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多样化的手法来刻画人的性格是《雷雨》的艺术特色之三。剧中的矛盾冲突随着人物性格的变化一同发展，人物性格又在矛盾冲突中显示其特点。剧中的八个人物，无论主次，都有着鲜明的个性，他们的性格都符合各自的身份、教养、经历，都具有典型性，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善于把个性化的语言、细致的心理描写和富有典型性的动作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出色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塑造。
语言洗练、含蓄而富有动作性是《雷雨》的又一个重要特色。如周朴园多使用简短、冷淡、似乎不动声色的语言，繁漪用先是双关、后是尖刻的语言，周冲是天真、明快的语言，鲁贵则是满嘴油腔滑调的肮脏的语言。《雷雨》的语言多含蓄，多潜台词，需要细细地品味。在语言方面还应该特别提到作者在剧本中的叙述语言，即舞台提示和人物的出场介绍，这些语言既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也给读者提示出了人物性格的线索。
参考阅读之三：为什么说曹禺把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发展推向成熟？
从1933-1942年的十年间，曹禺即为中国现代话剧奉献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五个堪称经典的杰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并在中国的观众中扎根，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
《雷雨》、《日出》、《原野》被称为曹禺的“生命三部曲”。《雷雨》是曹禺的第一个戏剧生命，也是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和一切经典性作品一样，《雷雨》也是说不尽的：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开掘与阐释。从对《雷雨》的多重解释中，正是显示出了曹禺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既是关注现实的，同时又超越现实，追索着隐藏于现实背后深处的人生、人性、人的生命存在的奥秘。《日出》和《原野》则把《雷雨》的主题加以拓展与延深。
《北京人》、《家》标志着曹禺以走出了生命的“郁热期”，进入了生命的“沉静”状态，实现了他追求已久的由“戏剧化的戏剧”生命向“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生命的转变：不仅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态的关注，更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内在神韵与诗意的开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
总而言之，曹禺执著追求的，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是对诗意的深沉体验。因此，曹禺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的意义，不仅在于他的戏剧创作标志着、并促进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极富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实验性的创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领域，提供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展示了多元的、自由创造的发展前景。
10、简述艾青诗歌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等人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
艾青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象世界，他的诗中一再回荡着忧郁的调子，不仅《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诗郁积着深深的忧伤，甚至在歌颂光明的诗如《向太阳》等作品中，也总交织着忧郁悲怆之情。对于艾青来说，“农民的忧郁”、“流浪汉的心态”是他情感世界的主要特征。
艾青善于准确恰当地捕捉意象，并赋予意象以广阔的象征意义，使诗意更加深沉浓郁，令人思索和回味，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中》。他非常注重声音和色彩的融合，通过二者的融合来构筑新奇的意象，以达到诗的特有情境，如《吹号者》、《火把》等。他善于用色彩的渲染以至构图线条的安排来增加形象的鲜明性，如《手推车》。
艾青的诗具有散文美。他的许多诗不押韵，而是让感情自由地流泻，通过内在的激情来感染读者。
11、《小二黑结婚》艺术特色分析
赵树理的小说，严格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现实，表现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的农民和农村干部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善于学习和借鉴民间说唱艺术、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创造了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风格，给人物起绰号，让人物在矛盾斗争中通过自己语言和行动，显示自己的性格。
小说情节生动、故事性强、结构严谨、环环紧扣、首尾呼应。
语言质朴平易、生动活泼、幽默风趣。这种语言带有北方农民的乐天性格，轻松中隐含着农民的忠厚。例如在叙写三仙姑不安分于陪伴一个笨拙的丈夫时这样写道：“村里的年轻人们觉得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于嘲讽中不失忠厚。到写她颜色衰残的肖像之时，则这样写道：“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一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上下上了霜。”嘲讽变得有点促狭（挖苦、刻薄）了。促狭，在幽默中有失绅士风度，用得妥帖，倒也不乏农民式的刚健、泼辣的风采。此外，还有新词旧用、古词活用、俗语妙用、比喻等手法。
赵树理的小说吸取了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中有生命力的因素，融合了五四以来新小说的长处，视故事、情节为小说的基本结构方式，他在平实的故事讲述和人物行动的点化中刻画人物性格，作品的完整性是和情节的连贯性联在一起的。故事是情节的基本构成因素，故事发展、人物出场、矛盾揭示、性格凸现等都是在有头有尾的故事情节中得以实现的，从而形成一种雅俗共赏的评书体小说样式。他把北方农民的口语融汇在人物对话和叙述过程之中，通俗而不庸俗，口语化而又有艺术感染力，看似浅近却耐人寻味，无论讲故事或评论人物，都能运用地道的农民口吻。总之，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艺术经验。
12、喜儿形象分析
歌剧《白毛女》所着力塑造的喜儿这个人物，是中国人民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喜儿是个勤劳善良、天真淳朴的少女，现实生活的打击，培养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锻炼了她不报冤仇誓不休的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她挣脱了父辈身上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抛弃了父辈懦弱的性格弱点，以惊人的毅力在非人的条件下活了下来，终于盼到了解放，见到了光明。喜儿形象的塑造，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战斗作用。
13、刘世吾形象的典型意义
刘世吾是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一个典型形象。其主要的认识价值，不仅在于他是一个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者，而是作为曾经受过革命锻炼，实际主持着区委组织部日常工作的第一副部长，竟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生活面前，意志衰退，缺乏工作热情。他的思想、情绪、性格，都集中体现在“就那么回事”的口头禅中。他对一切都不在意，是与非，成绩与缺点，也都不过“就那么回事”！他这种对工作、对生活和对人生的可怕的冷漠，使他变成了新事物的压制者和旧事物的维护者。刘世吾这个形象，给当时我们党的干部的警策意义是极大的。
14、简述《茶馆》的艺术特色
老舍的名作《茶馆》以北京城里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清末、民国初年、内战爆发前夕）的变化，来表现19世纪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历史变迁。老舍在展开这一宏大主题时，选择从“侧面”，从“小人物”生活变迁的角度入手，并把描述范围限定在茶馆这一“小社会”中。他没有采取以中心情节和贯穿全剧的冲突这种当代话剧常见的结构方式，而采用被称为“图卷戏”或“风俗画”的创新形式。众多人物被放置在显现不同时代风貌的情景中。剧中人物，涉及市民社会的“三教九流”，其中，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是贯穿全剧的三个人物。
参考阅读之一：试述《茶馆》的艺术构思。
《茶馆》是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戏剧创作的精品，它不仅是老舍戏剧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戏剧的经典之作。
《茶馆》的艺术构思是独特的。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使用“反描法”。《茶馆》生动而精练地描绘了三个时代和三个社会：戊戌政变后的清末社会、辛亥革命失败后各派系混战中的军阀统治的民国社会和抗战后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这三个社会显然是作者经过慎重考虑而精心选择的。作者对于他要阐发的主题，引而不发，而只在反面大做文章，让观众在反面否定的感受中，自然趋向正面的主题。
《茶馆》艺术构思的又一特点是老舍有意识地舍弃中外戏剧传统的“一人一事”的方法，而采用“人像展览式”方法来结构全剧、展开场面和刻画人物。老舍创作《茶馆》的意图是以“埋葬三个时代”来歌颂新时代。这个意图的关键是把三个时代被埋葬的必然性写足。老舍采用“人像展览法”把三个时代的各种人物都搬上台，把各种丑恶现象都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从三个时代的黑暗、腐朽和反动中，看到这三个时代的无可救药。
《茶馆》艺术构思中还使用“侧面透露法”。这主要表现在主题与典型环境之间关系的处理上，即选择了北京一个普普通通的大茶馆。这个选择看似平常，却是《茶馆》这个戏成功的关键。首先，中国的茶馆是极富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其次，旧中国的茶馆是个五方杂处的地方，各色人等都可以在这里自由出入，茶馆可以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按作者的意愿“集合”起来，让他们各自“亮相”，而且丝毫没有生硬、勉强之嫌。再次，正因为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茶馆活动，所以各阶层，以及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在这里有所反映。最后，茶馆除了它的真实性质以外，又具有象征意味。小小的茶馆成了大中国的一个“窗口”，或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另外，《茶馆》在艺术结构上采用了纵横交错、虚实结合的“坐标式”结构。并且《茶馆》之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中刻画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主要是老舍使用了“单纯个性化语言”来刻画人物的结果。
参考阅读之二：如何认识王利发形象？
王利发是老舍《茶馆》中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年轻时就继承父业开茶馆，既精明能干，又圆滑世故，虽有点自私自利，但还善良热情，经济地位决定他并无雄心大志，只求平安度日。因此，他为人处世，谨小慎微，安分守己，曲意逢迎，逆来顺受，并且赶时髦，追潮流，对自己的茶馆不断改良经营。但时代的动荡，社会的混乱，统治者的压迫，黑势力的敲诈，使他在夹缝中了无法生存下去，最后落得个茶馆被占、自己上吊自杀的悲惨结局。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的命运，说明在旧社会即使当顺民，也无法活下去，即使不断改良，也是此路不通。
15、尹雪艳形象的典型意义
《永远的尹雪艳》是白先勇的代表作之一。作品通过尹雪艳形象的刻划，揭示出台湾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尹雪艳原是上海百乐门一个如花似玉的红舞女，“能够迷惑所有接触过的男人”，是十里洋场新贵们的追逐目标。来到台湾，尹公馆很快成为上流社会“旧雨新知”的寻欢乐土和怀旧场所。“好象尹雪艳便是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京沪繁华的佐证一般”。那些失去官衔的遗老遗少，十几年前作废了的头衔，经过尹雪艳娇声软语称呼起来，心理上恢复了许多优越感。在尹公馆，患着风湿症和烂眼圈的吴经理，落魄之中不忘重温昔日的黄金梦；沉缅于牌桌的贵妇人，以激烈的厮杀填充精神的空虚和崩溃。但尹雪艳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希望。她妖冶迷人，也冷艳逼人；她看着牌桌上的厮杀，自己也在无形中杀人。她像一颗“白煞星”，“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当年，上海棉纱财阀王贵生为之遭了枪杀，金融界洪处长因其倾家荡产；如今，迷恋上她的台湾新暴发户徐壮图也遇刺身亡。台湾糜烂腐朽的上流社会，成为尹雪艳这类人寄生的社会基础，尹雪艳的“重煞”，又意味着这个贵族社会的必然归宿。作品通篇采用对比。国民党旧官僚及其附庸大陆与台湾生活的对比，尹雪艳的“永远不老”和周围人们的老朽没落的对比，尹雪艳的妖冶外表与冷酷内心的对比，都有力地阐发了作品主题。
16、《致橡树》意象分析
《致橡树》热情而坦城地歌唱了诗人的人格理想，比肩而立，各自以独立的姿态深情相对的橡树和木棉，可以说是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品格崭新的象征形象。这组形象的树立，不仅否定了老旧的“青藤缠树”、“夫贵妻荣”式的以人身依附为根基的两性关系，同时，也超越了牺牲自我、只注重于相互给予的互爱原则，它完美地体现了富于人文精神的现代**品格：真诚、高尚的互爱应以不舍弃各自独立的位置与人格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