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楚辞

一、《楚辞》与楚文化

    1．《楚辞》：《文心雕龙·时序》：“春秋以后，角战群雄。六经泥蟠，百家飚骇。当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惟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文学在古代泛指文化学术。齐为稷下之学，汇诸子百家，楚则以《楚辞》为标的。秦灭六国，一天下，禁文学任法术，然汉代经学的兴起，由于齐学的努力；汉高祖集团又为楚人，故楚风盛行，辞赋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因此最后的胜利者是齐楚，这两地的文化战胜了秦的暴政，形成了汉代的强盛，使郡县制国家由强权国家转化为文化国家。《楚辞》之名首见《史记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汉书艺文志》只著录屈原赋，未有楚辞。但《楚辞》为刘向所编辑，收屈原、宋玉等人作品，末附自作《九叹》，定名《楚辞》。看来这是楚辞的专辑。最早为《楚辞》作《传》的是淮南王刘安。《汉书淮南王传》载其入朝汉武帝，武帝命作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史记屈原传》中评价屈原离骚的一大段文字即是淮南王离骚传文字。现存最早的注释本为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洪兴祖为王逸《章句》作的《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明汪瑗《楚辞集解》、清戴震《屈原赋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现代学者马茂元《楚辞选》、游国恩《天问纂义》、《离骚纂义》等，皆为著名的《楚辞》注本。

    2．《楚辞》是战国时代的歌诗。《文心雕龙辨骚》：“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鬱起，其离骚哉！” 楚辞中自己称诗、颂、歌，不称楚辞。故楚辞距诗经三百年，但仍受诗的影响。但楚辞又是南方文化的产物。这一方面与楚国日益强大，吸收北方周礼，使得楚国文化得以发展有关；这一切自楚庄王开始。据《国语楚语》，楚庄王时申叔时建议以诗书礼乐春秋教楚太子。《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与晋战于邲之后，又问鼎周室，显示了他对周礼的学习与僭越。另一方面则与楚国本土文化的特殊形态有关。《汉书地理志》：“楚信巫鬼。”出土文物如1973年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有男子御龙舟，一如《湘君》“驾飞龙兮北征”。又1949年长沙战国楚墓帛画有龙凤人物、马王堆帛画有嫦娥奔月图等，皆如《楚辞》中的图景。楚文化的巫风、音乐、方言、楚歌、神话与想像、狂放、激情，构成了楚辞特殊的艺术风格，与诗经并成风骚传统。

二、屈原的生平与创作

    1．《楚辞》又是中国最早的个人创作作品集，每篇作品皆有作者。自《隋书经籍志》之后诸多史书经籍、艺文志的集部皆以《楚辞》为首。至楚辞，中国典籍的经史子集诸种皆备，后世文体至此亦备。

    2．屈原的生平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传中提及与他同属楚辞作家群的还有宋玉、景差、唐勒。《楚辞》中有宋玉《九辩》，屈原或景差作的《大招》。唐勒无作品传世，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唐勒对楚王问赋体文残篇（26简，谈论御术）。汉代谶纬中说唐勒为楚史，善观云气。《昭明文选》收宋玉《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对楚王问》等赋。一般认为：离骚、九章、天问、招魂、九歌为屈原作品。这些作品中既有屈原的自传，又有他的心路历程，更为垂范后世的是其人格形象。即九死不悔、上下求索的坚贞品格。美人香草的象征手法。《离骚》：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余以善淫。”

三、离骚

    中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373行，186韵。《史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四、九章

    作于次放逐途中，朱熹《楚辞集注》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学界大概以为惜诵、抽思为放逐汉北之作。哀郢为秦破楚都而作。涉江、怀沙、惜往日、桔颂为自沉前作。其他尚不可定。

    五、九歌

朱熹《楚辞辩证》：“楚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东皇太一》：“扬桴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少司命》：“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去旗。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以此为“千古情语之祖。”《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胡应麟《诗薮

》以为“千古言秋之祖。”饮酒、吸毒、性交、舞蹈等皆为巫术进入迷狂状态的途径。故为接神之道。此后道教中亦有此法术。

九歌的写作背景：王逸以为屈原流放于湘沅，改写民间巫祠鬼神之词而成。闻一多、姜亮夫等以为楚郊祀歌（祭天），周勋初以为楚人祭不越河、云中为晋神、东皇太一为齐地神，以为屈原出使齐地携回的素材，故九歌为屈原个人的创作。我以为楚郊祀歌。

郊祀在周礼中为天子的特祀。战国时晋、燕等国已僭行此祀。战国道家阴阳家的新宇宙论出，方位帝、太一阴阳神被构入郊祀之中。秦先公先王在兴霸过程中逐步构筑五方位帝坛，齐地有太一、八神之祀，楚则有九歌之祀。汉之郊祀歌基本上是此模式（祭

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泰元等）。参见《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礼乐志》。

    六、天问、招魂等（略）
    七、楚辞的影响（略）

参考资料：

        涂又光：《楚国哲学史》，湖北教育出版社“楚学文库”，1995。

        姜亮夫：《楚辞通故》，齐鲁书社，1985。

        马茂元主编：《楚辞研究集成》从书，湖北人民出版社。

        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第二章      两汉文学

第一节 两汉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分期

一、两汉社会文化大势

        秦汉两代，中国自战国以来就在实践的统一的郡县制帝国制度得以完成。春秋中后期，晋、楚、秦等周礼文化与宗法封建制度薄弱的诸侯国相继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实行郡县制。战国以降，各国相继变法，并用战争的手段推行郡县制，试图在中国实现统一新制度。秦汉两代在统一的基础上将此制度建构完善，使之成为至到清代的稳定的制度。任何朝代，或华夏民族中任何一族都奉行这个制度。从这个角度看，从秦至清的各朝代，只是中华帝国各届次的政府。这个制度也构成了近代国家形态中的一些因素（如文官制、教育与选举参政等），以至于中国走入现代国家制度时，有所应接。秦代的功劳在于完成了国家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的建构，但秦从战争中来，反传统与强权、暴力的色彩浓厚。以至封建文化复起，德治思潮高涨。汉代顺应历史，既不复古，但也不反传统，而是着力于国家的宪法、祀典、社会道德、教育选举、民间组织、民族关系的构建，使传统文化得以重构与转换，也使帝国由强权国家成为文化国家。武帝问贤良文学，如何才能“星辰不悖，日月不蚀。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董仲舒对策曰：“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者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至东汉，士族精英阶层成为社会的中坚，教育普及，政权由军功贵族转移至文化精英手中。中华民族的群体、汉文化的框架渐渐形成。汉代中华民族本土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强盛的朝代。《剑桥秦汉史》：“汉代把一个长达两千年基本保持原状的帝国理想和概念传给了中国。在汉之前，帝国政府是试验性的，并且名声不佳。在汉以后，它已被接受为组织人的正统的规范形式。”

        天人之学与文学，文学的形而上学成立。《报任安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相如：“赋家之心，苞括宇宙，综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好也。”（《答盛览问作赋》，《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七引《西京杂记》）扬雄：《法言问神》：“天地之为万物廓，五经之为众说郛。”“圣人之文，其奥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玄，理徵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渊鉴类函》引《法言》逸文）《诗纬》：“诗者，天地之心。”

经学与文学，汉代的经学，博士官，通经与献赋，诗人与辞人，《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诗学、采风、文教与乐府。古典与摹拟之风气。

        史学与文学，史传文学与小说的兴起。

二、两汉文学的分期

        胡小石先生在其1928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讲义》第五章总论提出汉代文学分四期的说法：

    1．  由高帝至文、景。王国文学，游士文学，辞人之赋，汉赋初创期。政论文。
    2．  武帝至昭、宣。中央文学，宫廷文学。汉大赋形成。宣帝中兴与辞赋的成熟期。上疏、对策。史记。
    3．  成帝、哀帝至桓、灵。各种文体巩固，深化。班固与张衡的都城赋，班固的汉书。乐府诗兴盛。
    4．  建安（献帝）。政治与文化转变期，经学衰退，玄风畅达，赋走向抒情与个性化，文人乐府、五言诗与七言诗。文学批评兴起。文学的自觉时代到来。

这个分期是合理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二编绪论分期基本相同（第三期从元帝至和帝，第四期和帝到灵帝，则以建安文归于魏晋）。

参考资料：

顾颉刚：《秦汉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钱  穆：《秦汉史》，台湾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沧海丛刊”，1992。

周勋初：《王充与两汉文风》，《文史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曹顺庆主编：《两汉文论译注》，北京出版社，1988。

 

第二节    西汉初期的文学

 

一、诸侯王国文学：高祖自楚汉战争之后，铲异姓，封同姓。其皇子幼弱，封三庶孽以填天下，分天下大半。刘肥为齐王、刘交为楚王、刘濞为吴王。后又以少子刘长为淮南王，其地皆天下重镇。此后高后专权，惠帝享国短浅。吕氏灭后，代王入为文帝，诸侯不平有异心者多，文帝大都怀柔之。然淮南王已欲反。文帝大臣如贾谊之属，皆主削藩。晁错为景帝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力主削藩，引发吴楚七国之乱。此一阶段中央无为而治，主黄老刑名，故于文学无所提倡，高祖、文、景皆不喜文学之事，故宫廷文学亦无声势，而王国势力的壮大，学者游士皆从诸侯而游。《汉书邹阳传》：“诸侯王皆自治民而聘贤。”《汉书》中的汉朝两字，指中央，与王国对等。

楚王刘交，与鲁申公、白生等共事浮丘伯。王楚后又遣子郢客与申公之长安与浮丘伯卒业。已好诗，有《元王诗》。其家诸子皆持老子知足之计，故受道家影响。其子辟非疾，枚乘以《七发》启之，故好辞赋。

吴王刘濞，招致四方士，邹阳、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辨著名。

淮南王刘安，淮南厉王刘长之子，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外书》、《中篇》，人《淮南子》传世。朝见武帝，作《离骚传》，谈说方技赋颂，昏暮然后罢。《汉书景十三王传》云其：“所招致率多浮辩”。

梁孝王刘武，文帝子，窦太后少子，景帝同母弟。封国居天下膏腴之地。招延四方这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枚乘、邹阳、严忌去吴，从孝王游、司马相如出四川，先自费为景帝郎官，为武骑常侍，非其所好。“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枚乘之子枚皋，年十七上书梁共王（孝王子），召为郎。《西京杂记》载梁孝王作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

河间献王，景帝之子，好学修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制赐之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而致献书，得书与汉朝等。《三辅黄图》、《西京杂记》卷四等载河间献王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陈直云翟云升《隶编》有河间献王君子馆砖。苗夔墓志云得君子馆砖。陈直在西安白集武处见旧拓君子馆和日华馆砖（见陈直《汉书新证》）。

近世出土文物如马王堆汉墓亦可证诸侯王国文化之盛。武帝好辞赋，与其曾任胶东王有关。

诸侯国的文学为辞赋、诸子、儒学。邹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知，韩魏时有奇节。”（《汉书邹阳传》）但这些游士们皆与战国时和纵横家不同，其政治理想大都朝向中央。对所事诸侯的反叛都有所谏止。如枚乘《谏吴王书》《重谏吴王书》，邹阳《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这些著作，《汉书艺文志》往往归入纵横家。

辞赋以枚乘《七发》成就最大。“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文心雕龙》：“七《  ，发乎嗜欲。”李善注：“说七事以启发太子。”此后“七”为一体，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曹植作《七启》。  的抒情传统转向叙写事物的铺陈。

诸子书以《淮南子》成就最大。

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讲稿》：“论到中国修辞学，亦当以汉代为断。汉以前国与国争，学与学争。故言语修辞之风特甚。汉以后乃由语言之修辞，转而为文学上之修辞。”

二、中央文学：中央不好文学，但重于政治建设，故中央文学以政论文的成就为大。《史记张释之传》：“释之即相毕，因前言便宜。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故切实、平易为汉朝政论文的开创的传统。

重要作家有：陆贾，楚人，时时向高祖称说诗书，作《新书》。

            贾山，颍川人。孝文时言治乱之, 借秦为喻，名曰《至言》。

贾谊，洛阳人。有《新书》。《陈政事疏》、《过秦论》等。

晁错，颖川人。有《贤良文学对策》、《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等。

还有值得注意者：南北文学的融合已显迹象。汉廷皆楚风，高祖言戚夫人：“若为吾楚舞，吾为若楚歌。”然汉朝大臣有北方人，其政论文亦可视为北方文学。如贾谊，洛阳少年，少学申韩之术。贾山、晁错皆颖川人。晁错亦学申、商刑名之学。此皆北方之学。贾谊为长少王太傅时，作《吊屈原赋》，又作《服鸟赋》，其文皆楚辞。

此际王国中央文学皆为武帝朝文学兴盛打下基础。

 

参考资料：

班固：《汉书》：楚元王传、陆贾传、淮南王传、梁孝王传、贾谊传、晁错传、贾山传、邹阳传、枚乘传。

郭维森、许结：《中国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第三节  武帝与昭、宣时期的文学

 

一、宫廷作家群体：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汉廷有内朝外朝之分，外朝文化机构的太常博士，内朝文化机构则为文学侍从，武帝、宣帝专金马门待诏。《汉书严助传》云武帝文学侍从之中最受亲幸者为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宣帝文学侍从中最受亲幸者为刘向、张子侨、华龙、王褒等。

这些人学皆庞杂，出入儒道纵横申韩各家。《严助传》载严助出为会稽太守，武帝书问政，曰：“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但皆长于辞赋。武帝本人好辞赋，有《李夫人赋》，又有《秋风辞》、《瓠子歌》等。宣帝王霸杂用，与王褒等田猎作赋，大臣指责，宣帝为其辩护道：“不有博奕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穀，音乐之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

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名犬子，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以訾为郎，不景帝武骑常侍。非所好，病免游梁，与邹阳、枚乘、严忌等游，著《子虚赋》。梁孝王薨，相如归蜀，与卓文君奔。武帝读《子虚赋》，恨不得与此人同时，狗监杨得意蜀人，荐相如。召之问。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悦。后受命通谕巴蜀。武帝好神仙，相如奏《大人赋》，云列仙居山泽间，形容消瘦，非帝王仙意。“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后病免在家多年，卒后遗武帝《封禅文》。

胡小石先生《讲稿》评相如赋的特点：一、想象丰富，二、藻采夸饰，三、侈陈形势，四、抑客伸主。前二者来自楚辞，后二者来自纵横。在写作方法上，一、为文识字，汉代赋家多为小学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扬雄作《训纂篇》、班固又续作。二、为文造情，此即扬雄所云辞人之赋丽以淫。二、复笔，即铺排骈偶。

东方朔，自言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十九学孙吴兵法。善射覆。武帝置守宫盂下使射，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以滑稽诙谐著称，有《答客难》、《平乐观赋》等，又有八言、七言，为刘向所录。

王褒：蜀人。太子体不安，忽忽善忘。宣帝使褒等以辞赋奇文虞侍太子。疾平复。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赋，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后往祠益州金马碧鸡之神，死道中。《洞箫赋》修辞华美，穷变于声韵，向精巧细微处发展，开咏物赋先河。

二、司马迁与《史记》：

1.生平与志向，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2.体例的创新：《太史公自序》：“网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条科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淑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厥《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唐司马贞《索隐》：“观其本纪十二，象岁星之一周，八书有八篇，法天时之八节，十表放刚柔十日，三十世家比月的三旬，七十列传取悬车之暮齿，百三十篇象闰余而成岁。”

今传《史记》是有全篇阙，后人续补者，如《孝景本纪》、《礼书》、《日者列传》等。有明著补者，如《三代世表》末有张夫子问褚先生以下文字。有全篇可疑者，如其中有与《汉书》同者，是后人据《汉书》补入者。武帝之后事多后人补。详见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3.个人价值的确立，对命运的怀疑。列传之首篇为《伯夷列传》，全篇议论。既肯定了伯夷求仁得仁的人生价值，又表达了对天道的怨恨与怀疑。

4.表现的，传奇的笔法。后人对《史记》在取材与叙事异议颇多。扬雄《法言君子》：“子长多爱，爱奇也。”班固《司马迁传》：“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其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页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宋宋祁《余师录》：“文者气之形，太史公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杰游，故其文章疏荡，颇有奇气，然未尝役意学为如此之文也。”张耒《司马迁论》：“司马迁尚气好侠，有战国豪士之余风，故其为书，叙用兵，气节，豪侠之事特详。”朱熹《朱子语类》：“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

  

参考书目：

《汉书》：《司马相如传》、《东方朔传》、《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第四节     成帝、哀帝至桓、灵的文学

 

一、辞赋

1.汉赋的继承与衍化：《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屈原、陆贾、荀卿、杂赋四家，章太炎以抒情、纵横、体物、谐隐释此四家。但汉人则明言这四种赋作来自诗的传统。《艺文志》：“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下及扬子云，况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其引扬雄言，出自《法言吾子》。班固《两都赋序》亦曰：“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总之，以诗作为楚辞与汉赋的共祖，说明经学对汉赋的影响。枚乘、司马相如之属将楚辞由抒发内在情感转为莆陈外在世界，而自扬雄、班固以后，言语侍从之赋让位于公卿大臣和经师的赋作（东汉的郎官已不是天子内廷的侍从，而是察举到中央部门待转任的官吏），儒家思想进而要求汉赋成为当代的诗经，承担讽（谏上）谕（化下）的道德责任。扬雄体现了这个转化。他一方面推崇司马相如的创作成就，认为“不似从人间来”，学相如赋而弗逮（《西京杂记》卷三），一方面认为赋的铺张侈陈会淹没其中的讽劝意义，失去道德作用：“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他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大赋皆重在辞藻铺陈，劝百讽一。故晚年悔之，以此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儒家的影响还表现在古典主义的审美倾向上，即对经典篇章与经典语言风格的追摹。自扬雄及其以后的辞赋作家，注重摹拟楚辞、枚乘、司马相如、乃至扬雄的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