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法军占领西贡,设立了殖民统治机构。1946年12月法军在大量增兵之后,悍然向河内发动总攻,越南抗法战争开始。法国殖民战争尽管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法军在战场上仍然接连受挫。法国国内经济日益恶化,难以背负战争的沉重负担。法国国内出现了有条件地结束越南战争,从而保全法国在远东的利益,同时加强法国在欧洲和北非的战略地位的呼声。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也积极支持法国的政策。美国在英法的劝说下,同意在日内瓦召开包括五大国在内的国际会议,以求和平解决朝鲜和越南问题。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正式召开。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通过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这项宣言与会议通过的关于在越、老、柬停止军事行动的三个协定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统称为《日内瓦协议》。日内瓦会议上,亚洲国家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同西方国家进行了直接谈判。在中国、越南和苏联代表团的积极努力下,会议达成了关于印支问题的协议,这对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美国拒绝正式参加该协定,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日内瓦协议》通过的同一天公开声称美国不接受日内瓦协议的约束。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就职演说中提出了美国外交行动的第4点,即所谓的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又称为第四点计划(The Point Four Program)。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开展援助法案》,正式实行"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有条件的技术援助,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军事原料的供应,建立美国控制下的冷战联盟体系。截至1953年4月,33个国家和地区接受了该项计划的援助。195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共同安全法》,取代了《国际开展援外法案》。对外援助的重点从经济援助转向以军事援助为主,援助的地区也扩展到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美国把对外援助纳入了共同安全计划的范围,迫使"第四点计划"的受援国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或参加美国组织的区域性军事集团,或签订双边军事协定。第四点计划为美国建立亚太军事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了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Domino Theory)。他声称"一个国家倒下后,其他国家将会一个跟着一个倒下去","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手中,泰国、缅甸与印尼就将受到威胁","如果印度支那失掉,共产党就可以转向由日本、台湾与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防御锁链,并将成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威胁"。在此理论的指导下,美国加紧策化亚太军事体系。
1951年8月30日,美菲两国在旧金山签署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澳、新三国签署了《美、澳、新安全条约》。两个条约在内容上基本一致。这两项条约使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基地。1951年9月,《对日和约》签订的当天,美国与日本签署了《美日安全条约》。第二年两国又签署了《日美行政协定》。从1951年到1955年,美国已建立起新月形的亚太军事体系。通过签订军事条约,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建立军事基地,拼凑起针对中国的包围圈。英法两国也直接参加到美国的亚太防务体系中来。冷战在亚太地区急剧发展。


第十六讲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

1.        美苏第一次缓和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赫鲁晓夫逐渐掌握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苏联新领导开始调整对外政策,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1956年2月在苏共20大上,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s Khrushchev)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观点。
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是苏联新外交政策的核心。赫鲁晓夫摒弃了斯大林时代与西方国家针锋相对、强硬对抗的外交方针。他以缓和取代全面对抗,从而使苏联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权与较大的活动空间。赫鲁晓夫随即对西方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和平攻势,迫使西方承认了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并扩大了苏联的国际影响。但是,赫鲁晓夫把苏美之间的"和平共处"作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服从于苏联的国家利益,大国主义思想暴露无遗。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是造成社会主义阵营分化的思想渊源。
1953年美国领导人也发生了更迭。艾森豪威尔带着人们的无限希望与赫赫战功入主白宫。艾森豪威尔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他不是一位普通的将军,而是一名军人政治家。艾森豪威尔选择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1959)作为自己的国务卿。艾森豪威尔政府调整了美国的外交方针。由于侵朝战争的失败,美国国内对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它消极被动, 消耗了纳税人的大量金钱而没有取得应有的胜利。在这种国内背景下, 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提出了"新面貌"的对外战略。它主要由政治上的"解放战略"和军事上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组成。在政治战略方面, 艾森豪威尔以"解放政策"代替"遏制政策"。在军事战略方面,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即依靠美国战略核力量的优势对苏联形成有效的威慑。
美国对苏核力量的绝对优势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战略的基础。5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军事力量突飞猛进,宣布了这一战略的破产。1955年,苏联开始实验射程为1,600公里的中程导弹。1957年10月4日,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升空。这些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美国朝野震动,"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动摇了。从1957年开始,美国朝野内外的有识之士对此战略提出了尖锐批评。 "大规模报复"战略后来被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的战略"所代替
1954年10月,以美﹑英﹑法为首的西方九国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允许西德重新武装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于苏联而言,这意味着通过全德自由选举而恢复德国统一的希望已成泡影,在这种情况下,再坚持德奥问题共同解决已毫无意义。1954年4月,奥地利总理拉布亲自率团访问了莫斯科,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达成共识。1955年5月15日,美﹑苏﹑英﹑法四国和奥地利的代表在维也纳签署了《重建独立和民主奥地利的国家条约》。条约规定:美﹑苏﹑英﹑法四国承认奥地利恢复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和民主国家,恢复其战前边界;奥地利保证永远保持中立,禁止德奥合并或"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和经济同盟",奥地利彻底消灭一切法西斯组织,在条约生效之后,四国占领军于1955年底以前撤走。12月25日,四大国履行了诺言,各自撤出了自己的军队。第二天,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性文件,宣布永久中立。
1955年7月18日,美﹑苏﹑英﹑法四大国的政府首脑聚集在日内瓦 ,举行了二战之后的首次最高级首脑会晤。四大国围绕着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问题展开了谈判。德国的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西方三国坚持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全德政府,反对统一后的德国执行中立政策,其实质是要把统一后的德国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代表团则提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建议,组成一个包括欧洲﹑美国和苏联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在一定阶段,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一起解散。苏联的意图在于消除西德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可能。由于自始至终存在根本分歧,会议最后未能达成任何政治协议。日内瓦会议上,东西方的首脑们能够坐在一起协商国际问题,这标志着国际局势正在由紧张走向缓和。
1955年9月8日,阿登纳率团飞抵了莫斯科。苏德双方开始了困难重重的谈判,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德国战俘和德国国家统一这两个问题。9月13日,苏联和联邦德国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换文,双方同意互派大使,还商定在近期就发展贸易问题举行谈判。苏德建交使苏联接近了预期的战略目标。阿登纳离开莫斯科后仅一周时间,9月20日,苏联与民主德国签订了两国关系条约,从而建立了两个德国政府的对等地位。对于德国人民而言,这或许是当时唯一的选择。为了实现统一的长远目标,他们还要忍受漫长而痛苦的等待。
1956年10月,他带病亲自飞往莫斯科进行谈判。10月19日日苏双方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宣布结束两国战争状态,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第二年,苏联赞同日本加入联合国。日苏之间的领土问题被暂时搁置。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了为期12天的访问。 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Camp Davis)进行了三天非正式会谈,史称"戴维营会谈"。在此基础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并于1960年访苏。戴维营会谈达到了美苏第一次缓和的顶点。赫鲁晓夫对自己的美国之行甚为满意。在他看来,艾森豪威尔答应访苏意味着美国承认了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同时,戴维营会谈开创了两个超级大国通过首脑会晤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
960年5月1日,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后被苏军击落,飞行员被活捉,并供认了搜集情报的使命。U-2飞机事件使正在宣传"戴维营精神"的赫鲁晓夫左右为难。他一直迫切希望举行四国首脑会议,但是U-2飞机事件发生后,苏联国内要求对美采取强硬政策的呼声高涨。5月16日,赫鲁晓夫宣布收回对艾森豪威尔的访苏邀请,并要求美国政府向苏联道歉,否则苏联将不参加预定于5月份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拒绝道歉,四国首脑会议流产。

2.        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
1961年1月20日12点51分,民主党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 ) 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提出了"箭与橄榄枝"的外交战略。
肯尼迪政府遵循了"以实力求和平"的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提出以"灵活反应"军事战略来代替僵化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肯尼迪认为,在苏联已经掌握了洲际导弹的情况下,美国如果轻率使用核武器,必然会使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为此,美国必须多样化地发展军事力量,以便更有效地适应不同需要的目的。具体地说,在核力量方面,美国使用战术核武器打有限战争,使用战略核武器打核大战。在常规力量方面,肯尼迪政府提出了"两个半战争"的理论,即准备在欧洲和亚洲同时与苏﹑中各打一场大战,与此同时还要有能力在其他地区应付局部的紧急情况(即半个战争)。
肯尼迪政府一方面挥动象征战争的利箭,另一方面又举起了象征和平的橄榄枝。肯尼迪提出了所谓"和平战略"(Peace Strategy),即试图通过经济援助、贸易和人员交流等手段,从思想意识形态入手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肯尼迪同时将"和平战略"应用于第三世界,他企图用软方法将发展中国家笼络在美国一边,阻止中间地带倒向苏联。为此,肯尼迪政府向亚﹑非﹑拉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例如"粮食用于和平"、"和平队"就是肯尼迪的新发明。从表面上看,肯尼迪政府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同以前相比有巨大的差别,但在实质上,肯尼迪政府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解放地区例如越南依然奉行强权政治。
军事遏制与和平演变相互交织,构成了肯尼迪任期内的对外政策,它那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立刻与赫鲁晓夫的"和平攻势"相撞击,第二次柏林危机便是这位美国年轻领导人面临的第一次挑战。
1961年肯尼迪就任总统后,美苏于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了第二次美苏首脑会谈。维也纳会谈期间,赫鲁晓夫再一次发出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最后通牒,。7月8日赫鲁晓夫宣布暂停执行裁军计划,并增加军事预算。肯尼迪的态度随着赫鲁晓夫带有挑衅的言行而强硬起来。8月12日至13日的夜间,东德在西柏林四周拉起了铁丝网,只留若干严加控制的过境点。四天之后,混凝土修筑的柏林墙(The Berlin Wall)建立起来。这座墙伫立了三十年之久,默默地注视着东西方的冷战。危机此时达到了高峰,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美苏双方都发出大量言辞激烈的讲话﹑声明﹑照会等,并做出一系列表明坚定立场的姿态。华约和北约都举行了军事演习。柏林墙的建造使大批东德人逃亡的压力暂缓,美国又表示愿意同苏联有所缓和。赫鲁晓夫在此情况下,主动平息了柏林危机。他在苏共22大正式取消了要求美、英、法于1961年12月底以前撤出西柏林的期限。
第二次柏林危机的余波还在颤动,古巴导弹危机(The Cuba Missile Crisis)又接踵而来。1961年的猪湾入侵虽然失败了,卡斯特罗却忧心忡忡,担心美国有可能再次发动武装入侵,因此他请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苏联给古巴源源不断地运送武器,但是苏古之间相隔万里,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抵御美国一次真正的大规模入侵。赫鲁晓夫想到了部署导弹。美国很快发现了苏联的秘密。10月22日晚,肯尼迪发表了电视演说,宣布武装封锁古巴,要求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已经部署在古巴的进攻性武器。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提出解决方案: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此外,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撤除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对于苏联提出的条件,肯尼迪表示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后,美国将解除对古巴的封锁。至于土耳其问题,肯尼迪表示将其纳入欧洲核武器谈判议程。到11月11日,苏联部署在古巴的42枚导弹全部撤走。11月20日苏联同意在30天内撤走伊尔-28轰炸机后,美国宣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古巴导弹危机就此平息。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以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手段进行的一次空前危险的对抗,冷战被推到了核大战的边缘。美苏更深刻地认识到双方在避免核对抗、维持核垄断方面有着相互吻合的利益。这次危机也是一次力量和意志的较量。赫鲁晓夫低估了美国的情报系统和肯尼迪政府的强硬策略,更重要的是苏联军事力量仍然处于劣势。以此为鉴,苏联领导人下定决心在核力量方面赶上并超过美国。美国当然自认为是取得了胜利。对肯尼迪而言也是雪洗了猪湾之耻。西方一些专家认为:肯尼迪在这件事中显示了勇敢﹑灵活和坚定的意志。同时,古巴导弹危机有助于美国领导人相信他们新的核战略的有效性,美国军费也由此直线上升。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国际力量分化的催化剂。中苏关系、古苏关系、美法关系发生了变化。
60年代中后期,美苏主要围绕着核武器控制、越南战争、中东问题展开了外交攻势。它们在共同利益方面相互勾结,甚至不惜牺牲盟国的利益;而在关系到各自切身利益的关键问题上,美苏又针锋相对、毫不妥协。
核军备控制是这一时期美苏关系的紧迫问题。早在1958年10月,美苏英三国就开始了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但是当时美苏都不愿意签署一个将限制自己核能力发展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后,美苏双方认识到维护其核垄断地位的重要性。这样,一直陷入争吵的关于禁止核试验的日内瓦谈判获得了新的进展。1963年8月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即《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在此之后,美苏还想搞一个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旨在阻止无核国家获得核武器。特别是中国、法国核实验获得成功之后,美苏在这方面的紧迫感加强。1968年7月,美苏英三国又签署了《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这一条约也不是真正的裁军条约,它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新的国家加入拥有原子武器国家的行列。中国与法国都拒绝参加这一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条约。
越南战争(Vietnam War)是阻碍美苏关系发展的另一大障碍。早在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期,美国就制定了扶持南越政府的基本方针。肯尼迪继承了这一外交方针,不断扩大战争规模,到约翰逊总统期间,美国已派遣地面部队直接参战。1969年,侵越美军达到近55万人。苏联对越南战争采取了一种比较灵活的战略,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美苏既争夺重大利益又避免直接对抗的僵持特点。为了维持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运中的地位,苏联强烈谴责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3大的报告中明确表示:由于美国侵略越南和美帝国主义的其他侵略行为,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恶化了。同时苏联从1965年起给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援助。但是,为了避免同美国直接对抗,苏联又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卷入越南战争。苏联一直希望政治解决越南战争问题。1965年至1970年,苏联提出帮助美国从越南找到一条出路,并主张召开没有先决条件的日内瓦会议。苏联正是借越南战争的机会,悄悄缩小了同美国的军事实力差别,从而为70年代的扩张战略奠定了基础。

3.        东西方阵营的分化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苏共20大上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报告长达4个半小时之久,主要内容是通过大量历史材料,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要求报告保密,但是,这一报告却迅速在苏联国内传播,并且很快传到了西方。秘密报告在苏联党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公布于世后又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巨大分歧。反对个人崇拜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使苏联和国际共运的理论领域恢复了生机,促进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历史探索,从而有力地推进了苏联的改革进程。但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有严重的失误和缺陷。它没有划清批判斯大林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界限,虽然在秘密报告中也有肯定斯大林的辞句,但它与报告中对斯大林的否定相比是苍白的;赫鲁晓夫把个人崇拜的根源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责任,没有深刻探讨个人崇拜形成的根源;赫鲁晓夫没有就批判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充分准备,这造成了社会主义各国思想上的混乱。同年的4月17日,苏联宣布解散共产党情报局。这两件事大大地推动了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和斯大林模式的进程,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
1956年世界上两件发生了使世人震惊的大事:苏伊士运河危机公开暴露了英、法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波匈事件则表明苏联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不惜对东欧盟国使用武力。无独有偶的两件事表明:美苏冷战依然持续,但"铁幕"后的双方不再是铁板一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波兰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是单一的斯大林模式并不完全适应波兰的国情,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波兰的民族利益与克里姆林宫的要求发生了现实冲突。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内政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波兰国内潜在的不满情绪再也无法控制。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发生。苏联密切关注着波共的一举一动。赫鲁晓夫担心波兰最终会脱离苏联, 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经过苏共中央集体讨论,赫鲁晓夫决定直接干预波兰内政。第二年的1月15日至18日,哥穆尔卡率团访问了莫斯科,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苏联补偿波兰由于不平等的贸易所遭受的损失并提供7 亿卢布的贷款,波兰同意苏军继续驻扎波兰,但是不得干涉波兰的主权。
波兰事件以较为平静的方式结束了。在此之后, 哥穆尔卡进行了波兰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允许多种社会主义道路的发言被证明是有一定限度的,即以不损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为前提。
苏联直接干涉匈牙利内政,按照自己的意图更换匈牙利党的领导人, 这是导致匈牙利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1956年10月20日,哥穆尔卡当选波共第一书记的消息传来,深受鼓舞的裴多菲俱乐部向党中央提出10点要求,主要内容是要求纳吉领导国家;在匈牙利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清算拉科西的错误;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这时,匈牙利共产党本应团结一致, 顺应民情进行改革。然而,格罗却采取了相反的措施。他禁止群众游行示威并发表广播讲话,将参加游行的群众称为"暴徒"。避免匈牙利悲剧发生的最后机会丧失了。布达佩斯街头人越来越多,示威游行很快转为BD。10月24日,新任总理纳吉呼吁人们遵守宪法和法律,但是骚动已经开始,布达佩斯的局势完全失控。匈牙利事态的发展震惊了苏联最高决策层,为了控制匈牙利不断恶化的局势,赫鲁晓夫派米高扬与苏斯洛夫乘坦克来到布达佩斯。但事件却不断升级,在征得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意后,苏联决定出兵干涉。11月4日凌晨,苏军第2次开进布达佩斯,炮声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响起。纳吉与其支持者躲进了南斯拉夫驻匈牙利大使馆避难。几天之后布达佩斯平静下来,卡达尔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新的工农革命政府,纳吉后来被处死。波匈事件定下了此后东欧国家的发展道路: 党领导的一种妥协式的改革道路。事实上,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卡达尔逐渐在匈牙利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1968年4月,捷共中央对主席团进行了改组,进一步打击了保守势力,通过了反映改革要求的《行动纲领》。纲领的宗旨是要求改革整个政治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面反对苏联控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这一纲领无疑向世人公开宣布地处欧洲心脏的捷克斯洛伐克将摆脱苏联的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苏联恼羞成怒。莫斯科密切注视着布拉格的一举一动。为了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离心倾向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苏联对捷施加压力。1968年8月20日,苏、东德、保、匈、波五国共50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21日傍晚,捷克斯洛伐克被军事占领,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被绑架到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举国上下坚决反对苏联的入侵。这使得勃列日涅夫改变了扶植一个亲苏政权的想法,决定通过谈判迫使捷共就范。10月16日,捷克斯洛伐克被迫签订了《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条约》。苏联领导集团无视国际法准则,公然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使一度轰轰烈烈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夭折了。它与前面的波匈事件均代表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潮流。苏联虽然用高压政策暂时压抑住了东欧改革潮流,但是殊不知埋下了30多年之后东欧剧变的隐患。
美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战略比较复杂。从遏制苏联的整体战略出发,一个联合的西欧显然更便于美国控制并且能够发挥对抗苏联的更大作用,美国因此对欧洲的联合持积极态度。但是,美国国内一部分有识之士对欧共体表示忧虑,担心欧共体有朝一日会脱离美国的控制。政治联盟是欧共体的创始目标。1958年8月,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掀起了建立政治联盟的GC。1960年7月30日,戴高乐致函西德总理阿登纳,倡议建立六国政治同盟。1961年2月,巴黎六国首脑会议就建立政治同盟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7月,波恩首脑会议决定委托法国驻丹麦大使斯蒂昂•富歇为主席的政治委员会起草联盟条约。。然而，六国马上陷入了政治同盟具体形式的争论中。戴高乐将军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坚决主张建立一个邦联形式的政治同盟。他反对建立超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权力机构，主张保留民族国家在联合体中的主权。其它五国特别是西德则持相反意见，它们希望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联邦性质的一体化权力机构。两派争执不下，代表法国利益的富歇方案两次未被通过。政治联盟之争，实质是围绕着两个核心展开的。争夺欧共体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