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艺术上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诗人曾努力尝试过多种体裁样式,如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等,从中吸取营养,进而加以创新,以推动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更好地表达丰厚的内容,热烈的情怀。他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了他所独有的相当格律化的诗体――“新辞赋体”。“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增强了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了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节奏感强而韵律鲜明,气势浩荡又婉转流畅,达到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三章 散文
第一节 概述
一、本时期重要散文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碧野《天山景物记》、叶圣陶《游了三个湖》、茅盾《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欧行书简》、何为《第二次考试》、 巴金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 冰心 《樱花赞》;吴伯箫《菜园小记》、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王石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黄宗英《小丫扛大旗》、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唐弢《“言论老生”》、巴人《况钟的笔》、 邓拓《燕山夜话》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永生》、陶承《我的一家》、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 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二、1949—1979年间的散文创作概貌
① 抒情散文的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 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了作家要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的努力,并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并延续至1962年上半年。由于散文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成果获得丰收,散文作家在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普遍重视借鉴我国古代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注重诗意的捕捉、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锤炼。
② 报告文学的涌动:在主题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英雄们的热情讴歌;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本色和中朝人民的深厚情意;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的喜人成绩;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等。
③ 杂文的沉浮:本时期杂文主要包括 :歌颂新中国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针对人们思想问题或论说革命道理的“思想杂谈”;对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进行针砭和讽刺;针对现实发表议论,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的知识小品等。
④ 史传文学的生长: 50年代前期,侧重于记写英雄人物;1956至1965年,史传文学逐渐地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形成了持续的创作繁荣;1958年,在群众文艺运动中兴起了文艺性“三史”( 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写作,记写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斗争史、翻身史和幸福史;进入60年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多方面人士撰写回忆录和自传,回忆了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的历史事件。
第二节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
杨朔散文创作特色
① 对 火红年代和普通劳动者的赞颂:杨朔总是将笔墨倾注到崭新时代背景下的普通劳动者,如《香山红叶》中的老向导、《荔枝蜜》中的老梁、 《茶花赋》 中的普之仁、 《雪浪花》 中的老泰山,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的工作中体味生活的价值,作者满怀热情地表现了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质,歌颂了他们的崇高精神。对这些无名英雄的赞美,汇成了杨朔散文乐章的最强音。
② 独创的诗体散文风格: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③ 布局精巧,语言凝练,意境深沉含蓄:他的文章讲究“起笔”,起势不凡;中间行文跌宕起伏、往复三折,见“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卒章显志”,骤然翻出新意,含蓄止笔;但同时又力求变化多姿,讲究修饰文辞,注重锤炼语言,如《茶花赋》中“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踏”一“醉”,确属形神俱现、含义丰富。
第四章 小说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概貌
① 革命战争题材代表作:主要有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等。
② 历史题材代表作:徐懋庸的《鸡肋》、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姚雪垠的《草堂春秋》、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徵》、李束为的《海瑞之死》等。
③农村 题材代表作: 马烽 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 《李双双小传》 、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着重反映农村和农民的新气象;而像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西戎的《赖大嫂》、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则对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示。
④ 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的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凖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
⑤ 打破人性禁区、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 宗璞 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
⑥ 中短篇小说创作出现短暂转机时期的作品: 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孙健忠的《山鹰展翅》、侯建水的《路标》、张登魁的《带响的箭》等。
⑦ 重获新生的中短篇小说: 刘心武的《班主任》 、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卢新华的《伤痕》、莫伸的《窗口》、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成一的《顶凌下种》、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宗璞的《弦上的梦》等。
第二节 茹志娟的《百合花》、王愿坚的《党费》
一、茹志娟《百合花》的艺术特色
① 构思新颖独特,表现重大主题:以战士向百姓借被子、保护伤员构成基本情节,以一床绣有百合花的被子为道具,表现了拥军爱民的重大主题。自然而巧妙地安排了一系列前后呼应的细节,对英雄人物的刻画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 注重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诗化”:作者善于经营一些富于诗意的画面,让人物置身其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摹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她笔下的人物如山野的“百合花”一样圣洁、纯朴,透着自然的情韵和独特的诗意。
二、王愿坚小说特色及《党费》中的人物塑造
① 选材独特:王愿坚选择和表现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还涉及得不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斗争生活,表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党员和军民所历经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党费》集中刻画了女共产党员黄新这一典型形象。
②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注重描写一些平常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以表现英雄性格,他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善于捕捉英雄闪光的一刹那,以此来凸现人物的心灵之美和情操之美。如黄新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舍不得把积攒下来的钱给女儿买衣穿、买东西吃,却把钱无私地献给了党。
③ 注重细节描写:他善于采用横断面结构的方法,用平实的语言讲述英雄的故事,不事形容和夸饰,而是在具体细节场面上用力,手法精雕细刻,艺术的感染力强。
第三节 “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小说
一、“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 40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胡正的《汾水长流》、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赵树理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①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进程的形象化表现:它涉及到了农村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农业合作化、集体农庄,落后人物的转变,封建习俗迷信的根除等,如《三里湾》、 《“锻炼锻炼”》 等。
② 所塑造的“中间人物”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是对农民形象的丰富性开拓。
③ 追求小说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A . 根据农民的欣赏习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写小说,故事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完整,一般先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和经历,然后紧紧抓住某一事物突出的特征,或者人物的某一显著特征,演绎故事。 B. 吸取了大量的民间口头语言,并对民间口语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小说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农民喜爱的口语化语言 , 体现了浓厚的地方性特色。 C 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述故事 , 加强故事的动作性叙述,轻人物心理刻画,而重故事进程。
第四节 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
一、杨沫创作概况
杨沫于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报告、通讯和散文。195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中短篇小说集《苇塘纪事》、《红红的山丹花》、《杨沫小说选》;散文集《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散文选》、《大河与浪花》、《自白——我的日记》及电影剧本《青春之歌》等。
二、林道静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林道静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受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意识的深层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印记。但她的生母又是被迫害而死的劳动妇女,她从小失去母爱,受尽封建家庭的折磨,这又形成了她富于反抗的性格,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她有可能走上革命之路,同时又注定了她革命化过程的艰难。为了反对包办婚姻,她依然离开了封建家庭,走向社会,但她摆脱不了黑暗势力的包围,因而想以死来来表达对黑暗世界的最后诅咒。她的这种不幸遭遇,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说明了个人反抗奋斗的软弱无力。后来她被余永泽搭救,并与之相爱、同居,但她仍然不时感到人生的苦闷。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引导下,她逐渐投身于革命运动,最后,终于走出了狭窄的金丝笼,走上新的人生之路。经过农村阶级斗争的风雨和狱中的生死考验,她终于与旧我决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摸索前进过程进行的一次总结,她的成长道路,十分准确地概括了 30 年代知识分子的总体趋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第五节 柳青的小说
一、柳青的小说创作
1936年用柳青笔名发表第一篇作品《待车》。 1946年创作了第一部反映陕北解放区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创作了第二部表现陕北农民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9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这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原计划写四部,“文革”到来,作者的写作计划被迫中断。
二、《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创造
梁生宝十一个平凡而又高尚、踏实而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身上,普通农民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 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平凡、勤劳、朴实、淳厚,生活的严峻磨练,培养了他的顽强坚韧和老成持重,也培养了他对苦难兄弟乐于相助的美德。而作为经过党培养教育的农民新一代,他身上的传统基质又升华为新的优秀品质:胸怀开阔、克己奉公、无私正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梁生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是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到郭县买种子、进山割竹进行生产自救、整顿互助组、吸收白占魁入社等,都是从党的事业着想,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
梁三老汉是一个勤劳、务实、耿直而又思想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形象。作为一个老式农民,私有观念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使他因循守旧,对梁生宝走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甚至反感;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旧社会艰难的创业经历和新时代给他的美好印象,使他本能地在精神上与党和政府很贴近,作家通过描写梁三老汉矛盾对立的双重性格,既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的影响之深,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引导和教育农民的重大历史命题。梁三老汉的形象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了老一代农民弃别私有制、接受公有制所经历的艰难、痛苦的思想历程,是一个真实度、典型性非常高的形象。
三、《创业史》的心理描写
作者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总是对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作一些提示、解说和剖析,以揭示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如对梁生宝遇事爱思考的个性的描写,对富农姚士杰仇恨新社会的阴暗心理的揭露,对郭振山、改霞、梁三老汉的矛盾心理的分析都很精彩。因而,《创业史》可以说是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时期各阶段、各阶层人物形象的心理发展史。
第五章 戏剧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戏剧创作发展取得的成就
① 推陈出新”的戏曲变革: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导下,出现了两次戏曲变革高潮。第一次是在 1949至1957年,主要任务和成就体现在对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1958至1976年,以京剧现代戏改革为标志,戏曲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革,出现了新的高潮。吴晗的《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60年代初诞生的优秀新编历史剧。
② 高潮迭起的话剧创作:建国初期,话剧走在关注新生活的前列,老舍的《龙须沟》被誉为反映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生活的开山之作;胡可的《战斗里成长》描写了全国解放前夕部队生活。在 1956至1957年,出现了“第四种剧本”浪潮。杨履芳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反映了农村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新思想。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作品都属于“第四种剧本”。老舍的《茶馆》则被视为“第四种剧本”中最优秀的剧作。1958至1962年间,历史剧的创作和评论异常活跃,产生了大量优秀或较优秀的历史剧,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老舍的《神拳》,曹禺等人的《胆剑篇》,朱祖贻、李恍的《甲午海战》等等。而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则是“教育剧”方面的较为优秀的作品。
③ 辉煌一时的新歌剧: 1953年起,新中国歌剧开启了专业化和建立剧场艺术的历史帷幕,李伯钊创作的《长征》,是在歌剧舞台上表现领袖形象的首度尝试。
第二节 郭沫若、田汉的戏剧
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的“剧诗”风格
① 从剧本内容看: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以“蔡文姬就是我”为创作基点,发挥高度的想像力,将蔡文姬独特的人生经历,安排在尖锐的矛盾漩涡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剧情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把这位才华盖世古代女诗人的命运写得楚楚动人,充满诗意。
② 从人物设置看:不仅蔡文姬是一位诗人,剧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曹操也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剧中穿插的有关论说诗文的场景,也强化了该剧的“剧诗”色彩。当然,最为典型的还是剧作家根据时代需要对曹操的“反案”,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胆识,使全剧更具浪漫主义特征。
③ 从剧本的文字风格看:剧中的人物对话,大多是诗一般的抒情语言,尤其是在揭示人物内心矛盾时,更用大段的抒情诗般的内心独白。缠绵哀怨的《胡笳十八怕》贯串全剧,增添了作品浓厚的诗意。最后的一幕那首《重睹芳华》更是把全剧的抒情气氛推向了高潮。
第三节 老舍的戏剧
一、《茶馆》的民族化特征
老舍所有的话剧中,《茶馆》的成就无疑是最高的,它 以 1889 年戊戌变法失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背景,通过旧北京一个“裕泰大茶馆”兴衰变迁的描写,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 50 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是一部描绘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史诗性剧作,表达了腐败堕落的旧制度是人民痛苦的根源、只有新社会人民才能当家作主、彻底改变悲苦命运的重大主题。
剧作在历史内容、人物、艺术表现手段等等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① 《茶馆》展现的社会背景、生命形态、人们的情绪愿望等方面具备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
② 在戏剧人物与戏剧语言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以民族化的语言活画了人物的民族性格。 ③ 《茶馆》具有突出的民俗文化特征。反映在《茶馆》中的民俗文化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各式各样的京华旧俗;第二,“满汉全席”的各色人物本身所具的民俗文化性质,从而构成了作品内容上的整体文化氛围。
二、《茶馆》的结构艺术
① 结构安排:《茶馆》表现了老舍大胆、独特的探索和创新,与传统话剧不同,这个戏没有贯串始终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但人物众多(其中有台词的多达 50 人),细节极为丰富,因此有人称它为“图卷式的作品”。 由于矛盾的接触点与生活的横断面结合,形成了蛛网般的结构。 三幕戏就像三组风俗画,按照社会发展时序,选取一重大事变发生后的短暂时期,一幕反映一个时代,时间跨度极大,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
② 表现角度:作家选取了一个最有表现力的角度,就是裕泰茶馆,三幕戏都在这里展开。 “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茶馆联系着广泛的社会生活,从茶馆的变迁和茶馆里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③ 以人物带动故事:为使跨度极大、情节松散、人物众多的《茶馆》保持连续性和整体感,在人物安排上,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三个主要人物自壮年到老年,贯串全剧,而几个次要人物则“父子相承”,使三个独立的横断面浑然一体。同时,每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但又都与时代发生关系,扩大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④ 亦悲亦喜的内在感情基调:全剧内在感情基调统一,在喜剧因素下面,隐藏着深刻的悲凉情调;在悲凉和绝望之中,又包含着对光明的确信。
第二编
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现代主义的冲击
一、第四次文代会
第四次文代会于 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要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任务;重新确立了“发扬文艺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等文艺政策;在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两为”方向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不久, 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今后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方向,不再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且确定 “两为”方向是“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
三、“三只报春的燕子”
指的是最早展露新时期文艺复苏迹象的三篇作品:白桦的剧本《曙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四、现代主义的冲击
80 年代初,西方现代的许多哲学思潮不断被引进,像“实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均被一些文艺批评者所接受。与此同时,尼采、萨特、布莱西特、海明威、塞林格、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昆德拉等外国作家作品纷至沓来,不仅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艺术视野,而且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文学创作领域先后出现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戏剧”等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随后,“黑色幽默”、“意象诗”、“荒诞戏剧”、“元小说”、“新新闻体”、“表现主义”等各类艺术表现手法,都陆续进入新时期文学,打破了创作方法单一的旧格局,创造了多样的艺术审美形态。
五、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始于 1978 年底,到 1983 年,共发表相关论文 600 多篇。 1983 年 3 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 100 周年,周扬在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根据早期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着人的“异化”问题,对解放后文学创作中否定“人”的现象做了全面深刻的质疑。代表“上层”出面批判周扬文章的是胡乔木,他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对周扬做了严厉指责。由于该文不再是“学术讨论”,这场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随之停顿下来。
第二节 创作自由与审美意识的觉醒
一、“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在新时期出现的第二个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着重对“文革”、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二、寻根文学
进入 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 “文化寻根”热 ,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 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