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则发生在东欧的波西米亚(今捷克)。“三十年战争”一般被分为四个阶段:波西米亚阶段(1618-1623年),丹麦阶段(1625-1629年),瑞典阶段(1630-1635年),瑞典-法国阶段(1635-1648年)。用以划分阶段的国家通常是那一阶段作为新教主力与哈布斯堡帝国对抗的国家。
1648年10月24日在与威斯特伐利亚相邻的两个城镇闵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分别缔结的条约被统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在新教势力取得相对优势的情形下进行的,这种实力对比在和约中有所体现。和约主要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领土问题。其次是解决宗教问题。第三是确定德意志国家的体制。“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和约》确定了一些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和欧洲未来的政治经济秩序影响深远,在国际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它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以“会议” 解决争端。其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明确规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原则,确认了国家主权的平等。第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创立并确认了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的一方可施加集体制裁的原则。第四,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体制的世界主权论被打破。第五,世俗专制的封建王权体制得到了加强,其中在法国体现最为明显。最后,和约还确立了外交常驻代表机构的制度,为主权国家间经常性的政治经济交往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但结束了持续达30年之久的全欧规模的战争,而且也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它建立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不带有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的特点和色彩,它所展现的更多的是欧洲的国际秩序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卷进来了。它们先是为宗教信仰而战,新教诸侯与天主教势力势不两立;接着又抛开了宗教外衣,为赤裸裸的国家(或准国家)利益而战,宗教信仰不再是划分敌我的主要依据。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四分五裂的欧洲通过国际会议与和约的方式,肯定了国家的主权原则和新教与天主教的平等权利,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民族君主国的兴起、主权观念的出现和国际政治的世俗化这些在中世纪就已经酝酿成熟的欧洲新现象,现在有了一个被大家(除罗马教皇外)所共同接受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结局。欧洲国家的组织形式真正开始走出了中世纪。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涵内容最广的一个体系,并且对后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实际上,现代国家关系中的主权原则,解决国家纠纷的国际会议方式和国际条约对参加者的法律约束力等,都是由威斯特伐利亚最初奠立的。

2.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多极“均势”格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剧了德意志和欧洲的分裂,削弱了当时几乎成为欧洲主宰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促成了一种多元政治格局。到17世纪中后期,各君主专制国家成为欧洲国际格局的主角。它们频繁地变换联盟,进行战争。但它们不再为跨国利益和宗教信仰而战,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成为各国付诸战争或连结同盟的主要出发点。“此时为敌,彼时为友”成为这一时期欧洲政治的一大景观。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因此,几乎都把重商主义作为基本政策。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政策体系和经济学说。它把金银当成一国的主要财富,除了开采金银矿产,把对外贸易当作财富的真正源泉。因而,各国国王都积极动用国家手段支持对外贸易,目的是让国王们拥有更充裕的财力进行领土扩张;而国王们为了扩大王权需要更多的、能够带来更大的税源和兵源的土地和人口,更大的税源和兵源是进一步扩张的资本和王权强大的标志。欧洲各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了一系列有限战争,欧洲的政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频繁的战争最终确立了欧洲的政治格局。西班牙、荷兰、瑞典以及土耳其相继退出了欧洲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英国、法国、奥匈与相继崛起的俄国和普鲁士成为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五大强国。欧洲五强中的法国和俄国曾一度主宰欧洲大陆的政治,英国成为欧洲政治格局的平衡者,欧洲大国形成了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
经过一个世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纷争后,18世纪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班牙、荷兰、瑞典和波兰等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等欧洲五强崛起。它们成为18世纪欧洲外交舞台上的主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交思想。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法、奥、普渐呈三足鼎立之势,维持着一种均势。欧洲侧翼的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在努力确保欧陆均势的情况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英国的殖民步伐迈向浩瀚海洋,俄国扩张矛头指向广袤的欧亚大陆东端。军事力量、财政收入、地理位置以及政府的组织能力是这一时期影响各大国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3.        17-18世纪的欧洲与世界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时主要反映的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但欧洲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大国间的战争也已经开始影响到它们的海外殖民地,并对殖民地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英法“七年战争”加剧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盘剥,促进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兴起;而英法矛盾也给美国独立战争创造了一个有利时机。美国的独立不仅为欧洲敲响了警钟,给拉美殖民地以鼓励,而且也扩大和巩固了资本主义体系。在欧洲舞台上日趋没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拉丁美洲殖民地建立起直接统治,移植了大量封建主义因子,对拉丁美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非洲外围在这一时期被欧洲国家通过奴隶贸易卷入资本主义体系。
同美洲和非洲相比,此时的亚洲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中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运行机制足以挡住西方冒险家的步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时,也正是中国清王朝走向“康乾盛世”之即。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当时还以其“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而成为许多西方人所崇敬。中国没有也“毋需“注意欧洲的变化,更没有感到北美大陆上一个未来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不过,随着在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的衰落,南亚则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印度的遭遇开始了亚洲的危机。

第一编 威斯特伐利亚: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

第三讲 1500年左右的世界

在1500年前后,世界上并存着许多文明,但各个文明之间基本上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之中,而且各个文明的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黑非洲)和大洋州基本上与世隔绝,独立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陆路相通的亚、欧、北非,各文明之间才存在着大规模的、时断时续的交流和冲突。正是在这一世界文明的核心区——欧亚大陆,形成了三个彼此相对隔离、各具特色的国际关系体系——东亚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秩序。

1.        东亚封贡体系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封建大帝国,与周边各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联系,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因而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以封贡制度为交往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天朝大国与藩属之间的封建关系。这种制度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了朝贡制度。它最初是特指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交往的模式,其后被运用到处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层面,再后来被推广到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最后又推广到同一切来访的国家,包括同近代西方国家的交往方面。
1500年左右,明朝是凭借本身无以匹敌的实力和文化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了一种国际关系体系,维持了周边的稳定。这种关系既不同于近代的那种负有条约义务的政治从属关系,又迥异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明朝并未出兵占领也未干涉其统治,只是对其现存的政治态势予以一种高姿态的认可, 而且诸小国处于依附地位反而享受到了馈赠的经济利益和贸易特权。
在东亚封贡体系中,通商与朝贡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一面是中国封建王朝所关心的道义上的价值,另一面是藩属国和朝贡国所关心的商业价值。为了显示“天威”,中国封建统治者往往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赐予朝贡国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纳贡的礼物。这种朝贡贸易使朝贡国有利可图,因而乐于同中原王朝进行这种交易,以至于到18世纪明显增加了朝贡次数。但这种不对等贸易加重了中原王朝的财政负担,从而加速了朝贡制度的崩溃。
随着西方殖民国家向东方的扩张和殖民,东亚封贡体系不断受到冲击,最后随着中国的衰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逐渐疏远与中断,东亚封贡体系也随之崩溃。

2.        穆斯林世界
穆斯林世界是由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构成的一个神权统治的宗教国家体系。在1500年前后,世界上存在着三个穆斯林大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的萨非帝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Moghul Empire)。其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地位最为突出。它不仅建立了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而且始终作为一个异教徒而介入欧洲历史,对欧洲国际关系历史的进程产生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波斯的萨非帝国只是间接地与欧洲发生关系,在国际关系史上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莫卧儿帝国偏隅南亚次大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微弱,后来逐渐成为欧洲列强宰割的对象。
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体系是通过长期的征服战争形成的,是靠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来维系的,帝国中央政权的兴衰影响整个国家体系的安危。16世纪下半叶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由盛而衰,伊斯兰世界也在西方列强的侵扰和内部动荡中逐渐瓦解了。

3.        欧洲秩序
中世纪(通常指公元500—1500年)的欧洲存在着以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中心的松散的宗教、政治关系。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领域显得十分混乱,各种政治实体如过眼烟云般轮番登场,它们几乎都与民族和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世纪的欧洲,在政治上是一个由天主教会与世俗封建主联合统治的政治秩序。但是,1500年前后的欧洲政治版图宛如一件由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所织补的百衲衣,但是却不属于任何一方神圣,没有一位世俗的或宗教领袖能够一统欧洲。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是欧洲秩序的突出特征。因此说,此时的欧洲秩序还是尚未稳定的国际秩序。

1500年前后的世界,东亚各国偏居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它们以中国为中心,在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经营、完善自己的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的联系却广泛而复杂,十字军东征和奥斯曼帝国扩张的历史表明:“尽管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神学上有着共同的根源和亲和性,然而相互对立的宗教和政治利益却产生了一部对抗和战争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基督教的欧洲经常发现自己处于防御穆斯林军队进攻的地位,而且时不时地还要为生存而战。然而, 1500年前后,在欧亚大陆三个不同地区的内部,东亚的中国和中部的伊斯兰世界愈来愈闭关自守,走向僵化,与此同时,西部的欧洲却经历着空前、彻底的大变革,欧洲开始踏上了走出中世纪的旅程。


第四讲 西欧的兴起

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里,欧洲人还看不出他们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独领风骚的前景。尽管欧洲人抱怨中世纪是“黑暗的一千年”,然而,正是在中世纪的漫漫千年里,欧洲内部孕育和积淀了它走出中世纪的前提条件和必要准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展开、民族君主国的崛起、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特别是西欧)的兴起——逐渐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真切的现实,不再是飘渺的神话。

1.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使整个欧洲摆脱了思想束缚和精神束缚,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做了思想上、文化上和舆论上的准备,把欧洲人从中世纪的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使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国家主义出现。国家主义(statism)是一种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意识。经济上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政治上的加强王权是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重要表现。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弗利、博丹和格劳秀斯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他们主要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所主张的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宗教改革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三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和英国宗教改革派。宗教改革后,随着新教势力的发展,天主教神权下的世界主权受到冲击和破坏,专制世俗王权得到加强和巩固。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方面使欧洲冲破了中世纪的巨大束缚,为西欧在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步入资本主义时代做了前期准备,提供了必要条件,尤其是国家主义意识思潮的兴起,加速了民族君主国的出现。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加剧了欧洲政治的分裂和经济上的竞争。其中的宗教改革对国际关系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丁•路德发起的新教改革以及天主教所做出的种种回应,无疑都产生了众多积极的影响,但它们引发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后果,却是欧洲迅速分裂成不同的宗教体系,同时欧洲人彼此之间打着信仰的旗号迅速开战。”

2.        民族君主国的出现
与中国一乱一治的王朝更替历史和延续数千余年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传统不同,欧洲(主要指西欧)的封建制表现为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在中世纪,欧洲并没有民族的概念,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西欧各国出现了向民族君主国过渡的趋势。民族君主国是15世纪到17世纪在欧洲形成和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它跟15世纪以前的城邦、王国、帝国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匡正了我们把现代国家当成人类文明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存在的错误观念。在西欧民族君主国的形成过程中,专制王权的确立是最关键的因素,“王权与民族重迭,这是西欧的特点”,因此专制王权的建立是民族国家最终形成的标志。欧洲的民族君主国主要是在反对外族侵略和国内君主与贵族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民族君主国是在战争和暴力的铁砧上锻造出来的。
民族君主国的出现改变了中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生活。新兴的民族君主国拥有中世纪国家所没有的税收,他们可以组建军队进行统一活动, 而且避免了骑士阶层的壮大。火药炸开了封建主的城堡,扫除了商路上的抢劫者和勒索者, 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君主国的实力。终于,在国内, 割据者变成了专以献媚国王为业的廷臣;对外, 再也没有人承认国家之上还有一个“世界政府”,国家成为国际行为的主体。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具备了。
民族君主国与中世纪的专制国家不同。专制国家在原则上不存在对内政治, 因为大多数国家得以维系靠的是一种封土封臣制的效忠感情。但民族君主国由于其本身得以建立靠的就是王权与某一集团结盟来反对另一集团,因而王权的无上性遭到了侵害。国王们不得不对付市民起义、城市自治,不得不在征税时同议会或三级会议商讨——没有他们的支持,国王就无法进行战争。民族君主国的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家主权思想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将国家主权提升到了一个不可分割、不可转让、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地位上。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16世纪)的民族君主国还不完全具备后来民族国家的特点。民族国家是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最终形式,是对共同的文化价值、政治信仰、经济基础认同的人民共同体,它是以拥有特定的领土作为该整体家园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民族君主国虽然具备某些条件,但还没有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体制下不可能对普通民众进行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这种带来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才被激发出来。

3.        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为欧洲人提供了新的智力水平和认识水平,民族君主国的兴起也为西欧的扩张提供了政治组织上的准备,同时,西欧在中世纪期间经济技术的发展为西欧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欧洲经济的扩展主要体现在农业产量的提高、封建人身束缚的减弱、人口的增长和贸易的发展。欧洲通过改进耕作技术和发展大面积耕种来提高农业产量。大面积开发以前未曾耕种过的地区,又松弛了农奴制对人身的束缚。从14世纪的由于粮食歉收、饥荒和黑死病所造成的灾难阴影下走出来后,人口也得到了增长。欧洲本身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欧洲贸易的发展。贸易不仅在欧洲内部,而且也在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这就促使欧洲的商人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市场。
总之,15世纪以后开始了西欧蒸蒸日上的时代,黑死病的创伤已经痊愈,长期的战争也告一段落,西欧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人口大幅度增长。商业的发展和农民得到人身自由为海外扩张提供了一个松散的社会和易流动的人群。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发展使远程航行成为可能。同时,新兴的民族国家渴望着海外殖民利益,新教徒由于受到教会的迫害也向往一个新的自由世界。欧洲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技术的进步革新,商务新技术的发明与改进,使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兴起在物质技术上确立了对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优势地位。在以上诸多因素作用下,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探险活动——地理大发现开始了。
欧洲人致力于新航路的开辟的原因,除了促使欧洲兴起的诸多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穆斯林对东西方商路的阻碍和大西洋国家对地中海国家独占贸易的不满。此外,基督教精神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基督教的十字军历史、世界宗教的伟大构想、为信仰而战的献身精神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地理大发现的另一个重要结果是世界逐渐开始联成一个整体,各地区隔绝、封闭、独立发展的历史即将结束,全球时代逐渐来临。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民族君主国的出现、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历程中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它们彼此之间不是孤立平行地发生发展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欧洲正是凭籍这些因素逐渐地确立了它在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领先地位。


第五讲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1.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生
1618—164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正处于欧洲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从中世纪国际关系向现代国际关系转换的阶段。它是欧洲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这场旷日持久、时断时续的战争的参与者差不多包括了欧洲所有的国家,战争几乎是全部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的。这场战争的背景错综复杂,欧洲各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领土、霸权以及宗教的矛盾和纠纷交织在一起。
“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则发生在东欧的波西米亚(今捷克)。“三十年战争”一般被分为四个阶段:波西米亚阶段(1618-1623年),丹麦阶段(1625-1629年),瑞典阶段(1630-1635年),瑞典-法国阶段(1635-1648年)。用以划分阶段的国家通常是那一阶段作为新教主力与哈布斯堡帝国对抗的国家。
1648年10月24日在与威斯特伐利亚相邻的两个城镇闵斯特和奥斯纳布鲁克分别缔结的条约被统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是在新教势力取得相对优势的情形下进行的,这种实力对比在和约中有所体现。和约主要致力于解决三个问题。首先是领土问题。其次是解决宗教问题。第三是确定德意志国家的体制。“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和约》确定了一些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建立和欧洲未来的政治经济秩序影响深远,在国际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它开创了一个先例,即以“会议” 解决争端。其次,《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明确规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律原则,确认了国家主权的平等。第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创立并确认了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的一方可施加集体制裁的原则。第四,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体制的世界主权论被打破。第五,世俗专制的封建王权体制得到了加强,其中在法国体现最为明显。最后,和约还确立了外交常驻代表机构的制度,为主权国家间经常性的政治经济交往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但结束了持续达30年之久的全欧规模的战争,而且也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它建立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不带有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的特点和色彩,它所展现的更多的是欧洲的国际秩序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卷进来了。它们先是为宗教信仰而战,新教诸侯与天主教势力势不两立;接着又抛开了宗教外衣,为赤裸裸的国家(或准国家)利益而战,宗教信仰不再是划分敌我的主要依据。经过“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四分五裂的欧洲通过国际会议与和约的方式,肯定了国家的主权原则和新教与天主教的平等权利,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民族君主国的兴起、主权观念的出现和国际政治的世俗化这些在中世纪就已经酝酿成熟的欧洲新现象,现在有了一个被大家(除罗马教皇外)所共同接受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结局。欧洲国家的组织形式真正开始走出了中世纪。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涵内容最广的一个体系,并且对后来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实际上,现代国家关系中的主权原则,解决国家纠纷的国际会议方式和国际条约对参加者的法律约束力等,都是由威斯特伐利亚最初奠立的。

2.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多极“均势”格局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剧了德意志和欧洲的分裂,削弱了当时几乎成为欧洲主宰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促成了一种多元政治格局。到17世纪中后期,各君主专制国家成为欧洲国际格局的主角。它们频繁地变换联盟,进行战争。但它们不再为跨国利益和宗教信仰而战,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成为各国付诸战争或连结同盟的主要出发点。“此时为敌,彼时为友”成为这一时期欧洲政治的一大景观。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欧洲各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因此,几乎都把重商主义作为基本政策。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政策体系和经济学说。它把金银当成一国的主要财富,除了开采金银矿产,把对外贸易当作财富的真正源泉。因而,各国国王都积极动用国家手段支持对外贸易,目的是让国王们拥有更充裕的财力进行领土扩张;而国王们为了扩大王权需要更多的、能够带来更大的税源和兵源的土地和人口,更大的税源和兵源是进一步扩张的资本和王权强大的标志。欧洲各国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了一系列有限战争,欧洲的政治格局不断发生变化。
频繁的战争最终确立了欧洲的政治格局。西班牙、荷兰、瑞典以及土耳其相继退出了欧洲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英国、法国、奥匈与相继崛起的俄国和普鲁士成为主导欧洲政治秩序的五大强国。欧洲五强中的法国和俄国曾一度主宰欧洲大陆的政治,英国成为欧洲政治格局的平衡者,欧洲大国形成了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
经过一个世纪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纷争后,18世纪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班牙、荷兰、瑞典和波兰等从一流强国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等欧洲五强崛起。它们成为18世纪欧洲外交舞台上的主角,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交思想。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法、奥、普渐呈三足鼎立之势,维持着一种均势。欧洲侧翼的两个国家——英国和俄国在努力确保欧陆均势的情况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英国的殖民步伐迈向浩瀚海洋,俄国扩张矛头指向广袤的欧亚大陆东端。军事力量、财政收入、地理位置以及政府的组织能力是这一时期影响各大国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

3.        17-18世纪的欧洲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