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虽然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怪小说的兴盛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兴盛的土壤。志怪小说按内容可分为三类：一、地理博物。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传》、张华的《博物志》。二、鬼神怪异。如曹丕的《列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三、佛法灵异。如王琰的《冥祥记》、颜之推的《冤魂志》。
47、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指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的小说，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面貌。
其中“志人”这个名目，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设立，与“志怪”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史略》又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证。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这里指出的观点很重要，即所谓志人小说，其写作目的，虽仍有记录史实、供人揣摩的考虑，但欣赏和娱乐的特点已经很强。
志人小说的兴盛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志人小说今传较少，按其内容也可分为三类：（1）笑话。（魏）邯郸淳《笑林》，对世态有所讽刺。如写楚人有担山鸡者，欺人曰凤凰，以讹传讹，连皇帝也轻信了。汉世老人家富无子而性吝啬，恶死后田产充官。《笑林》开后世俳谐文字之端。（2）野史。（东晋）葛洪伪托刘歆所作《西京杂记》，记述西汉的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衣饰器物，并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的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的故事，司马相如、卓文君的故事。（3）逸闻轶事。这是志人小说的主要部分，有（东晋）裴启《语林》、（东晋）郭澄之《郭子》、（梁）沈约《俗说》、（梁）殷芸《小说》等。
（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部。有以下几方面的艺术特点：一是以真人真事为描写对象；二是以“丛残小语”、尺幅短书为主要形式；三是善于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的衬托手法，突出刻画人物某一方面的性格热点；四是语言简练朴素、生动优美、言约旨丰。这些艺术特点对后世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48、《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世说新书》，卷帙门类亦有不同。编撰者刘义庆（403-444）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世说新语》的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虚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从而也起到了名士“教科书”的作用。它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
内容包括：（1）豪门士族的奢侈和凶残；（2）当时知识分子的处世态度、生活习俗和文化情趣；（3）记载善人善事，其中也有消极内容。
49、《文赋》（人大2006年考点）（见考研真题精选名解第2题）
50、《昭明文选》（北师大2007年考点）（见考研真题精选名解第1题）
考研真题精选
一、名词解释
1、《文选》（北师大2007年）
【参考】《文选》即《昭明文选》，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系我国现存第一部文学总集。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人也习称《文选》为《昭明文选》。本书选录先秦至梁八百年间的诗歌、辞赋、杂文等各类文章近八百篇，诗、赋以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基本囊括了这一时期优秀的文学作品，为后人研究先秦至梁的文发展概貌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其中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23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唐代李善注本最为有名。
2、《文赋》（人大2006年）
【参考】《文赋》是西晋陆机以赋体形式写的文论作品，它着重探讨了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言不逮意“这一在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此外，《文赋》把文体分成十类：即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且认为，不同文体有不同的风格。陆机的文体论在曹丕《典论•论文》“四科八病”说的基础上有前进了一步，提出“十体”说。
3、游仙诗（南京师大2006年）（见核心考案19题）
4、《咏怀诗》八十二首（北语06年）（见核心考案14题）
5、正始体（苏州大学2005年）
【参考】正始体是正史时期的诗歌特征的概称，其代表诗人是阮籍、嵇康等。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诗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和“忧生之嗟”，嵇康诗亦“多抒感愤”。此外，还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派诗人，以抒发道家志趣为主，脱离现实，以至开两晋“玄言诗”之先河，世称“王何”。
6、永明体（人大03年、南大03年）（见核心考案40题）
7、《与山巨源绝交书》（人大04年）
【参考】文章篇名，西晋嵇康写给山涛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与司马氏集团决裂的宣言书。山巨源，名涛，河内怀县（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人，与嵇康等为好友，为“竹林七贤”之一。这封信是嵇康听到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想荐举自己代其原职的消息后所写的。信中拒绝了山涛的引荐，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提出做官“必有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提出“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强调放任自然，既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也是他崇尚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一种反应。全文奋笔直书，说理透辟，文词犀利，字里行间洋溢着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兀傲情绪，具有鲜明个性。
8、钟嵘“滋味说”（人大04年）
【参考】钟嵘以味论诗，他认为真正感人的诗歌犹如回味无穷的佳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比如他指责玄言诗说：“理过其辞，淡乎寡味。”
关于滋味说
讲诗歌的滋味问题，并非始自钟嵘，《论语》中有“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意即孔子完全沉浸于韶乐，而让韵乐的滋味代替了肉味。王充《论衔》、陆机《文赋》、颜子推《颜氏家训》都谈到，《史记》中有“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刘勰谈及就更多，如“张衡怨篇，清典可味”。然而，系统深入地谈诗歌滋味，并把“滋味”建构成一个诗论术语的是钟嵘。
朱光潜《诗论》中专门有审美筋肉论，朱光潜高度注意到审美或美感享受，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现象，而是伴随了一系列的生理上的快感的，而后者（审美生理基础）恰恰容易为人所丢弃遗忘了。朱光潜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是得益于中国古代诗学思想，他注意到中古诗论一个重大特点是，中国古人谈诗，往往不离人的生理基础，是有生命性，如文气、风骨、气韵、神韵、肌理。这里的气不仅是精神气质，也是形质之气，中国古诗词是需吟咏的，吟诗要发出声音，吟的过程便有气息的长短、顿挫，伴随气息的呼与吸，而有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的筋肉运动，而这一切生理快感是与美感融为一体的。当然，不光吟诗如此，看小说、戏剧、电影电视都有这些现象，看到激烈场面时，会紧张、全身筋肉绷紧，心跳加速，有时手脚不自觉地动。滋味说同样是中国古代诗论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它是由诗的美感与生理味觉相关联而提出的，即品诗之味，那么，钟嵘是如何论及诗歌滋味的？可以说在《诗品》中，他是遵循了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这样一个过程。
1、从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提出诗歌滋味问题（具体）。他说五言居文词之要，因为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何以如此？五言比四言，决非语言表现形式上多一字与少一字的问题，而是这多一字便改变了诗体形式，五言，在艺术表现力上，比四言有一个质的飞跃。这多一字，便大大扩大了诗境的容量，表达、咏吟有回旋的余地，这即是“指事造形，穷情与物，最为详切”，有滋味者，便在于此。不可否认钟嵘的认识是深刻的，不过钟嵘认识到的五言优于四言的艺术表现力只重在由诗歌内容方面的诗境容量的扩大，由于他对诗的声律的过于忽视，故而，并未注意到，五言多一字所带来的诗境的拓展固然重要，但诗体形式本身的变化实际上是诗境拓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如《古诗十九首》开一代诗风之先声，难道仅仅是内容上的变化吗？非但如此，恰恰首先是由于五言形式本身。“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这种对生死存亡的哀伤，对人生短促，欢乐少有，悲伤长多的反复咏叹，其沉郁和悲凉是四言形式所达不到的效果。
2、如果说钟嵘首先是从五言诗的艺术表现力认识和提出滋味的话，那么，接下来，钟嵘便由具体的五言诗的创作提升到抽象的美学原则上来论诗歌滋味，这便是从赋比兴这一美学原则论滋味。
钟嵘对赋比兴尤其是对比兴的解释与以往注经家不同，以往都是从词的本意上解释，如刘勰，抑或从诗的政治作用来解释赋比兴，钟嵘不同，他是从诗境（诗的意境），来把握赋比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即言近旨远，以有限的言辞传达出深长的意味，不象其它的文学体裁是言到意到，言尽意尽；“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中有物，但物要喻志，诗中有事，但要寓言写事物，意、物、事融为一体，才会构成诗的意境。“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便出诗味，且“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这尤如煎中药，多味齐下，融为一体，才见药效，药力才出。这里应注意三点：一是钟嵘把兴提到突出位置，且与比赋三者合一，在钟嵘看来兴最重要，它是出诗味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他认识到意在言外，味在文外的问题，这是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和美，正是这一点为后来唐代的皎然司空图和宋代严羽所发展，从而形成较完整的意境说，韵味说。二是钟嵘很重视赋的艺术表现力，赋着重于直书其事，而这又并非那种非常冷静客观的叙事，而在直书其事中，又有寓意，有浓郁的情感，如陶渊明诗：“时复墟里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益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这是在直书其事，但境从中生，味从中出。钟嵘重视赋也与以前的注经家大为不同，以前总以为诗中的形象构成是由比兴而来，与赋绝缘。三是不可偏颇，不可专用比兴，也不可专用赋体，否则无味。
钟嵘通过对兴比赋的新的解释，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诗歌如何才有滋味的问题。
3、实际上诗的滋味问题换成今天的话说即是诗歌的独特艺术魅力，或独特审美效果。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既然是滋味，那么还与品者有关，味毕竟要由品而出，钟嵘在理论上解决诗歌如何才有滋味后，再又回到具体的品诗味，全面评品122位诗人诗作的滋味。这便是从美感享受谈诗的滋味，即诗的审美价值。
在《诗品序》中，钟嵘批评了那些不懂诗味不会品诗味的庸俗诗人们，他们“喧嚣竞起，准的无依”，各人都孤芳自赏，“随其嗜欲，商榷不同”。如孙绰认为自己的玄言诗比时珍还好，事类诗作者认为“捃拾细事，争疏僻典”有味，永明休诗人把声律规定得越苛细便以为越有味，那些附庸风雅的膏腴子弟以为诗越轻艳、险僻越有味，正如《南史》中说“海畔有逐臭之夫，有嗜痂之癖”，刘邕爱吃疥疮，认为胜过鲜鱼之味。那些人都是不懂诗味者，那些诗也是无滋味者。因为他们不懂审美，其诗也不能实现为品者的美感享受。
对于品者来说，滋味即是由诗诱发的美感，它是在品者审美生理基础上的美感经验，钟嵘在对每一位诗人诗作品评时，即是说出自己对诗作的美感经验，如他说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因为诗“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说张协诗味在“风流调达，词采葱蒨，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亹亹（崴音）不倦（勤勉不倦）”，钟嵘重视“干之以风力”的滋味，也特重视“润之以丹采”的滋味，如说陆机等诗人的词采美：“咀嚼英华，讽味华靡”，当然在这方面钟嵘的品味有所偏见，如对曹操、曹丕诗，认为质木无文，“皆鄙质如偶语”，没有味道，对陶渊明诗的诗味钟嵘没有足够的品出。
9、太康文学（北大04年）
【参考】太康文学指晋武帝太康时期的文学，以潘岳、陆机、张载、张协、陆云等为代表，其文学讲究雕章琢句，追求辞藻，流于轻糜，诗风繁缛华丽，代表着当时诗坛的主流。
10、徐庾体（北大04年）（见核心考案42题“宫体诗”）
11、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复旦1999年）
【参考】西晋太康、元康时期的作家：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
12、志人小说（南开02年）（参考核心考案47题）
二、简答题
1、结合具体的作品，简要分析建安风骨。（苏州大学05年）
【参考】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其文学特点可概括为：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促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表现和浓郁的悲剧色彩。人生苦短的哀叹，是他的一个主题；慨叹岁月短促、功名未立，却仍努力追求是它的另一个主题。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托秦代筑长城之事，描写繁重的徭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颇具现代意义。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抱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私人骸骨相撑住！”“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全篇以对话的方式写成，语言质朴，感情深挚，格调苍劲而悲凉，十分接近乐府民歌的风格。
2、结合曹丕的《典论•论文》的具体内容，给出你的评价。（北大04）
【参考】《典论1论文》篇制虽短，却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作用，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二是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指出文章的不同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作家的气质、才性等）；三是提出了文体论，论及了诗、赋等八种文体的特征；四是关于文学批评，批评了文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不良风气。（参看《典论•论文》）
附：《典论•论文》中的文学批评
它的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之前有《毛诗序》，班固《两都赋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等，但它们都只涉某一种文体或某一位作家，而《典论•论文》却论及多位作家多种文体；前者多半有解经性质，重在思想教化，而《典论•论文》则在文体特点，文章风格，文艺批评，文艺功能各方面加以论述，是第一篇较纯的文论著作，当然它的出现与其时的社会和文化思想背景有关。
1、文学批评论
曹丕首次提“文人相轻”的文学批评概念，文人相轻古有班固，今有七子。那么文人何以会相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必然会相轻呢？）
一是批评主体的原因：“善于自见（现）”和“暗于自见”。即总是谓已为贤，而谓人为短，结果是家有弊帚，享以千金，这种主观态度很难对别人做出公正的评价，对文学创作与发展极为不利，必须克服。丕认为之所以有善于自见和暗于自见，是因为不能审已之短，度人之长，没有君子修养与风度，丕把批评偏见与批评者的人格修养相联系，是有见地的。今日文坛上仍有文人相轻，而需要文人相亲。当然丕自身也并未做到，同样犯忌，他对自己著作非常重视，钟嵘说他的诗赋“皆鄙质如俚语”，而他自己还看得重，用碑到出。不过丕有那样的认识，远比同时代人高明。
二是批评对象（作品）的原因，即文体不同，风格不同，作家才气不同，作品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形，而这是导致文人相轻，以已之长度人之短的客观原因。
2、文体及风格论：
曹丕正是在谈到文人相轻的客观原因时，具体细致地论及文体问题的。他从两个方面论述，一是从各种文体不同特点谈，一是从作家不同才气，体现的不同风格谈。
从文体不同特点来说，“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体指体裁，体貌（体裁的外部风格）。丕具体论及四科八体，四科：雅、理、实、丽，是指体貌，八体指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是体裁。每位作家只擅长于某种体裁体貌（风格）的文章。通才才能“备其体”。建安七子中，王粲、徐干能写赋，其他“不能称是”，陈琳、阮瑀会写表章文告（应用文），但不会写赋（陈琳曾写赋于曹植看，植讥笑：“画虎不成反类犬”，陈还以为是夸他），孔融“气盛于文笔”，（文：韵文，笔：散文），但不善说理。他们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以已之长轻人所短，当然不行，李白、杜甫，大诗人，但赋不见得好，章炳麟《国故论衡•辨诗》指出：“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
曹丕论及文体的特点是有开创先河的重大意义的，这种意义体现为两点：其一，丕之前研究文章只限于本而不及末，即限于质而不及文（艺术形式，文体风格），而丕则重末的区别，这是艺术的自觉的表现，即文体的自觉，如对诗赋的研究，以前重在谈教化，丕不谈言志，也不象唐人讲兴寄、美刺，而说“诗赋欲丽”，这就摆脱了儒家道德诗教，丕的这种文体自觉无疑对提高艺术质量是有促进作用的。其二，从文论史角度看，丕之后，魏末的桓范写了《世要论》，专门解释“四科八体”，现留四篇；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专门一章也谈文体，由此看出，丕的文体论在文论史上的重大意义。
从作家的才气体现的不同风格来说，作家才气、才性不同，贯注于文章中，则有不同的风格特点。
3、文气说。
“文以气为主”，气指才气、才性，作家精神上的气质、气度，不同才气、才性灌注于作品，则是文气，文气“清浊有体”，“巧拙有素”，体现为作品不同的风格特点，如王粲悲而不壮，曹植说他“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徐干擅辞赋，但有齐气，不明快；应瑒和而不壮，和顺而无气势等等，七子才气、才性不同，灌注作品即是文气各异，风格各异。丕以为文气是无法传授的，作为先天意义上的文气，自然无法传授。曹丕的“文气”说不同于孟子的“养气说”，因为孟子的养气主要指的是道德内容；也与刘勰的“养气说”有区别，《风骨》、《养气》诸篇认为气是后天形成的，是可以由养而致的，而曹丕的“文气”则是先天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其后论文气较有名的有韩愈的“气盛言宜”说；有苏辙论文气“文者，气之所形。”（《上枢密韩太尉书》）是对韩愈说法的发展，认为文气合一。丕首次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气”引入文学批评，从此，文气成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概念。
思考题：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价李白的《忆秦娥》：“太白纯以气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结合本节课所学的文气理论，谈谈你对李白“以气骋辞”创作特点的认识。
4、文学价值论
丕从两个方面谈，一是提高文学的地位，强调作用，丕提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这种地位与作用是空前的程度，丕以前无，汉大赋在汉是低下的，汉对辞赋家“以俳优畜之”，枚皋说：“为赋乃俳，见视如倡”，杨雄说辞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儒家传统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主要指写著作，汉代有经学，即学术著作。丕则把文学与学术著作并列视之，加以强调，确立其重要地位，这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二是提高了作家的社会地位，作家就应该诊惜光阴，“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要以更大的自觉性以毕生精力从事创作。他的《与王朗书》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疬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这是自春秋时代的“三不朽”说的继续，是对扬雄以来所兴起的个人著述风气的发扬。
总之，丕以其特有的政治地位鼓励和提倡文学创作，起了开一代风气的作用。
5、《典论•论文》的不足：
它的出现是文学艺术的自觉的重要标志。但其理论本身有不足，刘勰说“典论辨要”但“密而不周”，即比较精炼细致，但不完备，不全面，这是有道理的，如“本同而末异”的本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何文章是经国之大业？还有“贵远贱近，向声背实”问题也未具体谈，而刘勰《知音》一方面受丕的影响，一方面超过了丕。当然要求丕系统全面深刻，即是后人的要求，丕已经做得难能可贵了，他的不足恰恰给后人留下了可能性。
3、曹操《短歌行》（其一）的艺术特色。（武大04年）
【参考】《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的心情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
鉴赏参考：全诗前四句表达了诗人奋发进取，不懈追求的理想。“对酒当歌”，猛一看很像是《古诗十九首》中的消极调子，而其实大不相同。这里讲“人生几何”，不是叫人“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地建功立业。又从表面上看，曹操是在抒个人之情，发愁时间过得太快，恐怕来不及有所作为。实际上却在巧妙地提醒广大贤士：人生就像“朝露”那样易于消失，贤士应该珍惜时间，及时施展才华。在这四句诗中，诗人主要的情感特征就是一个“愁”字，“愁”到需要用酒来消解的地步。“愁”字既表现了曹操为了实现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而苦苦追求，又表现了千古文人之悲。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化用《诗经》中的句子，运用起兴的手法抒发了诗人对人才的渴求。“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四句表达了作者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心情。“周公吐哺”的典故出于《韩诗外传》，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二句也是通过比喻极有说服力地表现了人才多多益善。所以陈沆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蜀吴，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节，何以来之？山不厌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厌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厌士，故天下归心。”
从艺术特色上来看，这首诗在巧妙用典故、化用诗意上颇为成功。巧用典故——“青青子衿”二句，因于《郑风•子衿》，用以比喻渴慕贤才。本意是传达恋爱中的女子对情人爱怨和期盼的心情。这里诗人化用诗意，比喻热烈期待贤士的到来。古朴深沉，自然妥帖。巧用比兴——“乌鹊南飞”一句，以乌鹊比喻贤士；“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则比喻贤士徘徊选择明主之意；“山不厌高”，以山高海深比喻广招人才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