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特别重视经学和史学的研究。较早的经学书目是郑玄编的 《三礼目录》，后来李肇编有《经史释题》、欧阳伸编有《经书目录》。最有成就的书目是清代朱彝尊编的《经义考》和章学诚编的《史籍考》。《经义考》把图书分成二十六类，每种图书除著录著者、卷数等项目外，并各注明 “存”、“佚”、 “阙”、“未见”四项，然后辑录原书的序、跋及古今学者的论述，照录原文，不加评论，继承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 以来辑录体提要的写作方法。陈廷敬在《经义考》的“序”中说：“今古经具在而学术如此，经之其存其佚皆不可得而知矣。兹先生所著《经义考》至于三百卷之多，虽其或存或佚者，悉载简编。余以为经先生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毕具，而佚者亦绝其穿凿附会之端，则经义之存，又莫有盛于此时者矣。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这些赞誉是符合实际的。它的影响不仅及于后代，也影响到海外，日本丹波元胤在其影响下编撰了《医籍考》。章学诚《史籍考》继承了《经义考》的体例，在分类、著录方面提出了古逸宜存、家法宜辨、剪裁宜法、逸篇宜采、嫌名宜辨、经部宜通、子部宜择、集部宜裁、方志宜选、谱牒宜略、考异宜精、版刻宜详、制书宜尊、禁例宜明、采摭宜详等十五种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其它学科历代也编有不少书目。西晋的荀勗编有《文章叙录》，此后挚虞编有《文章志》、傅亮编有《续文章志》、沈约编有《宋世文章志》等文学书目。宋代高似孙编有《史略》和 《子略》两部书目，其中《史略》者录十三世纪以前的史学图书。在医学、数学方面，明代殷仲春编制了《医藏书目》、清代梅文鼎编有《勿庵历算书目》等。专科书目集中收录某一学科的文献，或广泛搜集，详细著录，给人们查询利用专科文献提供方便；或详加考订，注明真伪存佚，为后世的整理利用提供依据。其中，《经义考》、《史籍考》等书目，把辑录体提要的方法发扬光大，不仅为后世书目的编撰树立了典范，而且也为读者留下了一种图书的多方面评论资料。
中国古典书目中，还有一种指导读书的推荐书目。这类书目又叫导读书目。现存最早的是唐代末年编的《杂钞》。它以问答形式给青年开列了一部包括数十种书的书目单。元代初年，程端学把朱熹、真德秀以来在书院书塾教学中所创造的读书方法，结合当时实际情况，编写了《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对明清产生很大影响，被称为“读书工程”。清代道光年间(1847)，湖北学政龙启瑞编撰了《经籍举要》，开列了经史子集以及经济、考试方面的图书。推荐书目中影响最大的是光绪年间 (1876) 张之洞编撰的《书目答问》，不少学者从书目中得到教益。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张之洞的 《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 《而已集•读书杂谈》) 余嘉锡先生曾对陈垣先生说，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的。张之洞当时编撰书目的目的，是要回答当时的青年人“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清代中叶，目录学一时成为“显学”，对于《四库全书总目》，张之洞非常推崇，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但《四库全书总目》收录图书太多，不易读书人阅读，所以他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重要图书加以选择，收书二千二百种左右，编成《书目答问》，以书目形式回答全国生童的读书问题。综观书目，其成就及特点有以下几点。首先，在分类方面，它突破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四分法，在经、史、子、集之外，新增 “丛书”一部为五部。他认为丛书“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丛书类的增设表现了清代学术的发展，自此以后，许多书目都采用五分法组织图书，今天集中全国各馆善本图书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采用这种分类体系。部下分类，类的分合也不拘守《四库全书总目》，如经部增列 “正经正注”一类，以反映清代经学研究成果；史部增列“古史”一类；子部为周秦诸子立“古子”一类，以别于后世诸子，天文算法类分为“中法”、“西法”、兼用中西法”，既反映了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中西学术的交融，同时又将天文算学书籍独立为类，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集部对清代人的别集按各家学派分别立类，如“古文家集” 下分“不立宗派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家”、“阳湖派古文家”三个子目，并加注语说：“国朝人集，流别太多，今为分类列之，各标所长，以便初学寻求。”为了更好地发挥图书的作用，张之洞在分类著录上采用了互著的方法，并明确指出“《汉书•艺文志》有互见例，今与相类关者，间亦互见，注其下”。总之，《书目答问》从基本大部的划分，具体类目的设置，以及前人互著方法的应用，都体现了张之洞的见解和创新。其次，在图书的收录方面，规定了严格的选书标准。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中规定了五不录原则：凡无用者、空疏者、偏辟者、淆杂者不录； 古书为今书所包括者不录； 注释浅陋者、妄人删改者、编刻伪谬者不录；古人书已无传本，今人书尚未刊行者不录；旧刊旧钞，偶一有之，无从购求者不录。同时，张之洞也规定了收录标准：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丛书举多存古书、有关实义、校刊精审者。从上述收录标准中，可看出《书目答问》重在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重在今人著作，实事求是，不炫奇示博，以多为胜。综上所述，张之洞在书目中对于图书的取舍贯彻了推荐书目所独有的有其书未必尽录、无其书未必不录的原则。第三，在图书版本的著录方面，不追求古本，讲求质量和实用。张之洞在“略例”中强调，“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关于善本书的标准，他认为首先是足本，无阙卷，未删削；其次是精本，精校、精注的本子；再次是旧本，旧刻旧钞。在书目中对于版本的著录，刻意做到这样几点，一是方便读者，易买易读；二是比较各本，指出优劣；三是考述沿革，稽核篇卷；四是注明分合，标识异同。张之洞在书目版本的选择中表现出的不追求宋椠元刻，从读者方便需要考虑的思想，值得今天借鉴。第四，在图书的注语方面，力求做到简明，有必要解释的则解释，没必要解释的则以类举。注语的内容较为广泛，有的介绍图书内容，评论得失，有的考证作者，辨别真伪，有的则注明学术渊源。总之，寥寥数语，体现了指导读书治学的精神。《书目答问》成书于光绪初年，时间愈久，原书中的错漏就愈觉明显，因此范希曾撰 《书目答问补正》 (1931年出版)。“补正”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纠正了《书目答问》原来的错误，其中包括书名、作者、卷数、版本等；二是补记了原书漏记的版本以及成书后的版本； 三是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图书。一些书下还写了按语，说明利弊。因为《书目答问》是一部推荐性质的书目，所以它的指导读书的方法跨越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不少报刊开设“书目答问”专栏，用以开列青年人必读的书目。受《书目答问》的直接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编制推荐书目的高潮。1923年，胡适首先在 《晨报副刊》上发表了 《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自称 “只为普通青年欲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者设想，并不为已有国学根底者设想”，所以“用历史的线索为国学天然的系统，而其书目顺序，也就是下手的法门”。对于胡适的书目，梁启超有不同意见，同年也编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推荐书目，把所收之书分为：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它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隋时涉猎书类。每类列举数十种要籍，每种图书简单说明内容及其读法。附录最低限度的必读书二十八种，并说“若藏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人矣”。继胡、梁开列国学书目之后，李笠编制了《国学用书撰要》、章太炎编制了《中学国文书目》、支伟成编制了《国学用书类述》、吕思勉编制了 《经子解题》、吴虞编了《青年研究中国文学宜选读之书》、王浣溪编了《中国文学精要书目》、陈伯英编了《国学书目举要》、曹功济编了《国学用书举要》等。根据各家开列的国学图书，商务印书馆经过整理，编印了《国学基本丛书》。鲁迅先生对胡适等开列的书目持不同意见，认为“书目开的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所以他开列的三种文学推荐书目非常简要。1982年，复旦大学教授蔡尚思在编写《中国文化史要论》开列“中国文化基础书目”的基础上，开列了一份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目，计二十种(载《书林》1982年第5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这个题目主要讨论古文理论中关于古文发展的道路方向问题。散文史上历次古文运动的高潮，都以复古为旗帜。由于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古文家的革新主要是向前人学习，也就是复古。复古是为了革新，复古是手段(以“道”而言，同时也是目的)，革新与发展是目的。既然魏晋南北朝道衰文弊，要起衰救弊，最方便也最有号召力的办法，就是向魏晋以前取经。唐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先秦两汉之古；宋代的复古运动，自然就是复唐代韩柳之古。韩愈论古文，能将复古与革新紧密地结合起来。(一) 《答李翊书》自述学古作文的经历和体会时说：“始者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这是说精读先秦两汉之书，沉浸玩味，完全融会贯通。“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汩汩然来矣。”一旦有了深切的体会，发而为文，就能得心应手了。下文又说：“如此者亦有年”，直到“其皆醇也，然后肆焉”。所谓醇，包括立意的精纯不杂和行文的纯熟自如。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读书的共同经验，又是韩愈学古为文的具体经验，后人谈学习，大抵不离于此。(二)“师其意，不师其辞。”(《答刘正夫书》)“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这与生搬硬套，活剥古人者大不相同，既要学习古人的语言，又要自铸伟词。韩愈在吸收遗产的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力求形成和完善具有个人风格的文学语言，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杰出的语言大师。(三)“(文)无难易，惟其是尔。” (《答刘正夫书》)在《进学解》中，作者介绍自己如何广泛地吸收古人作品的优长，可视为师其是的注解： “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 下逮《庄》《骚》，太史所录； 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四)气盛言宜。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曹丕强调“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韩愈通过形象的比喻对此作了更具体的发挥：“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气盛宜言，是突破骈俪声律的藩篱而自由挥洒的重要手段，经过韩愈的强调，成为古文家的共识和古文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柳宗元的古文方法论与韩愈的精神相通。他曾一再给后学详细介绍自己借鉴古人的经验与途径，同样体现以复古求革新的原则。《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在阐述如何“羽翼夫道”之后，进而谈到如何取资于古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 《谷梁氏》 以厉其气，参之 《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 以博其趣，参之 《离骚》 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又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 《论语》、孟轲书，皆经言； 《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馀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宋代文章复古，增加了韩柳这两位老师。柳开以名肩愈、字绍元来表示自己对韩柳的崇敬，并以继承其事业为己任。王禹偁说，“近世为古文之主者，韩吏部而已。”明确提出“远师六经，近师吏部”的复古途径(《答张扶书》)。经过欧阳修、穆修、尹洙等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韩柳尤其是韩愈的古文初祖地位最后确立。欧阳修复韩愈之古，扬弃了韩文怪怪奇奇的一面，发扬了文从字顺的一面，影响文风极为巨大，宋文又形成了自己的平易流畅的总体风格，这是欧阳修通过复古求革新的贡献。于是，韩愈与欧阳修同为宋以后复古革新的宗师。

以复古求革新，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重要理论和成功经验。不过，复古的手段并不总是带来革新的果实。明代中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都对明初平熟萎靡的台阁体文风深表不满，而以复秦汉之古为号召。由于理论的失误，创作也是不成功的。“(明代)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梦阳振起痿瘅，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一)又李攀龙“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以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明史》卷二八七)前后七子散文复古主张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漠视历史的发展和生活的现实，而尺尺寸寸、一步一趋地模仿先秦两汉的语言，与韩愈的师其意不师其辞、文无难易惟其是尔的宗旨背道而驰。早在韩愈之前，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就已经指出生硬勉强地模仿古人语言的错误：“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史通•言语》)这个道理极为浅显易晓。《论语》一书，语言不同于《书》、《易》；司马迁记先秦事，已在改写古籍文句。明朝人要跨越唐宋而学语于先秦两汉，不其惑乎!

复古的主张未能取得革新的实效，古文家的创作未能跨越前人而有长足进步，这是复古主义容易受到怀疑和抨击的原因之一。明代中叶前后七子的复古，即为李贽与公安一派所攻驳。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雪涛阁集序》)“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而尽其趣，才显得可贵(《叙小修诗》)。因而反对以时代定优劣，“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与丘长孺》)李贽甚至怀疑六经，持论更为激烈。他说，六经、《语》《孟》不一定都是圣人之言，或者是“史官”、“臣子”的褒崇赞美之辞，或者是“弟子”、“门徒”残缺不全的笔记；即使是圣人之言，要亦有为而发，对症下药，不可“以为万世之至论”。因此，“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大凡根源于“童心”的，就是“天下之至文”，“更说甚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童心说》)这，不仅针对复先秦两汉之古的七子派，而且实际上也批驳了唐宋派，因为归根到底，唐宋派也是复古派，尤其是唐宋派有其一脉相承的文以明道观念。清之桐城派，并不高唱复古，但他们追踪程朱与明之唐宋派的旗帜十分鲜明，因而受到鄙薄宋学的经学家的攻驳，甚至属于桐城支派阳湖派的恽敬，也对桐城三祖一一表示不满，并进而对王慎中、归有光等人提出批评。总之，古文发展到清代中叶，以复古求革新之路似乎不通了。

文与道的关系，是古文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内容，离开文道关系，即无所谓古文理论。道统的观念，发端于先秦。如孟子作为儒家大师，已有寻绎儒道之系统的思想。《孟子•滕文公下》在反驳“夫子好辩”时，提出 “圣人之道”，由尧、舜、大禹、武王、周公至孔子，著重强调了大禹、周公、孔子；并声明自己是圣人之徒，一定要肩负批判异端邪说，继承并发扬圣人之道的重任。荀子作为儒家经典的起关键作用的传授者，则进一步将“圣”与“经”联系起来。“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荀子•正名》)简单地说，辩说(言辞，也指文章)是用来说明道的。而“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同上《儒效》)管，指关键，枢要；是，指儒学。这样一来，圣人联系了儒学和经典，贯通了百王之道。刘勰《文心雕龙》开宗明义，首列《原道》、《徵圣》、《宗经》三篇，虽然这里的“原道”以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发端，但最后仍归结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辞之所以能鼓动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刘勰的思想，上承孟荀，下启韩柳，为文统与道统提出了明确的线索。韩愈的《原道》，完整而明确地建立了儒学道统。“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认为荀况、扬雄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因而俨然以孟子以后的道统继承人自居，担负了维护这个道统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重任。他的许多文章，反复阐发文与道的关系。28岁即上书明志： “其业则读书著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 (《上宰相书》) 这是说文以明道。《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 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送陈秀才彤序》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所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文，文所以为理也。”这是说学古道必须读古书，作古文为了明古道。文与道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了。柳宗元的观点与韩愈基本一致。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过，韩愈所谓道，往往指经典所载，孔孟所言，比较抽象。柳宗元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 旨归明白而剀切。宋初古文家柳开继承韩愈，而将道统与文统的关系完全合二而一，推向极端化：“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责于我也即可矣，责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为我罪人乎!”(《应责》)北宋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也是继承韩愈的，主张文以明道，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同时又认为道离人不远，日用百事关于心，也是道。苏轼指出“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 推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功绩 (《潮州韩文公庙碑》)； 同时明确指出欧阳修是孔、孟、韩愈的道统的继承者(《居士集叙》)。苏轼本人也是文道并重。他主张文章要不为空言，要有为而作，对于社会要有药石之功用。十分明显，这里的道，不单指六经所载孔子所言，还包括功业行事。正因为如此，苏轼的儒道，包括了前人很少提及的“陆贽贾谊之学”。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他尊重儒道，大旨不离儒道，又能融汇“异端”，如战国纵横家学，甚至认为释道二氏也有与儒学相通之处而加以吸收，招致道学家的非议；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轼一类的古文家，重道是为了作文。宋代古文理论，以文道关系而言，文章家如欧阳修和苏轼更重视文；经术家如曾巩和王安石更重视道； 而道学家如二程与朱熹则独尊儒道，反对文章，认为作文害道，在卫道方面他们以古文家为盟友，在论文方面他们的言论与影响束缚了古文的发展。总起来说，在唐宋两代确立起来的文统与道统的关系，指导著历代古文家的思想与创作实践，离开文以载道这个基本宗旨，就是离经叛道，成为异端了。自六经孔孟至韩愈欧阳这样一条文统与道统结合的红线，下自南宋、金元，直达明代，其脉络不曾中断，而且继承关系十分清晰，清以后才稍有变化。如明初的宋濂，强调尧、舜、文王、孔子之道之文，又强调学文的途径是“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荆榛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 (《文原》)很明显是宗唐宋的。明代唐宋派的杰出代表归有光等人自不必说。如清初的黄宗羲指出“文必本之六经，始有根本。”韩愈、欧阳修能够融汇圣人之意而出之，不一定引用经文，“自然经术之文也” (《论文管见》)。清代中叶之桐城派，其实也就是唐宋派，其初祖方苞论古文传统，唐宋之后增加了一个归有光。姚鼐的再传弟子，桐城人方宗诚说：“国朝论古文正宗者，曰望溪方氏，海峰刘氏，惜抱姚氏。” (《记张皋文〈茗柯文〉后》)认为三人“如大华三峰，矗立云表，虽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继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轨，与明归熙甫相伯仲。”(《桐城文录序》) 方苞自期以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王兆符《望溪文集序》)道统突出程朱，与明代古文家稍有不同；不过，程朱仍然是以上承六经孔孟为己任的。而且，姚鼐的弟子，娄县人姚椿还有一个调和的说法：“夫文以载道之说，始于韩子，而欧阳子承之，至朱子而其道益光。”(《南宋文苑序》)依此，在桐城后学的心目中，韩欧和程朱原本是可以成为一脉的。至晚清，曾国藩有了新的体验：“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 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 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方苞)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与刘霞仙书》)(一)文与道兼备者，十分罕见；(二)文与道不易兼顾，不能不分为二途； (三)要学作文，必须赤地新立，全凭创造。这确实是卓见。曾国藩当然是极力维护文以明道的传统观念的，但他终于指出了明道之文极难做到同时又是文学之文。尽管如此，文以明道(儒道)的观念，除太平天国外，连改良主义的杰出思想家如魏源，也还 是坚持著的； 其完全解体，要待五四运动前后。

散文的起源，在诗歌之后，辞赋之前。诗歌可以上溯至原始社会之口头创作，不必借助于文字记载。辞赋，则“古诗之流也。”(班固《两都赋序》)“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 ( 《文心雕龙•诠赋》)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诗赋》)自然是晚起之文体。至于散文，是与作为其载体的文字同时产生的。甲骨卜辞，为散文之祖(即以起源而言，亦可明确区分文与赋之不同)。然后是铜器铭文，篇幅长的如《散氏盘铭》三百余字，《毛公鼎铭》将近五百字。卜辞和铭文，已具散文之雏形。我国第一部以记言为主的文献《尚书》，包括上自殷商，下至春秋的史料。其中《盘庚》三篇，可以肯定为商王盘庚时的作品，有比喻，有形容，有情感，已初步具备文学的某些特质。《顾命》记述西周初期成王去世与康王即位时情事，文字条理清楚，且错落有致。《秦誓》记春秋时秦穆公在 “殽之战”丧师后的悔过之词，感情强烈而真实，而且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如果说，从卜辞铭文至《尚书》是我国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飞跃，那么战国时代就是第二个飞跃，而且形成一个高峰。历史散文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哲学散文如《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既是历史、哲学著作，又是审美价值极高的文学散文。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论语》，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言论和生活片断，可视为我国第一部文学散文，尽管它还是单纯的语录体。其特点一是记载言论的同时，能反映言谈时的神情风采与语气，就整部《论语》而言，孔子从容不迫，温文尔雅，庄重严谨而时见诙谐与风趣的形象是鲜明的。二是孔子及其弟子对历史经验与生活经验的总结，富有哲理性和启发性，而语言又极为精炼新颖，极富文学意味，后人或视为格言警句，或融化为成语，为历代诗文所常用。《孟子》文章是先秦诸子散文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继承了语录文体的特点，又不是单纯的语录。其中许多长篇议论，主题明确，层次井然，已具备论说文的体制。《孟子》文章，有的感情充沛，气势凌厉，锋芒锐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鼓动性，反映了作者雄辩家的气概；有的则善于抓住适宜的时机和揣摩对方的心理，或者因势利导，循循善诱，或者巧设机彀，迂回致胜，论战的方法灵活巧妙，得心应手，又显示了作者的机敏智慧和特有的风趣。《庄子》作者有意识地运用文学手法来写理论著作，丰富奇特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形象，汪洋辟阖，变化多端，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中许多寓言，鸟兽虫鱼，乃至无生物，随手拈来，赋予生命，有思想，有感情，成为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或者随时虚构人物或故事以寄托哲理。往往立意新颖，语言生动，形象鲜明，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在历史散文方面，《左传》系统而详明地记载了春秋列国二百五十余年间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局，以及社会风俗、生活方式、礼仪制度乃至天道灾祥、鬼神占卜之事，成为包罗万象的巨著，标志著记叙散文的空前发展。就取材说，剪裁精当，组织严密；就行文说，曲折委婉，跌宕多姿；就情节说，不仅有梗概，而且有细节；就人物说，不仅有共性，而且有个性。《左传》善于描写战争，其行人辞令之美，尤为后人所歆羡。《国策》是国别体的战国史料，记秦、齐、楚、赵等十二国之事，基本内容是策士们游说诸侯，出谋划策的言论与活动。其中长篇大论的说辞，是《左传》行人辞令的发展，所谓敷张扬厉，变本加奇，后人视为空前绝后之作。秦的统一，结束了七国纷争，也结束了百花齐放的著述时代。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明令禁止诗书百家语，以吏为师，排斥文学，故秦世不文。李斯的名作《谏逐客书》作于秦统一之前，实际上是战国作品。两汉是一个历时四百年的王朝，其最具时代特征的文章体裁是辞赋。本书已有专论，此处不赘。除辞赋外，汉代散文还有议论文和史传文。议论文或者继承先秦诸子遗风，以子书面目行世，由《四库全书》收入“诸子类”的，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桓宽 《盐铁论》、刘向 《新序》《说苑》、扬雄《法言》、王符《潜夫论》(以上儒家)，刘安《淮南子》、王充《论衡》(以上杂家)，扬雄《太玄》(术数)，另有桓谭《新论》、仲长统《昌言》，已佚；有的则是单篇的议论、奏疏、书信及其他杂文。汉初政论文多能以严肃的态度总结历史经验，探索治平之道，面对现实，直切时事，言辞激厉，感情炽热。如贾谊《过秦论》三篇，分析秦朝三世之过失，抨击暴政，提倡仁义治国。纵横驰骋，词锋锐利，而组织严密，气势阔大。《陈政事疏》云：“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立论明快，言语痛切，以下洋洋数千言，条分缕析，处处触及要害。鲁迅论贾谊、晁错政论：“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 ‘贾生晁错明申商’。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第七篇)《盐铁论》是关于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一场辩论的实录，以御史大夫为一方，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各抒己见，相互论难，善于引经据典和运用比喻，语言流畅，颇见文采。先秦诸子如《商君书》的 《更法》，《孟子》的 《许行章》，《韩非子》的《难》四篇，主观色彩较重，一方的言论未能充分表达，只是抨击的目标。《盐铁论》所录，双方大体以平等的地位相互攻驳，较为客观和公允。王充的《论衡》洋溢著怀疑精神与批判精神。“充生当汉季，愤世嫉俗，作此书以劝善黜邪，订伪砭惑。”(《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三)，许多见解都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独立思考意识。《论衡》以说理详赡透彻见长，其自设主客问答的体制近似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一类文章，而其正面说理的切实精神和严肃态度则自成一格。其他如邹阳的《上吴王书》和《狱中上梁王书》，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上书自荐》，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朱浮的《与彭宠书》，李固的《遗黄琼书》，蔡邕的《郭泰碑》等都是汉代书信、奏疏、碑铭之文的名作。汉代史传文的代表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史记》完整地叙述了上自五帝下至汉初的三千年历史，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作者披览大量图书资料，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全面细致地整理并甄别史料，严肃而忠实地叙述史实，主要通过人物传记来反映历史事件，歌颂英雄义士和下层人物美好善良的品德，揭露社会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并寄托自己的感慨，将历史的真实性与创作的倾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班固对司马迁颇有微辞 (最重要的是“其是非颇缪于圣人”，但仍然高度评价了这部巨著的实录精神和语言艺术：“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陈柱论马、班异同云：“大抵司马氏尚奇，班氏尚正，司马氏文体近散，班氏文体近骈。习骈文者必宗班，故《昭明文选》选班氏之文独多，选司马氏之文只一篇而已。学古文者宗司马氏，故古文家韩愈数汉代能文者屡称司马而不及班氏也。” ( 《中国散文史》第二编)《史记》对后世古文家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自唐宋至明清，为古文者莫不以之为学习的榜样。魏晋南北朝时代，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散文，有质朴本色的，有清峻的，有通脱的，有深婉的，有自然雅淡的，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曹丕的《与吴质书》，诸葛亮的《出师表》，稽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李密的 《陈情表》，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都是传诵的名篇；有的篇章虽颇杂骈语，然清丽通畅，不事堆砌，无繁缛之病，仍可以散文视之，唐宋古文大家之散中用骈，亦颇借鉴于这些艺术技法。不过，魏晋南北朝文章的主流，还是骈体。 “综观骈文全部的发展过程，可得而言者：一，兴起于东汉之初，始成于建安之际；二，变化于南齐永明之世沈约等人的文章声病之论；三，完成于梁、陈、北齐、北周，而以徐陵、庾信所作为能造其极。”(姜书阁《骈文史论•叙说第一》)这一时期，尤其是南朝，“文章不仅向骈偶发展，而且对偶日工，出现了 ‘四六’之体，文章由单体向偶体发展，至此达到了一个极端。”“也比前代更加借助于用事。”(郭预衡《中国散文史》第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