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要览重点笔记(20)

本站小编 免费考研网/2019-03-24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
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参考书目
清代康熙间□陈元龙编：《历代赋汇》，扬州书局翻刻（清内府刊本）本。
秦汉散文：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
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贾谊：西汉政论家、思想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人。18岁时以能诵诗属书而名闻郡中。后得吴廷尉推荐，文帝召以为博士。每次参议诏令，均能详尽对答。并得到众人的赞同，故得文帝赏识，超迁为太中大夫。他认为汉王朝建立20余年，天下和洽，应当改正朔，易服色，更定律令制度，定官名，兴礼乐。文帝认为贾谊很有才干，拟任为公卿，但因遭到周勃、灌婴等大臣的反对而作罢。于是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为赋以吊屈原。

在长沙时，又写了《鸟赋》，以排遣胸中郁伤之情。后文帝又特地召见他，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曾几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掠。他认为“道德造物，德以道为本”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万物变化不息。他还提出“变化因时”的观点，认为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令。这些观点对当时和整个汉代的政治有很大影响。文帝十一年（前169）梁怀王坠马而死，他自伤失职，哭泣岁余而死。贾谊又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政论文章分析深透，文笔犀利、流畅。著有《治安策》、《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著有《贾子》。今传《新语》是后人纂辑的贾谊著作汇编。


晁错：（前200--前154） 西汉政治家。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初从张恢研 究申不害、商鞅的法治学说。文帝时，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受《尚书》。后为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为“ 智囊”。景帝即位，任御史大夫。继承先秦法家“ 重本抑末”思想，反对商人兼并农人，并主张募民充实塞下，积极备御匈奴族的攻掠。又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以巩固中央集权制度，获景帝采纳。不久，吴、楚等七国以“ 诛晁错”为借口，发动武装叛乱，遭政敌袁盎等人攻击谗害，被杀。所著政论文有《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议论犀利，分析深刻，人誉为“ 西汉鸿文”。原有集，已失传。

司马迁和《史记》：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王充和《论衡》：27～97，字仲任，上虞人，东汉著名思想家。所著《论衡》一书，30卷，85篇，20余万言，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着力批判了当时盛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和天地万物由神主宰的谬论，成为一部战斗的宣传无神论的光辉巨著，开创了我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的新阶段。
《论衡》是一部闪耀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哲学著作。所谓《论衡》就是他所论述的是铨衡真伪的道理。

王充是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祖父、父亲钱塘“以贾贩为事”。 王充自幼聪明好学，青年时期曾到京师洛阳入太学，拜班彪为师。“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逐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王充一生在政治上很不得志，相传曾作过几任州、县的官吏，但都没什么实权，多系幕僚性质。因为她嫉恨俗恶的社会风气，常常因为和权贵发生矛盾而自动辞职。因此，每次仕进都为期极短。
王充家境贫寒，甚至“贫无供养”，但是他把毕生的精力埋头于著书立说，居贫贱而不倦。他一生撰写了《论衡》、《讥俗节蚁》、《政务》和《养性》四部著作，其中《论衡》一书流传至今。
王充著述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常遭到社会舆论的非难，一些权贵人物说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没有投靠门师，不配著书立说。以致他的学说一旦问世，便被视为异端学说，甚至遭到禁锢。王充冲破种种阻力，坚持著述。在《论衡》中系统地清算和批判了神秘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他的最为可贵之处。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首先破除了对天神的迷信。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鼓吹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像人一样具有感情和意志，大肆宣传君权神授和“天人相与”的天人感应说。说什么“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天神能赏善惩恶；君主的喜怒，操行好坏和政治得失都会感动天神做出相应的报答，而自然界的变异和灾害就是天神对君主的警告和惩罚。王充针锋相对地指出：天是自然，而不是神。他说，天和地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平正无边的物质实体，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日月星辰也都是自然物质，“系于天，随天四时转行”。天和人不一样，没有口眼，没有欲望，没有意识。人和万物都是天地施放出来的“恬淡无欲，无为无事”的“气”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什么东西在主宰他们。王充否定君权神授。他说：“人，物也，虽贵为王侯，终不异于物。”指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什么天神产生的后代。对于汉代唯心主义神学宣扬的天人感应说，他用大量篇幅一一进行驳斥。指出自然灾异和君主、官吏的政绩得失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而且指出即使二者同时发生，也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根本不是什么天神的“警告”。
其次，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破除了对鬼神及其禁忌的迷信。在王充生活的时代，各种鬼神迷信泛滥。王充在《论衡》中对各种鬼神迷信及其禁忌，尤其是对“人死为鬼”的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所见的“鬼”只不过是一种幻觉。人们对鬼神的祭祀，有的是为了报答先人的功德，借以勉励后人。有的是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不得不乞灵于鬼神相助，以获丰收。但是，所有被祭祀的对象都是无知的，实际上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祸福。王充还尖锐批评了种种迷信禁忌和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虚意之言。
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还否定了圣人“神而先知”，“圣贤所言皆无非”。为了适应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汉代的唯心主义神学极力推崇古代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是天神生的，“能知天地鬼神”，“人事成败”和“古往今来”。 王充作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也承认孔子是圣人，并且也不反对孔子所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他批判了圣人“前知千岁，后知万岁”。有独见之明，不学自知的唯心主义先难论。他认为圣人只不过是比一般人聪明一些，而聪明又是来自于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他敢于冲破唯心主义神学的精神枷锁，在《论衡》中专门写了《问孔篇》和《剌孟篇》，对孔孟的“圣言”中自相矛盾的地方逐条提出了质问和驳斥。敢于批判圣人，敢于讲圣人没有说过的话，在当时确是难能可贵的。王充还批判了厚古薄今的历史观，指出“周不如汉”，“汉国在百代之上”的进步的历史观。
《论衡》极具战斗性，涉及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和社会国家生活等诸多方面，阐明了以唯物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观。全书共85篇（现存84篇），分30卷，约30万字。《论衡》是王充从33岁开始，前后用了30多年的时间，直到临死前几年才写成的。
看看今天求神问鬼的糊涂虫们，想想近两千年以前的王充，足以证明他思想的伟大。

班彪、班固和《汉书》：班彪（3～54）东汉史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初在天水依附隗嚣。后至河西，为窦融从事，劝窦融支持光武帝。东汉初，任徐令，因病免官。班彪一生致力于史学。据刘知几《史通·正史篇》载，班彪之前，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等曾先后编写过《史记》的续篇，“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班彪认为这些续作“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为补《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缺憾，乃“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的《后传》为其子班固后来撰写《汉书》奠定了基础。

班固（32～9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幼年聪颖，能文善赋。初在洛阳太学读书。建武三十年（54），其父班彪卒，返乡居忧，开始整理班彪的《史记后传》，决意在《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明帝永平五年（62），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弟班超力辩得免。明帝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后转迁为郎。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历20余年，基本修成《汉书》，详尽记载了西汉一代的史事。章帝时，多次被召入宫侍读，并随驾出巡。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

建初四年（79），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在白虎观召集名儒讨论五经异同，并亲自裁决。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以班固为中护军，参预谋议。此后几年，班固都在窦宪幕中，二人关系亲密。后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因受牵连被捕，死于狱中。班固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



 

三国两晋南北朝散文

嵇康和《绝交书》、《声无哀乐论》（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县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

《绝交书》魏晋散文名篇的代表作之一，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所作。文章以“清峻、通脱、锋利”为主要特色，随心挥写，改变了经学的刻板面孔，较少拘忌，让作者的感情自然流露和抒发，是具有建安传统的散文名篇。

《声无哀乐论》，认为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感情。


李康和《运命论》：三国魏文学家。字萧远。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人。性狷介不能和俗。曾作《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初仕为浔阳长，有政绩。魏末晋初病逝。
李康所作《运命论》，探讨国家治乱与士人个人出处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康从“五德更运”的观点出发，认为各个朝代按五行更始，以次相代。这种“运”不是杰出人物靠个人努力所能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又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他列举历史上正反面人物与事件，以图证明上述推论。该文特别重在对士人出处问题的探究，强调“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但又强调虽然“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可是志士仁人“蹈之而弗悔”，是为了“遂志而成名”。此文曲折地反映出魏晋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对待政治的矛盾心情。
旧有集2卷，今佚。存《运命论》1篇，《文选》、《艺文类聚》均采录。　　　　　　　　　　　　　　　　　　
陈寿和三国志：陈寿（亦作长寿，233～297），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仕蜀时为散骑黄门侍郎，入晋后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陈寿著《三国志》，受到大臣张华的称赞，并说要把晋史也托付给他。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南朝宋裴松之注。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三国志》成书年代不能确定。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他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由其自采资料。《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前人责难陈寿，说他向丁仪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因有憾于诸葛亮，所以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实际这些责备缺乏根据。丁氏兄弟附见于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而且也是公允的。但《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尤其显然加以粉饰，多所回护。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志·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是一个缺陷。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比较审慎谨严，文字也以简洁见长，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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