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笔记
国际关系史导言

第一讲 学科•理论•叙事

1.        国际关系史的学科定位:新兴的、跨学科的一门学问
国际关系史是一门新兴的、跨学科的学问,它与外交史、世界史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者之间的联系在于它们的描述对象都超越了某一特定国家的范围(即使是以某一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外交史也涉及到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具有与国别史相区别的特质。然而,三者之间的学科分野却也非常显著。外交史的叙述内容主要集中在政府层面的外交行为上,对其他领域的内容几乎不加涉及;世界史的叙述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各国的外交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并非叙述主体;而国际关系史则介于外交史和世界史之间,它既需要具有世界史的全球视野,又需要以外交史作为它的核心和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陷入“只见树木”或“只见森林”两种有失偏颇的窠臼,才能避免体例上的僵化与空泛。但是,光区分了三者之间的差异还不足以建构国际关系史自身的学科自律性,它需要在广泛吸取外交史和世界史理论的优点和长处的同时,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国际关系史的旧有体例,并对其进行新的建构。

2.        理论的开放意识: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国家间关系
本课程是以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家间关系的相关理论为基础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可用以下的比喻来说明:国际体系宛如星光灿烂的夜空,国际格局就是夜空中的星座,而国家间关系就像每个星星与另一个星星的关系。要想清晰地认知夜空,必须确认每一个星座,而每一个星座的确定又与具体的星星密切相关。
国际体系通常包括体系的层次(level)部门(sector),其中层次中包括体系、次体系、单位、次单位和个人(而不象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只聚焦于单位层面),部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及环境(而不象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只注重政治—军事部门)。体系和层次由于互动能力(主要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商业金融等社会技术的进步,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在互动能力方面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的作用而形成某种结构和模式——即国际格局。确定国际关系格局离不开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主要单位——民族国家,因此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格局中最主要的但绝不是唯一的行为体,民族国家间的关系和大国的兴衰也就成为认识国际关系格局的关键。但本课程也特别注重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体系演变的作用。
本课程有两条线索:一条明线是在体系层面——即威斯特伐利亚、维也纳、凡尔赛—华盛顿和雅尔塔四大体系的兴衰演替的历史,一条暗线是互动能力方面——即现代以来生产力的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对国际关系体系演变的促进作用。为了将两条线索有机的结合起来,需要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因此理论上的开放意识成为必要。

3.        叙事的整体观念:对宏大叙事的批判与多元论方法
在明确本课程的学科追求和理论构建之后,怎样叙事就成为了关键。任何历史类著作都离不开资料的取舍。本课程在资料取舍方面的原则是:新旧互订、略古详今、崇洋不媚外、积极吸收国内外各种已有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本课程对新资料的取舍采取了这样一条原则,对已经形成定论予以采用,对尚有争议的暂时保留,但这容易给人留下吸收新成果不够的印象。
本课程对宏大叙事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吸取其整体观念较强的优点,但摈弃了一元论的叙事方式(如现代化理论、经济决定论、阶级分析理论等),而是采取一种多元论的视角,即具体事情具体分析,杜绝先入为主、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做法。换言之,本课程的叙事方式是以多元论为基础的整体观念。


第二讲 大国外交思想•欧洲经验•全球视野

1.        英国与均势外交
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三方面的优势奠定了英国的辉煌的历史。首先,英国是最早形成的民族国家之一。其次,岛国的优越地理位置。第三,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并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英国形成了一种务实的政治文化。经验主义、务实精神,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为英国的政治文化,甚至引导英国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由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英国人讲求的是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而不是某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原则。这种重视经验的思想传统,在外交上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实用主义”。英国“实用主义”外交思想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基本点:即“力量均势”,“自由贸易”,“超然的地理优势”。这三个基本点有一个前提:即英国能否保持它的首强地位。“光辉孤立”政策是其均势外交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

2.        法国与欧陆霸权
法国是别具一格的西方大国。太阳王路易十四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其国威国力达到了顶点。尽管法国曾经被打败,但在法国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思想却传遍了欧洲,法国人以为他们是塑造了现代欧洲历史的人。法国人既为欧洲塑造了一个最伟大的封建文明,又为现代世界树立起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典范。法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欧大陆的代表自居,它不能容忍大陆以外的强权——先是英国,后是美国——涉足和“包揽”西欧事务。换言之,法兰西的民族情感从历史上便是在同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抗争、对立和争夺中得到了滋养。法国欧陆霸权的外交政策取向使法德两大民族的关系成为法国对外关系中的有一个重点。基于上述原因,法国是“欧洲主义”加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民族。法国的外交思想集中体现为“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

3.        德国与东西方政策
1871年德国的统一和崛起打破了欧洲大国传统的力量均势,给世界带来了深远影响。由于德意志在历史上的长期分裂,使德国成为是一个晚熟国家,并有着改变民族分裂的历史情结。德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西南北之交,英、法、俄、奥、意等强国环伺。德国地缘政治对外交思想的影响是有延续性的——即竭力维持原状,同东方和西方的大国开展关系,缓解和消除别人对德国的疑惧,来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宽阔的活动天地,稳步地谋求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世界政策”外,德国在其余的大部分时期的外交都或多或少地遵循着这样的外交传统——一项东西贯通的外交政策。

4.        俄罗斯与海陆扩张
广袤无垠的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处于东西方的结合部。作为一种文明,俄罗斯具有东西混杂的特点。对俄罗斯对外政策具有深远影响的因素有宗教、泛斯拉夫主义、民粹主义和村社精神以及地理环境与专制皇权等。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廷帝国与西方式的基督教国家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对“基督教世界”这一概念的与众不同的理解。到了15世纪末,以莫斯科为基督教世界合法继承者的“第三罗马”理论应运而生。泛斯拉夫主义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每当俄罗斯与欧洲文明冲突时,它独特而顽强的民族特性总是强烈地表现出来,凸现出一种异质性,同时,在各斯拉夫民族中,俄罗斯又一直以领袖和解放者自居。彼得大帝是斯拉夫扩张主义的奠基人,他被后来的俄罗斯人当作民族英雄和近代俄国的缔造者来称颂、讴歌,他因而也为俄罗斯树立起一个致富致强的传统——陆路蚕食加水域开拓,构成了从彼得大帝起的一贯政策。

5.        美国与“天定命运”
尽管美国是世界诸大国中最年青的国家。但扩张却是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史的最明显、最永恒的主题。早在独立以前,北美各殖民地就追随英国进行了商业扩张和地域扩张。为了促进北美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北美殖民地卷入了英国为争夺海上优势的多次商业战争。独立以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大陆扩张时期(1775-1897年)、海外扩展时期(1898-1945年)和全球称霸时期(1946-至今),分别以“孤立主义”、“门户开放”政策和“遏制与领导”为口号或标志。
驱动美国向外扩张的动力是早期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商业精神和来源于清教主义的“天定命运”说。商业精神与重商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重商主义是在欧洲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以商业为杠杆,发展贸易顺差,在国内实行关税保护和垄断专营制度,在国外开拓和建立殖民地并掠夺殖民地的资源,以此来增加国家财富。美国独立后,为了维护本国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争取海上自由、发展中立贸易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来源于清教主义的“天定命运”说使来到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自认为血统高贵,他们以“上帝的选民”自居,相信他们征服落后民族和落后文明是上帝赋予的使命。经过在北美筚路蓝缕的开拓,披荆斩棘的拓荒精神与刻苦勤俭的清教主义结合在一起,锻造出了美国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统一的外交理念,这一理念在美国对外扩张的历程中不时闪现。

6.        日本与“岛国心理”
日本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有着独特历史经历的国家。日本的历史具有其独特的内在特点:首先,日本群岛的孤立,使它的历史非常单纯而完整。其次,日本处于中国文化圈的遥远的边缘地带,使其有可能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紧紧抱住自己的主要制度和价值标准。第三,日本的政治和社会进化特别缓慢。但日本在现代又异乎寻常地迅速崛起,在非西方世界创造了一个奇迹。作为一个表现突出而潜力有限的文明,日本在外交思想上凸现了两大特征:一是体现了“岛国根性”的狭隘心理,即不愿对世界负责;二是“强者崇拜”的心态,即缺乏是非善恶感。

7.        中国与“天下观念”
中国是当今世界历史最为悠久、连续性未被打断的惟一大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逐步被纳入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经过100余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在1949年终于获得了真正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变革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和民族性都被赋予了性的时代内涵,并正在整合的过程中。在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中华帝国观念”、“王道”与“霸道”的对外政治文化, 与发韧于西方的现代国家主权观念相互撞击有可能对国际关系的未来产生和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规范、制度甚至目标的“天下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正面临着新的批判和整合。
8.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在不同时代被赋予了特定内涵。在国际关系史的语境中,西方的兴起与第三世界的出现是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侧面。尽管第三世界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并且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边缘位置,但是,第三世界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像西方国家那样的联盟或整体。因为第三世界国家间存在着种种差异。首先,虽然第三世界国家大多从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发展而来,但它们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时间不同,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前的社会发展状态不一,以及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方式和手段也不一样。第二,它们取得政治独立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别,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这究使我们不能简单化、模式化、概念化地看待第三世界问题,而和系统必须采取综合的、历史的和系统的分析。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使第三世界面临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对第三世界的深层思考也已提到时代的日程上来。

第一编 威斯特伐利亚: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

第三讲 1500年左右的世界

在1500年前后,世界上并存着许多文明,但各个文明之间基本上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之中,而且各个文明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黑非洲)和大洋州基本上与世隔绝,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陆路相通的亚、欧、北非,各文明之间才存在着大规模的、时断时续的交流和冲突。正是在这一世界文明的核心区——欧亚大陆,形成了三个彼此相对隔离、各具特色的国际关系体系——东亚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秩序。

1.        东亚封贡体系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帝国,与周边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而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以封贡制度为交往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天朝大国与藩属之间的封建关系。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了朝贡制度。它最初是特指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交往的模式,其后被运用到处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层面,再后来被推广到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又推广到同一切来访的国家,包括同近代西方国家的交往方面。
1500年左右,明朝是凭借本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和文化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了一种国际关系体系,维持了周边的稳定。这种关系既不同于近代的那种负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明朝并未出兵占领也未干涉其统治,只是对其现存的政治态势予以一种高姿态的认可, 而且诸小国处于依附地位反而享受到了馈赠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特权。
在东亚封贡体系中,通商与朝贡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一面是中国封建王朝所关心的道义上的价值,另一面是藩属国和朝贡国所关心的商业价值。为了显示“天威”,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赐予朝贡国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纳贡的礼物。这种朝贡贸易使朝贡国有利可图,因而乐于同中原王朝进行这种交易,以至于到18世纪明显增加了朝贡次数。但这种不对等贸易加重了中原王朝的财政负担,从而加速了朝贡制度的崩溃。
随着西方殖民国家向东方的扩张和殖民,东亚封贡体系不断受到冲击,最后随着中国的衰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逐渐疏远与中断,东亚封贡体系也随之崩溃。

2.        穆斯林世界
穆斯林世界是由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构成的一个神权统治的宗教国家体系。在1500年前后,世界上存在着三个穆斯林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的萨非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Moghul Empire)。其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地位最为突出。它不仅建立了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而且始终作为一个异教徒而介入欧洲历史,对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波斯的萨非帝国只是间接地与欧洲发生关系,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莫卧儿帝国偏隅南亚次大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微弱,后来逐渐成为欧洲列强宰割的对象。
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体系是通过长期的征服战争形成的,是靠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帝国中央政权的兴衰影响整个国家体系的安危。16世纪下半叶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由盛而衰,伊斯兰世界也在西方列强的侵扰和内部动荡中逐渐瓦解了。

3.        欧洲秩序
中世纪(通常指公元500—1500年)的欧洲存在着以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的松散的宗教、政治关系。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领域显得十分混乱,各种政治实体如过眼烟云般轮番登场,它们几乎都与民族和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是一个由天主教会与世俗封建主联合统治的政治秩序。但是,1500年前后的欧洲政治版图宛如一件由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所织补的百衲衣,但是却不属于任何一方神圣,没有一位世俗的或宗教领袖能够一统欧洲。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是欧洲秩序的突出特征。因此说,此时的欧洲秩序还是尚未稳定的国际秩序。

1500年前后的世界,东亚各国偏居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它们以中国为中心,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经营、完善自己的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的联系却广泛而复杂,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历史表明:“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神学上有着共同的根源和亲和性,然而相互对立的宗教和政治利益却产生了一部对抗和战争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欧洲经常发现自己处于防御穆斯林军队进攻的地位,而且时不时地还要为生存而战。然而, 1500年前后,在欧亚大陆三个不同地区的内部,东亚的中国和中部的伊斯兰世界愈来愈闭关自守,走向僵化,与此同时,西部的欧洲却经历着空前、彻底的大变革,欧洲开始踏上了走出中世纪的旅程。


第四讲 西欧的兴起

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里,欧洲人还看不出他们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独领风骚的前景。尽管欧洲人抱怨中世纪是“黑暗的一千年”,然而,正是在中世纪的漫漫千年里,欧洲内部孕育和积淀了它走出中世纪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展开、民族君主国的崛起、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兴起——逐渐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真切的现实,不再是飘渺的神话。

1.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整个欧洲摆脱了思想束缚和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做了思想上、文化上和舆论上的准备,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使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出现。国家主义(statism)是一种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经济上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政治上的加强王权是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重要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弗利、博丹和格劳秀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他们主要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所主张的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宗教改革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和英国宗教改革派。宗教改革后,随着新教势力的发展,天主教神权下的世界主权受到冲击和破坏,专制世俗王权得到加强和巩固。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方面使欧洲冲破了中世纪的巨大束缚,为西欧在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步入资本主义时代做了前期准备,提供了必要条件,尤其是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兴起,加速了民族君主国的出现。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加剧了欧洲政治的分裂和经济上的竞争。其中的宗教改革对国际关系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丁•路德发起的新教改革以及天主教所做出的种种回应,无疑都产生了众多积极的影响,但它们引发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欧洲迅速分裂成不同的宗教体系,同时欧洲人彼此之间打着信仰的旗号迅速开战。”

2.        民族君主国的出现
与中国一乱一治的王朝更替历史和延续数千余年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传统不同,欧洲(主要指西欧)的封建制表现为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中世纪,欧洲并没有民族的概念,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各国出现了向民族君主国过渡的趋势。民族君主国是15世纪到17世纪在欧洲形成和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它跟15世纪以前的城邦、王国、帝国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匡正了我们把现代国家当成人类文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存在的错误观念。在西欧民族君主国的形成过程中,专制王权的确立是最关键的因素,“王权与民族重迭,这是西欧的特点”,因此专制王权的建立是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标志。欧洲的民族君主国主要是在反对外族侵略和国内君主与贵族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民族君主国是在战争和暴力的铁砧上锻造出来的。
民族君主国的出现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生活。新兴的民族君主国拥有中世纪国家所没有的税收,他们可以组建军队进行统一活动, 而且避免了骑士阶层的壮大。火药炸开了封建主的城堡,扫除了商路上的抢劫者和勒索者, 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君主国的实力。终于,在国内, 割据者变成了专以献媚国王为业的廷臣;对外, 再也没有人承认国家之上还有一个“世界政府”,国家成为国际行为的主体。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具备了。
民族君主国与中世纪的专制国家不同。专制国家在原则上不存在对内政治, 因为大多数国家得以维系靠的是一种封土封臣制的效忠感情。但民族君主国由于其本身得以建立靠的就是王权与某一集团结盟来反对另一集团,因而王权的无上性遭到了侵害。国王们不得不对付市民起义、城市自治,不得不在征税时同议会或三级会议商讨——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王就无法进行战争。民族君主国的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主权思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将国家主权提升到了一个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地位上。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16世纪)的民族君主国还不完全具备后来民族国家的特点。民族国家是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最终形式,是对共同的文化价值、政治信仰、经济基础认同的人民共同体,它是以拥有特定的领土作为该整体家园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民族君主国虽然具备某些条件,但还没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体制下不可能对普通民众进行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这种带来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才被激发出来。

3.        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欧洲人提供了新的智力水平和认识水平,民族君主国的兴起也为西欧的扩张提供了政治组织上的准备,同时,西欧在中世纪期间经济技术的发展为西欧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欧洲经济的扩展主要体现在农业产量的提高、封建人身束缚的减弱、人口的增长和贸易的发展。欧洲通过改进耕作技术和发展大面积耕种来提高农业产量。大面积开发以前未曾耕种过的地区,又松弛了农奴制对人身的束缚。从14世纪的由于粮食歉收、饥荒和黑死病所造成的灾难阴影下走出来后,人口也得到了增长。欧洲本身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欧洲贸易的发展。贸易不仅在欧洲内部,而且也在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这就促使欧洲的商人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市场。
总之,15世纪以后开始了西欧蒸蒸日上的时代,黑死病的创伤已经痊愈,长期的战争也告一段落,西欧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人口大幅度增长。商业的发展和农民得到人身自由为海外扩张提供了一个松散的社会和易流动的人群。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发展使远程航行成为可能。同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渴望着海外殖民利益,新教徒由于受到教会的迫害也向往一个新的自由世界。欧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技术的进步革新,商务新技术的发明与改进,使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兴起在物质技术上确立了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优势地位。在以上诸多因素作用下,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探险活动——地理大发现开始了。
欧洲人致力于新航路的开辟的原因,除了促使欧洲兴起的诸多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穆斯林对东西方商路的阻碍和大西洋国家对地中海国家独占贸易的不满。此外,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基督教的十字军历史、世界宗教的伟大构想、为信仰而战的献身精神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理大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世界逐渐开始联成一个整体,各地区隔绝、封闭、独立发展的历史即将结束,全球时代逐渐来临。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民族君主国的出现、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历程中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孤立平行地发生发展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正是凭籍这些因素逐渐地确立了它在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领先地位。


第五讲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生
1618—164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正处于欧洲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从中世纪国际关系向现代国际关系转换的阶段。它是欧洲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这场旷日持久、时断时续的战争的参与者差不多包括了欧洲所有的国家,战争几乎是全部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背景错综复杂,欧洲各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领土、霸权以及宗教的矛盾和纠纷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