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女性主义的挑战;
女性主义社会学指责所谓的社会学只不过是男人的社会学（或者男流社会学），女性长期被忽视。“女性主义对男流社会学的挑战在于，社会学必须彻底反省整个学科的内容和方法论，社会学必须要认知，除了男人的观点之外，也必须从女人的观点去看社会。”
于是在女性主义的视野里，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习以为常的结构都成为问题，主流社会学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具有争议性。女性主义希望寻求另一种“立场”的社会学，打破女性的沉默，尽管这个过程是相当艰难的。女性主义对正统的社会学或者所谓的“男流”社会学提出一系列的质疑：社会学一向以研究男人为重，并隐含了男性话语霸权；社会学经常漠视女人切身的领域与议题；社会学家将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推及总体。性别视角可以摒弃空洞的词汇，重新认识、甚至进一步解构父权意识、以男权为主导的知识体系，以及由阶级、性别等差异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并检视、反思自己的立场。一个男性社会学者这样表达了自己对女性主义的偏好：“直到遇上女性主义，我才找到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阅读这个世界，我重新整理、观照成长的经历，看到大男人主义是如何根深蒂固地渗透到生活的每个环节，让我明白原来自己一直不了解女性的感受与感情需要，也让我体察到自幼习成的是深入骨髓的男性‘沙文’思维……直观告诉我：女性主义很可能是自己余生的信念与坚持。”可以预见，女性主义将会进一步影响社会学的观察方式、思考方式以及问题意识。
九、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厄里(John Urry)宣称：“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且空间的缺席尤盛。确实，很长时间以来，社会学对空间的认识乏善可陈，地理学的想象力似乎在社会理论中蒸发。传统的社会学理论仅仅视空间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其间的处所，或如同福柯所言，空间长期以来被看成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法的和静止的。社会理论对空间的忽视使得社会学从根本意义缺乏对个人行为、社会关系与社会空间的互动的深入把握。尽管涂尔干、马克思和齐美尔都涉及空间这一要素，但对空间的较为详细的讨论则要到1970年代以后，社会学理论的演进呈现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地理学转向或曰空间转向。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学家在现代性架构下认识到空间与社会的互动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
布迪厄对空间的论述围绕“社会空间”这一概念并且将其与支撑其理论体系的三个核心概念资本、场域和惯习紧密结合在一起。
吉登斯则将权力的运作镶嵌于社会的空间设置，并且将空间性的构成与历史性的构成紧密结合起来。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空间的关注沿着两个路径展开：一方面，后现代时期的到来导致空间的扩张、分裂与变动，尤其是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亦缩小了人际如哈维的时空压缩概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思潮的交织让人们意识到空间不是一个静止的地理学纬度，而是一个资本、阶级、权力、意识形态充斥其间的处所，如福柯就宜称空间是权力的容器。由此，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试图在社会理论中引入地理学的想象力从理论层面或实证层面丰富对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理解。由此，空间概念的提出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的观察视角、拓展了社会学的理论解释能力。
十、将身体带入社会学理论。
如同空间这一议题一样，身体这一重要的纬度也是一直被严重地忽视，因此传统上身体是一个既定的生物存在，无需社会学家去进行深究。即便有学者对身体的文化表现或者疾病进行了描述，但他们没有注意到身体亦是社会的，或者说存在所谓的“身体的政治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身体才开始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被成为社会理论的“躯体转向”。
在一系列的身体著述之中，福柯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他的研究范围包括空间与身体、欲望与性、医学与身体、纪律与身体，并提出生物权力这一重要概念。福柯的核心主题是：“身体的即政治的、社会的”。由此，身体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隐喻具有的符号意涵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与此同时，身体与性别研究也炙手可热，瘦身、化妆、美容、整容以及性的商品化成为女性主义者与非女性主义者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实际上，身体社会学已经对整个笛卡尔所确立的身心二元论提出了批判，有学者甚至认为“身体倾向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感的核心”。由此，身体成为我们考察当今社会无法绕开的一个关键纬度，这一主题的导入可能也意味着我们过去对自己、他人以及社会关系的认识需要重新修正。
总结与启示：
对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意义，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并可能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西方社会学理论一直没有全然背弃其理论传统与思想渊源，总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扬弃。
第二，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突破性进展是在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完成的：以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为核心的经典社会学理论是兴起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社会秩序的改变，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论架构进行解释。以多元化发展、理论趋于整合为特点的当代西方社会学发展的土壤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对现代性的反思、社会的多元化与复杂化推动了社会学的理论创新。
第三，社会学理论的切入点不断扩展，身体、时间与空间等以前没有被关注的纬度都逐步进入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从而增加社会学视角的立体感。
实际上，中国的社会学家亦正在见证中国社会变迁最为急剧的一个时期，这一宏观背景为建立基于中国社会的社会学理论框架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社会学重建的二十多年来，社会学是迫不及待地试图通过强烈的现实介入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于是以决策、咨询为目标的、问题取向的研究成为潮流，但是现实的变动性使得研究者不得不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从一个热点问题跨到另一个热点问题。这种强烈的实用性格，一方面确实提升了社会学在思想市场、学术市场乃至人才市场的竞争能力，但另一方面却限制了中国社会学界对于理论贡献的追求，社会学的研究失去了其应有的理论魅力和思想深度。因此，我们遗憾地看到在如此强烈的社会变动时期没有产生，《社会分工论》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样具有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著作来洞察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转型。
在如此重要的历史时期未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架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我们缺乏对中西社会理论的融会贯通。一方面，社会学界在缺乏足够反思意识以及没有充分理解社会脉络的基础上热捧西方社会理论，这导致我们难以真正理解其理论关怀，实际上，对隐藏其后的脉络与情境的洞识有利于我们在反思与批判基础之上的借鉴。另一方面，我们对本土的传统社会理论（或思想）欠缺深入认识，未能很好地从“本土资源”中汲取理论智慧。以上两点成为中国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重要障碍。尽管如此，但我们依然期望中国的社会学者立足于大量本土经验研究并建设性地融合中西社会理论传统建构全新的可以阐释当代中国社会的理论架构，为世界社会学思想宝库贡献中国人的理论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