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醒世姻缘传》在艺术方面也不无可取之处。第一，全书“以因果报应之谈，写社会家庭之事”，描写则颇为真切、细致，贴近生活原貌，对城乡下层社会的描绘尤富生活气息。第二，小说在继承《金瓶梅》刻骨尽相的写实基调上，又采用了夸张的漫画化的讽刺手法，写活了市井社会的众生相，颇能以生动练达之笔凸现其音容形貌，描摹惟妙惟肖，讥讽直捷刻露。第三，全书的主线由晁、狄前后两世姻缘构成，并以“劝人为善，禁人为恶”的创作主旨把两者勾连得非常紧密，使小说形成一个浑融有机的整体；小说还分别以晁家与狄家的兴衰为轴心，向四周辐射延伸，联系起上下百年、纵横数州县的社会图景，将明清之际的生活风貌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第四，小说纯用山东方言写成，具有浓郁的地方情调，风格活泼冷峭而又幽默诙谐，文笔汪洋恣肆而又灵动活跃。描摹人物情状，口吻毕肖；刻绘人物心理，生动有趣。
第二节? 清代中期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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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中期长篇小说创作概况：
清代中期的长篇巨制空前繁荣，产生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经典性的名著，同时也造成了古代小说发展难乎为继的局面。因此，《红楼梦》之后的通俗说部尽管数量不少，质量却已无法提高。于是一些欲有所突破的作家，只好从题材角度加以翻新，或者写前人尚未开掘过的题材，或者将几种性质不同的题材融为一体。再加上当时乾嘉学派的影响，许多作家都沾染了汉学风气，以炫鬻才学为能事，程度不同地偏离了小说的文学特性。李绿园的《歧路灯》在世情中论教育，李汝珍的《镜花缘》于讽世中显才艺，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把治国安邦的英雄业绩、娇妻美妾的儿女柔情与经史子集的才学炫耀混在一起，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则集历史、神魔、侠义、世情于一身，都显示出古代小说的题材类型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衍变趋向。另外，屠绅的《蟫史》是我国第一部用文言写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陈球的《燕山外史》是清代唯一一部用四六骈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则显示出他们在语体方面欲有所变革的努力，尽管成效并不显著，在小说史上却自有其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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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汝珍与《镜花缘》
在中国古典小说即将转入低谷之际，《镜花缘》确是一部别开生面之作。从作者的表白和小说的描写来看，作品呈现出多重写作意图和创作旨趣，使其成为一部对古典小说具有某种总结意义的作品。一是同情妇女，张扬女权。作者曾借泣红亭主人道出命笔之由，即悲悯女子销沉，要为她们传芳写烈。针对现实世界的男尊女卑，小说一方面借百花仙女下凡塑造了一大批巾帼奇才，以表彰才女的形式为女子扬眉吐气，表现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一个女儿国，将男女地位倒置，让男子设身处地体验穿耳缠足之痛，以此抨击封建社会摧残妇女的恶俗与陋习，无疑是反抗男权主义的艺术体现。可以说，它对妇女问题的看法，明显继承了《红楼梦》的民主思想，但又缺乏《红楼梦》那样深厚的悲剧底蕴。二是揶揄世态，寄寓理想。作品前半部分写唐敖等人的海外游历最为精彩，通过海外世界的变形、变态人物的造型和描述，把封建末世的各种痼疾一一放大，并加以无情地针砭和尖锐地讽刺；在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书中还通过君子国、大人国等理想国度的营造，体现了作者“升平世界”的政治理想。可以说，它的揭示社会丑态与辛辣讽刺，跟《儒林外史》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不如《儒林外史》那样态度严肃，冷峻有力。三是炫鬻才学，反映时尚。李汝珍本是多才多艺，学问渊博的文士，又深受乾嘉学术的熏染，有意逞才炫博，在小说中治学，以小说显才学，特别是作品后半部分着重铺排众女子的才能，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充溢着考据之风和学究之气。这也是时代风尚使然，但在一定程度上就破坏了情节的连贯性与形象的完整性。
第6章《长生殿》与《桃花扇》
第一节? 《长生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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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洪昇的生平与创作
1. 洪昇与孔尚任是清代最优秀的戏曲作家，两人并世齐名，时称“南洪北孔”。洪昇的生平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645――1667）：出身于世宦之家，诞生于逃难途中，良好的家庭教育，受业于明代遗民。第二时期（1668――1690）：就学于北京国子监，结交名流而诗名大振，家难迭起而有家难回，旅食京华十余年却功名不遂，因演《长生殿》之祸而断送功名。第三时期（1691――1704）：举家南归，放浪潦倒的晚年生活，酒后堕水而死。
2. 洪昇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其诗文词曲均达相当水平，现存有诗集《啸月楼集》、《稗畦集》和《稗畦续集》。他的主要成就在戏曲方面，现有名目可考者十二种，只有传奇《长生殿》和杂剧《四婵娟》尚存。《四婵娟》由四个单折短剧组成，分别写谢道韫、卫茂漪、李清照、管仲姬这四个才女的韵事，为表彰女子才情的案头之作。他创作《长生殿》则相当艰辛，前后经过十多年，其间曾三易其稿：初稿题名《沉香亭》，是有感于李白之遇而作；后删去有关李白的情节，加入李泌辅助肃宗中兴的内容，更名为《舞霓裳》；此后他根据《长恨歌》、《梧桐雨》等有关描写对剧本予以重构，修改成专写唐玄宗与杨贵妃钗盒情缘的宏篇巨制，定名为《长生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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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生殿》的思想内容
《长生殿》在承继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其思想内容是丰富而复杂的。作者巧妙地把李隆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和安史之乱的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描写，既写他们沉迷奢侈的爱情生活给政治带来悲剧的后果，又写他们政治上的松弛、失误也酿成了两人的爱情悲剧，彼此纠结，互为因果。因此，《长生殿》既是一出爱情的悲剧，又是一出政治的悲剧。
首先，作品主要描写了李、杨爱情的悲欢离合，歌颂了他们精诚不散，终结连理的钗盒情缘。在《长生殿》中，作者摒弃了以前戏曲小说中种种“涉秽”的情节，使李杨故事净化、升华而成为不朽的至情。在上半部，作者生动细腻地敷演出李、杨爱情的发展过程，富于深刻的现实性。李隆基的感情由不专到专一，由帝王对后妃的肤浅之爱发展到普通夫妇的真心之爱，至七夕密誓两人爱情发展到高峰。接下去马嵬之变，迫使李隆基赐死杨玉环，导致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在下半部，作者重点写二人尘世、仙界，苦苦思念，情意绵绵，具有浓厚的理想性。剧中不仅专门写了二人的真诚忏悔，以洗清以往的罪孽，更写出了二人的生死不渝、真心到底。一个情愿放弃太上皇之位，早早结束生命到黄泉之下以与爱人厮守；一个宁愿抛弃神仙之籍，不惜再受人间折磨而与情人续缘。他们执着的情感最终感动了天庭，二人得以重圆旧盟，从而以精神的“长生”消解了现实的“长恨”。《长生殿》中所描写所宣扬的“情”，冲破时空的束缚，超越生死仙凡的界限，不受世俗利害关系的纠缠，为传统的李、杨故事注入了新的质素。在清初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时代里，作者能重新弘扬晚明的尚情思潮，无疑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化思想意义。
其次，全剧把李、杨爱情故事结合着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背景来描写，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悲剧与社会历史的变迁合观共视，既寄寓有“乐极哀来，垂戒来世”的教训意义，也不乏历史兴亡的深沉感慨。李、杨爱情被置于双重现实情境之中展开，第一重现实情境发生在宫廷内部，即杨玉环的专宠和以梅妃为代表的其他嫔妃失宠的矛盾，从而把后宫女性互相排挤、倾轧的残酷性暴露无遗。第二重现实情境发生在宫廷外部，即两人爱情所伴随的严重政治后果。李隆基“占了情场，弛了朝纲”，沉醉于胡天胡地的爱情中，“逞侈心而穷人欲”，导致政治上误任边将、委政权奸等重大失策，直接酿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而杨玉环得宠，使得杨氏一门愈加骄奢淫逸，杨国忠也随之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招权纳贿，并与安禄山狼狈为奸，埋下了安史之乱的祸根。通过这些描写，作品将李、杨的爱情生活和宫廷政治、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形象地展示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画卷。另外，在下半部还表现出社会大动荡给人们带来的迷茫的失落感和历史沧桑感，这与清初强调社会功用的启蒙思潮、“兴亡变幻”的时代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因此能引起时人的强烈共鸣。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长生殿》中所讴歌的真情、至情，除了作为生死情缘的爱情之外，还包含有“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的忠孝之情，这样就把“情”的内涵拓宽到了政治和道德的领域。在作者看来，夫妻之间的真诚专一和忠臣孝子的坚贞不移，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生发的，它们共同构成至情思想的文化内涵。由此剧本一方面着意歌颂了郭子仪、雷海青、李龟年等忠臣义士的赴汤蹈火、为国效力，另一方面又强烈谴责了杨国忠、安禄山等权奸叛将给国家造成的深重灾难，表达了褒忠诛奸的鲜明立场。
三、《长生殿》的艺术成就
1. 《长生殿》兼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方面继承了《梧桐雨》、《浣沙记》的传统，通过爱情故事反映一代兴亡，在揭露和批判方面较多地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另一方面又继承了《牡丹亭》的传统，通过幻想的情节歌颂精诚动天地的理想爱情，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色。第二十五出《埋玉》之前写人间事，以写实为主；《埋玉》之后多写仙界事，以幻想为主，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表现前后辉映。
2. 《长生殿》的结构宏伟，场面壮丽，而又排场紧凑，组织严密。剧本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以朝政军国之事为副线，两条线索互相穿插，彼此关联，自然而又紧密地扭结在一起，体现着“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的创作意图。而李、杨爱情主线又以定情的金钗佃盒时隐时现贯穿其中，钗盒随故事的进展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既使全剧的情节有着内在的联系，又体现了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变化。全剧关目衔接，针线绵密，伏笔照应，极见匠心，同时场次与场次之间苦乐对照、庄谐参错、冷热相济，取得强烈戏剧效果，从而将传奇剧的创作推向了新的艺术高度。
3. 《长生殿》的曲文既继承了元曲的传统，化俗为雅，创造出别具一格的典型的曲辞，又较多地化用了唐诗中的名篇佳句，化雅为俗，如同己出，从而形成清丽流畅的语言风格，文采斐然而又不失本色。《长生殿》曲文的优长处更在于具有浓厚的抒情性，善于融情入景，形象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感情及心理活动，同时富于性格化和动作性，不同人物有不同的曲辞风格。全剧音律精工和谐，曲牌运用得体，宫调的调配、曲调的选择都紧密配合剧情的变化，真正做到了曲辞和音律俱佳，文情与声情并茂，取得了“爱文者喜其词，知音者赏其律”的社会效果，因而《长生殿》问世以后，一直盛演不衰。
第二节? 《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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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尚任的生平与创作
1. 与南方的洪昇同时，在北方也有一位著称于世的戏剧家孔尚任，他们的代表作《长生殿》和《桃花扇》是清代传奇的双璧，同时也标志着传奇这一戏曲形式达到了高度的成熟和最后的辉煌。孔尚任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648――1683）：为苦读经史，积极应举时期。圣人后裔的出身，用心举业却乡试落第，隐居石门山却又纳捐国子监生。
第二时期（1684――1702）：为辗转仕途，宦海沉浮时期。御前讲经得以“异数”出山，三年湖海飘泊及与明末遗民的交往，返京后闲适的生活情调，《桃花扇》成却以“疑案”谪官，滞留京城两年却一无所获。
第三时期（1702――1718）：为频繁出游，穷苦终老时期。黯然归乡重过隐居生活，平淡萧散的晚景，外出漫游以慰寂寥，卒于老家故居。
2. 孔尚任一生著述等身。诗文集有《石门山集》、《湖海集》、《岸堂稿》、《长留集》等，今人汪蔚林辑为《孔尚任诗文集》。他的戏剧创作除《桃花扇》外，还有与顾彩合撰的传奇《小忽雷》。《小忽雷》借乐器小忽雷写宫女郑盈盈与书吏梁厚本爱情的悲欢离合，以反映唐文宗时朝中的政治斗争，在艺术上并不成功，可以视为孔尚任的练笔之作。《桃花扇》的创作则相当漫长，它经过作者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才得以面世。早在三十来岁在石门山隐居时，孔尚任便已开始勾勒作品的轮廓，成一草稿；出任河工，闲居扬州期间，结交明朝遗老耆旧，凭吊历史名胜古迹，有意识地进入《桃花扇》的草创阶段；返回京城任职冷官闲曹之时，挑灯润笔，依谱填词，终于在1699年完成《桃花扇》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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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1. 《桃花扇》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它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小王朝一代覆亡的悲剧历史，并从中揭示出明代三百年基业一旦瓦解的历史原因。从作品描写来看，明亡的原因之一是权奸祸国。马士英、阮大铖等魏党余孽恃迎立有功，把持朝政，对上以酒色侍君，极尽谗媚逢迎；对下则结党营私，大肆残害忠良；当清兵南下、国势倾危之际，他们却非跑即降。原因之二是文争武哄。弘光朝廷不仅文官们为各自派系的利益党争不止，而且江北四镇等武将们也同室操戈，互相倾轧，致使河、淮一带兵势空虚，清兵得以长驱直入。原因之三是昏君荒佚。身处国难深重之秋，弘光帝却不思国事，无心朝政，反而纸醉金迷，忙于征歌选舞。通过南明王朝这一系列覆亡事实，作者暴露了统治阶级醉生梦死、昏庸腐朽的本质，深刻地揭示出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2. 《桃花扇》不但展现历史兴亡的事实，而且表现出正义和邪恶两种力量的剧烈搏斗。正义力量的代表者有侯方域、李香君和复社人士，有柳敬亭、苏昆生、李贞丽等下层平民，还有抗清英雄史可法等；邪恶势力的代表者主要是阮大铖、马士英、弘光帝等所谓的“弘光群丑”。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最大的热情投注到歌伎艺人等市井细民身上，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低微，但却关心国家安危，明辨政治是非，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李香君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权奸的斗争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其优秀品质和政治眼光远远超出了剧中的须眉男儿。柳敬亭、苏昆生位卑不敢忘忧国，忠肝义胆，为国事甘愿出生入死。他们的思想情操不但同那些祸国殃民的上层统治集团形成鲜明对照，也使清流文人黯然失色。把这些低贱人物放在这部历史剧的中心地位来表现，其中就蕴含有尊贵者反而卑贱，卑贱者反而尊贵的可贵思索。
3. 《桃花扇》全剧表现出深沉的感伤之情，弥漫着浓重的幻灭之感。《桃花扇》展示了危难动荡的特殊阶段的社会生活图景，表达了作者对明末清初历史的深刻反思，笔调凄清悲楚，深沉的感伤情怀几乎笼罩全剧。其中既有对南明小朝廷崩溃的悲愤，也有对大明三百年基业覆亡的哀悼，还有对众多的正义之士的悲剧命运的痛惜。侯、李的双双入道，苏、柳的归隐渔樵，特别是《余韵》一出中的“渔樵对话”，又使传统的兴亡感慨得到了高度的升华，表达出沧桑倏忽的破灭感和世事无常的失落感。这样，全剧不仅仅是抒发了明清易代的兴亡之悲，而且还涵蕴着对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忧虑哀伤，预示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唱出了封建末世的时代哀音。
三、《桃花扇》的艺术成就
《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剧的最后一部杰作，在许多方面均富有艺术创造性。
1. 作为一部历史剧，《桃花扇》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者一方面采取了征实求信的原则，剧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所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事件，基本上都是“实人实事，有根有据”，真实地再现了弘光一朝的历史；即使是一些无关重要的细节，不少亦有所本，可征之于野史杂录。另一方面，作者虽然以史为据，却并不拘泥于历史，有时也以虚幻之笔略加点染。如史可法的沉江殉节，侯、李的修真入道等，均与史实完全不符，这些改动，显然是为了服从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达到了更高程度的艺术真实。
2. 《桃花扇》运用了“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艺术构思，结构严谨，组织巧妙。剧本以一生一旦的爱情悲欢为主线，串联起南明政权各派各系以及社会中各色人物的活动与矛盾斗争，纷繁错综、起伏转折而有条不紊、不枝不蔓。在侯、李爱情这条主线中，作者又以一把宫扇作为贯穿之物，让它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多次出现，充分发挥了这个小道具的作用；桃花扇既是侯、李坚贞爱情和高尚节操的象征，也是马、阮之流祸国殃民的见证，因而成为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的凝聚点，体现了“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的艺术匠心。剧本的情节既细针密线，又转换灵活，全剧起伏、转折、照应，都显得井然有序，前面情节为后面情节的张本，后面情节又为前面情节做照应，连环牵绾，相互映带。
3. 《桃花扇》在人物塑造方面也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为了表现一代兴亡的大主题，《桃花扇》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作者根据人物在剧中的作用、地位和不同的政治态度，将他们分为左、右、奇、偶、总五部，其中左部、右部各设四“色”，用来写离合之情；奇部、偶部各设四“气”，用来反映南明兴亡；总部以张瑶星、老赞礼为一经一纬，总结全局的离合之情和兴亡之感。如此自觉地建构完整的人物体系，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还是第一次。《桃花扇》在刻划人物时，较多地注意到人物类型的多样化，将各色人物的精神、面目都表现得勃勃欲生、跃然纸上，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也都个性鲜明，毫不雷同。同时，人物描写绝不脸谱化、简单化，注意到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尤其是杨龙友这个边缘性、中间人的形象塑造得极有特色。
第七章? 清代初期、中期其他戏曲
第一节 ?清代初期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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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初期戏曲创作概况：
清初戏剧可视为晚明戏剧的延续，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戏剧创作进入新的繁荣期。此期的剧作家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吴伟业、尤侗为代表的文人化剧作家，他们的剧作以结合个人身世、借历史素材抒发内心郁闷为主，注重抒情性而不大注意情节结构和舞台要求。二是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剧作家，他们的剧作既能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反映出时代特征，又能密切联系舞台实际，故事性强、戏剧性强，便于演出。三是以李渔为代表的娱乐派剧作家，其风情喜剧主要敷演既风流自赏又不悖礼教的才子佳人故事，构思奇巧，富于机趣，舞台效果甚佳，当时颇为流行。至康熙年间，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先后问世，把中国戏曲的结构、音乐、表演和历史剧创作艺术等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树立了两座不朽的艺术典范，但也同时敲响了中国古代戏剧的沉钟暮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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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吴伟业和尤侗
1. 吴伟业和尤侗都是文人化剧作家的代表，他们多以创作诗词的传统思维模式创作戏曲，多借古代的历史故事抒发内心的情感，这就给他们的作品带来主观化和案头化的创作倾向。吴伟业写有传奇《秣陵春》和杂剧《临春阁》、《通天台》，都是借历史人物而随意生发，以陶写其胸中之抑郁牢骚，在伤今吊古中寄托有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秣陵春》叙写南唐学士徐铉之子徐适在入宋以后的姻缘功名遇合故事，实是假南唐亡国的沧海变幻，抒发自己作为孤臣孽子的失国惆怅和兴亡感慨，又借剧中徐适的两朝际遇，表现自己既不忘旧朝恩眷，又感戴新朝恩宠，出处两难的矛盾心境。
2. 与吴伟业不同，尤侗的剧作是家国之痛较淡，身世之感尤深。他著有传奇《钧天乐》和杂剧《读离骚》、《吊琵琶》、《桃花源》、《黑白卫》、《清平调》，合称《西堂乐府》。这些作品都写于他仕途遭受挫折，个人功名失意之际，因而充满愤激的情绪，其中五种杂剧大都是通过为历史上不得其遇的才士贤人鸣不平，发泄自身不合时宜的牢骚及对世道不公的怨愤，并虚构出这些人物令人满意的结局，不外是借浪漫的想象来弥补现实的缺憾。《钧天乐》主要叙写才子沈白、杨云在人间、天界的两种不同境遇，为作者科场失意的发愤之作，其中上卷饱含着他命运多舛的抑郁和对世事浑浊的愤慨，下卷寄寓着他欲施展抱负、享尽荣华的愿望与梦想，从而体现出作者对科举制度既愤懑、谴责又憧憬、热望的双重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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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玉和苏州派
1. 明末清初，在苏州这个戏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城市，出现了一群沉抑民间的平民专业剧作家，较为著名的有李玉、朱佐朝（代表作《渔家乐》）、朱素臣（代表作《十五贯》）、叶雉斐（代表作《琥珀匙》）等。他们相互往还密切，有时合作创作剧本，有时共同切磋曲律，在市民生活的土壤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了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大致相近的戏曲流派，后人称之为苏州派（苏州古称吴县，又称吴县派）。苏州派戏曲在题材上跳出了写儿女私情的狭隘圈子，贴近世俗人生，关注时事政治；在思想上揭露黑暗现实较为有力，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指向；在人物塑造上，富于平民色彩，许多下层人物以正面形象的姿态活跃在舞台上。在艺术上，苏州派戏剧家能紧密结合舞台实际，戏剧冲突紧张、集中，结构周密、紧凑，熟谙音律，曲辞通俗，演出效果好。总之，苏州派以其成功的创作实践有力地推动了戏曲艺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2. 李玉是苏州派的的领袖，也是明清传奇作家中写作剧本及存留剧本最多的作家，现存完整的有十八种。李玉的剧作可以明亡为界分为前后期。前期作品以描写人情世态为主要内容，最负盛名的是崇祯年间刊刻的《一笠庵四种曲》，亦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合称“一人永占”。后期作品较多的是描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事件或直接从明末苏州的现实生活中取材，代表作有《千钟禄》（又名《千忠戮》）、《万里缘》等，其中《清忠谱》成就最高。《清忠谱》是一部描写明末东林党人及苏州市民同魏忠贤阉党斗争的时事剧，它上承《鸣凤记》，下启《桃花扇》，成为我国戏曲史上迅速反映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名剧之一。同时它大胆地把苏州市民的暴动搬上舞台，真实地再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充分显示出民众的力量，这在中国戏曲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剧本成功地刻划了周顺昌清正刚直、坚强不屈的性格，更为难得的是还塑造了颜佩韦等五位义士的英雄形象，他们行侠仗义，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作敢当，作品充分肯定了这些市井细民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这是《清忠谱》在思想境界上的重大开拓。剧本在艺术上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善于利用有限的舞台以表现广阔的群众斗争场面，善于把群众与个人、明写与暗写、前台与后台很好地结合起来。其次是主题突出，线索分明，详略得当，布局合理，一洗明人传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的通病。《清忠谱》不仅以其新题材、新人物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而且以其大气磅礴、风雷激荡的艺术风格在众多古典悲剧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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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渔
1. 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所作《笠翁十种曲》几乎全是敷演男女情事的风情喜剧。由于李渔的传奇创作主要供家庭戏班演出和刊刻出卖牟利，必须迎合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和市井平民的审美口味，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媚俗倾向，也形成了其娱乐动机和教化目的相混合的喜剧创作观。他在创作中追求“风流道学合而为一”的折衷主义理想，一方面反对以理扼情，肯定情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主张情归附理，以理制情，刻意在风流艳情中宣扬伦理道德，因而大多数作品格调不高、趣味庸俗。
2. 李渔的传奇“寓道德于诙谐，藏经术于滑稽”，具有强烈的喜剧性。他善于发掘和提炼现实生活中的喜剧性因素，广泛使用意外性、偶然性、误会、错认、突变、逆转等一系列喜剧手法，使关目情节出其不意，随时更变，让观众时时陷入悬念之中，同时又处处流露出幽默、滑稽、诙谐的喜剧风格，使观众获得娱乐的享受。可以说在我国比较晚起的喜剧艺术能走向成熟，李渔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还相当重视戏曲的舞台性特点，其剧作求新求奇、机趣通俗，特别适合舞台演出。他的代表作品是《风筝误》。另外，李渔在古典戏曲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贡献，他的《闲情偶寄》既有系统性，也有实践性，把我国戏曲理论批评推进到一个划时代的高度。
第二节? 清代中期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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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中期戏曲创作概况：
清代戏剧经过康熙时期的一度繁荣之后，至中期逐渐发生明显的分野，即花部与雅部的分庭抗礼。一方面，修养较高的文人学者继续进行传统的杂剧与传奇的创作，涌现出数量不少的作家与作品，但他们大写历史剧而远离现实，大写案头剧而脱离舞台，宣扬封建道德的伦理教化剧和娱宾遣兴的风情喜剧占据着剧坛的主流，此期的剧作大多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同时杂剧、传奇这些历史悠久的戏曲艺术本身已经老化，而当时剧作家的刻意追求典雅精巧非但不能挽回传统戏曲衰微的颓势，反而促使其形式愈益僵化，更加远离群众，这样，曾长期辉煌的雅部渐呈衰落之势，传统戏剧的创作也已进入尾声，此期的文人戏曲创作只有蒋士铨的传奇与杨潮观的杂剧较有特色。另一方面，自明末清初开始萌生并经过较长时期发展的地方戏曲即所谓花部日益兴盛。至乾隆时代，花部各腔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粗犷的风格和通俗的语言，博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已能与昆腔传奇分庭抗礼，乃至逐渐占取上风。乾隆末年，四大徽班相继晋京，带来徽剧的二簧调，同时吸收昆曲、秦腔等声腔曲调，风行一时，在同雅部的对抗中，取得了压倒优势。在这场花、雅之争的过程中，各种声腔剧种互有交流和吸收，到道光年间，二簧调与来自湖北的西皮调再度合流，形成为一种新型的全国性的剧种――皮簧剧，以后改称“京剧”，京剧最终取代昆曲，成为影响全国最大的剧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