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明代文学家、文学批评家。《明史》有传。字符瑞，一字明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浙江兰溪人。儿时肌体玉雪，眉目朗秀。父口授之书，辄能成诵。见客，使属对，辄工。万历四年(1576)举于乡，久不第。遂筑室山中，集书数万卷，闭门读之，手自编次。曾携诗谒王世贞，为世贞所激赏，由是得名。与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赵用贤并称为“末五子”。其诗文承七子余风，而诗赋理论批评也大体沿袭王世贞等“后七子”复古主义文学主张。他在所著诗话著作《诗薮》中提出：“诗之体以代变也……诗之格以代降也”，“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内编》卷一)，对汉以后赋的发展没有足够的认识。他很注意文学体裁的研究，在区别骚、赋的不同文体特点方面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他认为：“骚实歌行之祖，赋则比兴一端，要皆属诗。”又说“骚与赋句语无甚远，体裁则不同：骚复杂无伦，赋整蔚有序，骚以含蓄深婉为尚，赋以夸张宏巨为工”(同上)。胡应麟在建立和发挥他的诗歌理论之时，兼涉辞赋，对楚汉以来赋家赋作多所评论，对楚辞与汉代赋篇的存佚真伪也有所考证，是辞赋理论批评史上一位值得重视的批评家。胡氏广涉书史，学问渊博，著述丰富，除《诗薮》外，尚有《少室山房类稿》、《少室山房笔丛》等传世。撰述、编辑未行世者，有《六经疑义》、《诸子折衷》、《皇明诗统》等20余种(见王世贞《石羊生传》)。

宋诗派诗论学说。由清翁方纲所倡导。“肌理”，原指皮肤或果肉上的纹理，后转指“义理”和“文理”的结合。“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翁方纲《志言集》序)。认为“义理”(思想)和“文理”(文词)不可分割。“理”要“根极于六经”以儒家经典为本。“圣门善言德行，则文章即行事也”。诗文是儒家之道的一种实践，必须“由经训以衷道”(《延晖阁集》序);强调“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考订诂训之事与辞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主张将“学”与“诗”相结合，以纠正明代“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模拟复古风气和鄙视宋诗的倾向，在诗歌创作上另辟门径。在学习对象上从唐诗转向研理精、论事密的宋诗。强调“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石洲诗话》卷四)。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主张“兴会神到”、“得意忘言”，虚而不实;沈德潜的“格调”说“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格调论》上)，唯汉魏盛唐的格调拘泥。倡“肌理”说，主张从实着眼，以纠正“神韵”说的空虚;从通变着眼，以纠“格调”说的拘泥。但“肌理说”所追求的实是“由经训以衷道”，以考证为学问;所论之通变也以六经为范围。“肌理”说对清、近代诗歌创作的影响较大，是宋诗派诗论的基础。

中国美学史理论之一。格，指诗歌体制上的合乎规格;调，指诗歌的声调韵律。主张格调为诗歌创作的关键。起名于明代前后七子，以清代沈德潜为其代表。唐皎然《诗式》中，已有格调说的思想萌芽。他称赞谢灵运诗“其格高”、“其调逸”。宋严羽论诗，进一步提出诗有体格声调。“诗之法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沧浪诗话•诗辨》)。明李梦阳(1473—1530)开格调说之先声。他为纠正宋诗“主理不主调”之偏，强调格调重要性，提出“高古者格，宛亮者调”(《驳何氏论文书》)，“诗有七难，格古、调逸……七者备而后诗昌也”。把格高调响、格古调逸作为诗歌批评重要标准。王世贞论诗也以格调为主，又强调才思作用，提出“才生思，思生调，调生格，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认为才思是格调的基础，格调是才思的境界。格调说从“格”出发，以为“诗之格以代降”，“诗之于唐而格备”(胡应麟《诗薮》)，其“格高”、“格古”要求，往往表现为拟古和各体诗歌合乎各种格法。从“调”出发，以为“诗至唐，古调亡矣”，“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李梦阳《缶音集序》)。特别注重从声调上去描摹古人，追求“调响”、“调逸”，提倡气势恢宏、雄健浑厚的诗风。但由于推重盛唐，只是貌袭，实际上变成离开内容的纯形式方面的要求。它将格调和格律相等同，认为格调即构成诗外形的声容章法体制，诗歌须合乎体裁的规格，强调声调音律的重要。把形式方面的因素说成是写诗的根本要求。清沈德潜进一步提出：“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说诗晬语》)。认为“格”即前人诗歌中所体现的规矩法度，强调辨体，指出各种诗词应当有各自遵循的特殊规格。注重诗法，讲究起伏照应、承接转换，遣字造句、章法结构、声律音调。进而认为诗人应从格调入手，直接宗法《风》《雅》，在内容上须以温柔敦厚为最高准则。

阳湖派，清文学流派之一。形成于清乾、嘉时期。创始人为恽敬(1757—1817)和张惠言。恽为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其渊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认为桐城派以儒家义理为本，“惧其破(儒)道也”，为文空疏，“不敢放言高论”(恽敬《与章沣南》)。其它文派“有意为古文”，拘泥于固定的标准，为文“支”而“敝”，“支”则失去“袍袖气”(即阴柔)，“敝”则失去“枪榜气”(即阳刚)。提出“百家之敝，当折之以六艺;文集之衰，当起之以百家”(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自序》)，主张求文之“本末条贯”(恽敬《与纫之书》)。“本”指文的内容即理、情、事;“末”指文的技巧即熟、顺、宜。做到本末条贯，为文就能“周万事之理”，“适天下之用”，“通难达之意”，“发难显之情”(恽敬《上曹俪笙侍郎书》)，达到肆醇互见、刚柔兼备的艺术境界。阳湖派与桐城派虽然都是以古雅、简约、体正为美学标准来阐明古文的传统，但阳湖派更加强调醇中有肆、肆中见醇，两者兼备的美学风格。

形成于清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以恽敬、张惠言、李兆洛为代表。这一派作家多为常州阳湖一带人，故名。因其与桐城派多有师友渊源关系，受桐城派影响颇深，故或视之为桐城派支流。但该派作家对桐城派也有不满之处，认为方苞、刘大櫆、姚鼐诸家之文均有弊端。恽敬反对“有意为古文”，主张“沛然于所为文之外”，强调学问修养，具体而言其与桐城派不同之处在于博采诸子百家，兼取骈、散之长，追求“积之而为厚焉，敛之而为坚焉，充之而为大焉”(《上曹俪笙侍郎书》)，达到醇而能肆的境界。而就具体创作实践而言，其成就也未必能超出桐城派。除上举作家外，该派作家还有秦瀛、陆继辂、董士锡等人。

常州派，清词流派之一。常州词人张惠言所创，故名之。其代表人物还有周济、谭献，王鹏运，朱孝臧，况周颐等人。主要理论著作有张惠言的《词选•序》，周济的《词辨》、 《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等。自清初以来，朱彝尊提倡学姜白石、张炎一派词风，后有不少人附合响应，遂渐成“浙派”词人。他们为词内容越来越玄虚， 狭窄，形式越来越华靡，风格越来越柔弱。到了嘉庆初年流弊更甚，张惠言目睹浙派词人的不良倾向，意欲起而挽此颓风。他主张词应“与诗赋同类而风诵”，即依据“温柔敦厚”的“诗教”，尊崇词体，强调兴寄。同时又竭力在前人作品中寻求“微言大义”，近于穿凿附会。张惠言的《词选》中所选辛弃疾，张孝祥、王沂孙诸家词作，多属风格沉郁豪壮的现实主义作品，其用意在于使读者知道词并非“诗余”、 “小道”、“艳科”，从而提高词在文学中的地位，这对当时和后来的词风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张惠言说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又说“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 姜夔、王沂孙、张炎， 渊渊乎文有其质焉。”此可见常州派词论之一斑。总括常州派的词论主张有这样几点值得肯定之处：第一，强调“兴寄”，重内容，较浙派词人主张醇雅清空的格调为胜。第二，努力提高词在文学中的地位，把词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提并论，较之轻视词作，视之为“小道”的传统观点为胜。第三，对前人词作有较精当的认识，评价较中肯。此外，周济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观点很有见地，它说明作词首先要有兴寄有内容，才可以有所为而发，才可能写出好词，但仅看重寄托、内容，未能将这些寄托、内容审美化，情趣化、仍然写不出好词，只能陷入寄托之中而不能跳出。只有把寄托、内容与作词之法、审美情感紧密结合，方能写出好作品来。此外，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对词的创作、欣赏、风格亦有细致的研究，在文学理论上很有参考价值。但常州派词人的作品却大抵专事模拟，没有摆脱传统词风的束缚，内容亦绝少可取。

扬州学派，指清代活跃于扬州一带，以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学派。产生于皖派戴学基础之上。继承和发展戴震治学特点，一是能自创新例，如焦循研究《易经》，黄承吉治文字学;二是善于融会贯通，如王念孙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汪中辨明学术源流。其治学规模、次第、方法，集吴、皖二派之长，又独具风格，如焦循在阐明性理、探究经学、教戒子弟等方面都强调“会通”，主张“日新”，反对“据守”和所谓“定论”。在求知领域上，不仅研究经学，也研究史学、诸子、历算、词曲、戏剧等。在自然科学、哲学、教育、训诂、校勘等方面都有贡献。

浙西词派，清代前期最有影响的词学流派。产生于康熙前期，风靡于康、雍、乾三朝。该派作家龚翔麟为标榜宗派而选刻《浙西六家词》，因集中朱彝尊、龚翔麟、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皞日6人具属浙西籍，故名“浙西派”。朱彝尊是浙西派开山之祖，论词主张“以雅为尚”(《乐府雅词跋》)，并进一步要求“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陈纬云《红盐词序》)，在醇雅的审美趣味中加入寄兴托意的内容。以雅正论词，本是宋代格律派词人的共同倾向，张炎在《词源》中即提出“清空”、“雅正”、“醇厚”作为词的审美标准。但朱彝尊崇尚醇雅，则是针对元明以来深受《草堂诗余》、《花间集》影响的淫靡、粗率词风而言;“以孤技自拔于流俗”(《孟彦林词序》)的姿态，来矫正“陈言秽语，俗气熏入骨髓”，“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词综发凡》)的创作逆流。其理论反映出生活在文网严密之下的汉族文士，以“清真雅正”的艺术趣味来回避现实、全身远祸的矛盾心态。由“醇雅”的艺术标准出发，朱彝尊论词宗法南宋，推尊姜(夔)、张(炎)，一改明末云间派重北宋、轻南宋的陈说，认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并自称自己的词作“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自题选集》)。他编选的《词综》，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如果说朱彝尊仍未完全摆脱“词则宜于宴嬉逸乐”(《紫云词序》)的“小道”观念，那么，浙西派另一位理论家汪森则明确提出推尊词体的主张。他在《词综序》中，批驳“诗降为词”的“诗余”说，在醇雅说的理论基础上，力求为词争得与诗同等重要的独立地位。朱、汪之后，在理论上为浙西词派作出贡献的还有厉鹗、王昶、吴锡麟和郭麐等人。厉鹗作为朱彝尊之后的浙西派盟主，对醇雅说提供了新的内容。首先，在矫正了只把“雅”理解为“句琢字练”、“咀宫含商”的形式主义倾向，把雅词类比于《诗经》三体之一的“雅”，提出“远而文、淡而秀，缠绵不失其正”(《群雅集序》)的思想要求，比朱彝尊“通于《离骚》、变雅之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其次，他以“清”为醇雅的艺术境界，认为“托兴”清远、具有“深窈空凉之旨”的格高韵逸之作，才是“雅人之能事”(《群雅集序》)。厉鹗对浙西派有大张宗风之功，但由于他生活中缺乏真正的感兴，因而除个别“感时赋物”之作间有兴亡之感外，创作上并未摆脱整个浙派作品形式工丽而内容沉厚不足的弊病;而理论上变本加厉地标榜宗派，更把浙西词引上狭窄浮浅、死守藩篱的道路。生活在干、嘉时期的郭麐，深感浙西词派的衰微与浙派末流的空疏饾饤，故能跳出“雅”、“俗”、“正”、“变”的狭窄圈子，从较广泛的视野上研究词学与词境的审美特点。他仿司空图而作《词品》十二则，将“高超”、“雄放”、“奇丽”、“秾艳”等风格与意境兼取并收，突破独标醇雅的审美趣味。郭麐对浙西词派的补救，客观上构成对该派理论的自赎，反映了浙西派理论构架的解体。总之，浙西词派作为清代前期词坛的正宗，多因循而少创新，缺乏重大的理论成就，但它为重振元明以来衰颓词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推动了清代300年的“词学中兴”。
东汉《楚辞章句》：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人，东汉元初年间官校书郎，顺帝时官至侍中。《楚辞章句》题作“校书郎王逸上”，可见其书是他作校书郎时所著。《楚辞章句》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注本。在《章句》之前，汉代曾有一些研究《楚辞》的成果。西汉淮南王刘安是第一个注《楚辞》的人，但他所注的只有《离骚》一篇，称为《离骚传》。其后，西汉的刘向、扬雄作了《天问》注，东汉的班固、贾逵作了《离骚》注。这些著作很早就失传了，而王逸吸收了他们的部分成果，使他们的说法不至完全泯灭，这是《楚辞章句》的一大功劳。“楚辞”原先只有单篇流传，刘向校理群书时，把屈原、宋玉、景差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的作品和刘向自己所作的一篇《九叹》合编为一书，共十六卷，定名为《楚辞》。这是第一部以《楚辞》为名的著作。王逸以刘向的十六卷本《楚辞》为依据，又加上自己作的《九思》和班固的两篇《叙》，共成十七卷。
王逸的注与汉人注释经书的体例基本相同，也是先解释字词，再串讲章句大意。王逸注显然受《毛诗诂训传》的影响较深，他仿照《毛传》之例，为《楚辞》各篇作了序文，指明各篇作者、写作时间背景、命题大意和主要内容。这些序文对继续研究《楚辞》很有参考价值。王逸认为屈原的作品继承了《诗经》运用比兴的表现手法，能够“引类譬喻”，用善鸟香草表现忠诚坚贞，用恶禽臭物比喻谗佞小人。这个看法概括了屈原作品的艺术特点。王注著重于语言词汇的诠释，虽然有些地方不甚详备，但因其书时代较早，又多取先儒训诂，所以对理解文义扫除语言障碍仍有很大帮助。又因为王逸生长于楚地，所以对《楚辞》中的方言土语注释得较为清晰明白，如说：“凭，满也；楚人名满曰凭。”“羌，楚人语词也”等等，这对于了解楚地方言极其有益。王逸在《九章•涉江》以下的注释，往往采用四字一句的韵文形式，如“遭遇谗佞，失官爵也；远离亲戚，而斥逐也”，等等，这种注释不仅别具一格，而且也为研究汉代用韵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王逸《章句》是全面注释《楚辞》的第一本著作，具有开创之功。但任何事物在草创之初总不免存在一些缺陷和疏漏。《楚辞章句》的主要缺点是有些解释望文生义，附会穿凿；也有些训诂不明词义以致失误。例如《九章》本是九首诗的合编，故名《九章》，而王逸却说：“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这就不能不说是望文生义了。又如《离骚》中的“九歌”，本是神话中天帝的乐曲名，而王逸却引《左传》“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加以解释，这是用儒家经典附会《楚辞》。王逸《章句》虽有不少缺点，但仍不失为学习和研究《楚辞》的重要参考著作。《楚辞章句》单行本，现存以明隆庆年间芙蓉馆翻刻宋版较为精善。因《楚辞补注》全录《章句》，二书合而为一，所以近年来没有新印《楚辞章句》单行本。
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17卷。宋洪兴祖(1070～1135)撰。洪兴祖，字庆善，丹阳（今属江苏）人，南宋初曾官秘书省正字。此书为补正王逸《楚辞章句》之作。其体例为先列王逸注，再标“补曰”以申述己说，既补足王逸所未详，兼纠正王逸的疏误。补注中除训诂名物而外，还大量征引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颇为详赡。另外,《楚辞章句》征引典籍，多不言书名，而此书所引，则必举出处。王逸以后的旧注，如郭璞《楚辞注》、徐邈《楚辞音》等，今多亡佚，而在此书的征引中尚可见一斑。如《七谏》补注引郭璞说：“□鹅，野鹅也。”《离骚》补注“求索”的“索”字下引徐邈读作“苏故切”等。综观全书，虽错误疏漏之处难免,但态度谨严,辨析精密，所以《四库全书总目》称它“于《楚辞》诸注中，特为善本”。故此书行世之后，《楚辞章句》的单行本逐渐稀少。《楚辞补注》外，洪兴祖尚撰有《楚辞考异》 1卷。据《直斋书录解题》，知《楚辞考异》原系单行，但今已散入《楚辞补注》中的“补曰”之前。又据《郡斋读书志》，知《楚辞补注》原有自序，今本也已亡佚。此书现存较好的版本有汲古阁重刊宋本17卷；比较通行的有《四部备要》本,1957年中华书局曾据以重印出版,80年代，中华书局又有新版排印本。

朱熹《楚辞集注》8卷，另附《楚辞辩证》 2卷、《楚辞后语》6卷。南宋朱熹(1130～1200)著。此书篇目多改前辙。他以屈原赋25篇为《离骚》，目次仍按王逸《楚辞章句》，定为 5卷。宋玉以下诸赋，仅存《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哀时命》、《招隐士》，又益以贾谊的《吊屈原》《□鸟赋》等,共16篇，命为《续离骚》，定为3卷。注例略如《毛诗传》,每篇分为若干章，每章又标以“赋”“比”“兴”。注中凡涉及训诂名物、文字异同,多根据《楚辞章句》、《楚辞补注》；对篇义的解释，多自己独到看法。而所谓微言大义，有时不免失之附会，因而有人误以为此书“非朱子手定”（清夏大霖《屈骚心印》）。
现存较好的版本为南宋端平二年朱鉴刊本，1953年有影印本刊行。通行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所附《楚辞辩证》，内容是对旧说有所驳正或涉及考证者。如指出《天问》之“顾菟”,当为菟之名号,纠正了王逸训“顾”为“顾望”之误；又如释“摄提”为星名,认为屈原诞生时间，月日虽寅，而岁则未必寅,在王逸以外，另树一说。《楚辞后语》则是朱熹根据北宋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加以补定，收录荀卿至吕大临等辞赋52篇。
（明）汪瑗的《楚辞集解》，在明朝楚辞研究中质量最佳，最有特色。在字词训诂、阐发屈辞微旨等方面，都很有特色，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清代影响很大。
清代有百余种注释、研究《楚辞》的著作，下面介绍几种较有价值的注本：
王夫之《楚辞通释》十四卷，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著。《通释》在训诂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虽偶有新见，但总的来说注释的错误很多。《通释》的特点及价值在其思想性。王夫之借注释《楚辞》尽情地发挥微言大义，借屈原的遭遇，抒发自己愤懑之情，寄托自己的民族思想。他对屈原的思想感情有很深的体会，因而对《楚辞》的解释也比较深刻，能使读者得到不少启发。１９５９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出版过《楚辞通释》断句本。
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六卷，附《余论》二卷、《说韵》一卷。《山带阁注楚辞》注释翔实、考证精审、征引丰富；用孟子的“知人论世”说指导注释，因而特别注重对屈原的生平事迹及其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的考订，有很多地方颇为精确。蒋骥还绘制了五幅《楚辞》地图，形象地表现了屈原的行止和作品的先后。《余论》主要内容是驳正旧注得失，考证名物异同，评论《楚辞》章法。１９５８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出版过《山带阁注楚辞》的排印本。
戴震的《屈原赋注》十卷。重点在于字句的训诂和名物的考释，绝少空谈义理之处。作者精通训诂考据之学，因而他的注释大多都能在先秦古籍中找到根据，考识精核，简明严谨。
汉朝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高峰。重要著作：
1、《毛诗诂训传》，又称《毛传》，战国时人毛亨撰，汉初赵人毛苌传其学，他们所传授的《诗》，便称为“毛诗”。汉时，诗与诂训传各自为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29卷，《毛诗诂训传》30卷，至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才经诗经文、毛诗序、诂训传、郑玄笺、孔氏疏合而为一。《毛诗诂训传》是第一部系统注释《诗经》的专著。
特点：1、比较准确地对《诗经》进行了训释。2、对名物制度的诠释比较切要。3、对诗义的曲解。例：
萚兮。
毛传云：“刺忽（疏忽、轻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萚兮萚兮。风其吹女。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萚兮萚兮。风其漂女。
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萚，黄叶。这首是劳动时唱和的情诗，是女辞。一位姑娘看到风吹落叶，四处飞扬，心有所感，随口编唱了这首歌。男女唱答，本是民歌常见的形式，这首短诗可能是一组对唱歌词的开头一节，其后还有男的唱词。诗的情调非常欢快，富有节奏感，同劳动的动作完全协调。　　
2、《诗谱》，东汉郑玄（127－200）撰，《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二卷，唐孔颖达撰《毛诗正义》，把《郑谱》冠于《风》、《雅》、《颂》卷首。这是一部论列《诗经》世次的重要著作。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十五国风并为十一谱，并首先叙述各自的历史地理概貌。
（2）论述诗篇时代，排列诗篇世次。

3、《毛诗正义》，又称《孔疏》。唐孔颖达（574－648）撰，40卷，这是一部全面总结两汉至唐初《诗经》研究成果的官修著作。李世民命孔颖达与诸儒定《五经》。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
4、《诗集传》 朱熹（1130－1200） 上海古籍1980年版，20卷。朱熹的《诗》学大纲，他将《诗经》作为理学的教材。从教化的角度解释《诗经》。叶韵，赋比兴。是宋代诗学研究的一个高峰。
5、《诗经通论》 清姚际恒（1647－1715） 中华书局1958年版，18卷。标立新说，如《召南野有死麇》，一直补认为是赞美“贞女”，朱熹说“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姚际恒认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昏姻之诗”。“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龙也吠。”对诗篇还有圈评。从文学角度入手。在每一首的每章诗下都标出赋比兴，还增加了兴而比一类。
6、《诗经原始》，18卷,清代方玉润(1811～1883)撰。中华书局2006年版。方氏在《凡例》中指出，历来“说《诗》诸儒，非考据即讲学两家，而两家性情与《诗》绝不相近，故往往穿凿附会，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不能得诗人言外之意。他主张“循文按义”以求《诗》的本旨。自序说他撰写此书 “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指姚际恒《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名之曰《原始》，盖欲原诗人始意也。”书中所论对象,以《诗序》、《诗集传》和《诗经通论》三家为重点，其它诸说有可取者也予涉及,辨其得失。此书的主要特色,还在于能够注意阐发诗篇的文学意义，行文也颇有文采。如说《周南•汉广》：“终篇忽叠泳江汉，觉烟水茫茫,浩渺无际,广不可泳，长更无方,唯有徘徊瞻望,长歌浩叹而已。”又说《秦风•蒹葭》：“玩其词虽若可望不可即，味其意实求之而不远，思之而即至者,特无心以求之,则其人倜乎远矣。”这些解释，用形象的语言描绘出原诗的意境，很有助于对诗歌的理解。

《庄子集解》，清郭庆藩著。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出 版。《庄子》自魏晋以来有司马彪、崔譔、向秀、郭象等各 家的注和李颐的集解。隋唐流传下来的有陆德明的《庄 子音义》和成玄英的《庄子注疏》。宋代注《庄子》多重义 理，且用佛理来解释。郭庆藩收录了郭象《庄子注》、陆 德明《庄子音义》、成玄英《庄子注疏》三书的全文，又补 录了清人王念孙、俞樾的训诂考证和卢文弨的校勘，再 加上郭嵩焘和作者本人的意见遂成此书。虽没有广泛 采集宋明以来阐释《庄子》思想的各家见解，但此书仍 不失为研究《庄子》的重要资料。收入中华书局1954年 出版的《诸子集成》第三册。1960年中华书局经过整 理，对《庄子》原文用近人王叔岷《庄子校释》、刘文典 《庄子补正》等书加以校正，又把陆德明的《庄子序录》 和焦竑《庄子翼》所附《阙误》一并列入，校勘、标点、分 段，出版了《庄子集释》全四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