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欧洲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错综复杂，各国所走的道路也各有特点，但一切都和资本主义不同程度的发展有关。发达国家已经确立了资产阶级的金钱统治，在落后国家，金钱关系也开始渗透到封建社会内部，这就更激化了已经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劳动群众更加贫困和无权，中小资产阶级也大批破产，或面临着破产的威胁。贵族对于已经或即将来到的资本主义新现实怀着极大的恐惧和仇恨。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进一步暴露，封建社会瓦解的加速，不能不对一些作家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置身于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成为自己阶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们揭示资产者带来的新秩序或封建社会的旧生活，鞭笞黑暗丑恶的现象，探求摆脱社会现状的种种可能。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和俄国的普希金、果戈理最先表现了这种新的创作倾向，形成一种文学潮流，后来被称作批判现实主义。就西欧(主要是英、法两国)说，批判现实主义是资产阶级胜利和巩固时期出现的文学现象；就俄国说，则是资本主义逐步兴起，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溃灭时期的产物。
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也同欧洲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哲学和科学有密切关系。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论、孔德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就和实验科学的流行，以及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如基佐等的历史观，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启发他们去探求表现现实的新方法。
欧洲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法国启蒙运动文学和俄国讽刺文学等，则是批判现实主义在艺术方法上的直接先驱。从反映现实的基本方法说，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颇不相同的，但批判现实主义也借鉴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艺术经验，如浪漫主义者表现历史题材时注重风俗画面的描绘，他们在心理描写上的某些技巧等等。
这一时期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三、四十年代，法国和英国出现了巴尔扎克、狄更斯，俄国出现了果戈理。五、六十年代，西欧批判现实主义者虽然写过一些进步作品，但他们的批判力量已有所削弱，改良主义思想和悲观情绪更加严重，自然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而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却有很大发展，产生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就他们的主要倾向而言，有的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有的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或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的从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出发，反映了当时农民的某些情绪和要求。
一般说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受到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他们的世界观的核心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他们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冷酷的现实，尤其是资产阶级金钱统治，提出指责，对社会下层的贫困生活表示同情。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了出色的社会的反面典型，如保守顽固的贵族、穷凶极恶的地主、冷酷无情的资本家、贪婪的高利贷者、守财奴、自由主义伪君子、个人野心家和庸俗的小市民等。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描绘了法国社会许多阶层的生活和风貌，写下了资产阶级丑恶的发家史。狄更斯的作品批判了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教育和伪善的慈善机关等等。在俄国，专制农奴制进入最腐朽反动的阶段，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广大人民身受双重剥削和压迫，阶级斗争尖锐异常。果戈理、屠格涅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创作反映了俄国的社会面貌。批判现实主义是封建制度溃灭、资产阶级上升和走向衰落过程的珍贵的艺术文献。它对于封建社会的腐朽生活的指责，对于资本主义及其上层建筑的揭露和批判，曾使人们对旧秩序产生怀疑，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有着不可克服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是不全面的，大部分作家只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中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贵族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作品中往往借助个人同社会的冲突表现出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被渲染成时代的“英雄”。劳动群众反抗剥削者的斗争没有得到反映，有的作家即使涉及这个题材，也只是作了零星、局部的描写，甚至加以歪曲。作家对劳动人民往往止于怜悯同情，工人和农民大都被表现为消极的受难者。批判现实主义在揭发社会罪恶时，往往通过伦理道德的途径来解决问题，即或提出一些社会改革方案，也大都未触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能给社会指明真正的出路。无论西欧或俄国的多数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 改良主义思想，并由于或多或少地意识到社会改良的不可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彷徨悲观情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虽然强调用革命手段摧毁沙皇制度，但他们对未来的设想是空幻的，看不风通向“理想世界”的具体道路，因而他们的乐观精神也只能给人以空泛的印象。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他们塑造的正面人物多数是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英雄”、忏悔的贵族、“改好了的”资产者、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上的“多余的人”，以及温和驯良的“小人物”等。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本时期的文学中虽占主要地位，但在法国和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仍继续发展。法国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如雨果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其中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增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的作品仍有较大影响。俄国的莱蒙托夫创作了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但也写过许多浪漫主义诗歌。在德国，青年时代一度倾向于浪漫主义的诗人海涅，随着德国革命的发展，创作中的批判精神增强，写出了一些优秀的政治诗。
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无产阶级强烈要求运用文学来表现并鼓舞自己。本时期产生了光辉的英国宪章派文学和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诗人维尔特。无产阶级文学表达了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充满着向剥削制度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政治鼓动力，但还未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艺术上也不够成熟。然而这是一个伟大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对海涅、琼斯、维尔特等人的思想和创作有过很大影响。四十年代末，在欧洲各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一些来自人民群众的革命歌谣，它们在本时期的文学中也放出了光彩。
在中欧、东南欧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中，许多国家的文学都有较大发展，出现了裴多菲这样重要的作家，他们利用文学这一武器来反封建、反民族压迫，对这些国家的革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不少作品在当时的欧洲流传，后来又受到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欢迎。 
第二节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巴尔扎克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法国社会进入金融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同时法国无产阶级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显示自己的力量，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48年革命结束了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尽管革命以失败告终，但是工人阶级所显示的巨大力量已经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而反动统治集团对工人运动的阻挠和迫害也日益加剧。
1851年12月，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宣布解散国会，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嚣张一时，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六十年代后，工人运动又重新兴起，为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高涨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虽然还存在着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逐渐成为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在资产阶级内部，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暴露出来。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不但压迫无产阶级，使劳资冲突日益加深，而且也压迫中、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贫困破产，政治上受到排挤。
在文化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继续传播，人道主义思想广泛流传。此外，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达尔文(1809-1882)的进化论、克罗德•贝尔纳(1813-1878)的《实验医学研究导论》等，也开始对当时社会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他们只把人作为生物来研究，认为人和生物一样，其生存和发展是由环境决定的，但他们看不到人的阶级本质。
随着社会形势和文化思想条件的改变，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也起着重要的变化，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它反映了法国封建社会瓦解和资本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抨击了资产阶级金钱统治的罪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人民群众抱有一定的同情，但对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始终未能抛开幻想。巴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人，司汤达在政治上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范畴，梅里美晚年作了拿破仑三世宫廷的座上客，福楼拜对人民群众的恐惧远甚于对他们的同情。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同法国十八世纪后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分不开的。狄德罗不论在描写当时的社会生活方面，或在叙述手法方面，都给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提供了榜样。巴尔扎克对作为小说家的狄德罗推崇备至，从某些人物形象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十八世纪以前的拉伯雷、莫里哀和拉布吕耶尔等一直是司汤达、巴尔扎克等人喜爱的作家，他们从这些作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严峻的讽刺中获得了丰富的营养。十九世纪初风行一时的通俗小说，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
除了本国文学传统以外，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还接受了外国文学的成果，其中特别突出的是英国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司各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着重描写人物活动的环境和曲折的情节，他的小说富于故事性和戏剧性。巴尔扎克从司各特作品中得到的启发尤为显著。
在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主要流派出现于文坛的同时，积极浪漫主义传统也在继续发展。1850到1877年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福楼拜写成他的代表作的时期，而这个时期也正好是积极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创作活动的重要阶段。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虽说雨果作品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比前一时期大为增强，但在艺术风格上，他始终保存着充满抒情气氛的浪漫主义特色。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还出现了戈蒂耶、波德莱尔等颓废派作家。和批判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不同，他们对生活采取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他们把资本主义世界的丑恶看作一种固定的、永恒的现象，否定人类进步的可能，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甚至从基督教“原始罪恶”的观点出发，深信人本身就是邪恶的、腐朽的，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罪恶不可避免的结论，嘲笑提倡社会改革和宣传人类进步的活动。颓废派的主导倾向是逃避现实，否定生活，把人引进象牙之塔或神秘主义世界，对日后巴拿斯派和象征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颓废派在反功利主义的口号下，一直是同十九世纪中叶人道主义思潮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相对立的。1840年雨果在《诗人的任务》一诗中，指出诗人在民众苦难深重的时刻，不应逃离社会，独善其身；这是雨果对戈蒂耶所宣扬的唯美主义的严正谴责。1842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全面提出现实主义的纲领，强调作家应该同时是研究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家；这实际上也就是对颓废派一种有力的答复。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1783-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出生于一个反动、保守的律师家庭。他早年接受启蒙思想，同情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十七岁时加入拿破仑的军队，把拿破仑看作唯一能击败封建反动势力的英雄，崇拜他的魄力和才干，赞扬他打破等级界限，从平民中大量选择军官。复辟以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1821年因和烧炭党人交往被驱逐出境。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深受意大利浪漫主义尤其是曼佐尼的影响。意大利浪漫主义同德、法消极浪漫主义不同，后者宣扬唯心的神秘主义，前者则强调文学要写真实，要提倡民族传统。用曼佐尼的话来说：“戏剧人物的可信与否，全在他的真实性”，“最伟大的诗人都从民族传统中吸取题材”，目的是为当前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在意大利期间，司汤达写了不少游记、随笔和艺术家评传。二十年代初回国后，他在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中发表著名的文艺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他举罗马凯旋门同法国的凯旋门为例，说“罗马的艺术家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刻画的是当时的真相，因此感动了他们的同胞”；法国作品完全模仿罗马，而“各个时代的模仿者都是古典主义者”。可见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的现实主义，而“古典主义”在他的词汇里则是没有生命力、衰落腐朽、供宫廷取乐的文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和拉辛都是浪漫主义者。“这两位伟大诗人都模仿自然。”在艺术形式方面，司汤达提倡朴素自然的散文体诗剧，反对墨守三一律和亚历山大诗体的成规。他倡导简单明晰的语言风格，反对夏多布里盎式的矫揉造作和夸张。司汤达的理论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他的《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一部理论文献，对这种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司汤达的主要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主人公于连•索瑞尔是一个锯木厂主的儿子，怀有强烈的向上爬的个人野心，从小就崇拜拿破仑，想靠建立军功而飞黄腾达。但在复辟年代，他的希望不能实现，他看出只有通过教会的道路，才能达到目的。他把一部拉丁文《圣经》背得烂熟，当地神甫很信任他，介绍他到市长德•瑞那家里当家庭教师。不久，因和德•瑞那夫人恋爱，他被迫离开市长家，到神学院学习。后来他去巴黎，当了德•拉•木尔侯爵的秘书，得到侯爵的赏识重用，和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发生爱情关系，侯爵只好赠给他土地、金钱、贵族封号和军衔。正当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德•瑞那夫人在教士威逼下写来一封揭发他的信，使侯爵取消了女儿和他的婚约。于连野心未遂，一怒之下用手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因而被捕，最后被判死刑。
于连代表当进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和当权的贵族、教会有矛盾的一面，因为封建等级制度是他们想爬到上层地位的障碍；但更主要的是他们和上层妥协的一面。他们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根本不要推翻封建制度，只想自己爬到上流社会，满足权势和财富的欲望，和贵族、僧侣一道维护封建制度，统治人民。于连的形象就是这一阶层在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典型形象。
于连不满封建等级制度，但向上爬的欲望又使他依附于特权阶级，冒着生命危险为贵族秘密会议递送情报。他把全部《圣经》看成谎言，却又把它熟读，立志当教士。他声言巴黎是个“阴谋和伪善的中心”，但又竭力想钻进巴黎上流社会，羡慕他们的权力、财富和豪华的寄生生活。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贫苦的劳动人民表示同情，然而又极端蔑视他们。于连的反抗性取决于贵族上流社会对他的态度，他的主导方面是向统治阶级投靠。他对社会作了某些批判，仅仅是由于他个人向上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每当他受到提拔重用时，他总是对赏识他的主人感激涕零。司汤达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对于连的个人野心、利己主义和为个人幸福而奋斗的行为，作了肯定的描绘，最后法庭上的一段更把于连渲染成一个反对统治阶级的英雄。实际上，于连的一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一生，他在法庭上短短的发言是个人野心未遂的怨恨的发泄，他的死也是个人主义野心家失败后悲观绝望的必然结果。
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反映了贵族和日益得势的资产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对封建贵族和教会作了一些揭露，描述了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恐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因而这部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红与黑》并没有表达出七月革命前夕，广大法国劳动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反贵族、反教会和反复辟的时代精神，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出现于革命浪潮中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形象，并且在美化这个人物的同时，宣扬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观和幸福观。
司汤达另一部重要小说是《巴马修道院》(1839)。主人公是意大利巴马公国的贵族法布利斯•台尔•唐戈。他青年时代参加拿破仑军队，拿破仑失败后返回意大利，在他姑母的帮助下，到神学院学习，被任命为代理大主教，后来因为几次恋爱失败，隐居到修道院，不久死去。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和于连一样，也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他也企图通过从军和出任教职来满足个人野心，并想在爱情中求得个人幸福。作者着力描写了巴马宫廷的政治阴谋和斗争，反映出“神圣同盟”时期意大利社会的黑暗和混乱。
司汤达又写了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和自传体小说《亨利•勃吕拉的一生》，都未完成，还留下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意大利遗事集》。这些作品都在他死后很久才出版。
《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大银行家，拥护七月王朝。吕西安最初倾向于共和主义，他父亲叫他从军，他同于连相反，对从军不感兴趣。在镇压工人起义时，他遭到工人的仇视，又看到同伍军官的卑鄙行径，于是他放弃军职，当了政府职员。官府见闻也使他厌恶。他又经历了一些活动，一直徘徊动摇。他认为唯一的幸福就是爱情。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七月王朝统治时期的社会矛盾，内容和格局同《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有类似之处。
司汤达的小说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简明精确，没有冗长琐碎的描写。他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瞬息间的变化，来突出他们的个性特征。他的心理描写丰富了塑造形象的现实主义艺术方法。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奥诺瑞•巴尔扎克(1799-1850)生于法国西部的都尔城。他的父亲出身农民家庭，后来成为资产者。巴尔扎克青年时期在僧侣所办的学校学习。1814年，他去巴黎学法律，曾先后在诉讼代理人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的父亲希望他毕业后当律师，但是巴尔扎克决心从事文学创作。1819-1820年间，他写了一篇诗体悲剧《克伦威尔》，但这个剧本被认为是失败之作。他转而写作当时极为流行的神怪小说，不到四年(1821-1825)写了将近四十种，都没有签署作者的真名，其中有的还是和别人合著的。
一方面由于家庭接济很少，另一方面又由于沾染了巴黎社会的奢侈恶习，巴尔扎克经常陷入手头拮据的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他从1825年起经营企业，出版古典文学名著，开办印刷厂，制造特型铅字，但是没有成功，他决定仍旧靠写作维持生活。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蒙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