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体性事件的舆论形成之中，“信息流”和“影响流”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①官方信息缺失严重，形成堵塞民意的“堰塞湖”。在群体性事件中，官方反应是牵动舆情的关键，其对事件作出回应的态度及发布信息的多少、快慢及确切度直接制约舆论的走向;缺席、妄语、失语，甚至试图遏制的行为，不但不能平息群众的情绪，反而激起群众更多的猜疑和怨愤。
②传统媒体跟进缓慢。主流媒体则是到事件的中后期才开始介入(相关报道和评论也不多)，而且主要是进行全局式总结和评论。
③民间和网络声音弥漫，产生意见共振圈，最终形成舆论场。在官方和传统媒体或沉默或失语或反应缓慢的情况下，民间的人际传播和网络的群体传播的替代性功能凸显和爆发出来，并发挥着主导作用。口头、传单、内部集会、手机短信、微博等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信息传播源和信息场。这些场所相邻密度大、交往频率高，推动了舆论的快速聚合。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群体性事件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多种传播方式并存，信息和观念的传递和生成更加复杂；信息往往从民间、网络源起，继而在民间、网络、政府以及传统媒体之间流动、激荡，在各方交叉和互动的关联中呈现复杂的舆论生态。此间，四者参与的力度和热度相距甚远。尤其是政府和主流媒体的失声，造成信息鸿沟和舆论裂痕。
二、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形态
由于群体性事件的变异性和扩散性，其舆论的形态也变现得更加复杂多样。
①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根据舆论强烈程度进行的分类）三种舆论形态同时存在。在群体性事件中，存在着鲜明的“潜舆论→显舆论→行为舆论”的演化过程。
②群体事件中，流言作为舆论的变体甚嚣尘上。流言是公众中传播的没有确切来源的消息，是公众在特殊的社会状况下表达的意见或情绪倾向，属于“舆论的畸变形态”。流言产生和传播的条件：a.信息的不确定性；b.公众的不安全感；c.公众在一定空间环境内进行的聚集，也在较大程度上成为流言产生的刺激性因素。美国符号互动论大家布鲁默认为，在聚众的个人比较容易相信谣言、产生扩张性感觉和非理性行为。
③群体性事件情绪传染现象普遍，往往导致群体非理性。在此，信息的加工和论证变得极为简单，情绪常常受到暗示和传染。同时，在不断的感染和模仿中，群体情绪极易向极端狂热和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斯梅塞尔说，“对集体行为的发生来说，重要的不是真实而是认知。”
三、结语
一方面，我国社会处在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得以凸显；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让每个人的信息来源渠道增多，信息抓取、推动和聚合可能在瞬间实现，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成为意见表达主体，每一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信息源和信息流两方面，政府的控制力度都在减弱，它无法再单方面主导信息甚至垄断信息，这就导致了其舆论引导难度的加大。
前文分析可见，政府的缺位是舆论转变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它导致舆情传播方式的非常态化，致使传播结果远远偏离社会的理性轨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危机传播意识亟待加强:通过正式渠道，强力介入群体事件的信息流和影响流，影响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在舆论波动中占据主导地位，促进各个舆论场的对接和统一，最终致力于舆论冲突的消解。
《对新闻真实及“宏观真实论”思维的反思》秦志希
一、
新闻真实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指新闻报道的事实对于客观现实的符合，它表现为一种实与虚、真和假的判断。为此，新闻真实理应是新闻传播的一个共同规律，是一种世界性的通则。然而我国对新闻真实理论的研究，却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1947年华北《人民日报》的一篇灾情报道，被戴上了一顶“客观主义”的帽子，这明白无误地以政治话语读解新闻的客观与真实。这种对于新闻真实的理解，也就与后来的“本质真实论”乃至“宏观真实论”的思想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一致性的内涵。
从50年代到“文革”结束以前，“本质真实论”一直是新闻真实理论的基石。其语境就是让新闻报道符合人们所认定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以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主流意识。本质真实论仍然是以政治事功来解读新闻事实。
在否定“本质真实论”理论本身的不完善之后，人们又提出了“宏观真实”或曰“总体真实”的概念。提出“宏观真实”，主要是为了规约新闻报道对于单个事实的选择。提出只有“宏观真实”才能反映现实的基本面貌。认为“宏观真实”是对真实性更高层次的要求，决定着对微观事实的选择。提出并强调“宏观真实论”的动机，正是为了避免新闻报道给人以片面认知而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期待新闻报道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主流意识。“宏观真实论”同样体现了由政治事功(社会效果)把握新闻真实的目的，从这一点上看，宏观真实论和本质真实论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虽然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新闻真实有了深入的不同的理解，但是其中又一直贯穿了对于新闻真实的两重涵义、双重取向：一方面，新闻报道的事实（包括现象）必须真实，另一方面，仅有某事实(包括现象)的真实还不够，还必须考虑这事实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既要求新闻唯实、求真，还要致善、为用。应当说，这两重涵义只是人们对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一种基本要求。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人们无疑既要考虑事实的真实性，又要考虑所报道的事实之于自身的价值如何——高度重视新闻报道的政治事功和社会效果，不仅是中国而且外国新闻传播活动也都是如此。但是，我们却把这种对于整个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要求运用对于新闻真实的理解之中，使对于新闻真实的理解带有价值判断的因素。
二、
由于我们对新闻真实的问题不仅仅是从真实本身去思考问题，而往往还从价值的层面去思考问题，从而使对于事实的真假判断扩展到一般的认知判断（如是否全面、深刻等），并渗透着基于利害关系的价值判断。各种不同内涵的判断搅合在一起，使人们对事实真实不真实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以往的“本质真实论”、现在的“宏观真实论”都是如此。
应该说，要求新闻报道从总体上，本质上以及发展趋势上把握事实，对于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而言，是完全必要的、十分重要的。我们仅要指出的是，“宏观真实论”要求单个报道真实的同时，还要求新闻报道和社会总体面貌相一致，显示出社会主流。这对于事实报道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事实本来意义的真假判断的范畴，因为反映社会生活全面不全面的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真与假的问题，而是一个认知范围内正确和错误、片面和全面的问题。我们可以要求“有机运动着”的新闻报道自然呈现出社会生活的面貌，但这是对新闻报道活动的总体性的要求，而不是对于新闻真实应有的要求。因为新闻真实只回答报道的事实是正确还是虚假的问题，并不担负其他更多的责任。
再者，“社会总体面貌”、“主流支流”等方面又是人不可能用感官直接感知的，它只是人们主观认识的结果，而且是一种带有终极意味的、被凝固化的结果——因为人们要用此为标准去衡量、选择报道的事实。当人们把“宏观真实”视为终极真理标准去操作新闻报道时，主观成分必然会渗透进去，掺杂价值评价的成分，以特定主体的标准为尺度。
  所以，不能将真假认知判断和好坏价值判断杂糅为一。真实认知判断是主体奔向客体的思维运动，以客体为标准，力图让主体符合客体；价值判断则是客体奔向主体的思维活动，以主体的标准和需要为尺度，力图让客体符合主体。
（归根结底，1“宏观真实”要求从“总体上、事实与事实的联系中”去选择、把握新闻事实，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新闻报道理应将报道的事实放在宏观的背景上、放在与其他事实的关联中去审视。但是正如人们指出的，这只不过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而非真实性的问题。真实是客观的、方法是主观的。真实只说明是什么不是什么，方法则说明如何做，两者具有明显区别。2此外，“宏观真实”所包容的对事实作价值评价本身也无错，因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者必然会从自身利益和社会效果出发，对所报道的事实进行价值判断，只是就理论而言，这种价值评价不应包含在新闻真实的范畴之中，即新闻真实只解决报道事实之真假的问题，不负担事实价值大小有无的评价问题。）
行文至此，仅从思维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宏观真实论”的提法是不科学的。然而人们为什么在否定“本质真实论”之后继而提出它呢?其原因既包括上述的功利目的，还主要有以下两种因素。一是与真实性观念的特殊性有关。福柯考察西方历史的时候表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真理往往以权力为依据，不在于什么被说，而在于谁说它和它如何被说。人们把新闻真实性当作观念理解时，这种真实性观念又往往渗透乃至受控于人们的价值观。为此，人们才在事实真实之外再提出“宏观真实”的主张，以规约单一新闻事实。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真实观中明显渗透价值观?这大约与我们民族传统思维特点有关。在传统社会伦理政治型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民族的传统思维呈现出以“致用”为目的、具备整体性和直觉与思辨相互渗透的总体特征。这种思维模式在处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关系时，往往“价值判断统摄事实认识、融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
三、
著名汉学家叶威廉指出，“整体性”只能是为了研究方便提出来的概念，并没有任何一个思想程式可以完全包摄它。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新闻真实仅仅指的是“新闻事实”的真实而不是别的什么真实，即这个真实只能限定在“新闻”这一特殊领域之内。所谓反映社会的“宏观真实”，也只能是从“世界的最新发展”这一层面而言的。报纸不可能、我们也不应要求它反映出社会的全部面貌，它仅能做到或日我们仅能要求于它的，是及时报道人们关注的最新事态，由此而显示世界的“最新进展”。
《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强月新
“公共领域”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1961年出版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核心概念。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汉语学界才开始对它进行系统研究。新闻传播学者从特定的研究视角出发，主要关注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以及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前景、路径选择等问题，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偏差。
一、学界主要关注的几个基本问题
1.对传媒在公共领域中作用的分析
展江认为，正是传媒功能的弱化导致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有学者则看到了现代大众传媒在调节国家发展、社会公共生活和公民个人利益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认为大众传媒在公共领域可以形成一种独立的力量，促成政府、社会、公民三者间的互动。还有的学者从微观层面上，把传媒在构建公共领域中的具体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意见整合的平台、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民主进程的加速器以及传播本义的复归。
2.对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前景的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不同的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看到了“第四媒体”——网络的巨大优势，认为网络是中国当下建构公共领域的希望与契机。例如，有学者从哈贝马斯的分析中看到，理想状态的公共领域的特征是机会均等、平等参与和自由讨论，而网络传播的出现无疑为公众舆论提供了新的拓展平台。因为网络中的参与讨论者是“公众”而不是大众，网络具有匿名性、自主性、参与性的特征，从客观上来说，网络具备公共领域最核心的因素——公共性。如“强国论坛”。
即便如此，这些乐观的论点还是遭到了“悲观派”学者们的激烈批评。有学者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重新解读，认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落实到传媒研究领域，归根结底就是要探讨传媒的管理体制问题。而反观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的新闻体制和新闻事业的特点，基于传媒管理体制的现实，他们得出判断:传媒公共领域很长时间内无法存在。传媒给受众提供表达的空间被监控在有限的范围之内，传媒公共领域的产生缺乏基本的制度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