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期，成就较高的是王俭编撰的《七志》和阮孝绪编的《七录》。《七志》以经典志著录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即《七略》的六艺略;以诸子志著录今古诸子，即《七略》的诸子略;以文翰志著录诗赋等，即《七略》的诗赋略;以军书志著录兵书，即《七略》的兵书略; 以阴阳志著录阴阳图纬，即《七略》的数术略;以术艺志著录方技，即《七略》的方技略。上述六类基本是在《七略》基础上加以调整而成。其特点是在《七略》之外，根据当时图书的实际情况，新增图谱志，以著录地域及图方面的书;又附设佛经、道经，实为九类。《七志》的创新，首先在于创立了传录体的提要，尽管不如《别录》中的叙录详细，但通过介绍作者生平及书名，力图让读者了解作者的著作。其次，是它著眼于著录“今书”，为后世考核南齐以前的典籍存佚提供了依据。《七录》分内、外篇，内篇五录，即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外篇二录，即佛法录、仙道录。共著录图书六千二百八十三种、四万四千五百二十一卷。阮孝绪以个人的力量，集官方藏书与私人藏书之大成，并以提要较详细介绍作者事迹和书本流传情况，“总括群书四万余，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 (《七录•序》)。《七录》虽佚，而《七录•序》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中国古目录学最早的理论文献。
唐代目录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群书四部录》与《古今书录》中。元行冲等编撰的《群书四部录》，不仅有大、小类序，而且有提要，体例完整，共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全书二百卷，其篇帙之浩大，仅次于《四库全书总目》。因书目中的分类、提要有些疏漏，而且藏书收录不够完备，《群书四部录》的编者之一毋煚，在对书目修订，补充和简化的基础上，于721年(唐开元九年)编撰成《古今书录》。共著录图书三千零六十二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虽然在收录图书方面多于《群书四部录》，但也只是止于开元年间，还不能反映唐代图书全貌。毋煚在《古今书录》中有自序一篇，阐述了书目的作用“将使书千帙于掌眸，披万函于年祀。览录而知旨，观目而悉词。经坟之精术尽探，贤哲之睿思咸识，不见古人之面，而见古人之心，以传后来，不其愈己”。上述两部书目的基本内容保存在《唐书 •经籍志》和 《新唐书•艺文志》 中。
宋代王尧臣、欧阳修等仿 《群书四部录》，于 1041年编成《崇文总目》，它每书有提要，每类有类序，共收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分四部四十五小类，反映了北宋政府的藏书情况。宋高宗南渡以后，经过多年努力，藏书得到一些恢复，先后编成《中兴馆阁书目》和《中兴馆阁续书目》，前者收录图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后者收录图书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两部书目已佚，有赵士炜辑《中兴馆阁书目辑考》五卷、《中兴馆阁续书目》一卷可见其貌。明代正统六年(1441)，英宗命大学士杨士奇等把国家藏书登记编目，编成《文渊阁书目》。该书目比较简陋，不分经史子集而以藏书的千字文为排列次序，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每号分数橱贮之，共贮书七千二百九十七种。每种书只有书名、册数，而无撰人、卷数。《文渊阁书目》卷首为 “国朝”，录明朝帝王的诏敕《实录》。不立“经部”之名; 不以《礼》、《乐》书为“经”书;韵书不附于经书之后;文集与诗、词分立;类书不附于子部，这些都是对四部分类法的改进。该书目虽然只是一个帐本，但对于考查明代及明代以前的图书有一定参考价值，同时对明代的书目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是清代中叶编撰的一部官修书目，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体例最全、质量与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综合性书目。这部书目是配合《四库全书》的宣传工作而编撰的。《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领导下编辑的一部大型丛书。为了编这套丛书，乾隆下令各地搜集古今图书，并成立《四库全书》馆，由当时的著名学者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负责编辑。经过十年的搜集选择，于乾隆四十七年 (1782)编成，共抄写七部，分藏于故宫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的文溯阁、承德的文津阁、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收录在《四库全书》里的古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同时也著录了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六千七百九十三种、六万三千五百五十卷。这些图书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著作，对于查考现存古籍有重要参考价值及学术价值。它的分类体系集古代图书分类之大成，对清代及当代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具体分为四部：
经部： 易类、书类、诗类、礼类(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训诂、字书、韵书)。
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诏令、奏议)、传记类(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职官类 (官制、官箴)、政书类(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类 (经籍、金石)、史评类。
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推步、算书)、术数类(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艺术类(书画、琴谱、篆刻、杂技)、谱录类(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杂物)、杂家类(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类书类、小说家类 (杂事、异闻、琐语)、释家类、道家类。
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汉至五代、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国朝)、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词集、词选、词语、词谱词韵、南北曲)。
《四库全书总目》不仅类目体系严整系统，而且每部有总序，大小类有小序，每种书附有提要。它的类序，剖析学术源流得失，成为了解学术发展的珍贵文献;它的提要记录典籍版本，考订文字异同，记述作者的事迹，阐明学术思想，成为后人阅读群籍的门径，探讨古代文化学术的渊薮。
因为《四库全书总目》卷帙太繁，翻阅不便，纪昀等又删节提要，除去存目，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虽然是一部收录古籍图书较具权威的书目巨著，也达到了封建社会书目编撰质量的顶峰，反映了古代目录学的最高成就，但是，因时代原因及条件所限，也还有些缺漏，后来不少学者作了纠谬补阙的工作，较重要的有余嘉锡编撰的《四库提要辨证》、王欣夫等辑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
官修书目是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取得的成就也最高。首先，历代官修书目都是在政府大力搜集图书、有了一定的图书收藏后才编撰的，这类书目既揭示了国家藏书的内容及状况，也为利用图书提供了方便。官修书目从汉代创其例，其后历代王朝形成制度，或于朝代初期，或以战争之后，总是指派专人整理图书，编制书目。其次官修书目的编撰者一般都是皇帝亲自指派的第一流学者担任。如汉代的刘向、刘歆;南北朝时期的王俭、李充;唐代的元行冲、毋煚；宋代的王尧臣、欧阳修；明清时代的杨士奇、纪昀、戴震等。专家编制书目是古代目录学发展中的一个传统，正是由于专家编制书目，才使历代书目的质量不断提高，推动目录学实践和理论不断发展。第三，官修书目重视文献的揭示及书目分类的科学性。在提要编撰方面，成就最高的一是刘向、刘歆的 《别录》、《七略》，二是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它们把提要的编写与图书内容的优劣评论、版本异同、作者思想及文字错漏等结合起来，内容十分丰富。正如东汉思想家王充说的 “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书目中的大、小类序，探究学术源流、评判学派得失，有如一篇篇文化学术史，仅见其文字，就可窥视中国文化发展的大略。书目中对于文献的分类，表面看来是个部次甲乙的问题，实则是在学术分类思想指导下对当时社会文化知识的概括和分类，每部书目的分类表都是那个时代科学文化的真实写照，是一幅学术文化史的图画。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 “经籍志”。东汉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依刘歆《七略》改编成“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 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 “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在编撰上的特点。班固在“艺文志”中表现出创新和继承两种思想。他把《七略》中的“辑略”删除，把其内容分别放于各略、类之后； 把《七略》 中的 “叙录”删除，改换成简明的注语，用以说明图书的作者、时代、内容、真伪等；调整了《七略》中一些图书的类目，用“出”、“入”、“省”加以注明；增加了《七略》成书后刘向、扬雄、杜林的著作，以表明时代的完整性。这些改编方法反映出班固的史家目录学思想。但是，在书目分类体系方面，班固没有像因袭《史记》中的材料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另起炉灶，而是完全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首先，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秦代焚书坑儒，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有受损失外，其它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到西汉末年编撰《七略》时，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正是西汉一代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方面，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给班固“艺文志”的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没有必要重创一体，或是改编成其它表达形式来完成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班固的这种因袭，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学识。其次，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思想。刘向、刘歆编撰《七略》，所以整个分类体系贯穿著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类目次序上，它把《六艺略》列在首位，其它诸子与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在评论中，《七略》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经典，五经代表“五常之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相须而备”的，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这种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另外，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这里又贯穿了崇尊儒术的思想。《七略》中的这些思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础。第三，这部分类体系反映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在类属上反映了有关门类之间的联系，《六艺略》除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类经书外，还包括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书。这是因为论语、孝经是孔子所阐述的言词，可以与六经相表理，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小学是字典等文字学方面的书，不仅是读经启蒙的基础，而且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六艺略》把论语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书之后，反映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七略》的这种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提供了因素。至于班固为什么在正史里增设 “艺文志”专门记录图书，历来语焉不详。从当时的情况看，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思想，一是为了借书目形式反映一代文化的历史，以弥补《史记》中没有文化史的不足。二是为了保存古代图书的记载，给后人的稽查提供依据。三是《七略》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书》的史学思想，改编成“艺文志”以为他的断代史学思想服务。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在史书中编撰书目的先例。此后，史书中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史书中没有“艺文志”的，从清代开始补撰，使二十多部正史基本上都有了“艺文志”，从而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全面反映从古代至清代的著述情况。
魏徵等编的《隋书•经籍志》是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编撰而成的，同时又补充了唐代初期整理出的隋代藏书。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在分类上参照阮孝绪《七录》的七分法和荀勗的四分法，根据当时藏书情况，将图书分为四类，并首次以经、史、子、集作为部名。在分类上，魏徵提出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在著录方面，魏徵为了完成《隋志》记录一代藏书的任务，采取了“今考现存”的著录方法； 为了记载六朝时代图书的变动及存佚情况，采取了 “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的附注方法。这种著录方法是《隋志》的创新，对于研究唐代以前古籍流传情况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凭据。
《唐书•经籍志》系刘昫等依据唐代官修书目《古今书录》等编撰而成的。改编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删除《古今书录》中的类序及提要，著录《古今书录》 中的所有图书。其目的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对于开元、天宝以后的图书没有补录。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唐代藏书的目录，显然是不够的。它的这一缺憾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弥补。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所依据的书目是《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它的最大特点是补录了《唐书•经籍志》未录的唐代人著述近三万卷，为了以示区别，每类图书分“著录”与 “未著录”两项。“著录”指《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中原有的图书，“未著录”指上述两部书目中没有著录的新增录的新书。两部唐书艺文志相互补充，可反映出唐代藏书及唐代人著述的情况。

托克托编撰的《宋史•艺文志》与以往史志书目不同，所依据的不是宋代的官修书目，而是宋代的国史艺文志。根据宋制，宋代国史中编有艺文志，这些书目体例完整，不仅每类有序文，而且每种图书均有提要。国史艺文志所依据的是官修书目。国史艺文志有：吕夷简等编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编的 《两朝国史艺文志》 (仁宗、英宗)、李焘等编的《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宋史•艺文志》就是根据上述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去重复合为一“志”的，对于国史艺文志以外的图书，则采用《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的方法加以注明。共著录宋代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艺文志》，几经修改，创立了记录一代著述之盛的书目体例。在此以往的几部史志书目，都是以记一代藏书为范围，《明史•艺文志》另创一体，仅著录明代人所编撰的著作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明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及普及，使得图书数量大增，如果仍按《汉书•艺文志》等史志书目记录藏书，其书目的内容范围就显得过分庞杂。其次，宋代以来，官修书目之外，又产生了许多私人藏书目录，通史性著作中也有书目方面的专篇，各类书目的出现，使得史志书目记录藏书的作用有所丧失。所以，专门以明代人著述为限的书目更能起到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作用。第三，清初成立明史馆时，明代的官修书目比较疏漏，又没有南宋、辽、金、元四朝的现成书目可为凭据，与其不能反映明代的全部藏书，还不如以明代为限，这是促使《明史•艺文志》断代为 “志”的客观原因。《清史稿•艺文志》仿效《明史•艺文志》的体例，记录清代一朝人的著述，“艺文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志》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多，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清史稿•艺文志序)。
正史中的上述七部书目，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但在编撰方法上均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基本上依据前代的官修书目编撰而成。作为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专篇，根据前代书目改编是可行的，它能如实反映前代的图书文化和学术思想状况。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有所增补。前代书目的断限不可能与史书的时间断限完全一致，故对后出的图书进行增补著录，表明了使史志书目完整反映前代文化的思想。三是对前代书目所录图书的存、亡、残、阙给予注明。朝代更替，图书的散亡不可避免，注明图书的历史及现存情况，对了解图书文化的发展有帮助。四是删除所收录书目的提要，而代以简明注语。这一改动是史书体例所决定的，因为史书编者要保持整部史书各篇章的均衡，不能使书中有更多的叙述和重复的内容。这一作法不仅体现出史志书目编撰者的目录学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史志书目在编撰方法上的特点。
二十多部史书中只有七部有艺文志，清代学者朱彝尊认为： “班固 《汉书》依《七略》作 ‘艺文志’，诚良史之用心，而史家体例之不可少者也” (《经义考》)。从清代成立明史馆时(1679)开始了正史艺文志的补撰工作。最初的补撰工作是从辽金元三代开始的，目的是弥补《明史•艺文志》只记一代著述的不足。后来，人们逐渐为《后汉书》、《三国志》及南北朝时的各部史书也作了补志工作。往往一部史书有几个人同时为之补撰，从而形成了一个补志的流派。补《三国志•艺文志》的有三家，补《晋书•艺文志》的有五家，补《南北史•艺文志》的有二家、补《宋书•艺文志》的有二家、补《魏书•艺文志》的有一家、补《隋书•艺文志》的有三家、补《五代史•艺文志》的有二家、补《西夏•艺文志》的有一家、补《辽史•艺文志》的有五家、补《金史• 艺文志》的有三家、补《元史•艺文志》的有二家、补《辽金元•艺文志》的有三家、补《明史•艺文志》的有三家。以上补撰的史志书目有三十多种收录在《二十五史补编》中。各家补撰史志书目的依据主要是各正史中的列传、其它史志书目等史传，资料来源较为广泛。但是，这些史传大部分都是清代补撰的，不像原有的七部那样直接根据政府藏书，所以，所录图书不免有些杂误。尽管如此，它们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郭沫若曾指出：“历代史书多有 ‘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 (《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8日)
受史志书目影响，唐宋时期的地方志中也出现了艺文志。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艺文志是宋代高似孙编撰的《剡录》(剡，今浙江省新昌县)，它在卷五里著录了王羲之、谢玄、谢灵运等十余人的著作和家谱共四十三部，这些图书都是当地人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在谈到地方志载艺文时说：“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地方志中载艺文志到明清时已非常普遍，如浙江省明代方志中有八部载有艺文志，清代时发展到七十四部。此外，类书及通史性政书中也编撰有艺文志。宋代王应麟编撰《玉海》，以应科举考试需要。全书二十一门，其中第六门为“艺文志”，开创了类书中记录图书的先例。宋代郑樵编《通志》、元代马端临编《文献通考》也都载有艺文志。郑樵编“艺文略”，其目的是集天下之书为一书，记录古今之有无，其气魄之大，前无古人。马端临编“经籍考”作为二十四考之一，他抄录宋代私人藏书目录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的提要，并兼采《崇文总目》及《通志•艺文略》等书中的资料，以“纪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传之真伪，订其文理之纯驳”，从而创立了 “辑录体”的提要体例。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中，对于类书、政书中载有艺文志评论说：《汉书》“十志比八书详备，显然可观，后世正史多有志书，大体依据十志有所增减”。至 “南宋郑樵作《通志》二十略，宋元间马端临作《通考》，大大发展了志书体，历代典章名物重要部分，借志书得以保存。八书、十志创始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专科书目是指围绕某一学科系统全面地收集文献而编制的书目。西汉初年，张良、韩信编制军事方面的书目，从众多的图书中选取了三十五家。汉武帝时，军政杨仆在整理兵书的基础上，编制了《兵录》。这部书目是中国第一部有文献记载的专科书目。在专科目录中，目录学成就最高的一是佛经书目，另一是经学和史学书目。
佛教历经东汉、三国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佛经的数量超过了儒家图书的数量。为了管理上的方便，一些著名僧侣编制了一批佛经目录，据统计，佛经目录有四十余种。这批目录各有特点，并积极创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南北朝时期重要佛经目录是道安编撰的《综理众经目录》和僧祐编撰的《出三藏记集》。《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374)，是中国较早的一部佛经目录。僧祐说： “爱自安公，始述名录，诠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斯人。”道安的目录已佚，但从《出三藏记集》中可看出它的成就和特点。《综理众经目录》把佛经书分为七类，一是经论录、二是失译经录、三是凉土异经录、四是关中异经录、五是古异经录、六是疑经录、七是注经和杂经。经论录著录汉至西晋时的十七家经书，排列顺序以译经人生卒年代先后为序，并注明翻译的年代和异名。后附一篇文字，介绍译人的姓氏、评论翻译质量的高低等。失译经录著录了一百三十四部不知道译者姓名的经书。凉土及关中异经录著录的是只知道翻译地点，而不知道译著姓名的经书。古异经录著录了九十二部书，多是经书摘译的单行本。疑经录著录的是真伪难辨的图书，计二十六部。注经及杂经著录道安自注的众经和杂经。从上述七类内容看，它与综合性书目的体例大不相同，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图书馆季刊》1926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这种体例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纯以年代为次，使读者可知经学发展的源流和各家的派别； 二是不知译者姓氏的单独立为一类；三是摘译经书列为一类，并以书的性质分别，眉目清楚；四是真伪难辨的书单独为一类，精神最为忠实；五是注解的书别自为部不与本经混合，主从分明。僧祐《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佛经书目，陈垣在《中国佛教史概论》一书中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三藏”指经、律、论，即佛教经书的总称。该书目是根据定林寺所藏经书，并在《综理众经目录》基础上增辑而成的。它们的编撰体例是“一撰缘记、二铭名录、三总经序、四述列传”。所谓“缘记”，即佛经及译经的起源。所谓“名录”，指历代的书名经目，把经书分为十二录，其次序为：经论录、经缘录、律录、古异经录、失异经录、凉土异经录、关中异经录、失译杂经录、抄经录、疑经录、疑经伪撰录、注及杂经录。所谓“总经序”，即各经的前序和后记，共约一百二十多篇。所谓“述列传”，即译经人的传记，共录二十二个外国人及十个中国人的传记。《出三藏记集》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名录”，袭用《综理众经目录》并有所增补，其余三部分都是僧祐的创新。其成就和特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借书目保存了各方面的第一手材料，如叙述佛典的来历及翻译方面，记录了当时名僧事迹，抄录了经序和后记，这些资料对于研究该学科都是非常珍贵的。二是在目录学方法上开创了广搜经序的方法，借此可使读者了解一种图书的始末源流。这种广泛搜集评论资料汇集成篇的方法为后世辑录体提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也为后来尤其是清代的专科书目广泛采用。三是详细叙述译者的传记，并专列为一个部分，经书质量的优劣与译者有重要关系，叙述译者事迹对于读者了解经书内容有一定关系，列传与目录相互补充，可更好地发挥书目的作用。四是在类目上根据图书实际情况而增设。在道安书目的基础上增列了“抄经”等类，节抄的经书不与原书放在一起是有一定道理的。总之，僧祐的书目无论书目编制体例，还是目录学的成就都为后世所推崇。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等人编撰《大隋众经录目》，它不以译经特征编目，而按佛经内容分类，把经、律、论分开，又把“大乘”、“小乘”各列一录，三藏以外的书分为抄录、传记、著述三录，每录又分西域与中国两类，其组织体系较为严密。稍后，费长房编有《历代三宝记》，又称《开皇三宝录》，全书十五卷，在现存经录中规模较大，共著录经书六千二百三十五卷，比《大隋众经录目》五千二百三十四卷多著录一千多卷图书。前三卷为年表。四至十二卷著录汉代至隋代所译经书，以年代及译人生卒先后为序，每人先列所译著经书，然后附以小传。十三至十四卷为大小乘入藏目，十五卷为序传。梁启超认为，《历代三宝记》“最可观者实惟前三卷之年表，虽考证事实，舛误尚多，然体例固彼所自创也”(《图书馆季刊》1926 年第1卷第1期)。佛经目录在唐代又有新的发展，较著名的有道宣编撰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创立“众经举要转读录”，梁启超说：“盖佛典浩如烟海，读者本已穷年莫殚，加以同本异译，摘品别行，叠屋支床，益苦繁重。宣公本篇，于异译别行诸经，各择其最善之一本以为代表，例如《华严经》则举佛陀跋陀罗译之六十卷本，而异译异名之十部，皆该省略焉。……诸如此类，裨益于读者实不少，著书是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同上)。智昇《开元释教录》基本上仿照《大唐内典录》编撰而成，其不同之处一是经论分类更加细密，二是提要较为详细。最为称道的是它对目录学的独特见解， “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开元释教录》卷一)。此后，宋代有惟白编撰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和王古编撰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明代有智旭编撰的《阅藏知津》。宋代两部书目提要较为详明，明代智旭的书目改进了佛教图书的分类，又使用符号以识别图书的优劣、缓急，借以指导阅读。综观佛经书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有以下几点： 首先，各部经目在体例上勇于创新，各具特点，僧祐以道安的目录而成，但在类目上超出道安目录五个类目； 隋代法经编的书目改编以前从经书特征编排的旧例，转向从佛经内容分类，这些不因旧法的编目方法值得今天借鉴。其次，在著录方法上灵活具体。佛经是从外国文字翻译过来的，“有译乃传，无译乃隐”。各部佛经书目特别注意翻译事项的著录。如道安的目录于各家经目下注其异名、译出的年月、译人姓氏、翻译始末、译笔优劣等。僧祐的“缘记”、“列传”、“经序”三部分也是为读者了解经书而采取的灵活方法。这些方法不同于综合性书目，都是根据佛经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这种因书而宜的方法值得今天书目工作发扬。第三，在提要编写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僧祐在“经序”中专辑佛经译本的前序和后记， “列传”部分记述名录的译者事迹，两部分虽然独立，实际上起到提要的作用。前序、后记是现成的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作为提要的素材，不仅是佛经目录的一种创新，也是中国目录学上的一大发明。此后，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广泛采用广搜序跋等文字的方法，形成了辑录体提要的一大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