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预和《左传集注》：222～285西晋军事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北)人。魏正元二年(255)，任尚书郎，四年后转参相府军事。景元四年(262),任镇西长史,随镇西将军钟会攻蜀汉。西晋泰始初,为河南尹。泰始六年(270)，鲜卑首领秃发树机能部进袭陇右，杜预任安西军司，转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时石鉴为尚书行安西将军,命杜预出兵迎击。杜预认为,秃发树机能部兵盛马肥，晋孤军征战，士卒疲乏,宜运足粮草,待明春进讨。石鉴不纳，率兵出讨,果不奏效。七年,匈奴右贤王刘猛于并州(治今太原西南)西及河东、平阳(治今山西夏县西北、临汾西南)等郡举兵反。杜预应诏商议对策,提出安宁边境及利国救边之策50余条,均被采纳。数年后复拜度支尚书。

杜预力主灭吴,赞同征南大将军羊祜的灭吴方略。咸宁四年(278)十一月，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接替羊祜，镇襄阳(今属湖北襄樊)。到任后缮甲兵，耀威武，以精兵袭西陵(今宜昌东南)，破吴名将、西陵督张政。又致书吴主孙皓，送还俘虏，披露张政败绩，使吴主中离间计，临战易帅，造成西线动荡。五年,杜预两次上书,建议乘吴防务松弛、兵力分散、东西难顾之机，从速出师。促成晋武帝于十一月发兵20余万,大举伐吴。次年正月,杜预陈兵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围而不攻，扼制下游吴军增援西线，另遣周奇等4将率部沿江西进，取上游城邑，策应益州刺史王濬水陆军出巴、蜀，连克西陵等地。并致书激励王濬，乘势东进。为配合王濬夺取乐乡(今松滋东北)，遣奇兵800趁夜南渡长江，多张旗帜，燃火于巴山(今松滋西南),使吴守军惊恐不安。又使伏兵乘机入吴营,擒获吴都督、西线统帅孙歆。军中歌谣赞其“以计代战一当万”。随后,杜预攻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直至交、广等吴属州郡皆降附。杜预又分兵1.7万加强王濬军，并与众军会议，指授方略，激励所属诸部，直指吴都建业(今南京)。使王濬军能顺利直趋建业西石头城,迫降孙皓,灭亡吴国(见晋灭吴之战)。战后，杜预还镇襄阳，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仍勤讲军备，严求戍守，屯兵要地，以维护安定局面。

杜预博学多才，曾参与定律令，设考课,改历法,造舟桥，重农耕，兴水利，通河运等，多有建树；且精通典籍，通晓兵法，明于筹略，故朝野誉其为“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杜预酷爱研读《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


鲁褒和《钱神论》：西晋文学家。生卒年不详。字元道。南阳（今属河南省）人。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隐居不仕，人莫知所终。

《晋书·隐逸传》谓:“元康之后,纲纪大坏，(鲁)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今所见《钱神论》、系严可均《全晋文》据《晋书·鲁褒传》、《艺文类聚》、《初学记》合抄而拼成的。此文虽名曰“论”，其实仍然沿袭辞赋问难之体。文中虚拟司空公子与綦毋先生的问答,极论钱之妙用如神,而语带谐谑,揶揄笑骂，恣肆酣畅。文中精彩之处颇多,如司空公子讪笑綦毋先生不知权变一段,其语本出自典籍;以世俗口吻而唐突圣典，实寓讽世之深意。又如“公子拊髀大笑”,论述钱的价值及功用一段,尤为生动辛辣：“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显然都是愤世疾俗之语。据本传称,此文一出,即为当时痛疾时世者所传诵。

陶渊明和《归去来》、《桃花源记》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颜延之《陶征士大讲述诔》）“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希谷冬陈。”（《自祭文》）这是他少年时代生活的真实写照。青年时期，他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但是，他所生活的东晋时代，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门阀制度极其严酷，使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与抱负。



    陶渊明二十九岁明，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作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吏职”便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三十六岁时，作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作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四十一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郡派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诉他“应束带见之”，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他终于同黑暗官场彻底决裂，抛弃功名利禄，归隐田园。



    辞官之后直到逝世，诗人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清苦生活。四十四岁后，家中又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贫苦。“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这些诗句，反映了他物质生活的贫乏。但是，诗人在精神上却恬然自适。因为他永远摆脱了象樊笼一样的腐败庸俗的官场，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田园。退隐之后，他曾躬耕陇亩，和父老乡亲共话桑麻，同农民们保持着融洽亲切的关系。尽管他还和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一反地主阶级轻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偏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的田园诗，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终至炉火纯青。晚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阐明社会理想。他所憧憬的桃花源社会，是没有君主，没有剥削，没有战乱，自食其力的社会。这虽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也反衬了现实社会的黑暗。



    陶渊明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要的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使他早昕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体现，退隐后，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



    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



    田园诗是他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也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创举。著名有田园诗有《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获早稻》、《怀古田舍》等。由于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和谐自然，别开生面，后代的评论家、诗人曾给以很高的称誉。



    陶渊明在田园诗中，还歌咏了劳动生活。这些诗感情朴素而真挚，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如《归园田居》之三中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写出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和安贫苦节的决心。《于西田获早稻》中写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反映了作者对劳动的意义和农民的勤苦艰辛都有了较深的体会。



    陶渊明还创作了不少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这些诗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表现了他对尘俗的厌恶，对腐朽的统治者的蔑视。在一些诗篇中，他还以松菊、孤云自比，表现了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但有些诗篇，也流露出壮志未遂的苦闷无奈和乐天安命的宿命论思想。他还有一些借咏史而咏怀的作品，如《咏荆轲》等，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欧阳修曾度评价他的作品，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陶诗的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他的诗多采用白描手法，稍加点染勾画，便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质朴无华而又诗意盎然。陶诗的平淡自然有其显著的特色，即“凶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以朴素的衣着妆裹着丰美的姿容，貌似枯槁而内在丰腴，这就使他的诗能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所以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这种平淡自然是耐人咀嚼回味的。



    陶诗的诗一显著特色是情、景、理的交融。诗中，往往将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意境。如《饮酒》之五，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通篇没有工巧的词句，而是寓理于情，融情入景，意到笔随，充满了情味、理趣。给读者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满足，而且有思想上是启迪。



    陶诗的语言质朴而简炼，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而是努力寻求精当的语句，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同他的诗歌的题材、风格协调一致。钟嵘《诗品》评价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钟惺的《古诗归》也说：“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都恰当地评价了陶诗的语言特色。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以说，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无不爱到他的艺术熏陶，以至后世的“拟陶”、“和陶”诗不下上千首。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沈德潜《说诗啐语》云：“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 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这说明，陶诗给了后代诗人多么丰富多采的艺术营养，并且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创作黄金时代的到来。



    陶渊明的诗文集，历代刻印过多种，清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今人迩钦立注的《陶渊明集》是较好的注本。

丽道元《水经注》：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北魏郦道元撰。旧传三国时人桑钦著《水经》，郦道元为之作注，名《水经注》。原四十卷，北宋初已亡佚五卷，后人分割三十五卷以足四十卷之数。道元(469?—527)，字善长，范阳涿县(今属河北)人。历仕宣武帝、孝明帝两朝，先后出任冀州刺史于劲镇东将军府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后迁御史中尉。在地方和中央，都以为政严猛著称。雍州刺史萧宝夤图谋叛乱，忌恨道元的朝贵奏请派他为关右大使，进行安抚。萧宝夤害怕道元之来不利于己，在他将要到达长安时派兵围攻，加以杀害。

    道元好学博闻，广览奇书。足迹所至，大至从长城以南，到秦岭、淮河以北。他在书中征引的前代和当时地理著作，即达三百七十余种，包括一些南朝人的著述。自序说“访渎搜渠，缉而缀之”，所以很多材料是实际调查所得。《水经》只记载了水道一百三十七条，而郦注却有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增加八倍多，注文共约三十万宇，也比经文增多二十倍。

    该书以水道为纲，连带叙述流经地区的山陵、湖泊、郡县、城池、关塞、名胜、亭障，以及土壤、植被、气候、水文和社会经济、民俗风习等各方面，还记载了各地有关的历史故事。书中记录作者所见的碑刻，共三百余块，利用它们作为帮助确定水道流经的依据。道元注意到水道源头的伏流，和故河道之下还有相当多的地下水等现象，对于水源的大小、湖泊的盈竭、水色的清浊、泥沙的堆积、洪水的涨落等水文变化，都很重视。他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考察地理现象，对每条水道都追溯到可能追溯的最早时期。还记载了各地水利设施近三十处，称颂了许多伟大工程。对于从书本或实际调查都未能弄清的问题，道元采取谨慎态度，表示“未知所从”、“非所详也”，这样的存疑有七十余处。《水经注》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在中国以至世界地理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历史和历史地理的资料。《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作为文学作品，也得到很高评价。由于郦道元是北朝人，关于南方水系的记录不免简略，时有错误。

    旧本《水经注》经文与注文混淆在一起，字句脱误甚多。清朝学者全祖望(1705－1755)、赵一清(1711一1764)、戴震(1724一1777)分别进行了区分经注的整理校订工作，各自取得良好成绩。后来有人因赵、戴两家整理校订的结果很多相同，因而认为戴震盗窃了赵一清的学术成果，是没有根据的。清末，扬守敬集以往研究之大成，撰《水经注疏》，弟子熊会贞续加补修，极为详尽，是《水经注》研究最为完备之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刊印，极便参览。

曹丕《典论。论文》：曹丕（187-226） 即魏文帝，三国魏王，曹操长子，名丕，字子桓。曹操卒，嗣为魏王，寻篡汉，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国号魏。时蜀与吴亦相继称帝，凡两次伐吴皆无功，性好文学，博闻强识，以著书为务。著有《典论》及诗赋百余篇，在位六年崩，卒谥文。

《典论》是曹丕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已佚，《论文》是其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

一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它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

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

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它对文学的价值的重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儒家古有“三不

朽”之说，其一为“立言”（见《左传》）。但这主要指政治与伦理方面的论著，与文

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其实，文学——特别是偏重

抒情的文学，很难说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但曹丕这样说，就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

典相等的地位，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意义的。

    文中涉及的几个问题，一是对“建安七子”进行评论，指出各人的长处与短处；二

是在论述文学和评论作家时，提出了“文气”的概念，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

体，不可力强而致。”又谓：“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他所说的气，大

体是指作家的气质。作家的气质不同，所以作品的风格有异；三是关于文体的区别：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说诗赋的特点是

“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这几方面的内容，

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

课题。

  
陆机《文赋》：陆机(261～303)，西晋文学家。字士衡。吴郡吴（今江苏省苏州）人。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祖陆逊是东吴丞相，父陆抗是东吴大司马。陆抗去世时,陆机14岁,即与其弟兄分领父兵，为牙门将。20岁时，吴灭，与其弟陆云退居旧里，闭门勤读。太康十年(289),陆机与陆云来到洛阳，拜访太常张华。张华大为爱重，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广为称扬，使陆氏兄弟享誉京师,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之说。当时贾谧当权，开阁延宾，一时文士辐凑其门，其中著名
的有24人，号“二十四友”，陆氏兄弟亦入其列。历任国子祭酒、太子洗马、著作郎等职。永康元年(300),赵王伦专擅朝政，以陆机为相国参军。次年，赵王伦阴谋篡位,以陆机为中书郎。伦败,陆机涉嫌，收付廷尉，赖成都王颖、吴王晏等救理,得减死,徙边，遇赦而止。后入成都王幕，参大将军军事，又表为平原内史。太安二年(303),成都王举兵伐长沙王，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兵败，为怨家所谮，被杀，夷三族。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间最著声誉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就其创作实践而言,他的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钟嵘《诗品》），注重艺术形式技巧，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就其文学理论而言，他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陆机的才能是多方面的。文学创作而外，他在史学、艺术方面也多所建树。在史学上,曾著《晋纪》4卷、《吴书》（未完成）、《洛阳记》1卷等,多已佚。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所写的章草《平复帖》流传至今，是书法中的珍品。另外，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著有画论。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所作诗、赋、文章,共300多篇，今存诗107首,文127篇（包括残篇）。原集久佚。南宋徐民瞻得遗文10卷，与陆云集合刻为《晋二俊文集》,明代陆元大据以翻刻,即今通行之《陆士衡集》。明代人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陆平原集》。

《文赋》西晋文学理论论文。陆机作。陆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并总结前人的经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文学创作构思过程中的想象问题和感兴问题的论述尤为精辟。
陆机是西晋的著名作家，深知创作的甘苦。在序言中，他自称“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他写作《文赋》的目的，就在“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唐代陆柬之书陆机《文赋》
作者认为创作的来源是由于外界事物的激发或受前人作品的启示。即所谓“□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作者强调的是对自然景物的感受和书本知识的影响，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这一缺陷和陆机本人注重辞藻、多拟古之作的创作倾向有关。但他强调外界事物对作家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因素。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认识到创作应该“意”“称物”,“文”“逮意”。所以他对创作的想象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经过这样专心致志的想象和构思,然后能做到“情□□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即内在的朦胧的文情逐渐清晰，外在的鲜明的物象纷至沓来。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必须有深切的感受：“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这样，也才能从“群言”、“六艺”中撷取精英，造意修辞，进行独特的创造。
作者认为经过构思的阶段，便要考虑结构、布局、剪裁、修辞等表现手段。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第一,是“选义按部，考辞就班”。一方面要注意铨衡去留，作到辞意双美；另一方面要“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同时还要防止意兴偏枯,唱而靡应；妍蚩相匹,应而不和；情寡词浮,和而不悲；绝曲高声,悲而不雅；古调质词，雅而不艳等毛病。第二，是正确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者虽强调辞藻，仍认为内容是主要的。他说：“理扶质以立□，文垂条而结繁”，他认为轻视内容而仅追求形式，则成了“徒寻虚而逐微”，结果必然是“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第三，是要在众多的形象中去进行选择和概括；有时要先树要领，有时要后点主题；有时从晦到明，逐步阐述，有时又求易得难，须要层层深入；有时文章枝□虽具而根本未安，有时文章的根本已立而枝节未妥；有时感到招来即得，有时又感到煞费经营。总之，必须“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以期达到“笼天地於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文赋》对创作的“感兴”也就是“灵感”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作者说：“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唯毫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他形容创作灵感的出现与消失均极形象，是他的深切体会。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陆机首先提出的。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则本之陆机。沈约、陆厥、萧子显等人，虽然也有类似言论，却远不如陆机谈得具体。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对这个问题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因而认为它是不可知而且无能为力的。他只能根据实际经验形象地描写了这一现象。
《文赋》中对各种文体及其与风格的关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们由于性情的不同，对文风的好尚也各异,“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这实际上是更明确地发挥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说法。他把文体分成10类：“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种分类比曹丕所分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要细致得多，并且已经奠定了后来《文心雕龙》、《文选》等书关于文体分类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曹丕所分“四科”,并未对文体本身的特点作什么说明,如关于“诗赋”，只说到“欲丽”的要求。陆机则具体地说到了诗的作用在于缘情，而赋则在体物。后来许多人往往以缘情、体物作为诗、赋的一种专称。更重要的是他用缘情、体物二词概括诗和赋的特点，正体现了魏晋人的文学观。在此之前的战国秦汉人大抵赞成诗言志 (《尚书·尧典》)之说,重在表现思想而不是表达感情；两汉论赋，又多强调讽喻之意。陆机的主张却强调了诗要表现作者的感情；而对赋也强调体物图貌等艺术特点。他这种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作品的艺术特点，之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文赋》对声律的探讨也体现了魏晋人的观点。据《颜氏家训·音辞篇》记载，从汉末孙炎创反切以后，“至于魏世，此事大行”。北魏江式《求撰集古今文字表》讲到晋代吕静仿魏李登《声类》，作《韵集》 5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魏书·江式传》）。陆机正式吸取了这些成果，提出了文章的音律问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他在创作中，确实也比较注意音律。他现存的诗作中，有一些已比较接近后来的近体诗。虽然当时尚无四声之说，但从西晋开始，已有宫商之说(张敏《头责子羽文》)。在陆机以后，颜延之、范晔、谢庄等也讲过作诗的宫商问题。这种理论为沈约创造“四声八病”说及律诗的形成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