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蚀》三部曲
写于1927-1928年，以广阔场面宏大气势真实迅速地反映了刚过去的大革命的历史及失败后的社会心理，三部曲第一部《幻灭》：静女士怀着小资产阶级天真幻想向往革命身临革命实际，幻想破灭由失望空虚而退出革命，回到个人恋爱小天地，《动摇》：知识分子方罗兰身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冲突中，不敢打击敌人也不敢依靠工农，在动摇妥协中葬送了自己和革命。《追求》：男男女女在大革命失败后，看不见光明与希望又不愿苟活沉沦，只能盲目挣扎而终不免失败，《蚀》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角度反映大革命，不回避历史教训，显示了茅盾对革命的认识和现实主义精神。
42 两类形象系列
民族资本家和时代新女性。（1）民族资本家包括：《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轮船老板王伯申，《子夜》中吴孙甫，《第一阶段的故事》中的何耀先，《清明前后》林永清夫妇。（2）时代新女性又分为两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同型。前一型和谐匀称有东方女性之美，后一型热烈狂欢，从道德伦理观，生活追求到性格都异于传统东方女性，是受欧风美雨思潮产生的西方型女性，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
43 农村三部曲
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具有鲜明的三十年代特征。
45 巴金《爱情三部曲》
由《雾》《雨》《电》三部中篇合成，写革命，恋爱，写小资产阶级的反抗追求和苦闷，可说是《灭亡》《新生》主题的延续，不同在于它更生动更真实地展现了一群知识青年的各种思想性格，如近似雾一样的性格的“多余人”周如水，势利堕落的洋派青年张小川，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的病态人物吴仁民，还有纯洁美丽坚强冷静的“近乎健全的女性”李佩珠，在《电》里，巴金用了不同以往的明快调子和诗意笔触多面展示佩珠的品质，在她身上倾注爱和理想，爱情三部曲写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青年，使当时的青年读者读出一种同一代人的心境，思考不同的生活道路。
 
46 《激流三部曲》
《家》写成于1931年，最初题名为《激流》，1938年和1940年巴金顺着《家》的情节发展线索，写了《春》《秋》。这三部长篇合称《激流三部曲》。三部小说一开始并无总体构思，写作时间间隔长，每部各有其独立结构，但写作中兼顾到各部相互关照，是整体统一的长篇系列。
 
47《家》为代表的青春型创作
那由真诚热烈的心里唱出的青春之歌，特别能唤起青年人的共鸣，《家》只求与青年读者情绪沟通，不求深刻隽永，倾向单纯，热情，坦率，以情动人，情感汪洋肆意，语言流水行云，虽有时少锤炼，不耐咀嚼，整体上却有一种冲击力，渗透读者内心。
 
48 左联青年作家小说
左联青年作家的涌现标志着现代文学在创作上真正结束了革命文学时代而向前迈进。丁玲《水》，张天翼《二十一个》，沙汀《法律外的航线》曾称为“新写实主义”势头。他们扫除了概念化描写身边琐事风气，造成左联文学崭新地位，逐渐摆脱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力图把政治倾向性与艺术真实性结合，以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人物典型，注重环境典型化，体现独特生活藏量，语言储备与艺术个性造成小说风格多样化。
50 海派
具有“现代质”的海派小说是由操新文学体而向市民读者倾斜的作家来写的，接续鸳蝴派文学商业传统再来突围，白话小说度过先锋时期，向通俗层面回落，张资平，叶灵凤带头“下海”，成为新海派作家。特点是（1）是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2）过渡性地描写都市，（3）首次提出“都市男女”这一常写常新的主题，（4）重视小说形式的创新。
 
 
44 京味小说
老舍是京味小说源头，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注入的文化趣味，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其次是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再次是创造性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最后是带有北京市民文化烙印的幽默和趣味。
39 左联的代表刊物
《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学周报》《文学导报》《文学》半月刊，另外还改组了《大众文艺》《现代小说》《文艺新闻》等期刊。
  革命文学论争:指1928-1929年鲁迅、茅盾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起因是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革命文学时，由于受到国内外革命阵营内左倾思潮影响及自身世界观原因，在理论主张方面存在严重的机械论错误倾向，批判清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传统。鲁迅肯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批评他们忽视文艺的特征、夸大文艺的作用及宗派主义倾向，茅盾也批评他们题材过于狭窄和标语口号倾向。这一论争的性质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论争中鲁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马义文艺理论著作，从而为左联成立准备了条件。   文艺大众化运动: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革命+恋爱小说: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华汉《地泉》及重版:1932年的阳翰生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联有计划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初期革命文学中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重版时，瞿秋白、茅盾、钱杏屯阝、郑伯奇四人为之分别作序，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清算，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兴文学应当唾弃这样的创作方法，坚决地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12 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文学的历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陈代谢的历史，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然另换新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期从苏联引入这一口号，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这种艺术的描写还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清算"拉普"机械论的文学思想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偏误，所以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传入时有些变形，由于周扬在左联的领导地位，文章几乎给此后左翼文坛对创作方法探求定下了调子，即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展开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提示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随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以后，他又发表《勿侵略文艺》等文。"左联"的《文艺新闻》载文批评胡秋原，苏汶即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而自由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寇扩大对华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先由上海文学界地下党领导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到上海和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的。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剧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家统一战线组织。1930年成立于上海。刘保罗、田汉、赵铭彝、于伶等曾担任党团书记。剧联成立后，起草并通过《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除在上海设立总盟外，先后在北平、汉口等地设立了分盟和小组，使左翼戏剧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在演剧方面，团结进步的戏剧工作者，组成50多个左翼剧团。其中上海就有艺术剧杜、南国社等。剧联领导的演剧活动，具有革命性、群众性和战斗性的特色。为了开展工人演剧活动，剧联成立了工人演出委员会，推动了工人剧运的发展。左翼戏剧运动为后来话剧向职业化、实用化过渡准备了条件。为中国无产阶级戏剧运动初步开拓了道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1936年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自动宣告解散。   中国诗歌会: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性诗歌团体。1932年成立于上海，由穆木天、杨骚、任钧、蒲风等共同发起。主要刊物是《新诗歌》。中国诗歌会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廓清新月派、现代派在诗坛造成的某些迷雾，推进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中国诗歌会在内容方面主张"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界的意识"；形式方面则提倡"大众歌调"，就是要创作大众化的诗歌，使诗歌普及到群众当中去。中国诗歌会成立后，不仅注意诗歌创作，而且注意理论研究。他们探索诗歌大众化的途径，出版"歌谣专号"、"创作专号"加以实践。中国诗歌会对我国革命诗歌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称之为"京派"，是因为其作者在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其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之处。主要刊物有《文学杂志》、《文学季刊》、《大公报·文艺》。"京派"的基本特征是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特品格。他们的思想是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所体现出的文学本体观，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的审美意识。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人。京派作家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蕴。京派作家多数是现实主义派，对现实主义有所发展变化，发展了抒情小说和讽刺小说。使小说诗化、散文化，现实主义而又带有浪漫主义气息。   论语派:论语派是30年代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人物是林语堂。主要刊物有《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以刊登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采取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自由主义立场。《论语》前期文章尚能触及时弊、幽默中含讽刺。1934年后，讽刺锋芒日益减弱，幽默也流于说笑话、寻开心。由此引发了左翼作家与其的论争。   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