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八十卷。李延寿(见前篇)撰。李延寿之父李大师在隋末参加窦建德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后来失官转而著史，未完成而逝。李延寿继承父志编史。《南史》、《北史》是属于私人编撰一个时期的纪传体通史。李延寿在太宗贞观年间，曾先后参加修撰《隋书》、《五代史志》等工作，有机会遍观南北朝诸史，这就为他撰《南•北史》提供了便利。他还撰有《太宗政典》。他编史是在其父李大师旧稿基础上，又有南北朝八史抄本为其采录，还收集了一千多卷杂史为补充史料。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开始撰写，到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经过十六年时间(公元420年)完成。《南史》从刘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开始，到陈祯明三年(公元589年)止，包括宋、齐、梁、陈四朝一百七十年历史。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计八十卷。《南史》没志也没表。编写方法按南朝宋、齐、梁、陈顺序排列的。《南史》本纪十卷，即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也是按朝代先后顺序编排的，先是宗室诸王，之后是将相名臣等，一朝一段。而类传是将几个朝代的同一类人物，按时间先后，编在一个传内。此外《南史》还有《文学传》。《南•北史》的史料主要根据八书，又新增了杂史中的不少史料，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而《北齐书》散失残缺的，后人又取《北史》补足，可见其价值了。《南•北史》的缺点是作传不分朝代，把祖孙父子摆在一起了，不便查阅，又无表、志，对典章制度不好了解。明末清初的李清有《南北史合注》。周嘉猷的《南北史表》工具书，中华书局1974年、1975年出版的《南史》点校本为最通行版本。

《高僧传》十四卷。梁代释慧皎(497—554)撰。慧皎，俗姓氏不详，会稽上虞 (今浙江省上虞县) 人。他博通内外学。对佛教经律尤有研究。住会稽嘉祥寺(在今浙江省绍兴市)。每当春夏则讲说弘法，秋冬则专心著述。他还曾住过宏普寺，有丰富的藏书，当时有的藏书家在梁元帝萧绎任江州刺史时，曾到慧皎处“搜聚篇翰”。他对宝唱的《名僧传》感到不足，认为“自前代所撰，名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纪，高而不名，则备今录”(《高僧传》序录)。他最大贡献是综合前人有关高僧的传记，创造性地加以分类和编辑，编成《高僧传》，所收僧人比《名僧传》更为严谨。《高僧传》一书，在体例上分译经(三卷)、义解 (五卷)、神异 (二卷)、习禅和明律 (共一卷)、忘身和诵经(共一卷)、兴福和经师及唱导(共一卷)、序录(一卷)十科。为总传体佛书。在内容上，记录了从后汉明帝永平十年(67)到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四百五十三年间魏、吴、晋、宋、齐、北魏、姚秦九个朝代中的高僧事迹。正传列有二百五十七人，附见有二百七十四人。前八科都有论有赞，末两科纂辑在后，有论无赞。有论中概括了前序和后议，阐明一科的主旨和源流，对突出的人物给予评价;同时也表达作者的看法，可以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佛教发展的情况。序录中有序言和全部目录，末附有学者王曼颖与作者的书札及作者的答书。慧皎写作态度一丝不苟，“尝以暇日遇览群作，辄搜检杂录数十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次故老，广访贤达，校其有无，取其同异”《序录》。所引用之书不下数百种，上千卷之多。所写人物栩栩如生。各具特点。表现出后汉至梁初佛教的风貌和思想的演变及佛教对社会的影响。《高僧传》是中国佛教书籍丛林中的一部要籍。它的优点很多，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佛教本身。概括起来主要优点是：第一，首创“高僧”名，亦开《高僧传》。把他认为的品德高尚，学识优长的僧人，一一载入此书。这就避免了过去僧传的缺欠，即：有的偏叙一类，所涉不广;有的仅举一方，记录不全;有的记事缺略，繁简不一;有的只录名僧，高蹈之士多有遗削。也避免了虽有名而无真才实学，虽有真才实学但每每因不随俗俯仰而世无名所造成的失实情况。其所提“高僧”作为僧人是否入选传记的标准尺度，为后来僧传作者所效仿。由高僧而传述出的遗弃名利“高隐者”的形象，尤在佛教界影响既深且远。第二，众僧合传，十科分法，为后来总传体例的僧传编写树立了典范。第三、传中所记中印文化交流，中亚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中西交通史上的宝贵资料。有关南北朝历史，也可互相参证，补正史之不足。第四，本传文字典雅流畅，在六朝作品中也属上乘，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王曼颖在致慧皎书中说此书堪称“不刊之笔。属辞比事，不文不质”。费长房在《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中说：此书“为时所轨”。道宣在《续高僧传•慧皎传》中说：“文义明约，即世崇重”。第五，此传不仅在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研究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史方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缺点主要是有以下二点，一是、传中个别地方不够精确，如鸠摩罗什的卒年就是一例。二是有关各家学说，虽提到，但失之太略，没有把内容或论点扼要记录下来。至于北朝及梁代入传僧人不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客观条件所致。南北分裂故北朝资料难于掌握。梁代虽佛教发达，但本书传时间截止天监十八年，又有生存者不录的原则，加之，梁代真正潜修的高僧并不多。现常见版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高僧传合集》，合集收载了《高僧传》全文。另有十卷本。

《高僧传》之后有 《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明诸高僧传》 等。

《续高僧传》，或名 《唐高僧传》，30卷。唐释道宣撰成于贞观十九年(645)，但在成书后20年间，又陆续有所增补，故所载实止于麟德二年 (662)。因是继彗皎 《高僧传》而作，故名 《续》。《旧唐书 •经籍志》杂传类重出二部，一部作20卷; 《新唐书 •艺文志》释氏类重书三部，两部作道宗传，均误。本书卷数，各藏不一。高丽藏本作30卷，宋、元藏本作31卷，明、清藏本作40卷。高丽藏较宋藏以下各本少传71篇，但该本已非原来30卷本，已比初稿多出83篇，并有所删节。因它在大藏经中历来就分成4帙，明、清藏本每帙又重分10卷，故成40卷。现通行的大正藏本为30卷，金陵刻经处本为40卷。中华书局将出版点校本。道宣 (596—667)，俗姓钱，润州丹徒 (今属江苏)人，一说长城(治所在今浙江长兴) 人。16岁出家，曾为长安西明寺上座，参加玄奘译场，负责润文。学识渊博，著述颇丰，计有220余卷。除了本书外，还著有 《广弘明集》30卷，《大唐内典录》10卷，《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集神州三宝感通录》3卷、《释迦氏谱》1卷以及多种律学著作等。他是南山律宗的创始人。本书30卷，也分为10科，但改 《高僧传》 之“神异” 为 “感通”，“亡身” 为 “遗身”，“诵经” 为“读诵”，合 “经师”、“唱导”为 “杂科”，另增设 “护法”科。每科之后均有论而无赞。本书承接 《高僧传》，载录了从梁初开始，止于唐麟德二年 (665) 间高僧700余人，其中正传498人，附见229人。据自序称，正传为331人，附见160人，这是贞观十九年(645)时的数字。可见在尔后20年内，又陆续增加了十分之四的人物传。十科分别为： “译经” (第1至4卷)，正传15人，附见36人; “义解” (第5至15卷)，正传161人，附见85人; “习禅” (第16至20卷)，正传98人，附见38人; “明律” (第21至22卷)，正传29人，附见18人; “护法” (第23至24卷)，正传18人，附见9人; “感通” (第25至26卷)，正传118人，附见16人; “遗身”(第27卷)，正传12人，附见6人; “读诵”(第28卷)，正传14人，附见8人; “兴福”(第29卷)，正传12人，附见5人;“杂科”(第30卷)，正传12人，附见8人。本书重心在 “义解”和 “习禅”两科。“义解” 占11卷，共录246人，对各宗派、各学派高僧在教派组织和教义创立、传播上的贡献作了详尽介绍。“习禅”占5卷，共录136人，包括了禅宗、天台宗以及三阶教的开宗立派人物。此外，“译经”和 “感通”两科也占有一定地位。这说明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已经进入繁荣，佛典翻译有了长足的进展，佛教学派相当发达，佛教宗派开始形成，尤其是禅学已崭露头角。
本书资料，取材十分广泛，如作者自序中所说，“或博咨先达，或取讯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讨雠集传。南北国史，附见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举其器略”。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类。一是前代或同时代人的著述;二是碑铭;三是亲自采访所得。由于此书撰写于唐统一全国以后，所以其资料在地域上也十分广泛，弥补了慧皎《高僧传》仅限于南朝地区的缺陷。此外，《高僧传》没有著录在世人物，本书则把当时尚在世的一些高僧也加以著录，如慧净、慧休、法冲等。“法冲传”中载录了许多有关初期禅宗史的宝贵史实。

《宋高僧传》，或作《大宋高僧传》，30卷，宋初释赞宁撰成于端拱元年 (988)。宋太宗令僧录司编入大藏。至至道二年 (996)，又重治修理，补进去一些材料(见后序)，始成定本。宋、元、明、清各藏皆著录，唯高丽藏缺。另有金陵刻经处、江北刻经处等单刻本。198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范祥雍先生的点校本。赞宁 (919—1001)，俗姓高，祖籍渤海，生于吴兴德清(今属浙江)。出家后，精通南山律，时人称之为 “律虎”。吴越王钱俶署为两浙僧统。宋太平兴国三年 (978)，随钱俶到开封，宋太宗授予紫衣，赐 “通慧大师”号。曾任左街讲经首座、史馆编修，并掌洛京宗教诸事，后升任汴京右街僧录，不久任左街僧录。受诏撰 《大宋僧史略》3卷、《大宋高僧传》30卷、《三教圣贤事迹》 100卷，还撰有 《内典录》、《外学集》等。 本书原名 《大宋高僧传》，后人去“大”存 “宋”，谓宋朝所修之《高僧传》，而非宋朝高僧之传。本书30卷，载录自刘宋至宋初10个朝代的高僧650余人，其中正传530人，附见125人。全书分10科，名目同《续高僧传》，即为：“译经”(第1至3卷)，正传32人，附见12人; “义解”(第4至7卷)，正传71人，附见22人; “习禅”(第8至13卷)，正传103人，附见29人; “明律”(第14至16卷)，正传58人，附见10人;“护法” (第17卷)，正传18人，附见1人; “感通”(第18至22卷)，正传89人，附见23人; “遗身”(第23卷)，正传22人，附见2人; “读诵”(第24至25卷)，正传42人，附见8人; “兴福”(第26至28卷)，正传50人，附见6人; “杂科” (第29至30卷)，正传45人，附见12人。《续高僧传》每科之后有论，此书则不仅同此，且在高僧传末又附以 “系曰”，以说明作者宗旨，或自为问答，解释某一疑难。本书重心在“习禅”科，所载均为禅宗著名人物，因为这一时期正是禅宗繁荣发达的时期，已经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书资料来源也十分广泛。赞宁上太宗表文中说：“遐求事迹，博采碑文”;其自序也说：“或案诔铭，或征志记，或问輶轩之使者，或询耆旧之先民”。古人著书，除类书外，多不注出典。但此书所本，以碑文为主，故每传结束，通常说：“某某为立碑铭或塔铭”，此即本传所据。在大量原始资料基础上，取舍整理，然后成书，虽间有神奇怪诞方面的记载，但总的说来仍是十分重要的佛教史书。本书对禅宗研究更是不可或缺。自中唐以后，禅宗兴起，内部矛盾斗争相当激烈，一般禅宗史书往往避而不载。但本书有关禅宗派系之争(如南北顿渐斗争)，并不为之隐讳，对禅宗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译经”部分所载有关译场的设官分职、译经过程等，则是译经史上的重要文献。

《弘明集》是一部佛教论文书信集。南朝梁代释僧佑 (见 “出三藏记集”)编纂，14卷。新、旧 《唐书》、《晁氏读书志》均著录。历代汉文大藏经均收入。另有万历十四年 (1586)吴惟明和近代金陵刻经处等单刻本。《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所收者为据吴惟明刻本影印或排印。藏本(包括大正藏)有作者前序，而吴刻本无前序。《弘明集》原为10卷，后扩编为14卷。原10卷所载皆为梁以前的作品，后来扩充的则多半是梁代的作品。现在14卷本由来已久，或为僧佑自己增补亦未可知。收录文章包括论文、书信以及表奏、诏敕，计120篇(包括序文)。如果把其中往复书信全部分开计算，数目还要多一些。除卷1后汉牟子的《理惑论》、卷4后汉桓谭《新论形神》两篇外，其余皆为两晋南北朝的文章，其中以南朝的最多。作者百人左右，其中僧佑19人。书名用意，据僧口序说：“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即以维护佛教，驳斥异教为宗旨，故凡“刻意剪邪，建言卫法”的文章，“制无大小，莫不毕采”。原《弘明集》10卷本后面有作者的 《弘明论》一篇，现14卷本后面的 《弘明集后序》即系该文。这篇文章实际是对全书内容的概要总结，即主要是针对儒、道二教等不相信佛法的人们所提出的六大疑问进行答辩说明，劝人信奉佛教，修福修德。这六大疑问是; 1. 佛经迂诞，夸大无实; 2. 人死神灭，没有三世; 3. 没人见过真佛，佛教对治国无益; 4. 汉代以前没有佛法; 5. 佛教是夷戎之教，不宜在华夏教化;6. 佛教在汉魏势微，进入晋代才盛行起来。僧佑主要从这六方面收集“通人雅论，胜士妙说”，组织历代佛教学者的论文，去“指邪破惑”，“总释众疑”。本书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基本上反映了佛教传入后它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比如，牟子的 《理惑论》(卷1)，未详作者的《正诬论》(当著于东晋，卷1)，东晋孙绰的《喻道论》，重点论证了佛教与儒家传统思想社会功能的一致性，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和统治秩序。又如，刘宋宗炳的 《明佛论》(卷2)、宗炳批判慧琳 《白黑论》的书信 (卷3)、刘宋郑道子 《神不灭论》(卷4)，以及东晋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 •形尽神不灭》、《明报应论》、《三报论》 (卷4) 等，集中论述了形灭神不灭和善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并进而指出修行成佛。反对神不灭论、宣传神灭论的则有刘宋何承天的 《达性论》(卷4)、赞慧琳 《白黑论》信，以及齐梁间范缜的 《神灭论》(卷9)。又如，关于三教关系和夷夏关系上，南齐张融著 《门律》，主张 “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周颙他反复问难，虽认为二者不可等同，但也认为道教 “有裨弘教”，只是比佛教低下。道士顾欢著 《夷夏论》，主张佛、道二教同源，“道则佛也，佛则道也”，但二者有夷夏之别，有意贬低佛教。对此，明僧绍著 《正二教论》，谢镇之 《与顾道士书》(卷6)，以及朱昭之、朱广之、惠通、僧敏著论多篇(卷7)，皆予以反驳。齐末有道士假托张融著 《三破论》，攻击佛教破国、破家、破身，对此，刘勰作 《灭惑论》，僧顺作 《释三破论》予以驳斥。可见，《弘明集》以辩六大疑问为基本内容，而其重点在破神灭论和夷夏之辨。因为这是对佛教威胁最大的两个问题。本书提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学说和社会文化思想方面的宝贵资料。这一时期的佛教论文大部已经佚失，保留在 《出三藏记集》中的主要是三藏目录和佛经序记，而本书所载录的文章涉及范围广泛，讨论的问题集中深刻，更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由于作者百人都是当时名流学者，如习凿齿、罗含、孙盛等虽有专集行世，但其余大多无专集行世，《四库提要》说：“梁以前名流著作，今无专集行世者，颇赖以存”，所以本书显得特别珍贵。此外，该书虽以颂扬佛教为目的，但同时还颇有魄力地保存了数篇极力反佛的论著，这是该书特色。

《弘明集》之后，又有 《广弘明集》。《广弘明集》是 《弘明集》的续编。“广”，即 “广综弘明”，意为对《弘明集》的扩大。它除搜集齐、梁以后有关佛教的文字外，还把一些齐、梁之前 《弘明集》所 “未讨寻”，没有辑录的重要佛教诗文编入。如谢灵运 《与诸道人辨宗论》、《答纲琳二法师难》，竺道生 《答王卫军书》等文，都是研究东晋南北朝佛教哲学内部顿、渐之辨的重要文献。在体例上，也有突破。《弘明集》分卷不分篇，《广弘明集》则除分卷外，还按照所选文章的性质分为10篇，每篇都另作小序和评论。因上述原因，故不称 “续”而称 “广”。唐代高僧道宣编撰，30卷。历代汉文大藏经均收入，现在通行的主要为以下两种版本：1. 万历十四年(1586)吴惟明单刻本，出于宋、元藏; 2. 嘉兴藏本及常州天宁寺本。道宣 (596—667)，俗姓钱，润州丹徒 (今属江苏) 人，一说长城 (治所在今浙江长兴) 人。16岁出家，曾为长安西明寺上座，参加玄奘译场，负责润文。学识渊博，著述颇丰，计有220余卷。除本书外，还著有 《续高僧传》30卷、《大唐内典录》10卷、《集古今佛道论衡》4卷、《集神州三宝感通录》3卷、《释迦氏谱》1卷以及多种律学著作等。他是南山律宗的创始人。本书宋、元、丽藏皆为30卷，明南、北藏及清藏为40卷。《四库》著录者30卷，系采明吴刻本。《四部备要》据常州天宁寺本，为40卷。《四部丛刊》据明刻本，为30卷。所收文章的作者自南北朝至唐共130余人，文章的体裁计有论文、序疏、诗赋、诏敕、铭文等多种，篇数达400多。作者编撰此书目的，与僧佑大致相同，其后序说：“浇薄之党，轻举邪风;淳正之徒，时遭佞辩。所以教遗震旦，六百余年，独夫震虐，三被残屏”。他要借此书而使佛法为世人所了解、接受，以移风易俗，改善人心，流传后世。各篇基本内容如下。1. 归正篇。比较三教优劣而独推尊佛教，以为只有佛才是归于正觉的。2. 辩惑篇。对佛教两种主要疑惑的答辩。这两种主要疑惑是：不相信佛是圣人，不相信佛法是实在的。3. 佛德篇。叙述佛的祥瑞和颂扬佛的盛德。4. 法义篇。辩解真俗二谛等佛教法义，选文80篇。5. 僧行篇。选编了36篇有关高僧大德行事的文章。6. 慈济篇。论述人皆以慈悲为怀，自可胜残去杀。7.戒功篇。阐述以戒德约束自己，证取圣域的意义。8. 启福篇。选文38篇阐明佛教以慈济利众修福的道理。9. 悔罪篇。叙说诸佛大悲，不忍众生因造罪业长沦生死，而规定悔罪仪式使之自新。10. 统归篇。以上9篇从各个角度护法明教，此篇则就佛法陈词颂德，选文51篇。道宣自称，在编撰 《广弘明集》之前，他曾 “博访前叙”、“寻条揣义”，广泛收集前人文章，即使 “孤文片纪”，凡能 “有悟贤明”，都 “撮而附列”。《四库提要》指出，该书 “采摭浩博，卷帙倍于僧佑”，所辑书文很多可补儒家史籍之不足，有“裨考证”研究。本书资料的重要性，首先是有关佛道之争的记述(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初傅奕反佛)，其次是有关佛教思想争论 (佛性问题、二谛问题) 的记述。

中国佛教经录。又名《开皇三宝录》，简称《开皇录》、《三宝纪》、《长房录》、《房录》。十五卷。隋费长房撰。费长房(生卒年不详)，蜀郡成都 (今四川成都)人。博学能文，通佛儒百家。初出家为僧，北周建德三年(574)废佛时还俗，寻遁归隐居。隋开皇初佛教复兴，受诏为翻经学士，于大兴善寺国立译场，参加译事。开皇四年至十七年(584— 597)，由其担任笔受的译经有那连提耶舍之《大方等日藏经》、《力庄严三昧经》、阇那崛多之《佛本行集经》、《善思童子经》、《移识经》、《观察诸法行经》、《商主天子问经》等共八十余卷。同时，他又致力于佛经目录的纂辑。《历代三宝纪》撰成于开皇十七年(597)，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进献于隋文帝。据此书《总目序》(卷十五)所载，费长房鉴于列代经录散佚，残缺不全。乃参考群书，广泛采撷诸史传记集、佛经目录、杂记杂录等，并将参加国立译场时，涉猎到的繁多经籍，加以披寻研究，又综合各家目录，吸取前人的优点，加以全面、系统的整理编纂而成。《历代三宝纪》为佛教传入我国后至隋代之弘法记录，也是译经与著作之目录。此外，另附有佛家传记。全书共分四部分：一、帝年，卷一至三。每卷前有叙论，著录自周至隋各朝纪年，下列佛教史大事，佛典传译，旁及当时史事。二、代录，卷四至十二。为后汉至隋各代佛教译经编年史。每卷前有叙论，阐明当时的政治情况及其与佛教之关系。次列经录，依次附译人传略。详载译人译经的卷数、部类、年代、地点、经名异称、翻译次第、参与工作的人员、尝著录的经录等。三、入藏录，卷十三、十四。分别为大乘入藏录和小乘入藏录，共收佛典一千零七十六部，三千三百二十五卷。均分经、律、论三类，每类皆著有译人和失译人名。四、“序目”，卷十五。著录收入此书的表文、总序及全书总目录。末附有宋、梁、魏、北齐、隋六家经录和已佚的古代二十四家经录。此书是研究古代佛典目录和译经史颇有参考作用的资料。书中著录的译人和经典均较以前各家目录丰富。在目录学上有一定影响。其后的经录，或模仿其体例，或承袭其一部分内容，或在其已有的基础上加以勘正提高。全书的特色是体裁有许多新创，代录部分为功力最深。其中将译人传记分隶各经之后，一改僧佑《出三藏记集》之体，便于了解译述人的具体情况。又译人译经的起讫年月、译经场所及参与工作的人员等著录，都极新颖翔实可贵，著录的译经和当时的佛教著述，均附有扼要记载，许多是现早已不传的书。从中不仅能窥见这些著作的概貌，看出佛典的译传在各个朝代的情况，及各个时期佛教发展的趋向，同时还保存了一部分过去已佚经籍的面目，为研究隋以前的译经和撰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此外，此书于纪年中特崇南北朝之齐、梁，而贬黜北魏，其编年先后为晋、宋、齐、梁、周、隋。此种体例有别于《资治通鉴》前之史家，反映出隋代一般人的心理，引起历代史学家的重视。但是，此书由于取材不够严谨，致使所收混滥颇多。如帝年中，纪年或提前或推后，以少作多或以多作少的错误也为数不少。如将译人名字张冠李戴，或是有译人名与失译人名互相误作，或是失译经误加年代，或是一经重出复见，或是异经误作同本的，在各代译经中均有出现。此书最逊色而为后人所诟病的是入藏部分，有许多经典作者没有亲见，以致不少资料误引混用，疑伪不分，糠稗同收，潦草成篇。而且分类简单，编选入藏目录、大小乘经录之准则亦间有偏误，所收与代录不尽一致，为后代经录家所批评。如道宣在《大唐内典录》卷五讥之为“入藏瓦玉相谬”，智升在《开元释教录》卷十亦评以“入藏录中事实杂谬”。因此书流传久远，书中明显地可以看出有后人增补的痕迹，如在帝年之末，载有开皇十七年以后的记事等。

《三国志》，纪传体国别史。二十四史之一。六十五卷。西晋陈寿撰。陈寿 (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活在三国末西晋初。少受学于蜀国有名的史学家谯周，治《尚书》、《三传》，精通《史记》、《汉书》，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时宦官黄皓专权，凡是不巴结于他的朝臣，多被贬抑和排斥，陈寿便是其中之一。入西晋后，经司空张华推荐，被举为孝廉，任佐著作郎，出为平阳侯相。武帝泰始十年(274)，奏上所编《诸葛亮集》，复入为著作郎。此书大概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因史无明载，确切的成书年代难以定论。后因朝臣倾轧，调任长广太守，乃以母老为由，辞不赴任。晚年多次受到贬议，在仕途上未尽其才。尚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三国志》计有《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蜀书》十五卷。记述了自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至晋武帝太康元年(280) 约一百年的历史。而三国历史不过六十年，这表明陈寿写史，不单以封建皇朝为限断，而主要以三国形成历史时期为限断。在陈寿之前，对于三国的历史著述，已有多部，但都限于一个地区，或只写曹魏，或专记吴事。像此书这样合三国历史而为一书，这在纪传体史上是个创举。《三国志》以曹魏的四卷帝纪为纲领，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开始、发展和结束。仅有纪、传，而无表志。书中所立诸传，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重要人物，以至当时所知的外国情况，都网罗其材料，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如以带叙法，在《王肃传》末，带叙魏的经学活动及派别斗争，《王粲传》后，带叙建安七子中徐干等五人及其它十三人。其中的《魏书•东夷•倭人传》，是现存公元四世纪前日本基本情况的唯一记载，极受日本史学界重视。《魏书•外国传》具体叙述了乌丸、鲜卑、高句丽人的社会生活情况，这些材料都是很珍贵的。《魏书•张鲁传》、《蜀书•刘焉传》，保存了五斗米道的原始材料;《魏书•华佗传》，保存了古代医学的成绩;《魏书•张燕传》，保存了黄巾起义后张牛角继续斗争的事迹。均有重要史料价值。《三国志》在唐修《隋书•经籍志》时，即列为正史的前四史之一。其史学成就和贡献表现在：一、三国并列为书，创纪传体国别史的典范。东汉末年，由于军阀割据，最后乃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也以三国并列，成《魏》、《蜀》、《吴》之书，是切合当时历史实际的。二、记事以历史时期的特点为断限标准，不为王朝年限所约束。三、取材谨慎，史事编排详略互见，少重复之嫌。裴松之称《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四、文笔简洁，记人叙事，生动传神，在传记文学方面，亦有贡献。对《三国志》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但基本上还是肯定的多。当时见到《三国志》稿本的人，多赞赏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将他比之于司马迁、班固，并说要把修《晋书》的任务也交给他。当时夏侯湛正在撰写《魏书》，当他看到陈寿的书后，便放弃了自己的写作计划。陈寿死后，范??等曾向晋惠帝上表：“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三国志》的不足之处，除了内容较为简略以外，批评较多的是认为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如尊魏为正统，对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之类，都属于这方面的问题。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列举甚多，是很有说服力的。此外，《三国志》没有记载典章制度的“志”。纪传体史书中，通史性质的《史记》和断代史性质的《汉书》都是有志的。作为国别史性质的《三国志》，如果也具备志的内容，当然就更完善了。我们今天要找这方面的材料，可以在沈约编写的《宋书》中查阅。《宋书》有志三十卷，叙事尤详于魏、晋，有关三国时期的制度沿革等，可从中得到了解。《三国志》成书一百多年后，南朝宋文帝以《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乃命裴松之为之作注，以补其不足。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 (今属山西)人。出身官僚家庭，在东晋时曾历官司州主簿、尚书祠部郎、治中从事史等职。刘宋取代东晋后，历任国子博士、中书侍郎、太中大夫等职。著有《晋纪》等书，惜未留传。裴松之从四个方面对《三国志》进行了补注工作。第一，补其缺漏。陈书所不载而应载入的史事，均收入以补其缺。第二，条其异同。凡是同一事而各说不一，又不能判断谁是谁非的，则一并收入，以备异同。第三，正其谬误。对于明显的错误记载，或违背常理的议论，一一予以纠正。第四，论其得失。对时事和陈寿的不正确看法，进行评论。由于裴松之注书的重点是补充史实，因而开创了补阙式史注的方法。一般注史者在引用材料时，多只摘录片断文字作为例子，而裴注往往比较完整地抄录全文，以备一说。这样，在他的注文中就保存了大量完整的史料。其搜罗史料，“傍摭遗逸”，“务在周悉”。据近人统计，裴注引书在二百种以上。这些魏晋时代的著作，到唐宋时大多亡佚。故裴注所保存者，弥足珍贵。总之，裴注与正文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清人用力尤多。杭世骏、侯康、赵一清、梁章鉅、周寿昌等人都补注《三国志》。近人卢弼撰《三国志集解》一书，为迄今最详尽的注本。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本，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的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