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曾经将现实主义称作“无边的现实主义”这大概是因为现实主义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到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发展中不断有着探索与变化。“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关注创作内容的丰富生动，却忽略艺术形式的探索追求，无论是刘醒龙，还是关仁山，无论是谈歌，还是何申，他们几乎都以相似的笔调、相近的构思叙写故事，关注故事过程的顺时序的叙述，而不在意于作品结构的精心营构，关注人物外在行为的描写，而忽略人物内心灵魂的勾画，关注语言的平实流畅，而无意于语言的精雕细琢，使他们的创作缺乏鲜明的个性，以至于若将作者的名字掩去，读者几乎难以分辨某篇作品出自哪位作家之手。这种忽略小说创作艺术形式和技巧的探索与追求，显然了是“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不足。针对人们对“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的这种不足，刘醒龙反驳说：“……因此我不在乎生活的形式和技巧，我只要内容。……在鲁迅和张承志之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宁要内容玉碎，不为形式瓦全。作爱有两种，一种用思想和灵魂写作，一种用灵魂和血肉写作。前者注重形式，后者注重内容。鲁迅和张承志是属于后者。”刘醒龙在此混淆了生活的形式与艺术的形式之区别，主观地认为鲁迅与张承志是“宁要内容玉碎，不为形式瓦全”。记得茅盾在《读<呐喊>》一文中曾说：“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刘醒龙这种与事实相悖的辩驳，显然不能说明问题。
“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生活，关注与描写平民百姓生活中溢出浓郁出浓郁的平民意识，以客观写实的手表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推崇等，都使创作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对生活素材的缺少深入思考与开掘，对道德伦理的忽略与漠视，对艺术形式的缺乏追求与探索，又构成了“新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难以掩饰的不足与遗憾。

第六章    九十年代“新”小说概述
导学：本章必须掌握
      谈谈你对九十年代“新”小说的认识。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以文学刊物举旗帜打旗号似乎成为文学创作中一种突出的现象，《钟山》的“新写实”、《北京文学》的“新体验”、《上海文学》的“新市民”、《特区文学》的“新都市”、《钟山》的“新状态”、《上海文学》的“新现实主义”（又称“现实主义冲击波”）等，还有“新历史”、“新乡土”、“新表象”、“新新闻”、“新笔记”等等，这些以“新”字号为标榜的形形色色旗帜的树起，虽然体现了进入商品社会市场经济中刊物的生存策略，但也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化与小说创作的繁荣。虽然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并存色彩斑斓的面貌，但细细审视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历程，检视进入九十年代后的文学创作，对于总结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成就与不足，对于跨入新的世纪不无意义。
1．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化的色彩。以“新市民小说”创作享誉九十年代文坛的邱华栋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赞同那些在九十年代之前去寻找理想和价值杠杆的作家们。”文学新时期初的小说家们，大多以一种十分理性的态度进行创作，或自觉地承担着对民众寻进启蒙的启蒙者的职责，或自然地表示出担当民众代言人的角色，真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寻找远大理想、强调高尚情操、追求精神价值、突出人格力量，成为理性化创作的基本内涵。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虽然还有被人称为激进理想主义的张承志、温和理想主义的韩少功、平民理想主义的梁晓声，但是大多数小说家都不再承担启蒙者的职责和代言人的角色，他们认为“存在的价值不在抽象的理想中，而在彻底‘现实化’过程中”。1988年刘恒在谈到他自己的小说《四条汉子》时就反对小说创作“讲究文化，讲究人类，讲究忧患意识”，“认为小说是一种更大众化更直截了当的精神领域，深奥和神秘有违它的本性”。九十年代大多数的小说家们不再一味追求崇高和深刻，有时甚至“躲避崇高”、“回避深刻”，不再执著地追求理想，而是努力面对现实，他们更多地注重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和体验，注重对丰富的人生的叙述与坦现，不管其是崇高还是卑劣，无论其是深奥还是浅薄，他们不再努力去作道德伦理的教诲与评判，他们不再努力去追求思想的深刻、境界的高远，而是实实在在地写下他们感受过体验过的生活。范小青说：“我对生活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没能力也没欲望干预生活，所以干脆放弃思想，写生活本身，写存在，不批判，不歌颂，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评价。”方方的《落日》中，丁太守寡含辛茹苦将如虎、如龙兄弟俩拉扯大，他们却将得病未死的母亲送进了火葬场；邱华栋的《眼睛的盛宴》里，戏剧学院毕业的男大学生居然到大宾馆里作面首陪有钱的老女人跳舞聊天；陈丹燕的《女友间》中，为挚友安安布置新房的小敏竟然与朋友的丈夫同床共枕；朱文的《我爱美元》里，父亲出差特意来探望儿子，儿子竟然千方百计带父亲去寻花问柳。作家们极为客观平静地写下发生在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故事种种人生，不作任何褒贬评断，无论是卑劣丑陋，不管是否有悖伦理道德，他们常常把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作为创作的主要内容，突出个体存在和自我意识，强调欲望的合理性，承认面对困境的无奈，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充满了非理性化的色彩。刘震云直截了当地说：“理性作家总是吃亏的，因为这总会过时的。理性应体现在对生活的独特体验上。”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母国政撰文题目就为《回避“深刻”》，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就努力消解深度模式与历史意义。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非理性化色彩，使小说创作从先前的过于瞩目于意识形态的制约中走出，摆脱了空泛的理想主义的追求，脱离了“阶级斗争——革命范式”二元对立的模式，更加注重写出灵肉合一真实可信的人物，更加注重写出原色原味不加掩饰的生活，使小说创作更加贴近现实人生。
2．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一种生活化的倾向。九十年代作家的创作大多不再一味关注作品思想的深刻与否、故事的生动与否，而是执著地努力把真实丰厚的生活与庸常人生展示给读者，不努力去追求形而上的意味，而全力描述形而下的生活。刘震云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对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人们干什么。”努力泡在生活的原汁原汤里，不矫情不造作，执意将生活的原初状态写出，不再片面地遵循艺术创作高于生活的准则，而更看重小说创作源于生活的原色魅力。范小青就曾认为：“过去强调的是艺术真实，现在则强调生活真实，比过去的真实更进了一步。”新写实小说创作注重展示生活的原初色彩，重生活而不重故事，重细节而不重情节，常常在顺时序的生活流式的叙事结构中，在琐碎而生动的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中，展示出充满生活气息的真实人生。新体验小说强调去亲历民间的生活，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深入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身实践的亲历性，成为了新体验小说创作的基点。文学创作强调“它对生活的鲜活状态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在艺术形式探索上保持一种不经意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追求个人化的写作过程中，努力把作家自我的生活状况态、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作为小说描写的对象，回归自身参与当下，甚至超越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被称为“分享艰难的文学”新现实主义创作，虽然关注的是当下转型期独特的社会现实关系，但是在他们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善’‘恶’的共生与分享”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刘醒龙所说的“对生活他宁愿保持一份模糊与朦胧的认知境界”。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倾向，使当代小说创作走出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关注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偏向，和寻根文学创作的寻觅历史文化之根而忽略当下的倾向，使文学创作回到人们所关心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的描写，小说创作与人们的生活现实贴得更近了，与读者靠得更近了。
3．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展示出一种平民化的追求。新时期以来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军事文学、历史小说创作中，都洋溢着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先锋小说等创作则带着一种浓郁的贵族化意味。步入九十年代以后，从新写小说创作开始，小说家们的创作就显示出鲜明的平民化的追求。作家们不再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观照生活，不再以民众代言人的视角叙写人生，而大多以平民化的眼光和心态去描写生活、展现人生，常常将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生动地叙写出来。创作新体验小说的作家们甚至隐姓埋名以车夫、病人、厨师等平民身份去亲历下层社会人们的生活，“他们到街上拉三轮车，到‘临终关怀……”，他们的创作力图“能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形态，描写板爷儿、打工仔、丧葬工、医院里的濒死者、小酒店里的酒客、换房站里的换房人的生活，把视角与情感都置于这些平民们一边，真实地写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喜怒哀乐，作品洋溢着浓郁的平民化色彩。被称为“游走的一代”的小说创作，放弃了社会代言的角色，回归知识分子自身故事的叙写，不再作为精英身份叙事，而作为平民身份写作。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分享艰难》、《大厂》、《车间》等作品，也都在写出社会转型期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特点时，努力写出平凡而普通人的生活，“他们渐渐走向底层，进入民间角色，他们关注着底层人民的命运，分享艰难”。在表现出生活艰难的同时，体现作家对底层人们艰难生活的思考。九十年代小说的平民化追求，使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更加贴近民众平易近人，更加关注社会中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存，更加关心社会变动中老百姓的所思所想，这种“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方式，使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摆脱了八十年代的英雄化、贵族化的倾向，向文学的大众化迈进了一步。
4．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展示出一种现实主义的风貌。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然而解放以后的现实主义却是命运唯艰，从五十年代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到六十年代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论”，到文革以后的“恢复现实主义传统论”，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的艰难。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似乎成为一个文学的实验场，意识流小说、荒诞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感觉派小说、黑色幽默小说等都不同程度地展示于中国文坛，追求创新、看好实验几乎成为八十年代文坛的共同倾向，现实主义过时了的舆论也不时泛起。步入九十年代以后，从新写实小说创作开始，中国文坛总体上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大回归，虽然不似传统的现实主义一味强调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虽然作家们纷纷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思想观念和艺术手法，但是注重客观逼真地描写生活，强调细节的真实，成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共性，展示出鲜明的现实主义风采。提到新写实小说，王干认为：“新写实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延续，靠近人生，靠近生活，是一种进化。”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关注细节的真实、塑造具有典型色彩的人物形象，这是新写实小说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主要方面。新体验小说创作注重创作的亲历性与纪实性的真实，努力与现实生活贴近，他们提出创作的亲历性、真实性、非陌生感，表现出创作对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更是贴近社会靠近人生，在描述复杂的现实关系的同时，努力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正是由于在对于现实关系的描写与对于人物性格的表现格局方面，有了比之传统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更为新鲜的笔触”。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在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反映生活的规范中，并不排斥对其它艺术方式的借鉴和接受，但在总体上还是保持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与特征。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风貌，使创作摆脱了八十年代创作对现实的疏离、和对于创作形式的刻意追求而忽视创作的内容，使小说创作更加关注变动着的社会现实和丰富复杂的人生，使小说创作与时代紧紧相连、与社会息息相关、与人民的生存和运命血肉相连，显示了现实主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也为现实主义的更新和拓燕尾服开辟了道路。
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新”字号的旗帜下，总体上呈现出非理性化的色彩、生活化的倾向、平民化的追求、现实主义的风貌，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新”字号的旗帜下的九十年代文学创作也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不足之处。小说创作的非理性化色彩，躲避崇高和回避深刻，往往使创作只注意生活的表象，缺乏历史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创作常常缺乏理性思考，对所描写的生活不作任何道德伦理的评判，却有时使作品成为“恶与丑”的展示与炫耀。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倾向，在追求写出生活的原色与丰厚中，却常常忽略了对生活素材的选择与提炼，事无巨细不作分辨都写入小说之中，在关注生活的原汁原味中，有时却忽视了作品的精心结构，使写进作品中的生活更加显得琐碎，注重写作的个人化，却常常将虽具有个人化色彩的生活细节、却无甚意义的鸡零狗碎的事件或细节堆在作品中，甚至把个人的私生活、个人的隐私写入作品中，使作品几乎成为个人生活的大展览，创作一定程度忽视了对于具有时代色彩、历史意味的重大事件的关注。小说创作的平民化的追求，指作家还原于平民，关心平民的思想和生活，却有时将作家们的思想意识、情感基调降格至普通老百姓的地位，缺乏对所写的平民生活题材的深入思考和开掘，过分强调对于平民生活的关注与叙写，又一定程度地忽略了作为社会精英阶层人们的生活题材，忽略了对于我们的时代中的先进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塑造。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的风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创作的缺乏细致的构想与结构、深入的推敲和斟酌，显示了创作的过于随意与轻松，使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缺少精致作品经典作品。这些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与警觉。

第十二章    90年代新诗散文
一、90年代新诗述评
90年代，新诗在多种向度上探寻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多元是新诗在90年代的基本风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广泛的实用主义对物质的追求，诗歌作为一种“贵族”和观念的艺术，很难市场化，诗歌呈现处四面碰壁的尴尬。80年代诗歌的光荣沦为了90年代的流浪汉。
诗歌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状态：
诗人队伍分流。一些诗人转写散文、小说，一些下海经商。“先要脱贫，才能脱俗”；
诗歌格局多元并举；
诗歌文体意识进一步强化；
“后新诗潮”（后朦胧诗）80年代的第三代诗人成为90年代诗坛的主力；
诗歌呈现处现代主义的一些特征，价值解构和亵渎，私人化写作成为时尚。
整体讲，90年代诗歌创作是歉收期。
二、90年代散文述评
90年代是散文的繁荣期。散文烙下了文化转型的印记。对现代性的思考和散文自身的现代性问题是90年代散文的重要内涵和特点。
90年代的散文热，主要体现为：一是旧作重刊层出不穷；二是散文刊物增多；三是染指散文者日众；四是读者对散文的高消费。
90年代散文繁荣的原因：一是文学的边缘化中散文所具有的文体优势；二是散文成为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存在方式的首选文体；三是散文最能适应出版的市场化和商业性；四是散文的市民文化性使散文成为市民的主要文学消费品，散文充当了市民的“文化快餐”角色；五是文学的多元审美时代为散文作为自由体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90年代散文的主要类型：
文人散文，以汪曾祺、张中行等为代表。汪曾祺注重散文的闲适传统，把散文作为文人审美化的一种生存方式；
文化散文，以余秋雨为代表，作者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个体的生命来询问中国文化的历史和命运，以重温和反思的方式走上“文化苦旅”，重新整合传统的“文明的碎片”，以重新建构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文化视野；
学者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等为代表；
人文散文，以张承志、韩少功等为代表，他们关心当下知识分子的境况和文化命运的思索，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抵抗。
汪曾祺继承了传统散文的闲适、冲淡品格，独抒性灵，以现代生活关注古典情趣和心灵。文字雅洁，少雕饰，行云流水。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生，浙江余姚人。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做过几年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辞职后潜心写作，在繁多的头衔中比较重视上海市写作学会一职，因为这个学会由全上海各大学的写作教授们组成，专门研究“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后有《山居笔记》、《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等散文集问世。
余秋雨散文的特点是强烈的文化意识、独特的文化感受、丰富的文化联想、深刻的文化思考，新鲜的散文意境。
余秋雨的散文有别于学术论文，有别于山水游记，他将学者文章通俗化，演义化，把世俗文章学术化，既满足了读者的趣味，有能够适应文学商业化的价值取向。但散文也呈现出程式化的倾向。

第十三章    台湾文学述评
一、台湾文学概述
（一）20-40年代台湾文学
1、 基本情况简述
台湾现代文学是在大陆新文学运动直接影响与推动下发展的。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发端于1920年7月，当时的留日台湾学生成立“新民会”，仿效大陆的《新青年》，在东京创办了《台湾青年》月刊（蔡培火主编），旨在：“研究台湾革新，谋求文化向上”，以此引发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
台湾新文化运动一方面要谋求传统文学的新生，同时还要抵制日本殖民主义文化的同化。台湾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张我军，在1925年出版了《乱都之恋》，是台湾第一个新诗集，后有《买彩票》短篇小说。重要的作品有赖和的《斗热闹》、《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光临》。
1925年到1931年，是台湾文学的草创期，主要是新旧文学的论争。1931年到1937年，是台湾文学的繁荣期，赖和《善讼人的故事》，龙瑛宗的《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王白渊的《荆棘之道》以及“盐份地带”诗人群的创作。作品主要聚焦台湾在殖民统治下的灾难，兼而批判旧的传统习俗，呼唤不屈的民族魂。
1937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台湾，进行种族同化政策，妄图用日本大和文化泯灭华夏文化，这段时期是台湾文学的凋零期。作品主要有吴浊流的《先生妈》、《亚细亚的孤儿》，杨逵的《鹅妈妈出嫁》等带有浓厚乡国情怀的作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迁台，是台湾文学的光复期。国民党去台后，实行“战时紧急戒严令”，台湾文坛被粗糙的反共文学所主导，直到70年代后才得以逐步解冻复苏。
2、代表作家
（1）赖和（1894－1943）：被誉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以现实社会批判和乡土寻根为本，为台湾现代文学指引了方向。主要作品有：《斗闹热》、《丰收》、《善讼人的故事》等。
（2）杨逵（1905－1985）：《送报夫》、《泥人形》、《鹅妈妈出嫁》、《模范村》、《春光关不住》等。
（3）吴浊流（1900－1976）：他的作品成为台湾社会历史的文学记录，具有“立此存照”的意义。有《先生妈》、《亚细亚的孤儿》等。在思念乡土的情结中构架了爱国反日的主题，流露出台湾人们失根的痛楚。
（二）50年代台湾文学
从50年代开始，由于国民党政权的统治，造成了台湾与大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隔绝。
台湾当局为了政治目的大力倡导“战斗文艺”和“反共文学”，50年代在国民党的专制下，台湾“反共八股”的“反共文学”泛滥一时。
同时，一些怀乡文学作品、表现人情人性的作品依然存在，诗歌也开始了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创世纪》等刊物创刊。
（三）60年代台湾文学
6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现代派文学。强调文学表现自我，具有鲜明的反理性倾向。强调诗歌的张力，小说的多角度叙事和多层次结构，文学在整体上富有实验精神。
同时，随着意识形态的专制减弱，大众轻松的文学形式出现，琼瑶的言情小说、古龙的武侠小说、高阳的历史小说掀起了通俗文学的热潮。
（四）70年代台湾文学
具有强烈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的乡土文学成为主要的文学潮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回归传统，关注现实，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如陈映真的《将军族》、《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王拓的《金水嫂》、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等。
（五）80年代台湾文学
呈现出多流派、多风格、多题材的多元化格局。出现了政治小说、都市文学、新女性主义文学、探亲文学等新品种。
80年代台湾文学中杂文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李敖的《千秋评论》、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等。
（六）90年代台湾文学
后现代主义成为注目的文学潮流。
情色文学得到解禁，女性写作受人关注。
文学出现精致文学通俗化，通俗文学精致化的倾向，文学的消费性日益显著，作品注重包装，作者的明星化商业炒作，内容偏于“软、浅、甜”。具有大众消费文化的品品格。
二、代表性作家
（一）白先勇：一九三七年生于广西桂林，父白崇禧为国民党名将。童年经历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先后流徙于桂林、重庆、南京、上海、香港。五二年迁居台湾，台北建国中学毕业后考入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系攻读。一年后因兴趣不合转攻文学。五七年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六一年毕业，六三年到美国衣阿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从事创作研究，六五年获硕士学位。后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讲授中国语言文学。白先勇现已退休，并准备撰写一本关于他父亲的传记。白先勇在读小学和中学时深受中国古典小说和"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浸染。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五八年白先勇于"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金大奶奶"，其后大部分作品发表于"现代文学"杂志：发表了"月梦"、"玉卿嫂"、"毕业"等小说多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散文集《蓦然回首》，八三年发表长篇小说《孽子》。白先勇己创作三十六篇短篇小说。白先勇在一九六○年三月五日与一班台大外文系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对台湾文学发展影响深远。五六十年代台湾发展处于历史转折点，文化、社会、经济转型期，战后成长一代，纵面对“五四”文化断层，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对台湾新文化有强烈的索求。《现代文学》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并作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更重要是成为白先勇一辈作家的创作园地。白先勇除不断于《现代文学》发表创作，更长时间财政上支援《现代文学》出版。六三年白先勇到美国留学，刚历丧母之痛，更感世事无常，历史沧桑，“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六五年发表《台北人》系列第一篇作品《永远的尹雪艳》，同年发表《纽约客》之一《谪仙记》。《台北人》写的是四九年离开大陆挣扎生活于台湾的大陆人；《纽约客》写旅居于美国第二代台北人的失落、疏离感。白先勇对笔下人物总充满悲悯情怀。白先勇小说创作结合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参透中国文化思想与西方哲学思潮。他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合到中国传统的表现方式之中，描写新旧交替时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于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感。有人形容白先勇为“背负五千年回忆的重担”，作品具历史感。曾说：“写作是因为希望将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苦转变成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