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艺术上“转益多师”，广泛学习前辈作家，总结文学艺术经验，对诗的艺术形式，表现力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追求，因而成为诗歌的集大成者。

三．杜诗集大成的体现：

1．不簿今人爱古人，虚心学习前人和时人经验。杜诗的叙事和写实，受到《诗经》的雅诗和汉乐府的影响，其爱国忧民、坚持正义的精神，又是对屈原《离骚》的继承，具体表现为对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诗句词语的直接运用和影响。在五言诗上由受到王粲、曹植、陶渊明等人的影响。

2．作诗兼备众体，风格多样，并能推陈出新。

3．功力深厚，能融会贯通，自铸伟辞，是杜甫集大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抒》中“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六章 中唐诗歌

名词解释：元和体

一．元和体是唐宪宗的年号。

二．唐代诗人元稹、白居易在元和年间所写的长篇排律、“小碎篇章”、艳体诗统称为“元和体”。

三．世俗化为社会普遍接受和欣赏的浅近文体，呈现出诗歌历史转折时期的写实尚俗特征。

李贺

李贺是没落的唐宗室后裔，父李晋肃，曾当过县令。仅因“晋肃”之“晋”与“进士”之“进”同音，“肃”与“士”音近，李贺便以有讳父名而被人议论攻击，不得参加进士考试。后荫举做了个从九品的奉礼郎，不久即托疾辞归，卒于故里，年仅27岁。有《李长吉歌诗》。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致身通显，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但因其家族早已败落，家境颇为贫寒，他的这种希望只能成为一种幻想，幷由此生出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

李贺的早逝，一方面导致他对社会不可能有较深刻的理性认识，而时时耽于幻想；另一方面则使得他的诗作融入了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表现重点也从韩愈的粗猛豪横、孟郊的冷峭枯寂转向对主体心灵的全力开掘和虚幻意象的巧妙营造，由此形成了与韩、孟颇有差异的凄艳诡激的诗风。

李贺诗奇特的造语、怪异的想象和幽奇冷艳的诗境便会迎面扑来，宛如进入了一个别样的世界。

李贺深受屈原、李白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多以乐府体裁驰骋想象，自铸奇语，表现其苦闷情怀。李贺他对冷艳凄迷的意象有着特殊的偏爱，并大量使用“泣”“啼”等字词使其感情化，由此构成极具悲感色彩的意象群。

为了强化诗歌意象的感染力，李贺还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精选的动词、形容词，来创造视觉、听觉与味觉互通的艺术效果。在他笔下，风有“酸风”，雨有“香雨”，箫声可以“吹日色”（《难忘曲》），月光可以“刮露寒”（《春坊正字剑子歌》），形容夏日之景色。与此同时，李贺也多用质地锐利、脆硬、狞恶的物象，辅之以“剪”、“斫”、“古”、“死”、“瘦”、“血”、“狞”等字词，营造一种瘦硬、坚脆、狠透、刺目的意象。“一双瞳人剪秋水”（《唐儿歌》）、“荒沟古水光如刀”（《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其二）或惊心刺目，或幽凄冷艳，大都是一种怪奇、畸形的审美形态。这种审美形态的产生，既源于李贺褊执、狭隘的精神世界和审美取向，也得力于李贺对字词的精心锤炼。似乎可以说，艺术思维的逸出常轨，遣词造句的刺激狠透、修辞设色的惨淡经营，意象结构的古怪生新，乃是李贺诗歌意象创造的基本特点。

李贺诗中的怪奇特征，还主要得力于他迥异于常人的想象乃至幻想，而这想象、幻想又总是和夸张相并行的。他可以从一方端州紫砚，联想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的惊险，也可以由传说中的瑶台仙草，幻化出“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天上谣》）的奇景。《梦天》即是这方面的范例：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前四句借助奇特的幻想，从人间飞跃到天上，进入扑朔迷离的月宫，在广袤的空间里遨游；后四句又陡作转折，从仙界折返尘世，注目人世的千载沧桑。诗句忽开忽合，忽起忽落，时空交杂错落，意绪游移无端。

李贺全部诗歌都可视作苦闷的象征

晚唐的杜牧在《李贺集叙》中认为李贺诗是“骚之苗裔”，而且“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准确揭示了李诗的特点。若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视主观化的幻想，因而具有更突出的诗人气质，其诗也成为真正的诗人之诗，幷对晚唐诗风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容过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怪异，难免走向神秘晦涩和阴森恐怖。

名词解释：长吉体

一．中唐诗人李贺，字长吉，所以他的诗歌也被称为“长吉体”。

二．“长吉体”诗在构思、意象、遣词、设色等方面都表现出新奇独创的特色，形成瑰丽、冷艳的浪漫风格，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都独树一帜。

试论李贺诗歌的艺术特征。

中唐的李贺是一个苦吟诗人，他的诗歌称为“长吉体”，主要艺术特色有：

一．在构思与艺术想象上具独创性。如《梦天》诗的前半部分写瑰丽的月宫仙境景色，扑朔迷离，后半部分突然转而俯览人世的苍桑，构思甚为奇特，想象力惊人。

二．诗歌的一向非同寻常，善于运用神话和怪诞、华美的词汇，别出心裁地创造出异想天开、从未有过的意象。强烈的主观色彩常表现为意象复合的“通感”，如《李凭箜篌引》。鲜明瑰丽的意象和丰富的主观色彩，是李贺诗歌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三．“冷艳怪丽”的风格特色。他的诗歌是冷、艳、奇、险自成一家，喜用“啼”、“泣”、“腥”、“冷”之类的字眼，组成一幅幅冷艳的图画，表现出一种悲哀的美。字词上浓妆重墨，如《雁门太守行》。他的诗歌都在修辞设色上，千锤百炼而成的诗句和奇诡用语，美化了他的苦闷和悲观消极的情绪，使诗歌带有浓重的伤感冷艳风格。

四．唯美倾向。他的诗苦闷的象征，其直观幻想和描写，在艺术修辞技巧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

韩孟诗派的特点：“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崇尚雄奇怪异之美

1.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

2.“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崇尚雄奇怪异之美

3.从“不平则鸣”到裁物象、觑天巧、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韩愈最具独创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则是那些以雄大气势见长和怪奇意象著称的诗作，在诗歌表现手法上，韩愈也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用写赋的方法作诗，铺张罗列，浓彩涂抹，穷形尽相，力尽而后止。

孟郊作诗以苦吟著称，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孟郊写得最多、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充满幽僻、清冷、苦涩意象的诗作，这些诗作大表现诗人凄怆寒苦的生活，诗境仄狭，风格峭硬。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捷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

与刘禹锡诗相比，柳宗元诗又别具风貌。简言之，刘诗昂扬，柳诗沉重；刘诗外扩，柳诗内敛；刘诗气雄，柳诗骨峭；刘诗风情朗丽，柳诗淡泊简古。

元白诗派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白居易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幷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

试论白居易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的不同特点。

白居易，中唐诗人，字乐天。他把自己的诗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

一．讽喻诗的特点：

1．讽喻诗的代表作是《新乐府》《秦中吟》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歌舞》写“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出之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一位“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发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新乐府》这是一组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颇为广泛，涉及到王化、治乱、礼乐、任贤、时风、边事、宫女诸多方面，但其中写得好而且有价值的，仍然是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那些篇章。如果将这些诗作与元稹的“新题乐府”作一对比，则其成就显然高出许多。首先，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卖炭翁》，“苦宫市也”……这种安排使得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了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其二，不少篇章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以七字句，富有民歌咏叹情调，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在语言运用上，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开篇这样写道：“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颈红。耳聪心慧舌端巧，鸟语人言无不通。”浅显流利，读来琅琅上口。其三，一些优秀诗篇善于生动地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中间一段写那位白头宫女因被妒而“潜配上阳宫”后的生活。

在《新乐府》五十首中，包容以上诸点而取得突出成就的，应首推那篇批判宫市和宦官、为贫苦百姓鸣不平的《卖炭翁》。这首诗借卖炭老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警，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诗中未发一句议论，全用形象说话，却发人沉思。

《新乐府》的不足：白居易的《新乐府》又是有不少缺憾的。其一，《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为了做到这一点，作者往往不惜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一个议论的尾巴；有时则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其二，有些诗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其三，在语言使用上，因一意追求浅显务尽而失之于直露无隐，有时一件简单的事理也要反复陈说，致使诗作不够精炼含蓄。

2．诗歌的内容：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

A．反映国事民生，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家的比兴传统，能够“为民请命”。如《轻肥》《卖炭翁》。

B．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

3．讽喻诗的艺术特点：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

二．闲适诗的特点：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诗风浅近平淡。

白居易的知足保和，源于他对政治的厌倦和佛、老思想的影响，他炼丹服药，诵经坐禅，释、道二家在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中都留下了甚深的印记。当然，也源于根深柢固的浅俗思想。他的很多闲适诗，都热衷于铺叙身边琐事，将衣食俸禄挂在嘴边，千篇一律，令人生厌。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三．感伤诗的特点：为受外界事物所感、清理动于内而形诸咏叹者，以《长恨歌》和《琵琵行》最为有名，代表着白诗的最高成就。

1.诗歌内容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主要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传说来结构全篇，但也受到佛教变文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响，同时，其中还有作者因与自己所爱女子不能结合而产生的深挚恋情、憾恨之情的投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成为一篇以咏叹李、杨爱情为主。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了。在创作中，作者打破了他写讽谕诗所坚持的“其事核而实”、“不为文而作”的规则，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为情而作，非为事而作，使得全诗风情摇曳，生动流转，极富艺术感染力。“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最后怀着对美人不幸的深切同情，对美的毁灭的沉重感伤，点出全诗的主题。在这点题之笔里，刻骨的相思变成了不绝的长恨，特殊的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诗以“长恨”命题的意义，诗在艺术上的巨大魅力，似乎正在于此。

《琵琶行》这首诗由历史题材转到了现实题材，通过亲身见闻，叙写了“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的沦落命运，并由此关合到自己的被贬遭际，发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沉感慨。因为有切身体验，所以感情就来得特别深挚，因为是在贬所月夜的江面巧遇琵琶女，所以诗情就来得特别的哀婉、苍凉。在表现手法上，《琵琶行》除了用秋天的枫叶荻花和三次江月的精彩描写来烘托人物感情外，主要通过人物的动作、神态来展示其性格、心理。如“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在这里，白居易既写乐声和弹奏技艺，又写音乐旋律中所包蕴的心理内涵，而且将这三者融汇在一起，构成整个演奏过程声情变化的完美表现。

2.艺术成就

（1）《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

（2）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己。

（3）当然，《长恨歌》和《琵琶行》在艺术表现上还有其他一些特点，如语言明白晓畅而又精纯确当，“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赵翼《瓯北诗话》卷四）；在运用想象、虚构、比喻等手法上也独占胜场。所有这些，使得这两篇作品在意境的深远、声情的浏亮、色彩的鲜明、内容的丰富上都远过前人，以至于诗成不久即被人广为传诵，连唐宣宗李忱也写诗称赏：“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

试论元稹对新乐府诗创作的推动作用。

中唐诗人元稹，字微之、行九，世称元九。

一．元稹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并起而和之。

二．他在《乐府古题序》中提出以杜甫为榜样，大胆借用古题或另拟新题来创作新体乐府诗，在诗歌中反映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专门有讽刺执政，代民伸冤。

三．他在当时兴起的新乐府创作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试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及在诗歌中的创新。

中唐诗人，字退之，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

以文为诗：

一．按游记散文的叙述顺序，如《山石》写傍晚上山入寺到第二天清晨下山的所见所闻，记叙详细，给人如临其境之感。

二．以“单行”散句贯穿，写景刻露，为七言诗散文化的典范之作。如《山石》

三．铺排的手法，如《南山诗》写终南山的高峻和景象变幻，连用五十个“或”字的诗句加以铺排描写。

诗歌上的创新：

一．以文为诗

二．构思、想象、意象都很特别，在艺术上蓄意追求恨重、怪奇、险劲的境界。如其《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

三．着意搜罗奇语，但因有真情实感贯穿，所以仍然不失诗的感染力。如《八月十五液赠张功曹》

四．以丑为美，将生活中的丑陋事物写入诗中，如《答柳柳州食虾蟆》。

试比较白居易与元稹在艺术上的异同。

相同：

一．文学主张相同，都主张诗歌要反映社会、政治、民生推动了讽喻诗的创作。如白居易的《轻肥》《卖炭翁》；元稹《上阳白发人》，都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和责任感。

二．部分诗歌的题材、内容相近。如讽喻诗、艳情诗

三．艺术上都写实尚俗。

不同：

一．元稹部分新乐府借用古题，不似白居易那样坚决彻底，旗帜鲜明。

二．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人物的生动性方面，都不及白居易。

三．白居易最看中讽喻诗，但成就最高的是感伤诗，以《长恨歌》和《琵琵行》最为有名。元稹创作成就表现在艳情诗和写生离死别的悼亡诗，如《物腰》《行宫》《离思》《谴悲怀》。

第八章 唐代散文

唐古文运动的起因

一、中唐士人的中兴愿望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

二、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

儒学复兴：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唐初修《五经正义》，重章句之学，而疏于义理之探讨。这对于儒学的发展与致用是有碍的。史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儒学开始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这就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探讨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和致用。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

政治改革：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早在肃宗、德宗朝，李泌、陆贽等人的整顿纲纪，杨炎、刘晏等人的财政税法改革已肇其端绪，此后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的主张。永贞元年亦即贞元二十一年（805），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了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可以说，上述财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变革，既有力地促使唐王朝走向中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与广大士人志在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紧相关联。

三、由此所触发的文体文风改革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文以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和感召力的古文杰作。

四、文体文风改革的内在原因：

文体文风的改革高潮一方面固然缘于前述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另一方面也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

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作为一种美文学，骈文十分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重视美感。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并且日益精致，日益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因此，在唐代的发展中各杰出文士逐步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之中，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