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两代，我国散文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其成果是上继先秦前汉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如上所述，骈体为六朝文章主导，其末流以繁缛堆垛为能事，已成痼疾；影响所及，直至初唐文坛。以韩愈柳宗元为领袖的散文改革家，直接继承陈子昂、萧颖士、李华、元结等前辈的理论而发扬光大，并以卓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形成一个强大的古文运动。韩愈的散文，众体兼备而内容丰富。论说文如尊儒反佛，载道明理的专论如 《原道》、《原性》、《论佛骨表》、《复仇状》、《争臣论》等，论学论文的《答李翊书》、《师说》、《送高闲上人序》以及针对社会现实的有感而发的杂著如《杂说》、《获麟解》、《守戒》、《师说》等。记叙文如记事记人的《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叙》、《圬者王承福传》，以及记地记景的《燕喜亭记》、《画记》、《蓝田县丞厅壁记》等。抒情文如《祭十二郎文》、《祭柳子厚文》、《欧阳生哀辞》，以及《与孟东野书》、《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等。还有极富创造性的寓庄于谐的小品文如《毛颖传》、《祭鳄鱼文》、《送穷文》等。韩愈散文的写作特色，首先就表现在摆脱六朝骈俪的束缚，以散体单行错落有致的句式为文章主干，克服了骈体繁缛呆滞的积习，创造出一种“文从字顺各识职”的不拘一格的新文体，一种自然奔放而又雄奇劲健的新文风。其次韩愈作为具有独创精神的语言大师，力求在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基础上，融化古人词汇语法，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简炼，鲜明，极富形象性，能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受。许多词句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经常出现在后人的笔底和口头； 即使某些篇章或段落有些怪怪奇奇，佶屈聱牙，也只是创造变化中的失误，而不是因袭前人的陈词滥调。柳宗元的散文，以传记文、山水文和寓言文成就最高。传记文如《段太尉逸事状》、《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等，无论所传是英雄烈士，还是底层人物，都能做到情节具体，形象突出，而且蕴含著批判精神或生活哲理。山水文如《永州八记》，寓言文如《三戒》、《哀溺文》、《蝂传》等，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山水文和寓言文的传统，使之成为更具独立性和审美价值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韩柳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创作各有特点，而对后人之影响，韩或更大于柳。至于种种韩柳优劣之辨，往往杂有成见，不足多论。晚唐五代，文章道弊，又需要挽颓起衰。至北宋，以柳开、王禹偁为先驱，以欧阳修为领袖，曾巩、王安石与三苏积极参加的又一次复古运动，以更加浩大的声势展开，并取得了比唐代更加辉煌的成就，从而确立了古文在文坛的正宗地位。欧阳修从青年时代起即有志于文章复古，搜寻韩集，学习韩文，与师友尹洙、苏舜钦等致力于古文创作，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足以服人作品。他扬弃了韩文奇险艰涩的一面，继承了文从字顺的一面。苏洵通过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比较，指出欧文的独特风格是：“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纡徐委备”，“容与闲易”，可谓欧文基本风貌的定评。游记、赠序、书信、论辩、祭文、墓志等各体文章中历代传诵的佳作，都能体现这一特点。苏轼热情洋溢地肯定了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的历史功绩：“(韩)愈之后二百有余年，而后得欧阳子，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兴七十余年，“而斯文终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六一居士集序》)曾巩与王安石同为古文大家，但取向稍有差异。曾巩偏重经术。朱熹对曾文赞叹不已，对曾巩为人也极为钦佩。刘壎《隐居通义》说：“朱文公评文专以南丰为法者，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其散文词严理洽，淳古明洁，《宋史》本传评为“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王安石偏重事功，重经义也是为了事功。文章风格刚劲强悍，亦如其人。吕璜引吴仲伦说：“古来溥洽而不为积学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其所以高。” (《初月楼古文绪论》)三苏父子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作文不为空言，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又敢独抒己见，风格技巧则得力于《孟子》、《国策》者为多，博辩雄峻，纵横捭阖。议论新颖透辟，往往有惊创之见。苏洵文笔锋老健，苏辙文气势汪洋，又各有特色。苏轼凭借特出的天才，豪迈的性格，广泛的阅历，闳博的学识，《庄子》书的思想文采的熏陶感染，发而为文，滔滔汩汩，随物赋形，而姿态横生。“欧阳修道文并重，苏轼所接受而且光大的，是文，是古文。古文在唐代已由韩愈完成，可是不久又被四六文革替，直到欧阳修再度完成，才浩荡绵延，形成文章正宗。虽有其他因素，最重要的确是赖著苏轼的辞章，赖著苏轼的以古文兼并骈文的辞章。”(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三册)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欧阳修的文起二百年之衰的任务，是由苏轼最后完成的，晚明人以东坡为文章大家的千古一人。苏轼在散文史上之地位与对后世之影响当不在韩、欧以下。南宋散文是在北宋古文运动开拓出来的坚实基础上发展的，虽然没有出现欧、曾、王、苏那样的大家，但仍占据文坛主导地位，具有压倒骈文的优势。重要作家有道学派的朱熹、吕祖谦等，功利派的陈亮、陈傅良、叶适等。此外，笔记文和日记文亦于两宋开始繁荣。欧阳修《归田录》、苏轼《志林》、吴曾《能改斋漫录》、洪迈《容斋五笔》、罗大经《鹤林玉露》等，有许多短而精的散文佳品。楼钥《北行日录》、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等等，都颇具可读性，足以收入文学散文的范围。元代散文家有郝经、姚燧、戴表元、赵孟𫖯、邓文原、袁桷、马祖常、柳贯、虞集、欧阳玄、黄溍、杨维桢等人。其中，仁宗延祐 (1314—1320)前后之姚燧与虞集文名尤盛。宋濂撰元史，称姚文闳肆该洽，舂容盛大，有西汉风。黄宗羲《明文案序》以为唐之韩、柳，宋之欧、曾，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姚、虞与韩、柳、欧、曾相提并论，或可驳“元无文”之讥，但评价似嫌过高。事实上，古文极盛于中唐与北宋，南渡以后，已渐趋衰势。明清两代散文的发展，总的来说，是继承唐宋古文运动余绪的。明初重要作家有宋濂、刘基、方孝孺等。宋濂为开国文臣之首，以儒士自居，以授经作文为专业，古文写作中的人物传记、山水游记及赠序杂文最有文学价值，能体现唐宋古文家的涵养与风采，是归有光一派的先驱。刘基是谋士和战略家，而兼诗文作者，雄迈有奇气，其《郁离子》较好地将继承与创造结合起来，在寓言文学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明代中期，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展开了一个规模很大且颇有影响的复古运动。七子派虽有反对台阁体文风之功，但理论和创作都食古不化，成就不高。唐宋派则以归有光为巨擘，其古文的实录精神、抒情特质和平淡风采，来自《史记》和唐宋诸大家的优良传统，又有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数十年文字磨炼功夫作基础，在当时最具独特面貌。在七子派机械模仿之风大盛之时，归氏砥柱中流，上承唐宋，下启桐城，成为古文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功不可没。不过，他的文章虽然有真气，有韵味，感人至深，但毕竟规模气象都比较小，比较弱，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归氏只擅于家常小事，呢喃儿女语。这说明古文发展到八股盛行之明清时代，已难得秦汉唐宋的辉煌与壮阔了。明代后期数十年间，以王学左派思想家李贽为导师，徐渭、汤显祖为先驱，公安三袁(宗道、宏道、中道)为主要代表的文学新思潮体现在散文方面，就是小品文的繁荣。其理论纲领是坚持文学进步观，反对文学退化论与复古论；主张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力求出新。小品文这个散文的新品种，文苑的新花，几百年间一直受到传统文学观念的歧视，当做离经叛道的异端。林纾的批评很有代表性： “若公安则恣肆不畏人。纪文达斥其 ‘破律坏度’，此四字足以定其罪矣。”“盖古文非可随意挥洒者也! 一染公安竟陵之习，则终身不可湔涤矣。” (《春觉斋论文》)在明清易代之际强大的政治社会压力之下，原本先天不足的小品文，终于昙花一现而夭折了。清初文坛，古文作家如黄宗羲、顾炎武、侯方域、汪琬、魏禧、戴名世等，大抵以唐宋为宗。至清代中叶，形成一个以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三祖” (皆安徽桐城人) 的声势壮大而影响久远的古文流派，即桐城派。方苞青年时代即有文名，大学士李光地以为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文章。方氏推崇宋学，标举“义法”，成为桐城初祖。其创作力求清真雅正，简净明达，但才力不足，规模不大。姚鼐师承刘大櫆，为桐城派之集大成者。古文创作由方、刘上溯归有光至唐宋八家，前人评为高简深古，尤近于司马迁、韩愈，实则纡徐从容似欧阳修，简洁雅正似曾巩。桐城派后期盟主为曾国藩，本人能文，又在高位，幕友门生数十人，尤著者有吴汝纶、黎庶昌、张裕钊等，一时形成风气，因而桐城文派至清末始衰。五四运动的文学革命提倡以白话(语体)为文，古文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白话文成为服务于新时代的新文体。
在进入正题前，我们先给本文所论之“脂评”下一界说。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诸钞本系一源分流，所附评语大同小异，习惯统称为脂砚斋评点，其实并非脂砚斋一人所为。大致说来，这些评语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出自曹雪芹至亲好友之手，一部分系后人所加。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时，他周围的几位亲友关心并参与了《红楼梦》的创作。他们参与的主要方式就是评点，尽管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有数人，但在主要问题上，他们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本文把这些意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诸评点者中脂砚斋与作者关系最密切，我们便将这部分评语统称为“脂评”，以区别于另一部分之后人评语。本文意在理论意义的阐发，故于“脂评”中就不一一推寻具体评者了。
    “囫囵语”一说是脂评中最有独创性的命题，也是理论含义最深刻的命题之一。主要有这样几段评语：
己卯本、庚辰本十九回：“此书中写一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写宝玉之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宝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传奇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于颦儿处更为甚，其囫囵不解之（中）实可解，可解之中又说不出理路。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余阅《石头记》中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玉、颦儿至痴至呆囫囵不解之语中。”（有正本文字稍异）“这皆宝玉意中确实之念，非前勉强之词，所以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耳。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口；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骨肉。余爱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二人终是何等人物。”
    己卯本、庚辰本二十回：“此二语不独观者不解，料作者亦未必解，不但作者未必解，想石头亦不解，不过述宝、林二人之语耳。石头即未必解，宝、林此刻更自己亦不解，皆随口说出耳。若观者必欲要解，须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则洞然可解；若自料不是宝、林之流，则不必求解矣。”就第一段评语而论，其理论含义主要有两层：1.《红楼梦》的价值首先表现于精妙的人物塑造。所谓《石头记》“至奇至妙之文”，全在宝、黛形象的描写之中，而这些人物形象之所以达到“未曾目睹”“却如夫见”的高超地步，是因为其言行皆“移之第二人万不可”，实现了充分的个性化。2.欲使人物个性化就必须摒弃从概念出发的写法，人物的性格表现往往“说不出理路”，“囫囵不解”。第二段评语是这两点的进一步阐发。强调贾宝玉形象的个性特征，乃“今古未有之一人”，并指出，这一个性特征是难于靠几个习用的概念来说明的。第三段评语则著重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说明个性的塑造过程：作者是在“不解”——即没有形成明确的理念——的状态下表现人物性格的，他只是设身处地，让人物在自身性格的逻辑中活动。人物之所以言语“囫囵不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本非明晰，只是“确实之念”的“随口说出”。综上所述，脂评中“囫囵语”之说主要是针对“刻划怎样的人物”和“怎样刻划”这两个问题提出的，又尤其著重于后一问题。刻划怎样的人物，这是自李卓吾以来，小说评点家们最注目的一个理论课题。脂评的贡献在于总结《红楼梦》的创作经验，从新的高度来阐发所谓“今古未有之一人”，“说不得贤，说不得愚”，“作者亦未必解”，都是发前人所未发。脂评不仅要求形象有个性，而且强调“今古未有”的独特性，强调性格的多面性和非概念化。这是小说艺术巨大进步在理论上的反映。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金瓶梅》相比，《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有长足的进步。他（她）们不再是某种理念，或某一、两种性格特征的化身，而是具有多侧面的血肉之躯。换言之，《红楼梦》对人物精神世界有多层次的
挖掘，人物的性格更为丰满。这一点，于今已属通论，而在当时却是新说，脂评指出这一点乃是小说创作理论的一个进步。
我们重点评论的是第二点。怎样表现丰满而又生动的性格？脂评提出，要写“囫囵不解之语”。从上面三段引文看，所谓“囫囵语”，主要指人物语言的内容含混，表述的思想不够清晰明确。
    脂评的这个主张是有生活现象作依据的。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活动及言语活动 情况相当复杂。在一般的心理状态下，思想可以通过言语准确交流。但是，言语之中表 现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感情状态。可以说，思想、感情与语言是一个完整连贯的心理反 应中的三个方面。在生活中，有些感觉及心理波动的细微之处，往往难于直接用语言表 达。竭力表达，语言便囫囵不解。另个，人的大脑中，意识经常处于杂乱状态，明确、 合乎逻辑的意识活动，是人们运用意志，集中注意力，在意识“乱流”中选择的结果。 性格不同，境地不同，选择的程度也不同。于是，形诸言语，亦有清晰、囫囵之别。人 们在生活中既会有类似的个人经验，也会在彼此间观察到这种现象，那自然也就会在文 学巨匠的眼中见到，笔下写出。脂评特地把这一点拈出，反复强调，诚乃作者之知音。 强调写“囫囵语”，实质就是强调心理描写。这种心理描写不是笨拙的“旁白”或作者 出面介绍，描写出特殊的语言状态，以暗示心理的曲折起伏。     让我们从《红楼梦》的具体描写中认识“囫囵语”之说的意义。脂评言及“囫囵 语”约十余处，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针对感情微妙的对话。如二十回中贾宝 玉、林黛玉口角。黛玉道：“我为的是我的心。”宝玉道：“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 你就知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脂评于此下一长批，称“宝、林此刻更自己亦不 解，皆随口说出。”（全文见前引）然后黛玉“低头一语不发，半日说道：‘你只怨人 行动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分明今儿冷的这样，你 怎么倒反把个青肷披风脱了呢？’”脂评于此批云：“真真奇绝妙文，直如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此等奇妙非口中笔下可形容出者。”移用沦浪论诗的话来评黛玉之语，其意 旨也在说明这种言语描写“不涉理路”的妙处。第二种的情急之语。如十九回宝玉撞见 茗烟与万儿一段，先是“跺脚道：‘还不快跑！’”继而“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 我是不告诉人的！’”脂评云：“此等搜神夺魄、至神至妙处，只在囫囵不解中得。” “活宝玉。移之他人不得。”第三种是针对贾宝玉“行为偏僻乖张”的不合流俗之言。 如十九回写宝玉奇赞袭人的表妹：“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没的我们这种浊物到生在 这里。”脂评曰：“所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 古未见之人。”正是指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心”、“意”，发而为言，遂至“囫囵不 解”。     脂评认为“囫囵语”最宜于宝、黛二人的刻划，强调指出，“宝玉之语全作囫囵 意……只合如此写方是宝玉”，“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于颦儿处更为甚”。细玩 全书，宝、黛二人确有很多“囫囵不解”的对话，这是在他人之间极少的。直至今日， 不理解宝、黛其言其心的虽大有人在，但是，却很少有人否定形象自身的真实合理性。 这是因为，宝、黛之间特殊的言语方式恰是他们特殊性格的自然表现。宝玉与黛玉感动 千千万万读者之处，是他们在那一片恶浊之气中特立独行的美好、生动的性格。在“狐 标傲世”、不肯趋时附俗这一点上，他们互为知音。由知音而生感情，而在那样一个环 境中，彼此有情而莫达。正如书中所写：“（宝玉）早存了一段心事，只不好说出来， 故每每或喜或怒，变尽法子暗中试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个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试 探。”“（宝玉）心里这意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二十九回）贾宝玉、林黛玉都 是感情丰富、真挚而又细腻的人物。这样的性格处于令人窒息的环境之中，便不得不呈 现为扭曲的形态，尤其表现在言语方式上。     一般地讲，人的言语也存在类型差异，这种差异与性格的类型差异是相应的。如有 些人的言语中形象的、情绪的因素占较大比重，另一些人的言语中逻辑的、理念的因素 居主导地位，等等。薛宝钗、王熙凤，乃至探春、李纨都可算作理智型的人物。而宝、 黛则分明异于诸人，性格属于情绪型的人，对自我的情绪感受敏锐，体验深刻，言行多 受情绪左右。于是便容易出现言语“囫囵不解”的情况。如前文提及的二十回中，“我 为的是我的心”一语，便含有很复杂的心理活动。其时，其人，只能是这样一番话，才 能把宝玉那种急切、真挚、恳求的情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倘代之以习用的山盟海 誓，那就不成其为贾宝玉了。的确，很难诠释“我的心”究竟包含什么意思，但又可以 确知，这是渴望肝胆相照，却又猜疑重重的矛盾心理的表现，正是宝、黛特有的沉重而 痛苦的爱情的反映。而下文黛玉突然文不对题地提到“怎么反把个青肷披风脱了呢”， 更是把她听到宝玉的表白后，既喜且悔而又矜持的复杂心理刻划得惟妙惟肖。五十二回 写宝玉和黛玉“心里有许多话，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黛玉“出了一回神，便说 道：‘你去罢’。”宝玉“想了一想，也笑道：‘明日再说罢。’一面下了阶矶，低头 正欲迈步，复又忙回身问道：‘如今的夜越发长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脂 评曰：“此皆好笑之极，无味扯淡之极，回思则皆沥血滴髓之至情之神也。”此真会心 之妙评。初看起来，宝、黛二人几番犹豫，郑重其事，竟只说这样两句话，确乎“无味 扯淡”；仔细玩味，这文不对题的费解之言，暗示出了多么微妙的心理啊。     情急之时言语囫囵不解，这亦可从心理学方面找到依据。人们对话时，虽不必预拟 腹稿，但也有一个由内部语言转化为外部语言的过程。内部语言是片断简略的，只有展 开后意义才趋于明晰。如果急于表达，便可能未经展开“脱口而出”，其意义自不明 晰。如上文所引十九回一段，贾宝玉撞见茗烟与卍儿，无暇细想，脱口便令卍儿：“还 不快跑！”这既不合于他的主人身份，且也无甚必要。细推究起来，为什么要跑呢？逃 避宝玉？宝玉本无心追究。逃避他人？宝玉不言，他人无从得知。这些，宝玉均未曾考 虑，他只是替他们感到窘迫，替他们担心，于是一个念头涌出来：“一跑了之”。心方 动而口已开，便有此没头没脑的言语，这种情况下的“囫囵语”虽然也反映人物的性格 特征，但更主要是由外部境遇造成的。     《红楼梦》第二回中，贾雨村有一篇危言耸听的历史人物论。他称贾宝玉一流人物 是秉正邪二气而生，“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 又在千万人之下”。这一番话虽仍不脱“禄蠹”见识，但见出宝玉的不同凡俗之处，且 以矛盾集合体现宝玉，皆可谓之知音。贾宝玉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乖僻邪谬不近人 情”。他对妇女的同情，对悲凉之雾的独特感受，对虚伪道德的鄙弃，都含有近代启蒙 思想的味道。但在他生活的环境中，则不免时时被人误解了。书中这方面描写甚多。十 六回元春晋封，宁、蒙府内“莫不欣然踊跃，个个面上皆有得意之状”，而贾宝玉“独 他一个皆视有如无，毫不曾介意，因此众人嘲他越发呆了”。这里作者著意写出他与环 境的不合，并刻划出他与众不同的孤独心理。三十五回傅试家老婆子谈宝玉：“我前一 回来，还听见他家里许多人说，千真万确是有些呆气……时常没人在眼前，就自哭自笑 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儿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他不是长吁 短叹的，就是咕咕哝哝的。”这一则可见贾宝玉感情的丰富、细致，二则也显出其精神 世界的寂寞。宝玉是比较同情下人的，然而下人们也不理解他。六十六回兴儿谈起宝 玉：“他长了这么大，……成天家疯疯癫癫的，说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脂 评称宝玉“发言每每令人不解”、“其囫囵不解之言”等，很多是针对这种“说话人也 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的情形而发。贾宝玉是封建末世的叛逆。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 了旧思想的叛逆。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思想的牢笼。但他周围绝大多数的人们仍囿 于这旧的思想观念，用正统的思想方式、道德规范衡量贾宝玉的言语行动，结果自然不 能够理解。贾宝玉既经常处于这样一种叛逆者的孤独之中，心理上的隔膜就表现为言语 上的膈膜。另外，他虽则厌恶“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混帐话”，可是，时代 还没有进到否定封建思想体系，产生系统的新思想。因而贾宝玉一些与众不同的强烈的 感受，既形不成明晰的思想，也找不到明晰的表达方式。诉诸语言，自然呈现囫囵不解 的状态。如他对女性的尊重只好表现为对袭人表妹莫名其妙的赞叹，他处于萌芽状态的 平等思想只好以“须眉浊物”这一类不近情理的说法出现，他对下人的同情只能通过 “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这种笨拙的方式表达，等等。可以说，贾宝玉言语的囫囵 不解，主要的，是新的性格与旧的环境之间隔膜的反映。曹雪芹在“倩谁记去作奇传” 中透露的“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慨叹，和贾宝玉那种叛逆者的孤寂实际是相通的。 换言之，曹雪芹正是通过贾宝玉“囫囵不解”的言语来刻划叛逆者孤寂的心理，从而寄 托自己相似的深切感受。     要之，脂评把“囫囵不解”的言语方式看作刻划贾宝玉个性的重要手段，是符合作 者创作意图的。从理论上看，认识也是相当深刻的。     其实，“囫囵语”这种言语方式并非贾宝玉所专有。在文学名著中，在彼埃尔、列 文、奥涅金乃至汉姆莱托诸人物身上，都不乏类似妙笔。不过，这些人物仍属于具有独 特个性的形象。在一般人物的对话中，如果此时此境人物有著心理异常、思想混乱或言 不达意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其“囫囵不解”的对话来表现。从这个意义来说，“囫囵 语”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意义的。     写人物的言语活动，是全部条理清晰，意义明确，还是适当写一些“囫囵不清”之 语，反映出作者创作中不同的心理状态。脂评讲：“此二语不独观者不解，料作者亦未 必解……必欲要解，须自揣自身是宝、林之流。”指出了作者写“囫囵语”时，本身也 处于“未必解”的状态。换言之，作者不是先对人物的思想、性格有了清晰的概念，从 概念出发规定其言语、行动。主人公在他的脑海里始终是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就 创作意图的总体而言，人物的性格基调是明确的，而在具体的性格发展中，作者的意图 却又表现为知性的模糊。他在创作过程中沉浸于人物中间，忘掉自我，与人物一起哭 泣，一起欢笑，于是便得到了概念所不能准确表达的情态，尤其是心理动态。可以这样 说，写“囫囵语”，就是要求作家通过言语描写不仅表现出人物“想什么”，而且同时 表现出人物“怎样想”，写出人物彼时彼地的心理动态。这种心理刻划看似“囫囵”、 模糊，实际上则准备地表现出复杂的精神现象，正是写人之上乘手法。     波德莱尔讲：“艺术越想达到哲学的明晰性，便越降低了自己。”（《随笔》）在 中国的古典文论中，对文学艺术的这一特征早有认识。戴容州的“蓝田日暖、良玉生 烟”之喻，司空表圣“象外象、味外旨”之说，严沧浪“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论， 都是在努力揭示这一奥秘。而清代文论家叶燮则又有更为精辟的论述。他说：“子但知 可言可执之理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安 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 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为灿然于前者也。”（《原诗•内篇下》）小 说与诗文不同，与其他艺术门类亦不同，但在基本的美学原则上，却又有相通之处。 “囫囵语”一说所揭示的小说创作规律，与上述的诗文、艺术创作规律，在基本精神上 是相通的。如果我们要在理论的递邅方面为脂评寻找更直接的渊源，那就应该标举出李 卓吾与金圣叹来。李卓吾主张人物描写“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 并画意外。”（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二十一回）“意外”，就是人物的潜意识，人 物心灵深处的底蕴。“并画意外”，要求作者写出人物不够自觉、不能自持的言语、行 动。金圣叹有“因缘生法”之说，主张作者“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 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贯华堂本《第五才子书》五十五回）即作者沉浸到对象 之中，体会其心理，揣度其行动，让人物自己行动起来。可以说，这些都开启了“囫囵 语”说的先河。     文学是小说。小说尤以揭示人的精神世界为能事。丹纳曾提出，艺术品等级的高低 取决于它所表现的心理特征的深度。小说在近现代的发展趋势，就是心理描写的比重增 加，程度加深。不只是表面化地写思想观点、道德信念及功名事业等，也不只是简单地 写一点感情、脾气、嗜好，而是著眼于人流动多变的心理活动，在细腻的心理刻划中完 成人物丰富的多层次的性格。在中国，《红楼梦》可说是这种写法的开山之作。鲁迅先 生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也包含这方面的 意思。《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长足进步，就是改变了心理描写简单化的传奇 式写法，把目光深入到人物心灵深处。《红楼梦》在实践方面取得了小说史上划时代的 成就，而脂评从理论上总结、揭示这一成就，其在小说理论史上的意义也是不容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