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这个由“老钟”和“墙”等形象营造的时间意象中还可以找出许多传统的因素的话，那么，在《封锁》中的“乌壳虫”的意象则完全是现代的。在作品的结尾处，作者写道，男主人公吕宗桢下了电车回到家里，刚才车上遇到的女子吴翠远的脸已经有点模糊了，他踱到卧室里，扭开电灯，看到了真实的自己：“一只乌壳虫从房这头爬到那头，爬了一半，灯一开，它只得伏在地板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在装死么？在思想么？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罢？然而思想毕竟是育苦的。宗桢捻灭了电灯，手按在机括上，手心汗潮了，浑身一滴滴沁出汗来，像小虫子痒痒有在爬。”有人说，只可惜张爱玲就此打住了，要继续写下去，吕宗桢第二天清晨起来，就会变成卡夫卡笔下的推销员格里高尔也说不定。
在教材中，我们还曾提到“镜子”的意象，这在《倾城之恋》中也有一个很具现代意义的描写。这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第一次接吻：“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流苏觉得她的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镜子里的世界反映的应该是真实的世界，但他们火热的接吻却跌进了冰冷的镜子里，究竟哪个更真实？作者事先已经这样告诉了大家：“这是他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从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情调；他也想到过，她也顾虑到那可能性。然而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两人都胡涂了。”因此，在这里，冰冷的镜子，实际上反映的是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由此可见，张爱玲营造的意象，既有层出不穷的创新，又有不厌其烦的袭旧，在新旧雅俗之间游刃有余，而且，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月亮”、“镜子”，还是“墙”和“乌壳虫”，都是与作品“苍凉”的主调是一致的。
而张爱玲小说的语言风格，也介乎新旧雅俗之间，既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的色彩”。在《沈香屑第一炉香》和《金锁记》等作品中，古典小说的根底表现更为明显一些，更多一些《红楼梦》的影响，而在《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中，市井小说的色彩表现更为突出一点，无论是范柳原与白流苏的调情，还是佟振保与王娇蕊、孟烟鹂的三角关系，都更多一点带有调侃意味的幽默和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特点。
张爱玲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特异地位，不仅在于她与20世纪40年代前期上海沦陷区的环境相适应，没有也不愿利用作品来说教或宣传，热衷于表现自己对人生的切身体验和独特感悟，在表现当时上海市民生活和心理方面堪称独步，而且还在于她有着深厚的、融合中西两方面的文化素修，和艺术地运用汉语语言的纯熟手法，完全摆脱了所谓“新文艺腔”，很自然地继承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和现代的通俗小说的手法与韵味，将“新、旧、雅、俗”融会贯通，创造出了新旧交织、雅俗共赏的独特风格。
赵树理专题辅导
一、学习常识提示
赵树理是一位跨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时代的作家。有人甚至认为，赵树理更应该放在现代文学部分来讲授。在专科阶段，我们在现代文学部分和当代文学部分都是要讲赵树理的，当然，在这两个部分，讲授的重点并不相同。在我们这门专题课程中，我们讲授的赵树理，正如标题所示，重点是讲“赵树理评价问题”，这样，放在当代文学部分是合适的。
1．关于赵树理生平
（1）少年时代。生于1906年，卒于1970年（终年64岁），山西沁水人，原名赵树礼。出身于一个祖上曾很显赫但后已中落的农民家庭，因三代单传，故小名“得意”，在他身上寄托着祖父“金榜题名”的希望。1912年（6岁）时开始随祖父读“三圣教道会经”以及《麻衣神相》、《奇门遁甲》等，过目不忘，一念就会，被乡里称为“神童”。1916年（10岁），祖父去世，赵家彻底没落。同年，上本村私塾，受尽屈辱，一年后退出，随父亲学会了两门手艺：“农民的技术”和“农民的艺术”，最喜爱“上党绑子”、打鼓板等民间曲艺、戏剧和民间乐器，接受了民间艺术和农民语言的熏陶。
（2）青年时代。1920年（14岁）进入沁水第一批新式学堂“县立第二高等小学”，1923年（17岁）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聘为野鹿村初小教员。1925年（19岁）考入长冶县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初级班，并开始接触到新诗和小说等“新文学作品”。1927年（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加反对校长的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后又被捕，在狱中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为《悔》。一年后出狱，改名“树礼”为“树理”。在这个期间，曾当过“48师留守处”的勤务兵和太原绥靖公署的录事，并开始致力于文艺通俗化的工作，因农民听不懂新文学作品，遂立志要创作“使老百姓喜欢看”的作品。1930年（24岁）开始在山西《大风报》上发表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第二年回到家乡后再次入狱，1933年赴太谷县任小学教师，创作了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金字》，以及长篇小说《蟠龙峪》（未完成）等作品。1936年，第三次入狱。1937年参加牺盟会上党中心区宣传队，不久调任阳城县第四区牺盟会特派员，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阳城县第八区区长、阳城县公道团团长。
（3）编辑生涯。1939年到长冶任第五专署民宣科长兼烽火剧团团长、后任《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编辑，1940年，先后任太行区新华日报社《抗战生活》（半月刊）编辑，一人独办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中国人》（周刊），并创作有上党绑子现代戏剧本《万象楼》、《清债》、《神仙世界》等。后调入北方局调研室。
（4）一鸣惊人。1943年（37岁），在协助调查岳冬至、智英祥一案后，写成《小二黑结婚》，经杨献珍、浦安修推荐，彭德怀给予了高度赞扬，第一版两万册仍供不应求，后又被上百家地方剧团改编成各种地方戏。同年又完成《李有才板话》，得到更高评价，被指定为整风学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材料。调入华北新华书店任编辑。完成多幕话剧《两个世界》、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鼓词《劳动英雄庞如林》。1945年，担任《新大众》半月刊编辑。抗战胜利后，写有快板《汉奸阎锡山》。回家探亲后，写成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其初版范围和速度以及评价都超过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确立了赵树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5）独步文坛。1946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成立，赵树理当选为常务理事。在这前后，赵树理连续发表了小说《地板》、《催粮差》、《福贵》、《刘二与王继圣》等，其中，《地板》作为了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书，《催粮差》获得该年度太行区文化奖会甲等奖。1947年，赵树理生平第一次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因为外国记者发现，在解放区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赵树理就是最有名的人物。这年7月，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举行了一次为期半个月的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会上提出了“赵树理的方向”。随后，在晋冀鲁豫中央局一次开了两个多月的土地会议上，赵树理第一次坐上了主席台。会后，中央局直接派出了三个大工作团，开展土地复查和整党运动，其中一个大团进驻了赵树理所在的赵庄。1948年4月，赵树理回到新华书店，担任晋冀鲁豫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大众报》（周报）的编辑，并针对土改问题连续发表了十几篇短评和快板。这年10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小说《邪不压正》。
（6）荣辱不惊。1949年3月，还在太行山的赵树理入选第一次文代会的42人筹委会名单。随《新大众报》迁京（改名《大众日报》，后又改名《工人日报》），相继发表《传家宝》、《田寡妇看瓜》。7月，文代会召开，入主99人主席团，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文协（后改为“中国作协”）常委、中国曲艺改进会副主任、中国戏曲改进会委员等职，后又担任《文艺报》和《小说月报》编委、工人出版社社长、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曲艺处处长等职，并频繁出访苏联、朝鲜等国。这时期，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会长、《说说唱唱》主编、北京市文联副主席。相继发表了鼓词《石不烂赶车》、小说《登记》。因发表孟淑池的《金锁》，《说说唱唱》受到指责，又因为之辩护而写检查。1951年初，解除一切工作，调任中宣部文艺干事，闭门读书。应林庚邀请去燕京大学开设“民间文艺”课。年底任改组后的《说说唱唱》副主编。1952年4月，回山西在平顺县川底村体验生活。此后每年都回山西。1953年1月，调全国文协驻会委员。1955年1月开始在《人民文学》上连载《三里湾》，在第二年召开的中国作协大会上得到很高评价，并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一起，被称为“当代语言艺术的大师”。1958年，评书体小说《灵泉洞》，当选为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因发表《“锻炼锻炼”》再次遭到批判。年底去山西，请求省委任命为阳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却因在放“卫星”等问题上与县委大唱反调被看作是“神经病”。1959年8月，写《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投寄《红旗》杂志，经陈伯达转批给作协党组，正好成为“反右倾”运动的靶子，连批三个月。1960年发表小说《套不住的手》。1961年发表报告文学《实干家潘永福》。去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上党绑子《三关排宴》。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中国作协党组为他在1959年受到的批判平反，并被誉为描写农村的“铁笔”、“圣手”。但是，会后一个多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阶级斗争成为了主旋律。
（7）在劫难逃。1963年发表的《“起码”与“高深”》一文，受到中央有关方面的追查，1964年发表小说《卖烟叶》也被当作“写中间人物”的标本遭到批判。1965年2月，告别北京，全家迁到山西太原，任晋城县委副书记。创作上党绑子《十里店》。1966年，赵树理正准备写作长篇小说《户》，这年8月8日，山西省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将赵树理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文学权威”、“周扬黑帮树立的标兵”展开了彻底批判，此后，被抓去山西全省各地到处批斗，打断肋骨。1970年，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成立“赵树理项目组”，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同年9月23日被批斗至死。
2．关于赵树理的作品
（1）小说。
A．1943年以前的小说：主要有《铁牛的复职》、《金字》、《蟠龙峪》（又作《盘龙峪》）、《打倒汉奸》等。《铁牛的复职》作品已佚，主要讲一放牛娃因遍身生疮被地主辞退后，重新开始了讨饭的生活。《金字》是他第一篇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反映了倒蒋战争后阎锡山给山西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人民的愤怒情绪。《蟠龙峪》是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主要表现农民与封建势力的斗争。《打倒汉奸》是一篇对话体小说，可作“相声”或“独幕剧”演出，描写一个村子里出去的两个大学生，黑蛋在省城里一心忙于救亡运动，保官则唯利是图，把乡亲骗到天津，卖给日本人修机场，大家还在羡慕他发了大财，后被黑蛋揭露，遭到了处决。
B．1943-1948年的小说：主要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地板》、《催粮差》、《福贵》、《刘二与王继圣》、《邪不压正》等。《小二黑结婚》描写农村青年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却遭到双方父母“二诸葛”、“三仙姑”和掌握村政权的地头蛇的刁难和迫害，最后在民主政府支持下才终成眷属。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描写阎家山农民与地主阎恒元及其爪牙之间围绕着村政权的改造和减租减息开展的斗争。《李家庄的变迁》是赵树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一个村庄从辛亥革命到抗战胜利20多年的变迁，表现农民命运的变化。《地板》是赵树理第一次在太行文联的刊物《文艺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被看作是当时文艺圈里人对他的认可。“地板”，即“土地的面积”。故事借一个因灾荒饿死了佃户而破了产的地主王老四之口，来说明财富是人创造的而土地不能生产东西的道理。《催粮差》写一个名叫崔九孩的司法警察，下张催粮时上拍下压的两副面孔和两种手段。《刘二与王继圣》是赵树理惟一的一篇富有自传性而与当前的工作无关的小说。《邪不压正》是赵树理第一次遇到猛烈批评的小说，后未收入自己的文集，渐渐被人们遗忘，80年代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它的价值。作品描写下河村中农王聚财的女儿软英的婚姻事故。软英先被地主刘锡元的儿子看中，狗腿子小旦为虎作伥，强下聘礼。下河村解放后，农会主席小昌又唆使成为积极分子的小旦逼迫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最后在整党运动中，小昌挨批，软英与情郎小宝终成眷属。
C．1949-1965年的小说：主要有《传家宝》、《田寡妇看瓜》、《登记》、《三里湾》、《灵泉洞》、《“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卖烟叶》等。《传家宝》写婆媳之争，《田寡妇看瓜》写中农田寡妇以前看瓜是怕贫农秋生偷瓜，解放后秋生的南瓜大丰收，田寡妇再不用看瓜了。这是两篇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与赵树理以前的小说风格迥然不同。《登记》是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赶写的一篇评书体短篇小说，历来被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后被改名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以全心全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村支书王金生、三心二意想发展资本主义的村长范登高和一心一意做发家美梦的中农马多寿这三家人为主线，表现农村合作化时期的社会的面貌，后被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和各种舞台剧。评书体小说《灵泉洞》是话剧《两个世界》的续篇，主人公仍为金虎和银虎，想通过这两兄弟的生产道路，来表现太行农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思想变化。《“锻炼锻炼”》是一篇描写农业社如何解决生产与整风矛盾，批判中农和事佬思想，歌颂农村新生力量的小说。《套不住的手》通过年逾古稀的老农民陈秉正和他的手套失而复得的两个小故事，与报告文学《实干家潘永福》一样，是以对实干精神的歌颂抵抗当时的“浮夸风”，风格含蓄沈郁，文字简朴严整，反映出作者当时的心情，与他以前的作品截然不同。《卖烟叶》是赵树理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农村知识青年贾鸿年不安心农村生产，倒卖烟叶终于触犯法律的故事。
（2）剧本。
A．1943年以前的剧本：主要有《万象楼》、《清债》、《神仙世界》、《韩玉娘》等。《万象楼》，这是赵树理运用他心爱的上党绑子形式创作现代戏的第一次尝试。作品以反迷信为主题，描写太行山某县统税局长何有德在抗战爆发后丢官回乡，对共产党切齿痛恨，组织古佛道愚弄乡民，又勾结汉奸吴二，趁中秋节  “古佛临坛”之际，煸动无知的道徒攻打抗日县政府。由于吴二在万象楼上强奸李月桂，促使道会小头目、老实农民李积善的反戈一击。《清债》表现曾受地主剥削的农民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与地主算剥削帐的故事。《神仙世界》也是一个反迷信的故事，里边出现了“三仙姑”和“二诸葛”两个人物。《韩玉娘》是赵树理根据话本《白玉娘忍苦成夫》改编的历史剧。
B．1943-1948年的剧本：主要有《两个世界》等。《两个世界》是他惟一的多幕话剧，描写太行山区某村由敌占区变为解放区的变化，是一部为配合拥军活动服务的宣传作品。
C．1949年后的剧本：《十里店》。这是赵树理自编自导，并亲自谱曲、亲自担任舞台设计的剧本，倾注了他全部心血，自我感觉非常好。通过从先进队嫁到后进队的马红英结婚前后的故事，无情地揭露了农村干部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现象。虽根据上组领导的意图一再修改，但仍难逃厄运，在太原仅上演一场即遇停演。
（3）其它
A．诗歌：主要有《打卦歌》、《歌生》等。这是赵树理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为一首用“七言古诗”形式写成的长达84行的长篇叙事诗。作品通过一个形容憔悴的游人的问卜，表现了在倒蒋失败后的太原城里社会现实。《歌生》发表于1932年，是一首富有说唱文学特点的通俗长篇叙事诗，通过一个乞丐再生的故事，对当时的反动军阀统治和混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寄托了作者除暴安良的浪漫主义理想。
B．鼓词《石不烂赶车》，根据田间的民歌体叙事长诗《赶车传》改写，赶车知识丰富，对鼓词形式运用自如，且比田间的原作生动而简练，是赵树理自鸣得意的一篇作品。
二、学习重点难点提示
1．小重点
（1）赵树理小说的创作在解放区文艺界受重视的情况，以及赵树理获得“赵树理方向”的背景和原因。
赵树理小说在解放区文艺界受到重视，最初是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篇小说完稿于1943年5月，赵树理先把它交给当时最器重自己的北方局党校校长杨献珍，后经过北方局妇救会负责人浦安修之手推荐给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彭总认真读阅了作品，还了解了小说的创作过程，然后题词：“象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当时新华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一般以两千册为限，由于有彭总的师专，《小二辚结婚》初版就印了两万册，但马上脱销，第二年3月又重新排版，加印了两万册，仍供不应求。特别是在被改编为各种秧歌剧和上党绑子戏之后，在解放区农村引起了一场真正的轰动。但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最初，与领导的重视和农民的欢迎不同的是，当时文艺界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响，而是保持着一种“古怪的沉默”。但是，赵树理没有受此影响，在他看来，群众欢迎就是他最大的满足。紧接着，在同年10月，他又完成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赵树理在解放区文艺界的影响和地位。
在最初的评论文章中，影响较大的是当时华北地区宣传工作负责人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他认为，这个中篇较之《小二黑结婚》“更有收获”，“更有向读者介绍的价值”。因为在他看来，《结婚》主要围绕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由来展开情节  ，而《板话》则正面地直接地描写了当时正在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在题材上更富有政治色彩。1946年，《板话》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后，文艺批评家冯牧在他的评论文章《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中，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这部作品“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解放区农村中的农民生活和农村关系的急剧变化的图画”。因此，赵树理研究专家黄修己认为，赵树理研究是从“政治评价”开始的。
1945年底，赵树理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并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元旦由华北新华书店立即付印，随后北方的各大新华书店以及上海知识出版社、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等都竞相翻印，其出版速度和发行范围都超过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而文艺界的反映也截然不同。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1946年4月，在新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的常务理事名单中，出现了赵树理的名字；二是在这年8月和9月，相继出现了当时文坛上最重要的三巨头：郭沫若、周扬、茅盾的赞扬文字。1946年8月16日郭沫若在上海《文汇报》是发表了《〈板话〉及其它》，8月25日又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向北方的朋友们致意》，为此，8月29日的《解放日报》专门给予报道：《解放区文艺作品在上海受到读者热烈欢迎——郭沫若氏赞〈李有才板话〉等作品》。随后，郭沫若还发表了《读了〈李家城变迁〉》，茅盾也发表了《关于〈李有才板话〉》。而这时期最重要的评论是周扬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创作》和茅盾于1946年12月出版的《文萃》上发表的《论赵树理的小说》。因此，也有说，凡夫俗子都是迷信权威的。在大人物们都表了态之后，赵树理的文艺的地位也就自然确立了。
在这个背景下，1947年7月25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指示，举行了一次文艺座谈会，专门讨论赵树理的创作。据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在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8月10日，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集中大家的意见，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发言，他说：“我们觉得，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为了更好的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就必须更好的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
而这一方向的提出，正如教材所说，“1.反映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的巨大变化；2.民间语言和民族形式；3.农民的立场和革命的功利主义。”
（2）赵树理在1949年前后创作的不同情况。
在1949年前，除了《邪不压正》，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人们的推崇；而在1949年后，除了《登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批评。时代在变，而赵树理的创作思想几乎没有变化，仍然是站在农民有立场上，为农民说话。特别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使得他总是“右倾”，一再受到批判。
2．大重点
（1）赵树理在40年代后期获得的广泛赞誉和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局限。
赵树理在40年代后期获得的广泛赞誉，主要在于他的小说紧密配合了当时的实际工作，如教材在第210-211页上说，写《李有才板话》是“配合减租斗争”，是针对“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这一现象的；写《李家庄的变迁》中“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写《地板》是为了配合减租减息，反驳收租不纯是剥削的观点。所以这三篇小说都曾作为整风学习、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的干部必读材料。而当时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则主要表现在并没有人指出，赵树理的小说与实际工作贴得太近，特别是小说注重的是“问题的形成、展开和解决”，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物的塑造。
（2）赵树理在五六十年代所作出的努力和他受到的褒贬毁誉，以及人们对赵树理的评价与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
在1948年底和1949年初，《邪不压正》受到的批评，以及在1950年主编《说说唱唱》时因发表《金锁》不得不一再检讨，都曾使赵树理意识到了自己与时代的差距，但这些事件都没有使他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作出真正的改变。其原因不是因为他曾被树为“方向”，而是他虽然也在努力地改变，但他努力的方向与时代的要求是不同的。时代要求他写出农村中“无比复杂和尖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和两个阶级的斗争，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认识到“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并不是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如《三里湾》。另一方面，赵树理也努力地想加入“时代的大合唱”，也想写歌颂农村新生事物的作品，但他又不肯违背生活的真实，实际上将歌颂也写了揭露的批判，特别是对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批判，如《“锻炼锻炼”》。
在“文革”开始以前，赵树理几乎所有受到批判的作品，也都曾受到一些人的赞同和支持，也就是说，他始终处于“在褒贬毁誉之间”。特别是在1959年以《文艺报》组织的“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中对《“锻炼锻炼”》的讨论，最终导致了对赵树理的否定性认识，但在1962年的“大连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邵荃麟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正式宣布，1959年对赵树理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但8月16日大连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月，9月24日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又完全否定了大连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此后，赵树理在创作了两篇失败之作《互作鉴定》和《卖烟叶》，便无可奈何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生涯。
人们当时对赵树理越来越厉害的指责和批判，实际上正是当时文艺界越来越高涨的激进主义文艺思潮和越来越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反映。虽然，老舍、茅盾、王西彦等作家一再为赵树理的作品辩护，但并不能改变赵树理作品“不合时宜”而最终在劫难逃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