闲话》等各展风姿，争奇斗艳，其中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最具特色。清代中叶，拟话本的创作已开始衰落，说教色彩日益浓厚，较有影响的只有杜纲的《娱目醒心篇》。至于长篇章回体小说，更是清代文学的骄傲。清代初年，英雄传奇小说有新的收获，产生了《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寄托民族意识，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才子佳人小说风行一时，《好逑传》、《平山冷燕》等超越世俗情欲，抒写落魄文人婚恋梦想的作品不断问世；在学步《金瓶梅》的基础上，还产生了《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以家庭及社会生活为题材，描写现实人生的世情小说。清代中叶，《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著把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到了顶峰。《儒林外史》既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又是讽刺小说的典范，“慼而能谐，婉而多讽”，将讽刺艺术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红楼梦》的出现，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不仅是古代小说的最高艺术典范，而且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镜花缘》、《歧路灯》等长篇小说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清代戏剧是在明代戏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获得了重大的成就。清初剧坛，承晚明戏剧高度繁荣之余波，戏曲创作的高潮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化剧作家，往往是借剧中的故事和人物，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的苦闷，寄寓国破家亡的哀思，他们以文字为剧，以才学为剧，案头化倾向严重。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关注社会政治，紧贴现实生活，注重舞台的表演性和戏剧性，开创了戏曲创作的新局面。戏剧艺术家李渔重视戏剧的本体价值和娱乐作用，专演才子佳人故事，对我国喜剧艺术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康熙年间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两部传奇杰作，它们“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清代中期，是戏剧创作从元明以来的兴盛繁荣走向衰落的重要转折阶段。传奇、杂剧的创作皆转入低潮，只有蒋士铨的《藏园九种曲》饶有情趣，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清丽可读，方成培的《雷锋塔》盛演不衰，算是此期剧坛上不多的几个亮点。就戏剧发展的总体趋势而言，杂剧、传奇已经走完了它们的历史行程，代之而起的是植根于民间的地方戏曲。花部地方戏的蓬勃发展和京剧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戏曲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2章《聊斋志异》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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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蒲松龄的生平
蒲松龄被称为是中国的短篇小说之王，才华出众却一生穷愁潦倒，热衷科举而始终蹭蹬失意。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教书、著书与应考，其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第一时期（1640――1670）：为家居读书、应考时期。初应童子试时的风光，成年分家时的困窘，与朋友结“郢中社”。
2．第二时期（1670――1671）：为南游作幕时期。短暂的幕宾生涯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3．第三时期（1671――1715）：为设帐教学、多次应考时期。屡试不第的经历，长达四十年的塾师生涯，与馆东毕际有的宾主相得。
二、蒲松龄的创作
1. 蒲松龄一生徜徉于传统的精英文化与现实的通俗文化之间，他的著作也基本上分属于两大类：即雅文学与俗文学。收有其诗词文章的《聊斋文集》、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可归于前者；用当地民间曲调和方言土语创作出的聊斋俚曲、以极其通俗的语言所撰写的一系列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聊斋杂著可归于后者。另外，有人认为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亦出自蒲松龄之手。
2. 《聊斋志异》的主要版本：（1）手稿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东北发现，仅存半部，凡四卷，二百三十七篇。（2）铸雪斋抄本，1751年张希杰根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过录而成，共十二卷，实存作品四百七十四篇。（3）青柯亭刻本，1766年赵起杲、鲍廷博据抄本刊刻而成，共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是目前所存最早刻本，并成为此后通行本之底本。（4）三会本，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张友鹤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共十二卷，收作品四百九十一篇，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本子。
第二节　《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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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乃是蒲松龄寄托“孤愤”之作，他自觉地将记述怪异与现实批判、抒情言志结合在一起，以小说创作作为抨击时政窳败、揭露社会痼疾、表现美好理想的工具。因此，与以往的文言小说相比，《聊斋志异》大大增强了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意识和批判意识，有力地拓展了文言小说的社会功能。
一、《聊斋志异》中最富现实意义、最具思想价值的作品是官绅批判小说。此类作品直接或间接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鞭挞了贪官污吏鱼肉百姓、势豪劣绅肆虐乡里的罪恶行径，同时也表现出下层民众不屈不挠的反抗。代表作品有《席方平》、《促织》、《梦狼》、《续黄粱》等。
二、科举批判小说最能体现《聊斋志异》作为“孤愤”之书的特色。作者对科举的愤懑不平，首先发泄在科场的是非颠倒与考官的衡文不公上，如《司文郎》、《贾奉雉》。作者还饱含辛酸，深入揭示出八股取士、功名利禄对封建士子灵魂的摧残、腐蚀与扭曲，如《叶生》、《王子安》。
三、《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描写男女情事的爱情小说。此类小说往往通过非现实的幻想世界表现强烈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理想、人性理想。一些小说突出强调了两情相契的知己之爱，已突破郎才女貌式的传统爱情观；一些小说充分描绘出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压抑，使作品的主题更加丰富和深刻。其中的女主角大多是由花妖狐魅幻化而成，她们被赋予各种各样的美好品格，不虚伪，不矫情，不受羁绊，不被约束；在追求婚姻幸福生活的过程中，热烈大胆，富有主动的精神，坚贞专一，具有执着的信念，寄寓着作者的人性理想。代表作品有《婴宁》、《青凤》、《香玉》、《连城》、《阿宝》等。
四、描绘家庭伦理的矛盾纠葛，揭示各种病态社会现象的世情小说，在《聊斋志异》中包罗最广泛、思想倾向也最复杂。此类作品以现实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为美刺的原则，立意在于劝善惩恶。部分作品歌颂了世间的真情，善美的人性，如《乔女》、《娇娜》；更多的作品则是表现世态的庸俗，人心的险恶，如《局诈》、《劳山道士》；还有一些作品写日常家庭生活的情态，展现了世风的浇薄，也可看出作者回归传统道德的良苦用心，如《张诚》、《曾友于》。
第三节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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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在艺术上兼采众体之长，不仅继承了魏晋志怪和唐人传奇的优秀传统，而且还从史传文学、白话小说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了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所已经达到和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
一、作者有意将幻异境界与现实社会联结在一起，以寄托自己的孤愤和理想，使作品既驰骋天外，充满浓郁的浪漫气息；又立足现实，蕴含有深厚的生活内容。幻想性与真实性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突出特点。
二、大量的非现实性艺术形象的塑造成功，是《聊斋志异》的主要艺术成就。这些形象塑造的基本方式是：以他们作为“人”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为核心，巧妙地融合进他们作为“物”的自然属性或幻想属性，使之成为一种人性和物性复合统一的艺术形象。这样，这些花妖狐魅既多具人情，和易可亲，使人忘其为异类；又蕴含着他们本体的固有气质和超现实的神异性，让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大大增强了形象的美感。
三、《聊斋志异》的情节离奇曲折，幻诞诡谲，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内，却又顺理成章，是按照某种固有的逻辑必然出现的。其情节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逻辑和幻想逻辑，二者往往蕴含在同一个情节系列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艺术特色。
四、《聊斋志异》采用的是优美、典雅、精炼、传神的文言，又做到了文言体式与生活神髓的高度统一，因此形成一种既典雅工丽又清新活泼的语言风格。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作品的叙述、描写语言，都在文言形式中蕴含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极富描摹力和表现力，大大增强了文言小说的小说性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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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讲读］
一、《婴宁》
1. 此篇作品选自三会本《聊斋志异》卷二，是蒲松龄爱情小说中最优秀的篇章之一，叙述了狐女婴宁与王子服真诚相爱并结为美满姻缘的故事。婴宁是狐母所生，鬼母所养，从小生活在远离尘寰的环境中，丝毫没有受到封建礼教、世俗人情的污染，在她身上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理想，表现了作者对于归真返朴的纯真人性的向往；而婴宁一旦进入现实社会，天真烂漫的理想性格也随之消失，这种悲剧性结局正是严酷的现实造成的，从而深刻地批判了封建礼法对妇女健康天性的压抑和窒息。
2. 此篇小说的艺术特点：
（1）这篇小说把人物放在艺术构思的核心地位，成功地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婴宁这一形象的构成比较复杂，从整体上说，她是人的社会性和狐的神异性的复合；单从她作为人的方面来看，其个性也具有复合性。作者着力刻划的是婴宁的爱花、爱笑以及纯真得近乎痴憨的性格特点，在这些外在特点背后，还隐藏着一个聪明、狡黠、勤劳、知礼、虑事缜密而又具有深沉情感的婴宁形象。其两重性格的水乳交融，相映成趣，增强了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
（2）全篇线索清晰，情节奇幻，既出人意表，又入情入理。小说以王子服见婴宁、想婴宁、找婴宁、重会婴宁、带回婴宁与之成婚作为情节纵向展开的线索，但又步步制造疑云，层层设置悬念，迟迟不点明婴宁的真实面目，直到篇末才揭开谜底，使人恍然大悟，具有“铺排安放，变化不测”（冯镇峦《读聊斋杂说》）的鲜明特征。
（3）这篇作品的环境描写不仅画面鲜明，而且造成一种氛围、境界，更好地烘托出人物的性格。婴宁居住环境的幽静雅洁、自然无华，经过作者的层层点染，一一跃然纸上，又与她嗜花爱笑、天真无邪的性格相互映衬，浑然一体。这样的描写既具有象征与寄托意义，又使作品带有强烈的诗化倾向。
二、《促织》
1. 此篇作品选自三会本《聊斋志异》卷四，是官绅批判小说的代表作，也是聊斋一书中最受评家重视和青睐的艺术精品。它通过成名一家为捕捉促织“以塞官责”而经历的悲欢离合、荣辱祸福，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徭役科敛的惨酷，其中既有对邀宠媚上而残民以逞的各级官吏的尖锐批判，也有对造成这一悲剧的总根源――封建帝王的委婉规劝，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和政治官场的滑稽荒谬。
2. 此篇小说的艺术特点：
（1）构思精妙，以小见大。作者着笔于小，却着眼于大，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是对小小促织的具体细致的描写，但这只小虫却完全维系着成名一家人生死存亡的命运，而这命运又跟封建官吏的罪恶和皇帝的享乐腐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捉促织和斗促织的琐细之事，负载着沉重而深刻的社会命题。
（2）情节曲折，富于变化。小说紧紧围绕促织的得失来安排故事，写得腾挪跌宕，变幻无穷，同时也将成名的悲惨遭遇和思想感情的复杂变化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主人公由悲到喜，喜极生悲，悲辍复喜，悲喜交替，祸福相生，故事得以在大起大落中逶迤推进，读者的心弦亦随之忽张忽驰。
（3）心理刻划精细入微，细节点染生动逼真。如小说中从成名得知幼子把促织弄死至再次获得促织一节，描绘其大悲与大喜、希望和失望相交织的心理变化流程，极富层次感；又如关于斗促织的一段描写，小虫的由蠢如木鸡而奋起作战，少年的从大笑变为大骇，无不写得活灵活现，有声有色。
第四节　清代其他文言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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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文言小说创作概况
清代是文言小说的繁荣时期。清代前期，除产生了文言小说巨著《聊斋志异》外，其他单篇作品，亦日益增多，大都收录于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中；各类专集，尤争奇斗艳，层出不穷。清代中期，在《聊斋》杰出成就的影响下，众多文人纷纷参与文言小说的创作，有的意欲仿效追随，有的志在抗衡翻新，掀起了一股文言小说创作风潮。此期的文言小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模仿《聊斋志异》的近于传奇形式的作品，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沈起凤的《谐铎》、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等较有特色；一类是模仿魏晋志怪之作，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等，此类书虽拟魏晋，亦有创新，尤其是袁、纪之作，打破了《聊斋》“一统天下”的格局。自此，文言小说创作有的模拟《聊斋》，有的模拟《阅微》，两种不同体式风格的文言小说有如双峰对峙，两水分流，形成了并驾齐驱的发展局面。但两类拟作皆不逮原作，属于传统形态的文言小说逐步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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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昀与《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的传统小说观念根深蒂固，对《聊斋志异》体式上的“一书而兼二体”与描写上的“细微曲折，摹绘如生”深为不满，提出小说创作应揆情度理，直录其事，“简淡数言，自然妙运”，他正是按照自己的小说观去创作《阅微草堂笔记》的。《阅微草堂笔记》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拟魏晋志怪类小说，也是继《聊斋》之后影响最大的一部文言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此书的最突出之处是鲜明的反理学倾向，书中对理学家言行的虚伪、苛察的议论、空谈的学风、拘迂的见解，痛加驳斥和攻击，构成了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此外，抨击浇漓世风，揭露鬼蜮伎俩的作品也占相当篇幅，与他寄寓劝惩的创作宗旨是相通的。在艺术特色方面，此书有意追摹六朝志怪，篇幅短小，记事简要，重实录而少铺陈，尚质朴而黜繁华，叙述简古雅洁，议论妙极精微，“雍容淡雅，天趣盎然”，确有大家风范。
第三章　《儒林外史》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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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吴敬梓的生平
吴敬梓原是醉心举业的儒生，但终于成为弃绝仕进的寒士；原是封建官僚家族的纨绔浪子，但终于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逆子贰臣。他不仅是旧科举、旧礼教的背叛者，也是新思想、新制度的探索者。其生平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701――1721）：为少年读书、准备应举时期。显赫的科举门第，陪父到赣榆任所，父亲对其思想性格的影响，考取秀才为其一生最高功名。
2. 第二阶段（1722――1732）：为返回故乡、独立支撑家庭时期。父亲无故被免、抑郁而死，族人侵夺遗产，放诞不羁以致家产散尽，乡试落第，与故乡的决裂。
3. 第三阶段（1733――1754）：为移家南京、从事著书时期。以病坚辞博学鸿词科廷试，放弃秀才学籍，乾隆南巡时企足高卧，从事《儒林外史》的写作，客死扬州。
二、吴敬梓的创作
1. 吴敬梓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十二卷，已佚。今存乾隆年间刊行之四卷本，为他四十岁之前的诗文作品。建国后陆续发现《文木山房集》以外的诗文三十馀篇；1999年发现《文木山房诗说》，从中可看出他的治经思想。
2. 《儒林外史》的版本历来有五十回本、五十五回本、五十六回本等歧说，但前两个版本迄今均未见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1803年卧闲草堂的巾箱本，五十六回。此本的第五十六回是否出自吴敬梓的手笔，学术界有较大争议。
第二节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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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通过对儒林文士生活和精神状态的现实主义描写，绘制出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它以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为中心，站在俯视整个封建文化的高度，对科举制度统治下的儒林群像和儒林心态作了深刻的剖析，既是一部儒林丑史，又是一部儒林痛史。不仅如此，作者还提出了儒林群体的命运这一历史的课题，孜孜不倦地探求儒林的真正出路。因此小说的思想内容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科举制度的严峻批判；二是对理想人生的热切追求。
首先是通过三类否定性的人物形象，全面批判了科举制度弊端和功名富贵观念。
1. 第一类是儒生形象，这类人物最具典型意义，也写得最为成功。其中有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腐儒，如周进、范进，他们老实平庸，懦弱猥琐，思想麻木之极，知识贫乏之极，一生匍匐于科举制下，精神也受其毒害和摧残；有虔诚相信八股举业和封建礼教而自害害人、中毒毒人的迂儒，如马二先生、王玉辉，一个视举业为神圣不可侵犯，诚心诚意地四处宣扬举业至上，一个真心笃信礼教，自觉以礼律己，他们既是封建思想的传播者，更是受害者；还有原本纯朴善良却被八股制腐蚀而最终蜕化变质的陋儒，如匡超人、牛浦郎，他们精神堕落、道德败坏、廉耻丧尽，正是功名富贵的颓风熏染的结果。
2. 第二类是官绅形象。他们是科举制度的直接产物，出仕则大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则大多为土豪劣绅，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前者如王惠、汤奉，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压榨百姓，贪婪成性，作威作福；后者如严贡生、张静斋，通过科举特权，交通官府，鱼肉乡邻，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样，作者就把科场批判与官场批判、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既在更深层次上揭露科举制度的腐败，又提高了全书的思想价值。
3. 第三类是名士形象。他们苦苦谋求的是“异路功名”的终南捷径，实为科举制度的派生物。这些人不走八股正途，貌似风雅，实际上不过是一些闲得无聊的纨绔子弟，名落孙山的科场士子，搔首弄姿的斗方诗人，招摇撞骗的帮闲篾片，他们装腔作势，攀附权贵，在骨子里对功名富贵依然念念不忘。作者通过湖州莺脰湖盛会、杭州西湖诗会、南京莫愁湖高会几次集中亮相，揭露了这些假名士的无耻丑态和肮脏灵魂。
上述三类形象，恰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可见，八股取士制度构成了牢笼一代文人的巨大厄运，功名富贵观念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世风的颓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深思索。
其次是通过三类肯定性的人物形象，来寄托作者的理想，反映他不断探索的心路历程。
1. 第一类是带有某种叛逆精神的杜少卿和沈琼枝。杜少卿寓有作者的影子，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他鄙薄功名，蔑视权贵；对某些封建礼俗提出大胆挑战，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尊重女性，要求个性解放。在他身上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沈琼枝是一个具有某些新因素的奇女子形象，她敢于反抗封建婚姻制度，敢于同封建势力做坚决斗争，不慕财富，不惧官府，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努力维护妇女的独立人格，闪耀出叛逆思想的光芒。这两个人身上，已初步具有了民主主义思想的光彩。
2. 第二类是真儒名贤形象，如迟衡山、虞育德、庄绍光等。他们均看重文行出处，淡泊功名利禄，追求合理的道德操守和人格的自我完善，表现出浓厚的原始儒学精神。同时他们又主张以“礼乐兵农”的实学取代空谈性理的理学，以经世致用的学问取代僵化无用的科举时文，真正代表着作者的社会理想。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就是他们企图通过复古手段来挽回世道人心、以传统礼乐来改造现实社会的写照。但这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贤人君子也最终难免“风流云散”。
3. 第三类是市井奇人形象，有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这四位奇人不受功名富贵羁绊，不受礼法名教束缚，傲骨嶙峋，安贫乐道，既自食其力，又文采风流，追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表现出尊重自我人格、疏离政治功利、要求个性自由发展这样一些近代民主主义思潮的萌芽。但这些市井细民却又被抹上文人、儒者的色彩，赋予了“琴棋书画”的雅兴，这实际上是作者心造的幻影，是作者为新一代读书士子设计的人生出路。
第三节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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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它富有民族特色的讽刺艺术，它将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1. 作者能秉持公心，把握分寸，针对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对贪官污吏是无情揭露和严厉鞭挞，对迂腐儒生是既同情又讽刺，对正面人物是在肯定中略显微词，做到了“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而且，作者的讽刺还往往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2. 作者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和真实性结合起来。《儒林外史》的讽刺，能够面向现实，挖掘其社会根源，使诙谐的讽刺与严肃的写实得到高度的统一；在表现讽刺对象的喜剧性特征时，绝不以主观好恶去阉割客观形象的丰富性、整体性，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真实场景使其获得“讽刺的生命”。
3. 作者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儒林外史》能真实地展示出喜剧性情节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锋利冷峻，振聋发聩，使讽刺包含有深邃的社会批判和巨大的文化容量；同时也形成了“慼而能谐”、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表现出其独特的艺术品格。
4. 作者善于运用含蓄、婉曲的讽刺手法，冷静超然，不动声色。在作品中作者往往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既不介入事件的讲述，也不带任何褒贬色彩，而是把合理的夸张和客观的描述有机结合，使讽刺的深意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在蕴藉中见出锋芒，在超然中寓有沉痛，真正做到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
二、与以往的长篇小说相比，《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新的特点。
1. 《儒林外史》继承并发展了《金瓶梅》的写实观念，真正完成了古代小说从传奇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是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美学内涵的一大跃进；与此相适应，《儒林外史》已从故事型小说跨入到性格型小说，它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
2. 《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已经突破类型化的模式，显示出充分的个性化。与前此的通俗说部相比，它在艺术形象的审美特点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人物形象从超常性变为平凡性；人物特征从单色素转为多色素；人物性格从稳定性走向流动性；肖像描写从脸谱化转向具象化。
3. 《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的叙事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
三、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颇有特色。它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人物与主要事件，而是分别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各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故鲁迅称它是“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实际上全书以对儒林的厄运进行反思为中心题旨，将各自独立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统摄起来，因此结构仍不失谨严完整，布局也不失和谐统一。
四、《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单纯明净，清新洗炼，同时也吸收了文言语体的艺术传统，实现了白话语体的雅洁化和韵味化。其语言描摹世态，曲尽人情，常常寥寥数笔，就使人物穷形尽相，画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写景则充盈着自然情趣，洋溢着诗韵画意，不愧为灵活驾驭语言的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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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讲读]
一、《范进中举》
1. 此段文字节选自《儒林外史》第三回，是全书最为精彩的片断。它通过范进中举后喜极而疯以及中举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冷峻而清醒地剖示了科举罪恶的怵目惊心和士人精神的空虚堕落，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炎凉世态与封建道德风尚的势利虚伪。
2. 此段小说的艺术特点：
（1）秉持公心，指擿时弊的创作态度。由于作者公心讽世，爱憎鲜明，在讽刺中行文轻重得宜，分寸掌握得十分恰当，对范进虽语含讥讽，但怜悯、同情成分居多；对胡屠户是辛辣的嘲讽，令人感到滑稽；对张静斋则是严厉的鞭挞，令人感到丑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