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狭隘的地域文化观最终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有人认为：“地域文化总是方言无法背离的文化纽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媒体的方言传播现象执行的是对所在地区的载域文化的一种认同，体现的是方言的整合力。地方文化的多样性，通过媒体的传播得到了确认。”[10] 的确，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保护方言，同时也就保护了个体文化和村落文化，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是，如果在广播电视新闻播报中用本地话去排拒普通话，用地域文化去拒绝中国文化，搞所谓的惟我独大，惟我独尊，自我膨胀，自我欣赏，这可能就不是用分众化和本土化的说辞就可以应付过去的了。
事实上，地域文化、方言文化并不能提升到中华民族文化一样的高度上来。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民族共同语，说普通话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共同语的使用水平，是与社会的开放程度相一致的，它标志着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假借保护地域文化之名，在广播电视新闻播报中直接使用方言，最终将搞乱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的版图不再完整，并趋于破碎。许嘉璐认为：“现代化需要规范的语言文字生活和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文化，因而广播电视的语言应该规范而多样，高雅而活泼。”[11] 规范的广播电视新闻语言最能体现中华民族健康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宽广博大的气度风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推动着人们冲破地域界限，让不同的地域文化在开放的环境下自由的交流、交融。每一种地区文化都有可能存在着自身的优势和局限，通过文化间自由的撞击，会产生一种优势互补的效应，形成更有生命力的地区文化。以语言的障碍人为的设置起一道文化交流的屏障，它的实质决不是在保护和发展地方文化，而恰恰是对地方文化活力的扼杀。因此,杭州籍学者周思源针对一些人提出要保护杭州方言的说辞理直气壮地说：“保护语言决不等于保护方言，汉语要保护，但是方言不必保护。” [12]
要建一座文化大厦是很难的，但要破坏它却轻而易举。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议论，日常交流中说本地话还比较能接受，但在新闻节目里看到一些市民接受采访时讲本地话就觉得很不雅。可如今在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倡导和引领下，电子媒体中的语言世界似乎在一夜之间退回到了中世纪，说不定文字世界在那一天也会退回到秦朝之前。我国推广普通话的政策一再表明，推广普通话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更不是要消灭地方文化，保护方言和地方文化也有很多方式方法。但是，广播电视作为一种大众性的文化载体和社会公器，是传播文明、传播民族先进文化的窗口，理应自觉地主动地为这座文化大厦添砖加瓦，而不应抱持狭隘的地域文化观，公然挖中华文化大厦的墙角。
五、做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人
新闻传播者不仅要对新闻媒体的崇高威望和自己的崇高称号负责，而且要对信息公开传播后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后果负责。新闻传播媒体是“社会公器”，不是由个人随意弹奏的“乐器”，不容许对公众和社会产生危害。广播电视新闻机构应该是维护和平和促进人民友好相处的舞台，而不应成为挑起民族冲突和族群纠纷的根源。
语言是桥，也是墙。在媒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定位固然可以“分众化”和“本土化”，但切不可将“分众化”变成“屏蔽化”，将“本土化”等同“本地话”。因为分众化、本土化的根本目的，不是追求更狭窄的受众范围，而恰恰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现更有效的传播。因此，在内容上挖掘本地新闻的深度和地区文化的精髓，在非本地信息中寻求本地化的读解，从方言及地方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以增强表现力，在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新闻语言的创新，在规范的前提下追求活泼生动的节目形式和亲切自然的主持风格，这才是广播电视新闻本土化的应有之意。新闻实践证明，用普通话播出的广播电视新闻也完全可以是分众化和本土化的、受欢迎的新闻节目。
总之，广播电视新闻播报用语一定要使用标准语言，对普通话的推广起到示范作用。在广播电视新闻报道中大量使用方言，不仅不符合国家的语言文字使用方面政策法规的要求，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和社会文明进步，也是对非方言族群的歧视和不尊重，对国家和民族认同的淡漠和疏离，更是对新闻传播原则的无知和背离。凡是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媒体人，对此必须作出正确地判断和抉择。
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的社会成本分析
 [摘要]在媒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方言言说”成为当下相当一部分新闻媒体的表达方式，然而作为社会公器，媒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却背离了其应负的社会责任。本文引入经济学“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概念，从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维角度解读“方言言说”这一现象，区分 “公利”与“私利”，对“方言言说”泛滥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作了深入阐析。
[关键词]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社会成本；分析
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新闻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为了提高收视（收听）率，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从“小众化”到“本土化”，从内容到形式，积极寻求自救与营利之道，探寻做大做强的“传播策略”。“方言言说”（Dialect discourse）就是这种背景下祭出的一大法宝。2004年年初，方言版《猫和老鼠》风行于市，四川话、陕西话、东北话、上海话……各种版本大行其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真猫。”只要有收视率，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湖南经济电视台的《越策（长沙话：调侃）越开心》，上海电台的《谈天说地阿富根》等方言节目相继亮相，节节攀升的收视率又使得全国其他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一夜之间，各地的电台，电视台都在大搞“方言工程”，据统计，成都用方言播出的节目就有六七十个，占总节目量的四十分之一。[1] 低投入，高产出。“方言”这一表达方式似乎成了占领本土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的绝佳武器。
尽管有不少声音为媒体这一另辟蹊径的“创新”举措叫好，更有论者把这一现象解读为媒体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探索新闻本土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有益探索”[2] ，然而蜕去“多元化”、“本土化”、“平民化”、“原生态”的虚美外衣，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追求经济利益，舍弃社会责任的“良苦用心”。
运用经济学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及“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看得更清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学者R.H.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3] “边际成本”则指产量增加一单位，所引起的成本变动量。如增加一吨货物的成本是10元，而由此增加的运输成本100元就是边际成本。可见，不考虑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去分析一个“赢利模式”是不全面的。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的一部分可以用货币来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到心理的感受或无形的损失，如“负担”、“辛苦”等则无法用货币来度量。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媒体通过“方言包装”这一“绝佳创意”赢得了市场与利润，自身付出的是很低的成本，可谓赢利，然而其付出的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却很高。
“方言言说”挑战普通话的权威地位，置全局于不顾，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资源的配置，增加了社会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文化成本及教育成本等等。 “卓越的决策者，在传播谋略的运筹和决断中考虑有用原则时总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而狭隘的或自私的决策者则不是只顾本部门就是只顾他自己。”[4] 可见“方言言说”的本质即是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却背离了应负的社会责任，转嫁了社会成本。自家得利，社会买单。
一、“方言言说”缺乏法律授权，增加了社会的行政成本
“推普”是国家的法定方针。从法律层面来看，各类媒体用“方言”（这里仅指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变体而非社会变体）符号作为新闻叙述语言于法无据。普通话的法定地位是《宪法》赋予的，《教育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都有明确规定。五十多年来，国家在“推普工作”上不遗余力，出台了数量可观的法律、政策、条例，也一再要求新闻媒体率先垂范，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下的各类“方言言说”节目形态置法律政策于不顾，公然抵触国家的相关法令，其结果是抵消了国家的推普努力，延缓了推普进程，也削弱了法律法规的刚性力量，极大地增加国家的法律成本和行政成本。在继一系列的文件下发后，2004年10月18日，国家广电总局再一次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一律不得播出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即可视为这种“有令不行”现状的绝好注脚。
那么，“推普”工作的必要性是否值得怀疑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境内语言有七八十种之多，“按照国内语言界的传统看法，这七八十种语言分属五大语系”[5] ，而作为汉藏语系的汉语内部，亦存在不同的方言，目前一般认为有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可谓“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方言林立的现状给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交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语文生活也与中国的国家形象极不相称。因此需要通过官方的力量进行语言规划，推广民族共同语。从古代的“雅言”、“通语”、“天下通语”、“官话”、到近代的“国语”，都曾被用作民族共同语。解放后，国家开始运用行政力量进行的语言规划，首先确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正如伦敦方言成为英吉利共同语的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多斯岗方言成为意大利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是由于文化的原因一样，北方方言成为中国民族共同语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辽、宋、元、明、清的都城，近千年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种中心地位使北京话理所当然成为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写进了宪法。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本法第十二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用语。”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情形，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一）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一个国家的法定语言或官方语言就像这个国家的国旗和国徽一样，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也是国家身份和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6]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推普工作不尽人意，还待加强，而作为推普阵地的媒体却热衷于“方言言说”，可见其已经背离了国家的语言政策的底线，以“本土化”之名游走在政治、法律、政策的边缘，在给自身带来利润的同时却增加了国家的相关行政成本。“尽管多年来国家和地方制定了许多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对社会语言文字混乱现象起到积极的遏制作用，但在建立完整的、系统的、适合今天语文生活发展的法规建设方面仍显得滞后。”[7] 应该说，在这方面，媒体要作的建设性的努力还有很多。
二、“方言言说”减弱了媒体传播功能，增加了社会的整合成本
媒体的传播功能包括“文化传播功能（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使社会成员享有同一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监视环境、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功能，又在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8] 这是对媒体传播功能比较详尽地概括。实际上，早在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的先驱罗德•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归纳了传播的三种主要社会功能：（1）监视环境功能；（2）协调社会关系功能；（3）传衍社会经验。可见媒体除了传递信息之外，也承担着社会整合功能。作为整合社会的重要工具，媒介通过其“议程设置”的“软性权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塑造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媒休对社会的整合过程是极其复杂的。“从宏观角度看，涉及到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和整个社会结构；从中观角度看，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从微观看，涉及到社会心理平稳和个人的社会行为。”[9] 媒体的社会责任之大可见一斑。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传播者通过大众传播向受众传递信息或意见，首先必须选择受众能理解的传播符号。语言作为最常使用的传播符号，不但具有符号意义，往往还具有文化意义。选择哪种语言作为传播代码，往往折射出传播者的主观意图。新闻传媒的“方言言说”舍弃人所共知的普通话的编码方式，采用“方言编码”，制造出所谓的“方言文本”以适应地域文化、地域人群的需要，彰显出强烈的地域色彩，“私家色彩”，从媒介的公共功能而言，这违背了其“社会公器”的性质，消解了主流文化，客观上容易造成“一方独大”“唯我独尊”的社会心理，不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交流与整合。许嘉璐先生就说过，如果通用语不通行，“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全民族之间感情的融洽”，并指出近年来广东一些人的“粤语优越感”，“其实也是民族感情的离心感。” [10]
应该承认，语言是有暗示作用的。语言的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语言社会功能来看，它是维系心理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重要力量。“作为语言再现事实的有机整体，新闻文本的意志和社会意义具有不同的效果。文本可以超出报道者的语境所有的种种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限定，表现出更广泛、更重要、更奇特的意义。”[11] 媒体的“方言言说”立足于狭窄的本土，“接近一部分受众而排斥甚至完全屏蔽另一部分受众”[12] ，其负面的传播效果显而易见的。“方言言说”所彰显的强烈的地域色彩也使某些低俗的、顽固的、保守的元素披上了文化的华美外衣，得到了某种强化。地域文化当然有它的价值与地位，却并不一定要通过方言这种形式来加以表达与强化。在“方言语境”所形成的语义场中，糟粕也很容易曲解为精华。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言语境下形成的“狭隘的地域文化观最终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13] 。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整合的。陈水扁为了搞台独，大行“去中国化”政策，妄图通过改变“国语”的法定地位来分裂中国，即是通过语言进而从文化上分裂族群的典型做法；而与此相反，香港凤凰卫视倡导“全球化视野、大中华概念”，为了扩大其在华人圈中的影响，整合华人社区，毅然采用普通话作节目，为传承中国文化，团结全球华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事实证明，新闻媒体用民族共同语编排节目（栏目），不但不会削弱其影响力，还可以扩大其传播范围、有效地实现其传播功能，切实承担起传递信息、引导舆论、传承文化的重任。舍内容而求形式的“创新”，局限于方言形态的“小众传播”，无法承担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只能导致媒介传播功能的减弱与缺位，这种做法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民族凝聚力的塑造，必然增加社会的教育成本、文化整合成本。
三、“方言言说”形成了新的“话语霸权”，增加了社会的交际成本
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存在的。和文学一样，新闻是也是语言的艺术。借助对语言符号的编码（encode）和解码(decode)完成信息的传递过程。从新闻作品的语言类别来看，新闻语言应该包括新闻人物的语言和叙述人的语言，但如果新闻当事人（采访对象）用的是普通话，而叙述人用的反而是方言，那只能说这种人为制造的“方言文本”实属“硬作”，而现实中很多方言节目正是如此，给人以不伦不类之感。实际上，新闻媒介采用何种符号来传递信息除了要根据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外，还要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和理解原则。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不经济，不容易理解，那么这种语言所要付出的交际成本就大。一广西籍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听到的却是“该死”；上政治经济课，广东籍教师却反复讲“西游记”，同学们半天才知这一课说的是“私有制”。可见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相比之于普通话，“方言言说”的交际成本要大得多。以某媒体的一篇方言报道《路见不平一声吼》为例：“……昨天中午2点多，我从凤起路、中河路骑车过来，快要到体育场路口时，只见毛十个一群的男伢儿在路旁边逛。格辰光，只看到其中一个最小的大眼睛、卷头发伢儿朝一个遇着红灯慢骑的女子跑过去，手脚轻快地拉开女子挂落后腰间的小皮包拉链。我在后面看得煞煞清爽，大吼一声“喂”，小偷儿连忙缩手，格女子也回过头来晓得发生了啥个事体，连忙道谢……”、“格辰光”、“煞煞清爽”，令人费解。[14] 作为大众媒体，不知那些不懂当地土话的读者要多花费多少脑力才能扫除“传通障碍”，完全理解其中的含义，而用普通话词汇“这时”，“清清楚楚”来指代，不是更符合语言的经济原则吗？
所以，新闻媒体运用这种“方言言说”，哪怕主观上是为了照顾当地人的“方言情结”或者满足非当地人的“好奇心理”，但客观上却人为地设置了语言障碍，抬高了语言交际和信息传播的成本，也形成了方言形态的话语霸权。也许有人会说，我的节目本来就是只给方言区的人看的，受众定位就在本地市场，不存在增加交际成本和话语霸权的问题。且不说这种只看市场的作法对不对，从语言的角度分析，汉语的方言千差万别，即使同一方言区，也不易沟通。如闽方言区可以分为闽北、闽南、闽东三个次方言，闽南方言又可以分为“闽南”、“潮汕”、“海南”等土语群，即使是同一种土语，也有老派方言和新派方言的差别，相互之间也是存在交流障碍的。如上海话，老年人对“烟”和“衣”，“简”和“既”分得很清楚，而年轻人却不分了。究竟哪一种才是正宗的方言呢？云南方言配音的电视喜剧片《春光灿烂猪八戒》在YNTV－6正式开播之际也遇到了难题：“由于是用方言配音，所以制作难度较大，特别是在选用哪种方言，才能体现剧中人物个性方面，煞是让导演伤透了脑筋。”[15] 可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故“方言言说” 想要沟通便利却无法便利沟通，想要追求平等实际上又造成了新的不平等。
“理论上语言是一律平等的，现实中语言是有强有弱的。”[16] 从语言学的角度说，新闻媒体通过“方言言说”来“保方抗普”、彰显独立身份毫无必要，尽管方言作为语言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汉语史、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也仅仅只能存在于研究层面。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不论语言地位还是交际价值，方言都是无法和普通话相提并论。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作为民族共同语既是行政力量推行的结果，更是语言自身发展的结果，“在七大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渐形成的”。[17] 可见汉语的各大方言本来就是同源的，不同只在于进化的历史不一，而北方方言的进化程度高（如北京语音没有入声，只有阴、阳、上、去四个调类等），影响力大，逐渐取得共同语的地位。再者，普通话也是各大方言的“公分母”，她与方言从来就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如普通话的词汇从吴方言中吸收了“尴尬、垃圾、懊恼、货色、龌龌”；从粤方言中吸收了“酒楼、买单、打工、炒鱿鱼”等，所以推普并非要消灭方言，而只是为了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整合社会文化资源，消除语言隔阂，减少交际成本。而媒体无处不在的“方言言说”倒是造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的势不两立的表象，似乎两者既不同源，也不同道。要知道，国家的推普目标在于“普及共同语”，尤其是在“政府机关”、“学校教育”以及“公共场所”普及共同语，是要“消除方言隔阂”而并不是要“消灭方言”。故媒体打着“越是地方的，越是全国的”、“抗拒普通话话语霸权”等等的旗号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有意义的话，那也只是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制造了新的话语霸权罢了。
信息传播与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发生的。“言语交际行为一旦发生，语言环境便会同时发生，并对言语交际进行干预和制约。可以说，言语交际的过程也是语言环境构建的过程。”[18]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本着自律精神，遵纪守法，站在全局的高度致力于良好的语言环境的创设，为净化当前混乱的语言环境，改善和提高群众语文生活的质量尽一已之力，因为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是交流顺利畅通、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方言播报，还能走多远？-方言新闻节目的现实基础与发展空间
[摘要]本文对目前个电视台用方言播报新闻的节目形式进行了分析，认为方言节目作为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有其取得成功的现实基础：首先，方言新闻节目有其市场的依据；其次，方言新闻节目有其存在的现实土壤；第三，方言新闻节目有文化上的价值；最后，方言新闻节目在它的播报内容上也有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地方。但要想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继续发展壮大，方言类的新闻节目必须突破制约自己发展的几个瓶颈：第一，方言新闻节目不能得到大范围的推广；第二，方言新闻节目容易流入小气和俗气；第三，方言新闻节目会导致外来人口对该城市的排斥，割裂不同族群间的认同；第四，方言新闻节目在其内容上也存在很大的不足；第五，方言新闻节目的受众群体不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因而，方言类新闻节目必须克服制约自己发展的缺陷，真正做到成功。
[关键词]方言新闻；现实基础；瓶颈
在电视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作为弱势的地方电视台如何应对中央电视台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显得越来越重要。而具体到各个栏目的制作上时，地方台在选择播出什么样的新闻、如何播出新闻上就变得更为重要。社会软新闻、民生新闻的兴起，都是地方电视台应对的策略方式。最近，各个地方频道又开始采用方言播报新闻，例如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的《630新闻》，杭州西湖明珠频道的《阿六头说新闻》等等。一些地方台认为以此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是否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可以值得推广的模式？本文就此略作分析。
一、 方言播报新闻节目成功的现实基础
笔者认为，该类节目就其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一定的发展前景。
（一）方言新闻的节目有其市场的依据。
著名的媒介经济学家Picard曾经说过，受众最欢迎的节目是本土化的节目，其次是临近地域文化的节目，排在第三位的才是好莱坞之类的以世界娱乐为舞台的节目。这一点，其实在新闻学理论中早就解决了，本土化的节目因为切合了受众的接近性要求，而必须受到青睐。方言节目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
以杭州电视台为例，早在《阿六头说新闻》这一方言节目出现之前，杭州市区的新闻节目的收视平均只有2％左右，而“阿六头”自2003年元旦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升，“从开始几天的2％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1.3％，最高收视率创下了14％”[1] ，由此可见，这一节目的确在杭州本地取得巨大的成功。
目前的传播已经进入到窄播的阶段，面对的观众不再是“大众”而是“小众”；同时，由于地方电视台在与中央电视台竞争中，更多是处于劣势，这就必然导致地方台通过更为明确的划定自己的目标受众，调整节目的编派来提高收视率，应对央视的竞争。在各类资源相对稀缺的地方台，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加强节目的本土化、本地化。电视节目的本土化，就是指节目的编派上更关注本地的实际，这种关注，不仅仅指内容上的关注，也强调一种形式上的关注。而方言节目，正是节目本土化在表现形式上的体现。方言作为一种古老的地域文化，必然与特定地域内的受众有天然的心理上的接近感，也就比普通话更能引起本地受众的共鸣。同时，通过方言播报诸如新闻这种一般意义上比较严肃的信息，使方言的地位通过媒体得以承认并巩固下来，从而使持这种方言的普通受众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得以承认，得到一种对其身份尊重的满足感，因此，该类受众就比较容易产生对这一媒体的认同感，从而更乐意收看这类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