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总集。十卷。南朝陈徐陵编。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梁时官东宫学士，陈时历任尚书左仆射、丹阳尹等职。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庾”。著有《徐孝穆集》，已佚，今本为后人所辑。《玉台新咏》收诗七百六十九篇。计五言诗八卷，歌行一卷，五言四句诗一卷。除第九卷中《越人歌》传为先秦作品外，均为自汉至梁的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也窜入了徐陵之后的一些诗作。《玉台新咏》编纂宗旨，是“选录艳歌” (徐陵《玉台新咏序》)，主要收录男女闺情之作。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那些表现真挚爱情和妇女心声的作品，也有些诗反映了社会现实，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羽林郎》等。《孔雀东南飞》这首古代杰出的长篇叙事诗，也首见于此书。徐陵还收录了汉代和晋代童谣，可见其重视民间文学的倾向。在文学形式上，此书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重视梁中叶以后比“永明体”更讲对仗声律的文人诗，并收录了沈约《八咏》这类杂言体诗，从中可以考见从南朝至隋唐我国五言绝句近体诗和歌行体诗渐趋成熟的过程。《玉台新咏》所收曹植《弃妇诗》、庾信《七夕诗》，为其集所不载，可补阙佚;所收女诗人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作品，俱赖此书以存。当然，其中不少诗作情调不太健康，风格浮艳轻靡，与编者好作宫体的倾向相一致。

散曲，一种合乐歌唱的诗体名称。它兴起于宋、金，盛行于元代，衰变于明清。散曲根据所用音乐性质的不同，又分南散曲与北散曲。北散曲所用北曲的音乐体系，是在改造唐、宋词乐、融汇民间俗乐和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形成的;南散曲所用南曲的音乐体系，则是在唐、宋词乐的基础上再融合南方民间音乐而成。散曲具有一种比词更通俗、活泼、诙谐的“蒜酪”、“蛤蜊”之味，从文学继承性的角度看，它是在继承民间歌谣、宋金豪放词、文人俗词和道士词类似作风的基础上形成的;从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看，散曲特有风格的形成，也同曲作家在民族压迫、仕途受阻的情况下极力否定传统，从而背弃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有很大关系。散曲之名，相对有一定组织结构形式的剧曲而言，散曲只用于清唱，不带科、白。元代称散曲为“乐府”、“今乐府”或“大元乐府”，明代始称散曲。其体制形式有小令、套数、带过曲三种。从形式上看，曲与词之相同处在于：都有一个牌调，称词牌或曲牌;都用长短句句式。其相异之处在于：曲牌的音乐曲式不如词牌曲式稳定，显得灵活可变，故可加入衬字;在押韵上，曲要求一韵到底，不换韵，但可平仄通押，不避重韵;在对仗上，形式繁多，如有鼎足对、隔句对、联珠对等词中少见的对仗形式。元代散曲主要是北曲，隋树森有《全元散曲》辑之。明代散曲，北之一派，重要作家有康海、王九思、李开先、冯惟敏等，南派重要作家主要有王盘、陈铎、杨慎、黄娥等。清代散曲，今人凌景埏、谢伯阳辑有《全清散曲》，据统计，现知清散曲家共342人，小令3214首，套数1156套。其重要作家有沈自晋、尤侗、朱彝尊、沈谦、刘熙载、赵庆熺等。

宋元时流行于中国南方的一种戏曲形式，为区别于北方杂剧而称“南戏”。明祝允明《猥谈》称：“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明徐渭《南词叙录》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故一般认为南戏萌芽于北宋末叶的温州，南渡后日渐盛行。今人刘念兹经实地考察，认为南戏实形成于闽、浙沿海，而非温州一地。福建地区在其形成中尤居重要地位，温州杂剧的演出本可能据福建古本改编而成。此戏本是一种以村坊小曲演唱的民间小戏，南宋时传入都城临安，融合宋杂剧、唱赚、宋词等艺术形式，日趋成熟。因其以表演故事情节为主，篇幅漫长，结构完整，有别于因题设事的简短杂剧，故又称“戏文”。南戏演出形式较为自由。全戏以人物上下场划分段落，然早期南戏剧本并未标明场次，至明朝中叶，始分出(出)或折(折)，一部戏可多至几十出。开头有“副末开场”，介绍剧情梗概及宗旨。戏中歌唱(曲)、念白(白)、动作(科介)相间，各种脚色都可歌唱。基本曲调为南曲，伴奏以管乐为主，音乐风格轻柔婉转。表演中还杂以插科打诨，以增添喜剧色彩。其剧本多由民间创作，刊印机会不多，故作品绝大部分已失传。现知剧目有238个，而流传者不足十分之一。全本流传且基本保持宋元原貌的，有《永乐大典》所收《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及《白兔记》、《琵琶记》等。曾经明人修改的有《荆钗记》、《拜月亭》、《杀狗记》、《赵氏孤儿》、《东窗记》、《破窑记》等。今人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收录南戏残曲，颇为详备。宋元之际，南戏不仅盛行于南方，而且传至北方大都市，一些文人亦参与剧本编写，著名者有高明、马致远，而更多的是书会才人的集体创作，文人的参与使南戏艺术性进一步提高，而其广泛流布则为各种声腔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因而逐渐形成各种地方腔调。南戏被认为是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并最终取代北曲杂剧而成为中国戏曲的主流，对明清戏曲产生极大影响。南戏某些剧目、音乐、表演形式至今还保存在福建的梨园戏、莆仙戏中，故这两个剧种有“活化石”之称。

笙诗，《诗》学名词。《诗经•小雅》中部分诗的代称。《小雅》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等六首诗，有目无辞，被人们称为“笙诗”，或“六笙诗”。“笙诗”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毛诗》旧说，认为“笙诗”是用笙来伴奏的诗，它们原来是有词的，后来词失传了，只留下题目。《仪礼•乡饮酒》载：“设席于堂廉，……工入，升自西阶，北面坐。……工歌《鹿鸣》、《四壮》、《皇皇者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认定此说者，多以《乡饮酒》为例，说明“歌《鹿鸣》可以笙吹之，何独笙吹《南陔》而无词乎?”(黄中松《诗疑辨证•笙诗一》)。另一种是朱熹等人提出的新说，认为“笙诗”仅仅是笙乐的名称，是在演唱诗歌中间演奏的笙曲，原本无词。新说的根据也是《乡饮酒》。朱熹《诗集传•小雅•华黍》说：“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辞明矣。”新说提出后，信旧说者渐少。

诗言志，诗歌是用来表达人的思想、志向与抱负的。中国古代美学中关于诗歌的审美本质的一种观点。由《尚书》最先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典》)郑玄注：“诗言人之志意。”“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孔颖达《毛诗正义》)在古代，诗即志，两字通假，最初的诗是古代社会中宗教、政治、狩猎等活动所用的祭祀之辞或庆功之词等。当时“诗言志”实际上指向神明昭告功德和记诵政治历史大事。随著社会和诗歌创作本身的发展，“诗言志”才有了表达作者思想、志向、抱负的涵义。春秋时盛行“赋诗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言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都是指借用别人现成的诗句，以表达赋诗者之“志”。先秦诸子还进一步把“诗言志”作为诗歌创作与评论的重要原则。“《诗》以道志”(《庄子•天下》)，“《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进一步确立了“言志”说在中国古代美学的地位。它将诗歌与政治教化密切联系，视“美刺”为“言志”的重要内容，注重诗歌艺术的社会功利性，但过分强调则易抹杀诗歌艺术的个性，忽略诗歌艺术的情感表达与形象化要求。汉王逸在注释屈原《九章•悲回风》、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慎大览》时，将诗、“志”混同，认为“诗，志也”。这一倾向在晋代玄言诗、宋代理学家“载道”说中尤为明显。对“诗言志”的另一种解释是情志之说。汉代儒者在《毛诗序》中已同时提到诗与“志”、“情”的关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止乎礼义”。刘勰亦将“志”“情”并举：“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唐代孔颖达进一步提出“情”、“志”合一说，提出：“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左传正义》)“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毛诗正义》)将“诗言志”解释为抒发人心中哀乐的情感，丰富了“诗言志”原有的美学内涵。经孔颖达重新解释的“诗言志”，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形成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原道，散文篇名。唐韩愈作。见《韩昌黎文集》。除本文外，作者尚作有《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诸篇，人称“五原”。自“五原” 后，“原”便成为古代一种专门用来推论事理之文章。“原”为推原其本之意，《原道》即探求儒家的“仁义”之道。此文乃有感而发，唐寺院数万，僧尼达数十万，道士亦逾万人，他们不事生产，却占有大量田产，并享有不纳税不服役之特权，作者对此深恶痛绝，故作文辟之。文中大力推崇儒学，力排佛老，认为处置佛老的最好方法，即“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并以“先王之道”教育其信徒。明茅坤谓：“辟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唐宋八大家文钞》)此文可视为作者复兴儒学之宣言书。文章结构谨严，大量使用排句，气势磅礴，充分体现了“韩文如海”的特点。清沈德潜评曰：“本布帛菽粟之理，发日星河岳之文。振笔直书，忽擒忽纵。熏之醇粹，运以贾之雄奇。为《孟子》七篇后第一篇大文字。”(《唐宋八家文读本》)

沈约在文坛上深孚重望，同样具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最杰出的贡献就是率先把四声之说运用于诗歌创作，与谢脁、王融等人创立了“永明体”，初步提出诗歌的声律理论。他的这一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到齐、梁、陈乃至隋的诗歌创作，使诗歌发展走上格律化轨道，为唐代律诗的形成开辟了通途，而且还影响波及到当时骈体文的创作，驱使作者更加注意文章的音律之美，使骈文的形式更趋美化。他本人的诗文创作也斐然可观。据《梁书•沈约传》说，当时谢朓善于诗，任昉工于文，沈约是兼而有之，但也不能超过他们。齐、梁两朝的许多重要诏诰都出自他的手笔。他高才博洽，为文辞章典雅，事理俱备，得意处便洋洋洒洒，颇具情致。《文选》所收《宋书•谢灵运传论》、《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和《梁书•沈约传》所载《郊居赋》等，是其代表作。诗以写景状物见长。《早发定山》、《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同好》、《石塘濑听猿》诸诗，清新明丽，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都是颇堪讽诵的上乘之作。另外，离别、怀旧的诗作也颇具特色，《别范安成》、《伤谢朓》等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钟嵘《诗品》把他列在中品，说他的所有作品之中，“五言最优”;并说当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沈)约称独步”，其诗作的工丽是“一时之选”。

毛亨，相传为古文“毛诗学”的开创者，生活于秦汉之际。一说为鲁(郡治今山东曲阜一带)人;一说河间(郡治今河北献县东南)人。东汉郑玄《诗谱》：“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认为，孔子删诗，传至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毛诗序》为毛诗《诂训传》之一部分，主要用儒家礼乐教化思想解说《诗经》篇章，有牵强说教之弊，但仍不失为先秦诗学的总结和诗经研究史上的开山之作，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艺思想有深远影响。

诗谱序，东汉郑玄撰。郑玄著《诗谱》并撰《诗谱序》，集中阐述了他的诗歌理论。首先，他提出诗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上古轩辕时代有无诗歌，“载籍亦蔑云焉”已不可考，中国古代诗歌最早应产生于虞舜时代：“《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放于此乎?”这种认识虽不正确，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上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对后世理论家继续探索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是有启迪的。其次，他继承先秦儒家诗学观，注重诗歌的社会功能：“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功讥失，所以匡救其恶。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明。”对我国传统的美刺理论作了明确概括，对我国古代文学创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再次，他阐述了诗的正变问题。他对诗歌的变化与朝政得失、风俗盛衰的关系作了历史的考察，他认为西周前期：“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这时候的“风、雅、颂”皆为 “诗之正经”，而后西周中衰“周室大坏”，“纪纲绝矣”，此时诗则为“变风变雅”。指出最高统治者“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产生正风、正雅，受到赞美;如果“违而弗用”，政教衰废，纪纲败坏，则“刺怨相寻”，产生变风、变雅。并认为了解诗歌所由产生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教化的发展变化情况，乃是把握诗的美刺正变的“大纲”。他关于正变的见解，包含著唯物的文学发展观因素，对后世理论家也有深刻的影响。

《世说新语》中的体例格局、描写手法和语言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它不仅是魏晋南北朝志人(或轶事)小说的代表作，也是笔记小说的先驱，历代摹仿其体者不绝，《续世说新书》、《唐语林》、《续世说》、《何氏语林》、《明世说新语》、《明语林》、《女世说》、《僧世说》、《今世说》等，直到民国初年还有易宗菱的《新世说》，形成了一个以 “世说体”命名的小说流派。而它的内容又为后代戏曲、小说、诗文及语辞，提供了大量的题材和典故。《玉镜台》(元关汉卿作)、《剪发待宾》(元秦简夫作)、《兰亭会》(明杨慎作，或题许时泉)以及《击鼓骂曹》、《周处除三害》等戏剧，都是根据《世说新语》中的故事改编的。《三国演义》中某些情节，杨修解“黄绢幼妇”之辞、“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也取自《世说新语》。

《佩文韵府》是中国古代分韵编排的辞书。清张廷玉、陈廷敬等奉敕编，成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版本有康熙五十年(1711)内府刊本、光绪八年(1882)上海点石斋石印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影印本、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佩文韵府》是分韵编排的语词总集，主要供作诗检韵选字之用。此前，宋元之际阴时夫曾编有《韵府群玉》，明凌稚隆曾编有《五车韵瑞》，这两本书都是摘录大量的典故和词藻，分别编排在各韵之中。张玉书等在这两本书的基础上，考订讹误，增补脱漏，从康熙四十三年 (1704)至康熙五十年(1711)，历时8年，终于编成卷帙达18000多页的巨著，并以康熙皇帝书斋“佩文”为名。以后，又有王掞等奉敕增辑《韵府拾遗》，以补《佩文诗韵》之未备，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至康熙五十九年 (1720)，历时4年而成。

《佩文韵府》共106卷，每卷收一个韵部，共106韵，与平水韵相同。每一韵部内韵字的排列，依字的难易程度为次，易识的常用字置于前，难认的罕见字列于后。每一韵字先以 《广韵》反切注音，后加注释。在每一韵字下收有大量语词，所有的语词末字与韵字相同，有类于今天的倒序词典。语词分为3类：1. 韵藻。分别收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语词。语词包括词、词组、典故和成语等，按其出处经、史、子、集为序排列。每个语词下都注明出处，间或还有注释和说明。这一类又用“增”字隔开，分成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从《韵府群玉》和 《五车韵瑞》中摘出，后一部分则是新增的。有时前一部分空缺，只有后一部分，就直接标上“韵藻增”字样。2.对语。分别收列双音节、三音节和四音节的对偶的语词。3. 摘句。收列编者认为典范的五言和七言诗句。此书的价值在于：1. 有便于做诗时选择词藻。例如一东韵 “风”字条 “韵藻”载双音节语词有 “山风、好风、余风、国风、变风”等300多个，大大开拓了选词造句的视野;一东韵 “宫”字条 “对语”载对偶的语词有 “桂苑/椒宫”、“玉宇/珠宫”、“雁塔/龙宫”、“通明殿/广寒宫”、“李北海/米南宫”等20个，于对偶句的制作也大有方便。2. 有便于查阅语词的出处。此书收录单字1万多，收集的语词更是不计其数，至今仍为众书之最，因此古汉语中的绝大部分语词，都能在此书中找到，并了解这些语词的出处。不过此书引文多无书名、篇名，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使用颇为不便;出处、引文和注释的错误也较多，使用时宜核对原文。

类书名。永乐元年(1403 年) 明成祖命解缙等辑，次年成书，定名《文献大成》。因内容简略，不合原意，又派姚广孝和解缙等重新监修，于永乐六年完成，改称《永乐大典》。全书正文 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装成1095册，字数共3.7亿左右。参加编校、抄写等工作的儒臣、文士共有两千多人。收入这部大类书的典籍共有七八千种，经、史、子、集、释藏、道经、北剧、南戏、平话，以及医学、工技、农艺等各类著作，无所不包，内容极为丰富，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卷帙宏富，前所未有的大类书。全书按韵目分列单字，按单字依次将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事，诗文词曲，随类收载。所汇辑的自先秦以至明初的古籍，不仅品种和数量之多已经空前，且有不少宋元以前的佚书、珍本。元代以前的秘册佚文，往往一字不易地全部录入，因此保存了不少古籍。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失传的书500多种。足见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原只抄写正本一部，嘉靖、隆庆间又照永乐正本摹写了一个副本。正本大约在明亡之际全部被毁，副本在清乾隆间已残阙2400多册，后又陆续散失不少。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副本大部分遭焚毁，剩下的多被各国劫走。我国许多珍贵的古籍，因《永乐大典》的被毁遭劫而失传。1960年中华书局根据历年征集到的730卷(约当原书总卷数的3%强)，影印出版。

《出三藏记集》，中国佛教经录。亦称《出三藏记集录》、《梁出三藏记集》，简称《出三藏记》、《僧佑录》、《佑录》。十五卷。“出”即翻译，“三藏”即经、律、论，“记集”即记载所译经、律、论的目录、序记以及译经人的传记等。南朝梁僧佑(生平见《弘明集》条)撰。《出三藏记集》系僧佑于齐梁间，以定林寺、建初寺造立经藏写一切经的因缘，在《道安录》之基础上，旁考诸目，“订正经译”，撰成此书。该书集录东汉至南朝梁计六代四百多年间，所译经、律、论等之缘由、目录及翻译之同异、序跋等，并附录译经者传记。此书共分四部分：一、《撰缘记》，一卷。记经、律、论三藏结集的缘起、经过、入藏之名称、胡汉译经音义的同异和新旧译重要名相的不同，计五篇。二、《诠名录》，共四卷(卷二至卷五)。以新集撰出东汉末至梁历代译出和撰集的一切典籍，不管有无译人名氏，概收罗归纳为十四录：1.经论录;2.异出经录;3.安公古异经录;4.安公失译经录;5.安公凉土异经录;6.安公关中异经录;7.律分五部记录; 8.律分十八部记录;9.律来汉地四部叙录;10.续撰失译杂经录;11.抄经录;12. 安公疑经录;13.疑经伪撰杂录;14.安公注经及杂经志录。末附录佛教学者对佛教圣典提出看法的珍贵文献，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及慧叡造《喻疑》等。共计收经目二千一百六十二部，四千三百二十八卷。其中，对题为安公著录的皆按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中所辑录的原样著录，再作鉴定，甄别它的异同和真伪，判明译者和翻译的地点时间，注出异同、存缺、异名、出据，并加以补入和扩充。其它亦皆照《安录》规模加以扩充。三、《总经序》，共七卷(卷六至卷十二)。前六卷集录从《四十二章经》迄《千佛名号序》的序、后记共一百一十篇。后一卷著录宋明帝敕中书侍郎陆澄《法论目录》、竟陵王《法集录》和僧佑自撰各书之序及目录共十篇。四、《述列传》，共三卷(卷十三至卷十五)，为三十二位译经家之传记。前二卷主要著录外国人安世高等二十二人。后一卷为中国僧人法祖等十人。此书为现存最古的三藏目录和译经文献、传记的撰集，在翻译和传记方面保存了许多原始史料。如对道安《综理众经目录》原文的转载，保存了佛家经录的原始面目，透过此书即能窥见已佚《安录》之一斑。此书又首创将诸书之序文及篇目一起同载，可谓是一种佛藏提要。此种体例不仅保存了许多可贵的资料，还为以后经录的篇纂开辟了新的道路。此书的列传记载虽非完备，却是现存最古的僧传，为宝唱《名僧传》和慧皎《高僧传》之先驱。慧皎以后，各代僧传多因袭此书方法叙述，而略变其体例。由于此书编纂于南朝之建康，所收写本和参考的经录，未免偏重南方而疏忽北方。后世的《法经录》卷七与《开元释教录》卷十，也曾指出此书的不足之处，但这些都无损于它在中国佛教史学上之价值。此书收于宋、元、明各种大藏经。惟明北藏本作十七卷，内容上则并无差异。

鹅湖之会，南宋哲学家朱熹与陆九渊进行学术辩论的一次会议。淳熙二年(1175)，婺学代表吕祖谦访朱熹后归家，朱熹送他至信州铅山鹅湖寺(址在今江西上饶市)时，吕祖谦提议并出面约请陆九渊及其兄陆九龄前来相会，讨论学术异同，意在调和朱陆之争。正如时人所说：“伯恭(吕祖谦)盖虑朱与陆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面定其适从。”(《宋元学案》卷七十七《槐堂诸儒学案•朱亨道传》)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朱陆弟子门徒若干人。鹅湖会上，朱陆就学习方法、教学方法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朱熹从理学观点出发，重点强调“道问学”，提倡“即物而穷其理”，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即从博览群书和对外在事物的考察来启发对“理”的认识，启发内心潜在的知识。陆九渊从心学观点“心即理”的观点出发，反对朱熹由博返约的方法，主张治学之道在于“尊德性”，认为应该“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不赞成多做读书穷理工夫。随陆九渊参加这次约会的朱亨道记述当时的情形时说：“鹅湖之会论及教人，……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同上)二陆还以诗的形式表述自己的观点并攻击朱熹，陆九龄作诗曰：“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著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语录》上)陆九龄认为发明“本心”是根基，留情“传注”是棘途，与陆九渊观点相同，故朱熹说“子寿早已上了子静船了也”(同上)，很感失望。但陆九渊认为此诗第二句“微有未安”。因为在他看来，“人皆有是心”，非只“古圣”为然，故又作诗补充道：“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沉，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辩只今。”(《鹅湖和教授兄韵》)此首诗中的“浮沉”、“支离”均是陆九渊对朱熹的方法论烦琐破碎的讥讽，这使朱熹大为不悦，遂与二陆进行了诘辩，讥讽陆学“不信古今”是学术空疏、师心自用的表现。在朱陆鹅湖方法论之争中，该会发起者吕祖谦基本上是站在朱熹一方的。他在《答邢邦用》的信中说：“自春末为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出至鹅湖，二陆及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诲之益。前书所论甚当，近已尝为子静言之。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之，正是因噎废食。然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泛泛汩汩，无所底止，是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吕东莱文集》卷四)鹅湖之会实质上是朱熹的理学与陆九渊的心学的一场争论。此会历经旬日，双方虽在其它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在方法论之争上终以不欢而告终。在理学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相会。一方面，它使理学与心学的不同点更明确地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它也促使思想家们更深层次地思考问题，探究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