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这一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六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著深刻的历史原因。以骈体文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肇始于东汉，风靡于六朝，至唐代又有发展；在此期间，玄学兴起，佛、老盛行，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下降。由于形式主义文风的兴盛与儒家思想的相对衰落互为表里，因此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也就成了相辅相成的运动。早在隋朝初期，李谔已提出反对骈体文。到了唐代，武周时的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及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归，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韩愈继承前人主张，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发扬儒道，排斥佛、老。他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就文本身而言，他主张"文从字顺"，"惟陈言之务去"，强调既要博极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做到推陈出新。韩愈不仅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先前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他是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其论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写出大量散体文，取得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韩愈、柳宗元以及韩门弟子李翱、皇甫湜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蔚然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终于取代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观点不只是把"文"归结为传"道"的手段，而且指文章要言之有物，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古文运动所说的"道"，固然指的是封建主义的儒家伦理，但韩、柳等人的创作也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于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不仅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同时还把散文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反映日常生活的广泛领域。这种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而同诸子散文、史传散文和政论散文相区别，韩、柳起了关键作用。再者，韩、柳所写的人物"传记"，大都出于虚构，亦有别于传统史传，推动了传奇小说的发展，对后世戏剧亦有间接影响。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其主张与韩愈完全一致，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有成就的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

宋文继唐文之后，形成新的特色，发展过程也比较曲折、复杂。总的看来，其内部存在著两种不同的倾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北宋建国至11世纪初。代表作家是柳开(947～1000)、王禹偁(954～1001)。
韩愈的古文，本有"文从字顺"和"怪怪奇奇"两种风格，后追随者们片面发展了韩文奇崛艰深的一面，古文运动逐渐衰落，骈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北宋建国之初，柳开曾大声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但所继承的则是唐代古文运动末流奇涩古奥的遗风。与柳开同时齐名的有高锡、梁周翰、范杲，还有柳开的弟子张景，他们为文大抵皆偏于"辞涩言苦"，"义昧而意奥"。王禹偁也反对五代以来浮艳相尚的文风，但所见与柳开不同。他在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同时，把"传道而明心"和"句易通、义易晓"作为古文写作的标准，纠正了柳开等人文风的流弊。王禹偁的古文理论和实践精神，为后来欧阳修、苏轼等人所承继，而柳开等人则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古文作品值得一提。宋代古文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著尚艰涩和重平易两种不同的倾向。

第二阶段在11世纪上半叶，代表作家有穆修(979～1032) 、石介(1005～1045)、尹洙(1001～1047)、欧阳修、苏舜钦(1009～1048)等。
王禹偁虽然为北宋古文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由于缺少师友支持，未能形成一股足以力挽狂澜的力量，故在其死后，以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为代表的骈文家仍然左右文坛二三十年。北宋承五代之凋弊，在其建国的头几十年里，读书尚未形成风气，无论是沿袭五代的骈文，还是柳开等人的古文，均不免浅薄卑弱，因此当杨亿、刘筠以"雄文博学"提倡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声律之体，一时"风采耸动天下，后进学者争效之，谓之昆体"。西昆体从形式上看，可以讲是唐宋五代骈文的继续，但在技巧、风格和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已大不相同。这时较早提倡古文的是穆修，反对时文最激烈的是石介。两人大抵从维护道统出发，提倡韩文，主张"读书不取其语辞，直以根本乎圣人之道"，开北宋道学家重道不重文的先声，风格上同柳开是一路。继承王禹偁古文传统而作出了较大贡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中坚的是欧阳修、尹洙、苏舜钦等人。欧阳修等人的古文创作，同当时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他们也主张"文与道俱"，但已偏重于实用，而不专指遥远的道统和空洞的性理。对四六文的骈偶形式，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灵活态度："骈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有时为了"取便于宣读"，还常常有意识地采用散中有骈，骈散结合的方式创作古文，使文章显得流丽畅达，读来琅琅上口。欧阳修在王禹偁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创的这种平易流畅、骈散结合的古文新体制，从此成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并为此后元明清诸代所遵循。

第三阶段在11世纪后半叶，以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为代表。
西昆体时文经过前一阶段的打击，到11世纪50年代前后，已经衰败。此时形成为古文运动对立面的，是产生于其内部的"太学体"。所谓太学体，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已肇其端，始作俑者是以激烈讨伐时文出名的太学讲官石介。其文体怪诞诋讪，流荡猥琐，是宋初柳开以来险怪奇涩倾向在古文运动后期登峰造极的发展。当西昆体的影响基本肃清之后，它自然成为以平易畅达为本色的北宋古文运动主流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的嘉佑二年(1057)，是古文运动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苏轼、曾巩(1019～1083)和苏辙(1039～1112)都是这一年中的进士。再加上王安石、苏洵(1009～1066)，欧阳修周围重新团结了一大批比尹洙、苏舜钦等前期古文家更加优秀的人才。内中各人的政治见解和文学主张虽不尽相同，但在此前后，都写出了不少成为后世典范的古文名篇。如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留侯论》、《石钟山记》、《赤壁赋》;苏洵的《六国论》；曾巩的《墨池记》等，文采斑斓，使宋文于此极盛。欧阳修重视奖掖后进，王安石、苏轼皆出其门而相继主盟文坛，宋文得以顺利发展。嘉佑二年的科举改革后，古文日益兴盛，几年后，太学体剽裂之文即一扫而光，古文从此取代骈文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以迄近世。古文运动之所以在北宋中期取得成功，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治斗争对文体改革的推动。11世纪中叶，文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也正是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相继进行的当口。欧阳修以"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精神，通过古文创作干预现实，激扬时局；王安石、苏轼也均以"务为有补于世"和"言必中当世之过"，要求自己的古文写作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政治斗争必然有胜有败，胜者以古文为工具发号施令，务求使人明白易懂；败者以古文为武器维护和抗言自己的主张，也以雄辩晓畅为鹄的。于是古文创作诸体齐备、层出不穷，宋文长于议论、平易畅达的特色也因之而形成。其次是儒学发展和变迁的刺激。11世纪40年代传统的汉学开始受到冲击，向宋学转变，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古文家对文体的变革，为宋学的建立提供了不受声韵偶对限制、可以自由发挥的方便。宋学一开始就形成的那种疑经惑古的精神又启发了古文家的勇于创新。先后执文坛之牛耳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除侧身政治舞台外，在儒学上也均有建树。第三，科举改革的促进。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特重科举取士。历朝科举制的改革和主试官的选任，同文风的变迁紧密相关。"三入承明不知举，看人门下送门生"。王禹偁多次出入内廷，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而始终没有获得知贡举的机会，是他未能在宋初文坛团结后进，形成一股力量的主要原因。"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乃杨亿等人的西昆体独步一时的根源所在。嘉佑二年，古文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也正是由于欧阳修巍然端坐在主试官的位置之上。此外，古文家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以及优秀作品的大量问世，使古文运动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足资仿效的典范，也是北宋古文运动取得成功并对后世发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唐宋散文继承了秦汉散文传统，又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新的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以后，骈文并未销声匿迹。当代和后世仍不断出现骈文作家和作品，古文家亦时或采用骈辞丽句作为艺术手段。只是骈文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由唐宋古文运动开始的古文新传统，支配文坛一千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

《山海经校注》，今人袁珂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郭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著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搜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

《汉武帝内传》，志怪小说 1卷，旧本题汉班固撰。《汉武帝内传》记汉武帝初生至崩葬始末，而于武帝斋戒见西王母、受神仙不老术事特祥，颇多荒诞无稽之谈。但文字俳偶华丽，词章家乐于称引。书中描写西王母乘紫云车降临的场面，尤其热烈，有声势。 《隋书?经籍志》著录 2卷，不注撰人。《宋史?艺文志》也注“不知作者”，到明代才称班固作。当为六朝人伪托 ，一说出于东晋葛洪之手。有《广汉魏丛书》 守山阁本、《道藏》本、《龙威秘书》本、《说郛》本等。

古代地理名著。此书内容庞杂、风貌独特，可以看作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原为口头传说，可能在战国时期记录成文，秦汉时又有增补。书中记载的范围很广，包括我国以及中亚和东亚的广大地区。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多把此书列入地理书范畴是有道理的。东汉明帝时，命王景修汴渠，曾赐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也是将它看作地理书的。今传本十八卷，三十九篇。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五卷，包括《南山经》一卷三篇，《西山经》一卷四篇，《北山经》一卷三篇，《东山经》一卷四篇，《中山经》一卷十二篇;《海经》八卷，包括《海外经》南、西、北、东经各一卷一篇;《大荒经》五卷，包括大荒东、南、西、北经各一卷一篇;《海内经》一卷一篇。全书三万一千多字，记载了约一百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条水道，对这些邦国、山水的地理关系都一一作了交代。同时书中还记载了各个邦国和各山区、水道的风土民情和重要物产，以及许多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和世系。总之，它的内容包含著关于我国古代地理、历史、神话、民族、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等许多方面，是研究中国远古社会的重要文献。

清代学者毕沅在《山海经新校正•序》中指出，《五藏山经》是古代土地之图，《周礼》大司徒用来了解各地土地的广袤、山林川泽以及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和物产，可以征实的内容较多。当代学者谭其骧认为《山海经》其它部分在形式上是地志，内容却以记载神话为主，而《五藏山经》则不然，从形式到内容都以叙述各地山川物产为主，尽管也杂有神话，比重不大。所以《五藏山经》属于地理书是确定无疑的，同时也是《山海经》中最富有地理价值的。《山海经》的作者所认识的世界，似乎是以《中山经》所在区域为中心，四周是南、西、北、东山经所在区域构成的大陆，大陆被海包围著，四海之外又有陆地的国家，再外还有荒远之地。这反映了周秦时期的地理观，是研究地理学思想史的珍贵材料。同时，从书中实在内容看，《山经》共记载四百多座山，有一万五千余字，篇幅相当于《禹贡》导山部分的十四倍。《山经》不但叙述每座山岳的位置、高度、走向、陡峭程度、形状、谷穴和面积大小，而且注意到两山之间的相互关连。对于河川，《禹贡》只记少数河流干流和特大支流的发源地，而《山经》能联系到其它支流或流进支流的小水。这些反映出《山海经》在山川地理观念方面的进步。

此外，《山海经》还记载了许多原始地理知识。例如关于南方岩洞的描述，关于北方河水的季节变化的记述，关于不同气候带的地理景观和动植物特点的记述，关于涌泉、潜流等自然现象的记述等等，都具有地理学价值。而书中关于七八十种矿物的记述，产地多达三百余处，分类有金、玉、石、土四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矿物和矿物学分类的地理文献。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对此有很高的评价：“《山海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古人是怎样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天然物质的知识。” 自东晋郭璞为之作注以后，历代加以校注或笺疏者不少。流传版本很多，现存较早的有清代毛扆手校的宋本三册，明代成化年间吴匏庵也有此书抄本。清人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尤有名。《四部丛刊》用的晋郭璞注本，《四部备要》用的是清郝懿行的笺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袁珂整理研究的《山海经校注》是目前最通行的本子。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刻影响，后世的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赋作为一种文体，《诗经》是它的一个重要来源。班固在《文选•两都赋序》中曾说过：“赋者，古诗之流也”。其实，形成初期的赋是不可歌的诗，不能作为赋体文学的真正代表。能代表赋体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典型代表的是汉赋，汉赋受《诗经》的影响十分深远。

（ 一）《诗经》对汉代四言赋的影响
首先，汉赋中有一种四言赋，完全照搬了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的基本句式是节奏为二拍的四言句，这种句式在汉赋中被大量使用。这种四言句式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始终存在，如贾谊的《鵩鸟赋》是西汉初年的作品，而蔡邕的《青衣赋》是东汉末年的作品。在西汉到东汉的四百年间里，还有扬雄的《逐贫赋》等作品，这种情况说明诗经的四言句式对汉赋的形式有重大影响。以《鵩鸟赋》为例，说明一下汉赋中的四言赋对《诗经》形式方面的继承。《鵩鸟赋》：“贪夫/循财，烈士/循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庶迫/之徒，或趋/西东，大人/不曲，意变/齐同。”这是汉代四言赋的典型的句式结构，同诗经的四言句式毫无二致。如《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雎，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若说一个例子还不足以说明什么，那么《青衣赋》：“金生/砂砺，珠出/蚌泥。叹兹/窈窕，产于/卑微”，《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也可以证明汉代四言赋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特点。其实，汉代四言赋继承了诗经的押韵的特点。汉代四言赋的押韵颇为整齐，这与它的句式直接从诗经来源有重大关系，诗经的押韵很整齐，从很多的名篇如《关雎》《桃夭》等都可以看出来。汉代四言赋的押韵，初期两韵即转，如贾谊的《鵩鸟赋》：“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到了扬雄以后，四言赋的押韵大部分变为四韵或四韵以上才转韵，如他的《逐贫赋》。至于东汉以后，转韵更少，蔡邕的《青衣赋》全篇仅用一韵。在用韵问题上，汉赋越来越严整，越来越精密，呈现了趋向格律化的发展形势，但它最初却是继承《诗经》而来的。第三，汉代四言赋继承了诗经的对偶。四言赋的对偶，大多数是意义上的对应，而非刻意为之，而且多是两韵为对。如《鵩鸟赋》：“彼吴强大，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悦胥靡，乃相武丁。”从以上三点可以得出，汉代的四言赋，不但采用了《诗经》的句式，而且继承了《诗经》的押韵与对偶。

（二）汉代散体赋对《诗经》的继承
散体赋是汉赋的新形势，也是汉赋的代表性文体，与汉代四言赋一样，它也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首先，散体赋对《诗经》四言二节拍句式的继承。散体赋是韵散结合的，既有韵文部分，也有散文部分。韵文部分是以四六言相间的句式来构造成篇的。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都是典型的散体赋。如《上林赋》：“弭节/徘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班固的《两都赋》：“收禽/会众，论功/赐胙。陈轻骑/以行庖，腾酒车/以斟酌”。这是散体赋中韵文部分的典型句子，其中四言二节拍的句式，可以明显看出是对《诗经》的继承。其次，散体赋韵文部分的押韵明显受《诗经》的影响。西汉时期押韵比较自由，转韵较多。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基本没有什么规律性，或隔句韵，或连韵，或两韵一转，显示了初期散体赋用韵的自由；但到了东汉时期，尤其到了张衡笔下，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押韵变得整齐多了。东汉末，祢衡的《鹦鹉赋》等散体赋，押韵更讲究，换韵也有规律，多是四韵或四韵以上换韵。第三，《诗经》的对偶与散体赋的对偶的关系。散体赋韵文部分的对偶，与《诗经》有所不同，它虽然也受《诗经》影响，但主要还是刻意追求，有意为之。刘勰对此曾评价说：“自扬马班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与逸韵俱发”。汉赋的对偶运用是刻意追求的，后来发展演变为骈赋。“赋者，古诗之流也”，这话原是指赋这种文体的演变的，但我觉得也可以从《诗经》对汉赋的影响方面来考察，因为赋作为一种文体，从《诗经》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不但采用了《诗经》中句式，而且还继承了《诗经》的押韵和对偶。所以说，赋者，的确是古诗之流也。

五言诗，诗体名。指全篇每句五言或以五言为主的诗。它产生于汉代，首先在民间歌谣中出现，西汉乐府民歌中的《铙歌十八曲》中五言句已占有相当比例，至东汉，乐府民歌中完整的、成熟的五言诗已出现不少，如《陌上桑》、《上山采靡芫》、《十五从军征》、《江南》等等。五言诗在民间的流行及其在语言表现力方面的优越性逐渐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学习、仿作。最早将五言诗引入文坛的是班固和应亨，班固有五言《咏史》一首，应亨有五言《赠四王冠》一首，这两首诗艺术成就不高，反映出文人对这种新诗体的运用尚处于学步阶段。东汉后期，文人创作五言诗逐渐普遍，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产生了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杰出作品，从此，五言诗取代四言诗，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汉末魏晋六朝是五言诗的兴盛阶段，钟嵘《诗品序》认为五言诗优于四言诗， “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近体诗兴起之后，五言诗又有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五言排律之分。

元以来学者间,有历朝文学各有其所胜之说；此一说法至王国维而显,其《宋元戏曲考序》云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对中国文学带有规律性的概括,突破了文学史一直以诗文为主角的狭隘观念,以更为开放的审美眼光,揭示了中国文学史上峰峦迭起、丰富多彩的面貌;它将中国文学看成是动态的,具有阶段性的文体迭兴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中文体的新变与更替给予肯定。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文学史编写,乃至社会阅读导向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历代代表性文体研究的深入,起了推动作用。但这一命题未涉及代表性文体与其它文体关系问题,故在理解“一代文学”的时候,应防止片面性,既要重视某些代表性文体,又要对彼时各类文体的整体创作情况及相互间的关系作全面的认识。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在他的名著《艺术哲学》中强调 “艺术家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一些一般作家,虽然似乎被他们同时代的大宗师的荣名湮没了,但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在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一根枝条,只是这个艺术家庭中最显赫的一个代表”。丹纳讲的是一个时代代表作家与其周围中小作家之间的关系,而文体之间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情况。当一个民族的文学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每个朝代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某种文体,而是多种文体伴合生长,犹如生物界的生态体系,物种 文体 之间具有相互依存关系。并且,这些文体在一个时期成就的高低,有的易见,如唐诗在唐代艺术家庭中,无疑是“最显赫的代表”,但在有些时候,这种“代表”却较难认定。如对魏晋六朝的骈文与诗歌,即可能有不同认识。焦循在《易余?录》卷十五中说 “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焦循对魏晋六朝所取的是五言诗,王国维弃五言诗而取六朝骈体文。这在清末民初,承清代阮元等为骈体文争地位的余势,其说或无不可,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却难以得到认同。“五四”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学史,于魏晋六朝这一段,对诗的介绍,在篇幅上、评价上,都远远超过骈文。六朝如此,对宋代几种文体成就高低的评估,也有其难处。就焦循所举的“一代之胜”,王国维即曾犹豫 “余谓律诗与词,固莫盛于唐宋,然此二者果为二代文学中最佳之作否,尚属疑问。”看来,仅仅是在文体发展的纵向比较中,因词莫盛于宋,王国维在讲“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才强调 “宋之词”,而实际上宋代诗、词、文皆盛,宋诗是与唐诗并列的又一范型,出现了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诗人和颇具特色的江西诗派。至于宋文,则在偏于雄奇的唐文之后,建立了平易流畅的新传统,成为元明清三代散文家和文章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六位。李渔《闲情偶寄》卷一云 “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李渔在宋代诸文体中,推出的是文。可见,不仅宋诗,宋文的成就也很高。有宋一代,诗词文本是鼎足而三的局面,不能仅重视词而忽略了诗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固然突破了在文体上尊雅排俗的陋见,提高了词、曲、小说的地位,但在宋元明清几代,诗文毕竟为正宗,文人应用、交际,乃至抒情言志,使用得最普遍的文体,仍然是诗与文,戏曲、小说的传播,远不及诗文便捷广泛。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若缺少全面的理解,会导致对当时文学创作、文化消费整体状况认识上的偏移。20世纪50年代以后,高校中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于元明清几朝,往往很少介绍诗文,甚至连讲授元明清文学的教师,于三朝的诗文亦难免茫然,这是不应有的现象。

对历代文学的总体进程和文学史规律的认识,应该同时顾及两方面的辩证关系 一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另一则是各种文体并立与文体间的交流互动。一种文体的发展,既靠自身的革新变异,又需要从其它文体接受借鉴,吸取营养,以完善、丰富、壮大自我,推动自身的新变。各种文体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吸收融合,同时也互相竞争,使其在演进中不断有来自各方面的源头活水乃至挑战,从而推动一代文学整体上的发展。魏晋六朝骈文,名篇多数是赋。这些抒情小赋,是赋向诗靠拢的产物。不仅是赋,整个骈文也受诗的深刻影响,如丘迟《与陈伯之书》、吴均《与朱元思书》都具有诗的语言和意境。诗赋互相融合,互为消长,至唐代赋体渐衰而诗成为一代文学主流。初唐七古的发展,得力于对赋的消化吸收。闻一多说卢照邻、骆宾王“以赋为诗”,“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盛唐李白、杜甫的七古与五古长篇也大量采用赋的写法。至中唐,韩愈“以文为诗”,更是带来“唐诗之一大变” 叶燮《原诗?内篇上》 ,使诗歌的天地拓展得比盛唐更为宽广。晚唐李商隐的“樊南文与玉溪诗消息相通” 钱钟书语 ,则是融合骈文的成分为诗,将近体诗推向新的高峰。可见唐诗以它强大的活力与良好的容受性,对众体之长兼收并蓄,一次次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扩大恢张,达于鼎盛。较之五、七言诗,词体晚起,缺少诗那样赖以发展的深厚传统与基础。它之所以能由附庸发展为大国,更是由于直接从诗文吸取了营养。苏轼“以诗入词”,辛弃疾“以文入词”,对词的语言、境界与表现手段,进行了全面的拓展。即使是词家中被认为非常本色的柳永和周邦彦,在慢词的结构与写法等方面,也借鉴了其它文体,所谓“耆卿柳永 ……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清真周邦彦效之。”又,“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 ,皆可见宋词的发展得益于诗文。同样,元曲的产生和兴盛亦非孤军突起,王国维考察戏曲源流,既从综合艺术角度指出 “观其结构,实综合前此所有滑稽戏及杂戏、小说为之” 《宋元戏曲考?宋之滑稽戏》 ,又从其艺术本质方面强调,“追原戏曲之作,实亦古诗之流” 《曲录自序》 。认为“元曲之精髓,全在曲辞。” 《译本琵琶记序》 而曲辞跟诗与词本质上非常接近。“耆卿 柳永 俚词袭五代淫?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 夏敬观手评《乐章集》 “美成周邦彦 《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 《人间词话删稿》 此类例子,可举者甚多。曲辞对诗词声律语言意境的大量吸收与借鉴,同样体现了不同文体之间交流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