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钱币：唐代货币以铜钱为主，但钱货（绢帛等）并用，金银同具货币职能。金银多铸成铤状或饼状。
1979年山西平鲁屯军沟出土唐金银铤82件，金饼4件。铤基本为长条形，长8～18.6、宽1.1～5.9、厚0.5～1.1厘米，重65～1091.22克不等。部分有錾刻铭文。一铤铭文作"乾元元年岁僧钱两金贰拾两"。乾元为唐肃宗年号。
1956年陕西西安市东北郊出土4件银铤，刻铭表明系唐天宝年间杨国忠等进奉之物。其中一件刻"宣城郡和市银壹铤伍拾两"，长32、宽7.3、厚1厘米；另一件刻"天宝十载正月□日税山银一铤五十两"，长31、宽7、厚1厘米。1970年河南洛阳出土唐银，有银铤和银饼。银饼形状不规则，径最长处为14厘米。面文阴刻"贰拾叁两"，实测重940克。
《隋书·食货志》："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及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新唐书·食货志》称"隋末行五铢白钱。"因币材配剂铅量增加，钱色发白，故称"白钱"。隋五铢边郭较阔，"五"字交笔直，近穿处有一道竖画。标准隋五铢钱一般径 2.5厘米，重3.4克；小型隋五铢钱径2.3厘米，重2.25克。

[ 辽宋西夏金 ]

榷场：从李继迁开始，西夏和宋不断发生战争。德明继位后，改变策略，与宋和好，要求宋朝承认其在西北诸州的统治权，每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资，取消对其青白盐的禁令，开设互市榷场。宋朝答应了这些要求，当时在陕西保安军（延安境内）设有榷场。西夏以驼、马、牛、羊及土产品，交换宋朝的丝织品以及香药、瓷器、漆器等，贸易十分频繁。
交子、钱引、会子、关子：今天，纸制货币已在世界范围内普遍使用，而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的纸币，是成都交子。
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中国货币的起源，较之文字的起源还更早一些。根据文献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考证，我国货币的起源至少已有4,000年的历史，从原始贝币到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以及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流行的方孔钱，中国货币的发展经历了差不多3,000年。终于，在[北宋]初年，出现了后来纸币的祖型──交子。
宋初，四川地区商业繁荣，商品交易扩大，而该地区流行铁钱。铁钱体重值小，据说买一匹丝织的罗，需铁钱2万，重130斤，商人经商极为不便。于是，蜀中有些商人便制楮（纸）为券，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以代铁钱流通。这种楮券被称为“交子”，其性质与现在的存款凭据相近，既可随时兑现，也可流通于世。而经营这种生产的商人所开的铺子，则称为“交子铺户”。当然，不会是无偿的代管，凡与交子铺户打交道的，需交纳百分之三的保管费用。
交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汉代]武帝时候的白鹿皮币和[唐代]作为异地兑换票券的“飞钱”。但作为正式的流通手段及严格意义上的纸币，还只能从交子算起。
交子最初由商人自己发行，但因有些商人唯利是图，挪用客户铁钱，以至发生纠纷。真宗景德年间（公元1004年～1007年），张商英大展才干，大革弊事，并主持改革币制，益州知府张咏对交子铺户进行了一次整顿，继由16家富商经营。后亦因不能如期兑现，常常引起挤兑矛盾。于是，政府出面干涉，于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将交子收归官办，禁民私造，设置专门机构──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政府采取这种行动，也是因为看到交子比金属货币更便于携带和流通。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宋朝中央政府令诸路（宋代的行省建置为“路”）更用“钱引”（交子的改称），准新样印制，四川则用旧法，钱引遂通行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后因军饷的筹集，超额发行，引起通货膨胀，钱引遂致贬值。但“交子之法，久为民便”，老百姓还是喜欢这种为轻便的纸币。
宋室南渡之后，又有“关子”、“会子”等各种纸币发行。
[宋代]，四川作为独立的货币区，曾广泛使用过私交子和官交子（钱引），但迄今尚未发现实物，传世著名的[北宋]交子（钱引）钞版（日本人收藏）为竖式，高17.1cm，宽9.5cm。分三栏：上为十枚铜钱的图样，中为文字，下为人物及建筑图像。据专家考证，此件可能是[北宋]崇宁、大观年间四川以外各路行使的交子或钱引。而[南宋]的会子、关子则有实物可考：北京图书馆藏有南宋行在（杭州）会子库铜版；又，1984年在安徽省东至县发现了贾似道于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发行的行在金银现钱关子铜版。
交子作为我国乃至全世界发行得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货币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成都作为纸币的发明之乡，也是成都人一件值得引以自豪的事情。
折  ：

[ 元 ]

大钞：
元代海运：朱清，字澄叔，崇明姚沙人；张宣，嘉定人。两人为元代海运的创始人。两人曾结伙为海盗，因此熟悉南北海上航道。至元十九年，朝廷寻求南粮北调的运输路线时，朱清、张宣建议海运，被采纳。两人移居太仓，与上海总管罗壁造平底海船60艘，自刘家港运粮4万石至京师，开创了元代海运。以后，运粮数逐年增加，最高达三百多万石。由于朱清、张宣开发海运，太仓发展成为东南沿海的大港，富庶繁华，港史长达五个世纪。以后，朱清由都漕运万户，累官至河南行省左丞。张宣累官至江西行省参加政事。 朱清、张宣还置办大批海船，与东南亚诸国通商，使太仓成为盛极一时的"六国码头" .

[ 明 ]

鱼鳞图册：鱼鳞图册是明朝土地登记册。洪武年间，经过各州县土地的普遍丈量，以征收税粮一万石的地面为一区，按区编造土地登记清册。清册中详细登记了每块土地的编号、主人的姓名、亩数、四至、以及土质的肥脊。还把每块土地的形状绘制成图，每册前面又有土地的综图，仿佛鱼鳞一般，因此称"鱼鳞图册"。
黄册制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月，明廷为了有效地管理户籍，保证赋役，而由户部执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人口普查和建立“黄册制度”。规定以110户为1里，10户为1甲，岁役“里长”、“甲长”各1人，董1甲1里之事，里编为册，载明各户的姓名、籍贯、丁口、年龄、田宅、业产等，用黄纸做封面，故称为“黄册”，分别由县、府、布政司和户部保存。⑩丁氏借更定版籍之机会，主动登记占籍。《府君仁魔公传》载：“国初更定版籍，患编户多占籍民，官为定格，稍右军盐二籍、欲使民不病于为军，而乐于趋盐。公抵县，自言有三子，愿各占一籍，遂以三子名首实而鼎立受盐。”丁善主动将其三子即长子妈保(字世隆，号毅底，1366?/FONT>1431年)、次子观保(字世罕，号诚斋，1369?/FONT>1436年)、三子福保(字世章，号英杰，1375一1432年)登上盐籍，而使“无盐之产而有盐之征”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自讨苦吃，但丁善之深谋远虑，正如族谱所云：“公之意第急于应令，然亦自知其后必繁衍，果可无累于斯役也。”⑩丁善积极响应政府之令，让三个儿子占盐籍为帖，不仅使丁氏明正言顺地立户入籍于陈埔，并为日后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条鞭法：明朝后期实行的新税法。“鞭”就是“编”，也叫“条编法”。公元1581年，明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征税，叫作“一条鞭法”。这就使赋税制度头绪不繁，征收和交纳的手续大为简便。由于大地主的阻挠反对，实行不久就停止了，但是，用银两收税的办法却保留了下来。
银锭：银锭，人们通常称之为元宝。<br>我国银两的货币功能始于汉代，它的形制与规格，随时代不同而异。隋唐以前称之为“银饼”、“银笏”，主要用于大额支付和储藏手段。宋金时期称为“银锭”，元代称为“元宝”。这时“元宝”一词含有“元朝之宝”的意思，此后元宝成了银锭的通称。明清两代白银作为主要货币流通，铸锭盛行。在流通领域中，它与制钱并行，大宗交易用银，民间日常支付仍用制钱。我们今天所见元宝尤以明清时期居多。<br><br>明代银锭的器形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度较元代的长度已经明显变短，而厚度却增加了。构成束腰的两个弧形变小，同时银锭两端的弧形也逐渐消失，银锭周缘逐渐增高，呈翘起状。特别是两端更为突出，形成一个双翘，并且越来越高，约占银锭总高的二分之一。明代银锭器形的变革，使银锭的造型显得美观大方，给人一种艺术感受，后人往往以明代银锭形状作为中国银锭的代表造型。戏剧、电影里出现的银元宝，虽不切合实际，但都是在明代器形的基础上艺术加工出来的。明代最大的银锭重五百两，一般银锭重五十两。此外还有各种小银锭。大锭上都铸印有铸造地名、重量及工匠姓名等，小锭上有时还铸印有年号。明代的各种大小银锭传世和出土的很多。清代是中国银锭器形种类最繁多的时期。自雍正时起银锭器形一改从前的时代特征，突出为地区特点。几乎各省、各地区都有自己地区的代表器形，种类之多、器形之复杂，难以数计。大体上有元宝形、圆形、长方形、砝码形、腰形、牌坊形等几大类。清代银锭按重量可分为四种：一种是宝银，呈马蹄形，重五十两；第二种是中锭，多为锤形，重约十两，又称小元宝；第三种是小锞或锞子，形为馒头状，重一二两到三五两，也叫小锭；第四种是不足一两的散碎银子，有滴珠、福珠等称谓。五两以下的碎银主要限于市场流通、补零之用。清代的各种大小银锭传世和出土的很多。<br><br>银锭铸成后，由公估局鉴定并用墨笔批明重量和成色。明清银锭的成色一般在95％—98％之间，外表具有银的特殊光泽和温润。因浇铸时范中残留有气体的原因，银锭底部都有不规则的气体空洞，俗称蜂窝。蜂窝的大小、多少、深浅对于银锭的美观和银锭的货币价值没有什么直接影响，但却成为鉴定真伪和成色的重要参考条件。凡蜂窝较深、洞内圆润光亮、神气足、有彩色光泽者，成色必好。如果蜂窝中灰黑一片，银锭则很有可能是低色或为赝品。由于银遇碱容易氧化，所以其表面常有一层黑色或灰白色的氧化银。<br><br>由于银锭集银、自身文物价值于一身，又具有较高的保值功能，所以在收藏过程中其价格陡涨。如今市场上明代一枚五十两银锭价格已达三四万元，连清代最小的银锭亦达百元左右。“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就造成了银锭作假之风，且这种风潮愈演愈烈。其实，早在民国初年就已出现大量伪造明清银锭的现象，那时伪造的方式主要是减低银的成色和重量，而现在的造假已不择手段。现今所见明清银锭的造假主要是在质地上，有五种方法：一是用铅锡，其表面呈青黑色，完全没有银应该有的光泽；二是浇铸时将铜块凝固在银锭内部，外表鎏银，特点是体大而轻；三是浇铸时将铁块馅在银锭中心，外表鎏银，特点是声音发闷；四是灌铅法，从真银锭底部挖一个小洞，取出银后灌入铅，再封焊洞口，这种作假方法特点是洞口留有封焊痕迹；五是把现在的白银溶化浇铸成银锭形状，这种方法铸造出的银锭虽然质地为银，但其包浆、蜂窝、铸文款识都没有当时的风韵。<br><br>谈到明清银锭的鉴赏和收藏，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就是官铸和私铸银锭的区分。官铸银锭大多铸有银作局名，私铸银锭一般铸有私人银钱号等等。二者虽然质地、用途相同，但由于铸造和发行机构不同，今天的价格相差甚远，官铸银锭往往是私铸银锭的几倍，甚至十几倍。
制钱：  制钱是明代对通宝钱的一种新称谓，指本朝的官炉铸币，以区别于流通中的历代旧钱。洪武间所出制钱，除了以铜为材、圆形方孔、有统一镌文这些基本要素外，铸钱则例还对铸造上的技术规范、用铜料比重、乃至铸匠每日工作量定额都有详尽规定，如“当十钱一千个，铸钱连火耗用生铜六十六斤六两五钱”，“每铜一斤外增火耗一两，铸小钱一百六十九文”，“铸匠每名一日铸当十钱一百二十六个”等等，依次类推。由此可见，在朱元璋那里铸钱是一件大事，而制钱也不能简单地看作一种国朝钱，说到底，它是专制皇权的象征。正因为这样，制钱这一称谓才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亡，一直沿用到清代和民国初年。

[ 清 ]

旗地：
民田典卖：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民田的典当和买卖。土地典当，即典入者取得土地使用权和收租权，出典者若干年后可以原价收回。这类典当类似活卖。土地买卖称绝卖，即买者取得土地所有权。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很早，到清代法定取消封建宗法束缚，为土地自由典卖创造了条件。

有清一代，地主官绅依势兼并土地的现象减少，地权转移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故土地典当现象有所发展。据顺治至嘉庆朝刑部档案中所辑录的七百五十三件土地典卖案件中，典当事件一百八十二件，占全部典卖案件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在通常情况下，出典者主要是占地较少的自耕农，土地是他们赖以从事生产劳动和生存的条件。他们因经济困难出典土地后，都希望以后有机会回赎。和绝卖相比，典当的地价要低得多，一般出典农民，仍将土地租回耕种，而向典当地主交租。对典当地主来说，是以低价典地而获致高额地租，故典当具有某种高利贷性质。

伴随农业生产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买卖现象日趋频繁。清代前期，山东、福建、广东等地土地屡易其主；江苏南部的土地十年之间往往被转卖数次。其他各省州县，地权转移过程也比过去加快。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买卖中渗透着严重的宗法血缘关系，即所谓“亲邻优先购买权”。这种产生于“同族不绝产”的宗法习俗的买卖关系，常常使土地出卖者虽称绝卖，但购买者不能一次取得完全所有权，从而对土地自由买卖形成严重障碍。如康熙年间，山东济宁的一些宗族之中，为了压低地价，有想买者“故称不要”，或抑勒“不照时值”，影响了土地的正常交易。

此外，当时在买卖上地时，又普遍沿用“回赎”、“加找”等旧习俗，即绝卖土地的原主保留回赎权，卖主如无力回赎，可不断向买主“加找”地价，使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迟迟不能实现。

针对上述现象，康熙二十二年(1683)，两江总督于成龙首先发布了“禁房田找价檄”。康熙后期，湖广总督喻成尤规定：土地买卖“三年不加找，五年不回赎”。雍正三年(1725)，河南巡抚田文镜规定同族间若有干涉土地买卖者按律治罪；同年，云南巡抚杨名时奏请禁止土地买卖告找回赎。雍正八年，清廷正式下令，若有仍主张同族优先、百计压价以及在土地买卖时加找回赎者，皆从重治罪。此后，地权转移逐渐摆脱封建宗法的束缚而取得比较自由的形态。


摊丁入地（亩）：清丰始行“摊丁入地”赋税制——丁银并入田赋，地丁合一，按田亩征 收。丁银为田赋的一项附加银。雍正四年(1726年) 寿张县行“摊丁入地”税制。雍正七年 (1729年) 开州实行“摊丁入地”赋税制。

典章制度

郡县制：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它形成于战国时期。
 春秋初期，秦、晋、楚等国往往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县与卿大夫的封邑不同，是直接隶属于国君的地方行政区域，有利于国君对边远地区的统治。春秋中期以后，设县的国家增多，有的在内地也设置了县，县开始成为地方行政组织。春秋末期，有的国家又在新得到的边远地区设置了郡。这时的郡，虽然面积比县大，但是由于偏僻荒凉，地广人稀，地位却比县低。进入战国后，郡所辖的地区逐渐繁荣，人口增多，于是在郡的下面分设了县。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在边地和内地设置了郡县，产生了郡统辖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组织。至此，郡县制开始形成。
郡的长官称“守”，县的长官称“令”，均由国君任免。郡县制使各诸侯国形成了中央、郡、乡一套比较系统的行政机构，对地主阶级实行集权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战国时期，郡县制虽然形成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各国分立，执行情况不尽相同。直到秦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才健全了郡县制，进而在全国推广。
分封制：为了巩固奴隶主政权，西周实行分封制（目的）。周天子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亲属、 功臣等，封他们为诸侯，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天子纳贡，带兵随从天子作战，定期朝见天子（内容）。西周通过分封诸侯，加强了统治，成为一个疆域广大的奴隶制国家（作用）。
爵制：这种制度产生于战国时朝。如，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中规定：按军功的大小授爵和赐给田宅。可见，军功的大小是用人的标准，军功大的授给的爵位就高。奴隶主贵族没有军功就没有爵位。因此这种制度摧毁了奴隶制的上层建筑，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但豪强地主由此产生，经西汉的恢复，到东汉发展到高峰，成为东汉的显著政治特点。豪强地主势力的恶性发展导致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和士族制度的形成，使封建政治更加腐败、黑暗。
六部：隋唐时期的官制。三省指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掌管行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和门下省掌管国家政令的草拟和审批。三省六部制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御史台：官署名。西汉时称御史府，又称御史大夫寺，其长官为御史大夫。东汉改称御史台，又名兰台寺。以御史中丞为事实上的台长，成为封建国家的监察机关。武则天时，一度改称肃政台，旋复旧称。历代多相沿不改。明初曾设置，后改为都察院，清因之。御史台之名遂废。《宋史.职官志四》：“御史台，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办，小事则奏弹。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

翰林院：官署名。唐玄宗开元初始置，本为各种文学技艺供奉内廷之所。至宋代，以翰林院勾当官总领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属内侍省，以至御厨茶酒亦有翰林之称。至于翰林学士供职之所，在唐为学士院，至宋始称翰林学士院。所设翰林学士等职，专掌声制诰诏令撰述等事。辽于南面官中置翰林院。元代称翰林兼国史院。明代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归并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院长官为学士，其下设有侍读学士、侍进学士、侍读、侍讲、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孔目；史官有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清沿明制，掌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的起居注，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其长官为掌院学士，以大臣充任，所属职官略同于明代，统称翰林。其在南书房行走者，一般皆为翰林出身，官衔称南书房翰林。宋沈括《梦溪笔谈.故事一》：“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宋史.职官志六》：“翰林院勾当官一员，以内侍押班、都知充，总天文、书图画、医官四局。”又“翰林学士院......掌制、诏、令撰述之事。”参阅《明史.职官志二》、《清史稿职官志二》。参见“学士院”。


太学：   我国古代所称“国学”，乃指“太学”，即国立学校，与近代概念绝然不同。秦汉以前，学术以“教”或“家”分类，而不称“学”。西汉末年，刘歆作《七略》，始称文学训诂研究为“小学”，于是有“学”之名，此后有了经学、玄学、理学，等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源自日本。19世纪末，在西学和“欧化主义”刺激下，日本思想从世界文化格局中重识本国文化，出现了提倡“国粹”、“国学”的言论。对于中国文化，日本学术界也有不无贬义的“支那学”。这自然感染了处境相似的中国学人。1902年秋，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与黄遵宪等人商议，在日本创办《国学报》。黄氏主张先作“国学史”。由于黄的意见，梁启超放弃了创办《国学报》的设想。


国子监：隋文帝建立隋朝之后，在中央建立有国子寺，仍隶属于太常。国子寺设祭酒1人，属官有主簿、录事各1人。祭酒负责管理下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五个学校的教育事务。其中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各设博士5人、助教5人；数、算学各设博士2人、助教2人。学生则国子学140人，太学、四门学各360人，书学40人，算学80人。开皇十三年（593年），改国子寺为国子学，不再隶属太常。这一做法，为学校教育最终成为国家政治部署的一个独立成分，进行了初步的实践。

仁寿元年（601年）六月，隋文帝鉴于当时学校徒有虚名，命令停办太学、四门学，将国子学的学生减为70人。同年七月，又改国子学为太学，不再设国子祭酒，只设博士5人，学生72人。因此，在隋文帝时，较为独立的中央官学管理机构并未存在很长时间。

隋炀帝即位以后，于大业元年（605年）重申学校教育之法，并订立教学和考试制度。大业三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国子监依旧设祭酒1人，另增设司业1人、丞3人，掌管国子学和太学的管理任务。国子学设博士、助教各1人，学生没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太学设博士、助教各2人，学生500人。

国子监作为一种专门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对后代中央官学的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在隋代，国子监所发挥的管理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它的管理范围，实际只限于下设的几种学校（隋代国子监实际只管理着国子学和太学），而不涉及其他－－诸如中央其他部门（秘书省、大理寺等等）中的教育设施和地方学校的教育。当然，在不同的朝代，国子监下设学校的类型和数量也不完全一样，其管理范围自会有所不同。

入唐以后，唐高祖于开国之初即建立了国子寺，设祭酒，未设司业。国子寺下设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仍旧隶属于太常寺管理。唐太宗贞观（627～649 年）初年，改国子寺为国子监[1]。贞观六年（632年），重设司业1人。从这时起，真正的、比较稳固的中央官学管理机构国子监，才确立了它在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地位。

唐代的国子监设有祭酒1人、司业2人，掌管国子监的教育行政事务；丞1人，掌管国子监学生考试的具体实施；主簿1人，掌管国子监的印鉴，并检查学生是否遵守纪律；录事1人，掌管国子监的文书布告。在唐代，国子监及其所设官的名称还有一些反复，略如下表： 

年代
   

朝代
   

监名
   

祭酒名
   

司业名
   

博士名

661年
   

高宗
   

司成馆
   

大司成
   

少司成
   

司成宣业

670年
   

高宗
   

国子监
   

祭酒
   

司业
   

博士

684年
   

武则天
   

成均监
   

成均祭酒
   

 
   

 

705年
   

中宗
   

国子监
   

祭酒
   

 
   

 


书院：中国封建社会出现过的学校教育的类型
察举、征辟：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吏的制度。所谓察举，是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上去，经过考核，任以官职。所谓征辟，是由朝廷、官府直接征召某人当官。

在名义上，被察举和征辟的人，必须有“高才重名”，为乡党舆论所推崇。因之，为了争取被察举和征辟，当时的士大夫颇注意修饰自己的品行，以激扬声名，抬高身价。有的人更是矫情造作，沽名钓誉，以便博取高官厚禄。在察举和征辟时，贿赂请托，特权横行，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选举乖实”的状况，甚至连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汉明帝刚即位就说：“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后汉书·明帝纪》）就是在这种腐朽的选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权部门，封建的等级关系日益凝固化，一批“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儒学世家”开始形成。如邓禹一家，凡公者2人，侯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石14人，州郡长官48人，其余官职不可胜数。弘农杨氏四世为三公，汝南袁氏则四世五公。这些世家大族，以后就发展成为门阀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