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是纪传体的晋朝史。唐房玄龄等奉太宗敕命修撰。主要版本有宋刊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元大德九路刊本;明嘉靖、万历间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吴管西爽堂本;周若年刊本；毛晋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的点校本。本书系首批官修正史之一。唐贞观时始设史馆，开创官修史书先河，此例被后来历代王朝所继承。修史时，以宰相或大臣挂名监修，下有许多史家具体执笔。本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到二十二年 (648)间成书，前后参加者有21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3人监修，令狐德棻、敬播、来济、陆元仕、刘子翼、卢承基、李淳风、李文府、薛元超、上官仪、崔行功、辛丘驭、刘胤之、杨仁卿、李延寿、张文恭、李安期及李怀俨18人具体修撰。其中由敬播、令狐德棻拟定修史体例。因房玄龄以宰相担任监修，故题房玄龄撰。一说题许敬宗撰。因唐太宗曾为宣帝、武帝2纪及陆机、王羲之2传写了史论，遂又题 “御撰”。在此之前，晋史已达数十种，同名为 《晋书》的就有东晋王隐、虞预、朱凤、谢沉、刘宗、谢灵运、萧齐臧荣绪、萧梁萧子云、沈约等多家，另尚有晋干宝的 《晋纪》、何法盛的 《晋中兴书》、孙盛的 《晋阳秋》等，然 “制作虽多，未能尽善，乃敕史官更加纂录。” (《史通》) 本书以臧荣绪《晋书》为底本，兼采其它资料，增删而成。为示和臧书有别，定名为 《新晋书》，后人因臧书失佚，遂称此书为《晋书》。本书130卷，上起司马懿，下止刘裕取代东晋，记载了两晋历史及诸割据政权“十六国”的事迹。本书分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纪30卷。

纪：卷1到卷2仿《三国志•魏书》尊曹操为帝立纪之例。尊司马懿 (宣帝)、司马师 (景帝)、司马昭(文帝)为帝立本纪，卷3到卷5记西晋武帝司马炎、惠帝司马衷、怀帝司马炽、愍帝司马邺4帝;卷6到卷9记东晋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成帝司马衍、康帝司马岳、穆帝司马聃、衰帝司马丕、废帝司马奕、简文帝司马昱、孝武帝司马曜、安帝司马德宗、恭帝司马德文11帝。志：分为天文、地理、律历、礼、乐、职官、舆服、食货、五行、刑法10目。因《三国志》缺志，故本书各志均从汉末起述。其中 《天文》、《律历》2志由精于天文、历法的李淳风编撰，甚为准确得体。《食货志》是除《魏书》之外整个魏晋南北朝史著中仅有的，记载了从东汉到晋的许多重要经济制度，如曹魏的屯田、西晋的户调式、占田、课田等。列传：共记772人，以后妃为首传。“隋唐以来，莫之能易也。”(《辽史•后妃传》) 在人物传中，事迹相同者作合传，如酿成“八王之乱”的八王被汇于一体，同为史学家的陈寿、司马彪等12人被综汇一卷。许多传仿《汉书》，收录了传主撰作的重要原文，如 《裴秀传》中的《禹贡地域图序》，《鲁褒传》中的《钱神论》等。专门标目的类传有因袭前史的后妃、宗室、良吏、儒林、文苑、外戚、隐逸、艺术、列女、四夷10门，有新开的 《孝友》、《忠义》、《叛逆》3门，此三者的意义在于宣扬封建道德伦理规范。载记： 班固记新市、平林、公孙述之事曾用“载纪”体载，本书开此门类，专记那些没有正统名份被斥之为僭伪的割据政权。具体记录的对象是西晋消亡前后涌现出来的十六国，它以记首脑人物的形式，综述该国的历史。本部分实记14国，因西凉李嵩被叙为唐帝的始祖，前凉张轨被认为是晋臣，而被排入列传之中。卷数分布是，前赵3卷，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各4卷，成汉、后燕、南燕各2卷，南凉、北凉、后凉、夏各1卷，西秦与北燕全为1卷。在此之前，北魏崔鸿撰有《十六国春秋》，每国皆列纪传，但以晋纪年为总纲，本书载记部分即主要依此为据。

《晋书》作为官修史书，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是集中了人力和资料，并提供了最好的写作条件，从而极大地缩短了成书的周期;一是优秀史才济济一堂，随其学术所长而治相应的门类，如李淳风撰志，令狐德棻等撰纪传，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书的弊病，一是比《三国志》更加著重对君主、权臣采取回护态度，对反对者尽施贬低之辞，以致减弱事情的真实性。二是对当时所有的晋史资料没有加以充分的利用和考核，却大量采用了小说入史。当代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批评道： “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又所评论，竞为绮艳，不求笃实。”三是缺少《艺文志》和史表。四是某些部分前后矛盾，舛讹百出，或详略不当，疏误遗漏，如《地理志》仅详于西晋初的行政区域，而对东晋侨州郡的名称缺乏和原地的系统对照;《职官志》仅载一般官制，而对一代要制“九品中正制”却只字不提; 又如《司马彪传》中的“语在《郊祀志》”，《冯紞传》中的“紞兄恢，自有传”等等，都系醉人乱语，实际并无此志、传。虽然如此，《晋书》仍是关于两晋的头等要籍，因为臧诸荣等诸晋史已亡佚。《晋书》记录了较多的重大历史事实，如《刘毅》、《李重》两传中的录文抨击了九品中正制；《叛逆传》叙述了孙恩、卢循农民大起义；竹林七贤诸传反映了魏晋清谈和放荡不羁的风气。因旧晋史诸家已日久湮没散佚，清代学者曾做了不少辑佚工作，以作为晋史的佐证。黄奭的《汉学堂丛书》将具有作者姓名的资料集成单书，将无作者姓名的资料汇于“众家晋书”;汤球辑有《九家旧晋书辑本》，又称《晋书辑本》，收录颇详。惜《群书治要》中的晋史资料，全被忽视，他另辑有《十六国春秋辑补》。后世对《晋书》的研究者虽不及前四史，但用力者也不少。唐何超撰《晋书音义》，对本书的音义训诂多有发微。明朝以后，注家蜂起，然无上好本子。至清代，研究有效者纷纷出现，其中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的成果分见于《二十二史考异》、《廿二史札记》、《十七史商榷》，另有周家禄、劳格二家的校勘记，丁国钧的校文。近人吴士鉴汇综历代重要研究成果、见解，撰成《晋书斠注》，将各家异说并存一书，同时拾遗补缺，纠谬订误，从而成为研究《晋书》的权威之作。该书于1928年由吴兴刘承干嘉业堂刊印。姚怀箴作《晋书纂注》，著重为帝纪作注，他广采正史稗乘及几十种资料，进行考证校订，是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出版。在志的研究方面，有清洪亮吉的《补东晋疆域志》及《补十六国疆域志》，前者对侨州郡地名的甄别颇有心得；后者详证十六国的版图变代。毕沅的《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晋书斠注，书名。清吴士鉴、刘承干注。一百三十卷。次第卷数皆依《晋书》。采取溯源、捃逸、辨例、正误、削繁、考异、表微、补阙、广证、存疑诸方法，据正史及《初学记》、《北堂书钞》、《太平御览》诸类书所引晋史，及《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有关资料，《通鉴考异》所引《晋春秋》、《三十国春秋》、《燕书》、《刘琨集》等作斠注。今人所不见者，也有所征引。其中《沙州图经》、流沙木简、《晋纪》残卷等资料，尤为可贵。是书资料丰富，辨正亦多，郡县及周边各族所居之地，均注明清时地名。 

南朝齐代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八个文学家。《梁书•武帝本纪》： “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脁、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其中高祖即萧衍(后为梁武帝)，精乐律，长于文学。沈约、谢脁为永明体重要作家。王融文藻富丽。任昉工于表奏书启等散文，他们作诗都注重声律。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从汉到隋名家文集的一部总集。一名《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明张溥编。118卷。编者根据明张燮《七十二家集》(汉魏六朝遗集汇编)，又取冯惟讷《古诗纪》 (唐以前诗文汇编)、梅鼎祚《历代文纪》(汉魏六朝文汇编) 中作品较多的作家，汇集从汉代贾谊到隋代薛道衡共103家的诗文，排比附益，编成此书。编排体例：以文隶人，以人隶代，各家又以赋、文、诗、作者本传为次。使得唐以前的作者遗篇，都一一能够略见梗概。书前有总叙说明编辑宗旨。各集前有题辞，评述作家生平与创作，反映了编者的文艺思想。这些题辞，分之则为各作家的专论，合之则为文学简史。故此书兼有文学史和作家作品汇编的性质，值得重视。但卷帙浩繁，不免贪多务得，驳杂讹误之处亦不少。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研究著作。明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为张溥所编纂，意在兴复古学，示人以正鹄，俾师古者有所遵奉。每集前均有张溥题辞，分论各家。全书又有《自叙》一篇，总论汉魏六朝文章。大旨在“吐华含实”，“先质后文”，虽不废文华，所重乃在质实。题辞大都侧重于作者的品格与操守，知其人而论其世，在探讨作家作品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上不乏卓见，然对作品本身艺术风格的赏析则不免有些疏略。本书系将题辞单独辑出加注而成。注者以清光绪间信述堂翻刻本为底本，校以他本。其注于题辞所引前人论述，均注明出处;所涉故实及文献，予以简要诠释;注文之首，列有各家行实之要;同时校订了刊刻错误及张氏笔误，对疑难的文字也作了补订和注解。196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宋书》纪传体南朝宋史。二十四史之一。一百卷。南朝梁沈约撰。沈约 (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博通群籍，善属文，历仕宋、齐、梁三朝。其先世为东吴世家大族，号称“江东之豪”。高祖沈警曾任东晋谢安的参军，通晓《左氏春秋》。父祖辈在刘宋时期都有军功。他在宋三十八年，官至尚书度支郎。在南齐二十四年，历任国子祭酒、征虏将军、吏部尚书等。在梁十一年，因促成萧衍代齐之功，封建昌县侯，累迁尚书令、侍中、太子少傅等职。年二十许便有撰述《晋书》之志，曾撰《晋书》一百一十卷，《齐纪》二十卷，《高祖纪》十四卷，今皆不传。他不仅是一个著述颇丰的史学家，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宋书》叙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 (420)，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记刘宋六十年史事。有本纪十卷，记宋朝八帝。武帝刘裕本纪占三卷，虽然其在位仅三年，但所记从东晋隆安年间参与镇压孙恩、卢循农民起义开始，到东晋末年登基称帝，长达二十年。余皆一帝一纪，其中有的皇帝在位时间既短，史事亦简略。志三十卷，分八目。卷首有《志序》一篇，历叙前史设志情况及此书设志之缘由和宗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志》、祖冲之《大明历》全文，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堪称专家之学。《乐志》详述八音众器，其历叙源流因革，所载乐章颇为可观。汉乐府之得以流传至今，此志起关键作用。《百官志》系统记述三国至刘宋官职沿革，尤详于魏晋非常之制。唐修《晋书》，职官材料不出宋志范围，可证其价值。《礼志》兼具前史郊祀、舆服方面内容，于魏晋典制、诸儒议论，举其大要，其详博淹赡，胜于前史。《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远胜于《晋书地理志》。《符瑞志》为前史所无，记载阴阳五行、灾祥效应等迷信说教，在诸志中最少价值。宋志的缺憾是无食货、刑法二志。沈约自称在前所撰的《晋书》中已有此目，然沈约的《晋书》早已散失。列传六十卷，传目大都因袭前史。自立名目者为《恩幸传》和《索虏传》，前者反映刘宋王朝是寒门和皇权的结合，当时门户之见凡寒族而得重用者，率以恩幸目之;后者用以记载北魏事迹，寓有贬意。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又采用带叙法，将某些没有专传的人物，在其它有关人物的传中附带写出，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为作史之良法。

《宋书》保存史料较多，有关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多所照录。八志内容上溯三代秦汉，尤详魏晋，可补《三国志》之缺。但成书仓促，征引文献不无疏略。叙事又多忌讳，凡涉及宋、齐更替者，曲意回护。刘知几据实严正指出“隐侯《宋书》多妄”(《史通•曲笔》)。齐永明年间沈约奉敕写成此书，因他在梁有年，且地位更为显达，故题梁沈约撰。唐时流传未广，至宋朝始有刻本。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宋书》残缺较多。如卷四《少帝纪》的论赞全缺，卷四十六《到彦之传》传文全缺，仅存篇目。百衲本用宋蜀大字本亦有阙佚。即今所不阙的《少帝纪》、《宗悫传》、《赵伦之传》等，为后人杂取《南史》等书增补，已非沈约原书，不可不辨。读《宋书》时，可以取《南史》对照，以正讹误。校勘较好的是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

世说新语笺疏，古代文学作品笺释本。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中华书局1983年8月出版。该书以清王先谦重雕周心如纷欣阁本为底本，与日本尊经阁影印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董棻刻本、明嘉靖间袁褧嘉趣堂重雕宋淳熙十五年(1189)陆游刻本、清沈宝砚校清初徐干学传是楼藏宋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等相互参校，将某些较重要的文字记于每条之后。全书依原著次序编排，笺疏列于原文每条之后，一条之内先举前人已有的笺释或按语，后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前人所解与作者意见不合，则别加案语予以辨证说明。笺疏内容颇为丰富，但重点不在训解文字，而主要注重考案史实。第一，对原作和刘孝标注所说的人物事迹，一一寻检史籍，考核异同;第二，对原书不备之处，多有增补，以广异闻;第三，对事乖情理之处，则有所评论，以辨明是非。同时，对《晋书》也多有驳正。作者撰著此书始于1937年，正值国家多难之际，因“有感于永嘉之事，则于魏、晋风习之浇薄，赏誉之不当，不能不有所议论”，以便“砥砺士节，明辨是非”。(周祖谟《前言》)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该书附录有袁褧撰《世说新语序目》、旧题1首、旧跋2首及《世说新语常见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世说新语引书索引》等。

《洛阳伽蓝记》，北魏时期的地理名著。五卷。北魏杨衒之撰。杨衒之(生平不详)，北平(今河北保定)人。此书卷首署作者官衔是魏抚军府司马，书中自述永安中(528—529)“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547)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广弘明集》卷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引述古来王臣批评佛法者二十五人为《高识传》，其中有杨衒之，说是北魏末的秘书监。北魏大兴佛寺，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寺庙增至一万三千余所，后又增至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万。洛阳一地在佛寺最多时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后来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余下的佛寺尚有四百余所。作者重游洛阳时，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颇有所感。他写此书目的在于批评佛的虚诞与耗费。名为伽蓝记，实际是从洛阳城市的盛衰过程，提出北魏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的问题。

全书以记述洛阳佛寺为重点，按佛寺的城区分布为划分范围，叙事简明完整，文笔浓丽秀逸。卷一城内，卷二城东，卷三城南，卷四城西，卷五城北，五卷共记洛阳大小佛寺八十余所。对洛阳佛寺建筑园林，对洛阳城的建制以及历史古迹多有记述与描绘。卷一“永宁寺”条除了寺本身的介绍外，还较多地叙述了尔朱荣、尔朱兆兄弟弄权起兵的经过，因为尔朱荣曾集合兵马于永宁寺，尔朱兆曾囚禁魏孝庄帝于此寺。这些变乱的事记载得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相参证。其它古迹艺文以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也足以增广见闻。卷四“法王寺”条，著重描写了王子坊的园宅富丽。书中所写的北魏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挥霍浪费，都是事实。由佛寺而涉及北魏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方面情况，书中都有所反映。这部书内容涉及到北魏王朝兴衰的全过程，其中不少史料可补正史《魏书》的不足。此书经过作者精心撰著，成为一部体系完整的作品。根据书中的记载，可以很正确地绘出北魏都城洛阳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可以按照城门方向、城内外里坊远近正确填出书中述及的许多佛寺以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迹的位置。这正反映出此书文字记载的系统与条理有很大的正确性，也进一步说明此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特别还得提到的是卷五“闻义里有敦煌人宋云宅”下，摘录《惠生行记》，并据《道荣传》略加补充，保存了宋云等人西行的重要史料。北魏神龟元年(518)，胡太后遣洛阳崇立寺僧惠生向西域取经，并遣俗人宋云任使者同行，两年后回洛阳。宋云撰有《宋云家纪》，惠生撰有《行记》，还有一个与他们同行或先后西行的道荣，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可惜这些著作已全部佚散。幸好《洛阳伽蓝记》中有这方面的记载，才使人们对于法显之后、玄奘之前的宋云西行这一中外交通史上的重要事实有个比较具体的了解。传世刻本较多，有“如隐堂”本、“古今逸史”本、“汉魏丛书”本、“学津讨原”本和日本大正藏经本等等，源流不同，各有长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的范祥雍校注的《洛阳伽蓝记校注》本，以如隐堂本为底本，而以汉魏丛书本等参校，并搜辑其它类书或古籍中引用有关此书者以资校助，是目前尚称完善的版本。

《水经注》北魏综合性地理著作。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郦道元(466或 472—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曾随父赴青州刺史任，游历过山东的名山大川。曾为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游历今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每到一处，访渎搜渠，追源溯流并且寻探古迹，在野外考察和调查访问中积累了许多地理资料。他认为古代的《水经》虽然开创了水志的记述体例，确立了以水证地的方法，但只载水道百余条，内容简单，述文繁简不等，且有不少错误，因此，他穷源究委，旁征博引，不但引述丰富的文献资料，如《禹贡》、《佛国记》、晋释道安的《水记》、虞江雍的《江记》、《汉记》等四百三十七种古代地理书，将北魏以前的地志几乎搜罗殆尽，而且结合亲自实地调查的结果，完成了这部名著。

《水经注》名为注释《水经》，其实自成巨著。注文达三十万字，比《水经》增加近二十倍。所载水道从一百三十七条补充发展为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是原书的十倍。《水经注》的特点，一、河道地理的主体性。它所记载的如此众多河流的发源地点、流经地区、支渠分布以及历史上的变迁情形，是我国六世纪以前关于河道水系最详细的记录。对我国现今各省的主要河流，如山西的汾水，山东的济水、汶水，河南的汝水、颍水，河北的易水，陕西的渭水，湖北沔水(即今汉水)，湖南的湘、资、沅、澧诸水，都有详尽的记载，是考查古代水道演变的重要资料。二、注释内容的综合性。书中不限于条列河流水道的发源和流向，并且“即地以存古”，以山川自然条件为联系，叙述流经地区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亭幛、建置沿革、古城遗址、农田水利、土地物产等情况。这种以水道为纲而包孕各种地理内容的体裁是郦道元在《水经》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水经注》是我国六世纪前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名著。

《水经注》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李善的《文选注》并称为我国古代三大名注。它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很高的价值，而且富于文学价值。书中以文学描写的手法，描绘了山势水貌，有时还把有关的神话、民歌、风土人情等交织在一起。例如《三峡》、《孟门山》等篇章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指出：“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先导。《水经注》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艺术成就，在游记文学的发展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明代校本，以赵琦美本和朱谋玮本为代表。清代校本中，全祖望的《七校水经注》指出原本注中有注，后人混写不明。赵一清的《水经注释》重加厘定，并考补了宋代所佚五卷中的二十一条水道。戴震借参加编修《四库全书》的机会，据《永乐大典》本作详细校勘，补正了七千二百九十一字。清末，王先谦又综合全、赵、戴三家校本，以戴本为底本，参考各家校勘成果，汇编成《合校水经注》。杨守敬与弟子熊会贞精心撰著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是集大成的代表作。

书名。旧题战国列御寇撰。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列入道家;并说：“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今本《列子》八卷，据晋张湛《列子序》称，是其于西晋末永嘉乱后，根据各种版本集录而成。汉刘向《列子新书•目录》说：“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晋张湛《列子序》说：“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正宗、辅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书，几将万卷。傅亦世为学门。三君总角竞录奇书。及长，遭永嘉之乱，与颖根同避难南行，车重各称力，并有所载，而寇虏弥盛，前途尚远。张谓傅曰：‘今将不能尽全所载，且共料简世所希有者，各各保录，令无遗弃。’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仅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史，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丧;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任;顺性则所之皆适，水火可蹈;忘坏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大归同于老、庄。属辞引类特与《庄子》相似。”唐王朝自称是老子后代，宣扬道教，天宝元年号《列子》为《冲虚真经》。唐柳宗元率先对该书的真伪提出了质疑，其《辨列子》说：“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缪公时人。缪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刘)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厘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缪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缪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缪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其称夏棘、狙公、纪渻子、季咸皆出《列子》，不可尽纪。虽不概于孔子道，然而虚泪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遯世无闷者，其近是与?余故取焉。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伪作，好文者可废耶?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继柳宗元后，考辨《列子》真伪者不绝于史，尤以宋朱熹《观列子偶书》、高似孙《子略》、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今人马叙伦《列子伪书考》和杨伯峻《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等辨之尤详，认为该书出于魏晋间人的伪作。但日本学者武义内雄《列子冤词》，仍力言为列御寇所自著。今多数研究者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列子》八篇早已亡佚。今本《列子》八篇多取先秦诸子及汉代人的言论，并杂有两晋的佛教思想和佛教神话;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来看，都与先秦著作有别，其出于魏晋间人的伪作是无疑的。该书内容以道家学说为主，是道家重要经典之一。该书在文学上最有价值的，是它的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这一部分，特别是《汤问》、《说符》两篇。其中《儿童辨日》、《歧路亡羊》、《纪昌学射》、《杞人忧天》、《愚公移山》等，最为脍炙人口而富有教育作用。此外，该书还保存了不少先秦佚书的片断，亦为历代研究者多重视。较著名的版本有：晋张湛《列子注》，唐卢重玄《列子解》，今人杨伯峻《列子集释》和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表现出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礼教的蔑视。对儒家的鞭笞包含有渴求废止礼教的意图。《周穆王》中称： “鲁之君子，迷之邮 (尤)者，焉能解人之迷哉?”“鲁之君子”即指儒家自己是最迷信的，怎么能帮助人们去破除迷信呢?《汤问》中的两小儿辩日之远近，更是对孔子进行无情的嘲笑。这种非儒非孔的态度，连《列子注》的作者张湛也表示不满，说：“《穆王》、《汤问》二篇，迂诞诙诡，非君子之言也。”

关于《列子》的作者及时代问题，晋张湛在《列子序》中自称西晋永嘉之乱后辑录各种传本进行参校而成。唐柳宗元以来，学者多疑为是魏晋人托名而作。因为书中所反映的观点并不符合先秦诸子原貌，且杂有汉人言论以及两晋思想、寓言和传说。此书在道教盛行的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提高为经，诏号《冲虚真经》。北宋景德四年 (1007年) 又号曰《冲虚至德真经》，列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对此书的版本及注释唐殷敬顺有《列子释文》，宋陈景元有补遗；唐另有卢重玄《列子注》。明有世德堂本，清杭州书局重刻。清长洲蒋氏铁华馆有覆宋刻本。涵芬楼《道藏举要》影印金高宋元《冲虚至德真经四解》，集录张湛、卢重玄、宋徽宗、范致虚四家注。《四部丛刊》有影印宋刻本。1956年文学古籍出版社据《四部丛刊》影印北宋本断句重印，并以明世德堂本校勘。1958年龙门联合书局出版有杨伯峻《列子集释》。1979年中华书局又出是书增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