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简述唐传奇分期及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唐传奇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从唐高祖武德年间至唐代宗大历末年，为唐传奇的初兴期，即由六朝志怪小说演变为唐人传奇小说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唐人小说不仅数量少，而且内容上和六朝志怪相近，但六朝志怪基本上是丛集式出现的“丛残小语”，而此时的唐人小说已经有单篇的传奇文出现了，代表作品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记》和张鷟的《游仙窟》，以及郭湜的《高力士传》。
（2）从唐宪宗元和年间开始至唐文宗大和初年，是唐传奇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不仅集中涌现出了唐代最优秀的传奇小说，也产生了像沈既济、白行简、李公佐、沈亚之、蒋防等一大批传奇大家，而且像韩、柳、元、白这些诗文大家也写出了高水平的传奇作品。传奇的题材更加广泛，技巧更加精湛，风格更加多样，代表作有沈既济的《任氏传》、《枕中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
（3）从晚唐到五代是唐传奇的衰落期，这一时期单篇优秀作文传奇文很少，出现了较多的传奇集，如牛增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袁郊的《甘泽谣》和裴铏的《传奇》等。这些传奇集中的作品大多篇幅短小，内容单薄，或搜奇猎异，或言神志怪，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大都大不如前了。晚唐游侠小说崛起，成就最高的是杜光庭的《虬髯客传》。
9、简述南唐词和西蜀词的区别。
五代词可以以《花间集》问世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西蜀为重镇，后期以南唐为中心，但西蜀《花间词》和南唐词有着明显的区别：西蜀的花间词主要用于宴饮，浓艳香软之作较多，风格婉丽绮靡，与晚唐温庭筠一脉相承；南唐词则重抒怀，多疏淡之作，风格也较为清丽雅致，其明显受晚唐韦庄词的影响，且直接开启了宋初词风。因南唐词增加了表现人生际遇方面的真实情感，重抒情性，多选用含清雅成分的曲调，故声情高度和谐，语言趋向清雅，基本上完成了由“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的重大转变。
10、简述花间词的艺术特色。
《花间集》是后蜀人赵崇祚编辑的一部词集。集中搜索晚唐至五代18位词人温庭筠、皇甫松、和凝、韦庄、薛绍蕴、牛峤等的作品，他们刻意模仿温庭筠艳丽香软的词风，以描绘闺中妇女日常生活情态为特点，互相唱和，形成花间词派。
得名于词人张泌的《蝴蝶儿》词“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集中作品内容多写上层贵妇美人日常生活和装饰容貌，女人素以花比，写女人之媚的词集故称“花间”。这些词都是文人贵族为歌台榭享乐生活需要而写。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眉眼传情，当筵唱歌，辞藻极尽软媚香艳之能事，具有精细华美香艳的特点。《花间集》内容上虽不无缺点，然而在词史上却一块里程碑，才词体已正式登上文坛，即将分香于诗国的标志。
11、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理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不平则鸣”出自韩愈《送孟东野序》，是韩孟诗派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即认为诗文来自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实质上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音”在韩愈看来都可视作“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并不是说一定好，但前者较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因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罢了。“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出于对“文”的偏重，韩愈没有把诗与文等量齐观，正是如此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
四、论述题
1、试论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见考案第2题）
2、论陈子昂诗歌的风骨兴寄及其对唐诗发展的影响。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批判齐梁诗的“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慨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第一次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联系起来，复归风雅，追踪建安风骨，寄托济世的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提出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审美理想，要求将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辞采之美结合起来，这就与片面追求藻饰的宫体诗风彻底划清了界限，表现了他诗歌革新在理论上的自觉。
陈子昂的诗作正是他这种理论的实践。他是一个政治色彩很浓的诗人，他的许多诗作都和他的政治主张、政治活动有直接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如对武则天重用酷吏，大开告密之门，滥杀无辜的恐怖政局，陈子昂在其代表作《感遇》之四、之十二中，不但提出指责，而且表达了愤慨和忧虑。这种从“救于国”的忠义立场出发写的诗，被杜甫称为“千古立忠义”之作，归复风雅，是其振兴一代诗风的起点，使其诗歌创作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干预现实的作用。他的另一部抒怀言志的作品，更将自己匡时济世的人生抱负化为慷慨悲歌的情思，如《感遇》第三十六，组诗《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及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等，充分表达了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积极进取的精神、昂扬奋发的情调和悲歌慷慨的豪侠气概。这种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最能体现陈子昂诗歌创作的个性风采，这也正是被称为唐诗风骨的精髓，也是他提倡风雅兴寄中能反映一个时代士人精神面貌的新内容。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影响了有唐一代，他对风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诗歌美学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称为盛唐诗歌创作高峰行将到来的序曲。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开创者，对唐诗的发展以至达于鼎盛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3、论柳宗元对文学散文的贡献。（见考案第46题）
4、谈谈顾况和李益的诗各有什么特点。
顾况和李益都是大历诗坛有突出特点及贡献、对中晚唐诗影响颇大的最佳，他们的诗各有特点。
顾况是继杜甫、元结之后，提倡“风雅”，强调反映人民疾苦、针砭时弊的诗人。其诗主要体裁是古诗和乐府。仿效民歌来反映各种社会矛盾、大胆批判现实，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给中唐元、白新乐府诗以启发和影响。其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极重视从“慷慨吐清音”的吴楚民歌中汲取营养，将古体诗与民歌有机结合起来，诗风通俗明快，真率自然。其诗又具有想象大胆奇特、感情真挚，形象真实生动，通俗而又能化俗为奇、奇思异想，充满狂放之气。其诗通俗坦易的一面，影响了中唐的元白诗，其狂放不羁的一面，为中唐韩、孟诗派所继承。
李益是大历年间最优秀的边塞诗人，其诗较突出地表现大历诗歌风格的两重性：既有盛唐的余韵，也有中唐的先声，如其《送辽阳使还军》、《塞下曲》等诗，均不乏英雄主义的豪情壮志，明显带有盛唐边塞诗的馀韵，说明他是最能继承盛唐边塞诗风的能手。但李益生活的时代，因不满战乱而产生的厌战情绪和哀怨感伤情绪都在急剧膨胀，反映在其边塞诗中，就形成一种低沉悲怆的情调，如其《从军夜次六胡北饮马磨剑石为祝殇辞》、《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等诗中，无不流露出哀怨感伤的情调，既带有大历时代的特点，有开启中唐诗风。
5、论高适、岑参边塞诗在内容以及表现手法方面的异同。
高适和岑参同为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各有特色，不相雷同。
从他们诗歌的思想内容来看，他们都热衷于进取功名，都追求到边塞军中去建功立业，诗中也抒写了他们的理想、抱负，都表现了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慷慨报国的情怀，但又有明显不同，高适的边塞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了当时许多边塞诗人。他能从政治家的角度看待战争问题，并以政治家的深邃目光来看待军中生活的各种问题，如其极富盛名的力作《燕歌行》，表现了极其丰富复杂的思想：既不讳言征战之苦，更高扬战士们的爱国精神，同时对骄横轻敌、荒淫享乐，不体恤士卒的将领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揭露：“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深刻揭示了军中的不平等和事实上存在着的矛盾和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军中生活的本质，令人警醒，发人深思。而岑参诗则更多地写对主帅的颂扬、幕僚朋友之间的酬唱、道别，并在诗中大量写入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光、风物人情，并对这些神异瑰丽的景物进行了热情歌颂，突破了传统征戌诗多写边塞苦寒和士卒劳苦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边塞诗的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成为盛唐边塞题材最多的诗人。可见，高适的诗突出特色在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岑参的诗突出特色在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开拓了新内容、新领域。
就艺术表现而言，高适的边塞诗慷慨激昂，沉雄悲壮，以质实的七言歌行和长篇咏怀式的五古见长，虽诗中也多有律句偶语，但不以文采华丽见长，而是纵横跌宕，以沉雄的气势和雄浑的骨力取胜，故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称赞高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岑参诗歌在艺术表现上，借鉴了高适等人七言歌行纵横跌宕、舒卷自如的体势，而又加以创新，形式上接近乐府，但完全不用乐府古题而自立新题，用韵也十分灵活，有基本上一韵到底的，也有两句、三句换韵的，音节宏亮而意存高远，加之语言精美，艺术手法奇特，使其诗别具奇伟壮丽之美，故殷璠称其诗“语奇体骏，意亦造奇”。
6、韩愈、柳宗元对前代散文有哪些开拓？
韩、刘在散体文创作上有着众多的开拓，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勇于创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散文美学规范。他们在文学观念上否定了六朝的“文笔”之分，把散文引入了杂文学的发展道路路途；但在创作实践中却颇为重视辞采、语言和技巧，突破了一切文体的界限和陈规旧制，把大部分应用文写成了艺术性很强的文学散文。
（1）从辞采而言，韩、柳既一致反对“绣绘雕琢”、“类乎俳优者之词”的骈文末流，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尽量吸收骈文的优长，用不少整齐有力的四字句夹杂于散体文句之间，造成长短错落、音调铿锵的声情效果。
（2）从语言来看，韩愈既力倡“去陈言”，又强调“文从字顺”和“体备”、“词足”（《答尉迟生书》），其雕琢词语、匠心密运的程度丝毫不亚于骈文作家。他的散文语句准确、生动、凝练、独创，时而运用或长或短的连锁句造成一气直下的浑灏气势，时而兼收前人语言和时下词语，熔铸成精辟独到、别具一格的新词。柳宗元也力主主博采众才而自铸伟词，在写作时“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对遣词造句和文势的营造给予了极高的重视。
（3）从技巧来看，韩愈善于用变化多端的构思方式组织文章，善于通过比喻、排比、细节描写来丰富文章的形象性和感染力，他的文章既“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又自有抑扬起伏开阖照应的规律可寻，“法度不可乱”（刘熙载《艺概•文概》引《姜白石诗说》语）。从而在无法和有法之间，创立了一种与上古文判然有别的新的散文规范和秩序。
其二，韩、柳将浓郁的情感注入散文之中，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把古文提高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韩文如长江大河，澎湃流转，作者横绝奔放的气魄借其滔滔雄辩而溢诸行墨之间。韩愈在应用文中感怀言志，以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发其穷苦愁思不平之声，既变“笔”为“文”，又使“文”具备了源于现实的情感力度。与韩文相比，柳文则如崇山峻岭，简古峭拔，立意精警。他的书信，充溢着锥心泣血的身世之悲；他的游记，渗透了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他的不少论说文则具有“笔笔锋刃，无坚不摧”（林云铭《古文析义》）的特点，那慷慨激切的英姿，又使人领略到很强的艺术之美。
总之，唐代散文到了韩、柳这里，可以说是竖起了一块明确的界碑，此前，文多平庸、苍白，较少感染力；至韩、柳而面目为之一变，于浑厚坚实中寓有一气贯注的精神气脉和情感力量，展现出异常鲜明的个性特征。
7、试从语音美的因素分析杜甫《秋兴八首》之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迟。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在语音美上，我们可以将该诗作为前后两个部分来讨论，他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声音模式。
在前四行，“文武”彼此双声，并与第三行的“王侯”一样在意义上互对。第四行“异昔时”与第一行的“似弈棋”押韵，第一行之“闻”、“安”与第四行之“文”、“冠”，也分别叠韵，他们前后照应，勾联紧密。这些语音上的呼应有着深层的含义，他们象征着棋盘上的风云变化与宦海的沧桑浮沉没有丝毫不同。
第五行起就迥然不同了，在语音上，它改变为一种线性推进的模式，前四字的“直”与“北”，“关”与“山”各各押韵，接着“金”、“鼓”双声，最后的“震”与下一行的首字“征”再双声，连续双声叠韵的运用，烘托出北方金鼓震耳之声及西驰的车马隆隆的快速步伐。第六行前半以声音绘景，后半则以文字喻景，“羽书”令人联想到急速的飞驰。第七行的“寂寞”表示前此震耳的金鼓已不复存在，第五行声音的浪潮逐渐减弱，到第七、八行寂寞完全取代了喧嚷，忧思也取代了奔驰。这首诗的声音模式的变化与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思的转折配合天然、丝丝入扣。
8、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阅读这段评述并试论杜甫诗歌“集大成”的主要表现以及内涵。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集大成者的诗人，所谓“集大成”，应包括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杜甫自己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可以说是很好地概括和揭示了其“集大成”的内涵，就思想内容而言，“亲风雅”实际上是重兴寄，在创作时间上表现为写时事的写实倾向，把文学从侧重抒发个人情怀襟抱引向写民生疾苦，从理想引向现实，给文学创作开拓了空前广阔的视野，他本人的诗作即是一代“诗史”。就艺术上而言，所谓“转益多师”，就是广泛地向前辈作家学习，总结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艺术经验，对诗歌的各种艺术形式及表现方法作自觉的探讨和追求，采百家之长，并加以创新，铸就自己一家之体，杜诗集大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虚心学习前人经验，不薄今人爱古人，即转益多师。杜诗的叙事和写实，显然受《诗经》和汉乐府影响，其忧国爱民，坚持正义的精神，又是对屈原《离骚》的继承；其五古接受曹植、王粲、陶渊明的影响，对六朝文学，他颇学阴铿、何逊，并称赞庾信文章“老更成”；于近体诗，他对庾信和初唐四杰都予以历史性的肯定。杜甫力崇古调，又兼取新声，既中古体，又重近体，及要求风格、语言的古朴浑厚，又注重辞采的清丽华美。他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到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家得失，作品又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兼取众长。
（2）众体兼备，风格多样。杜甫擅长诗歌的各种题材，并多有推陈出新。其五古穷尽笔力，充分扩张境界，如其《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其五言排律更是铺陈始终，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前所未有；其七古有长篇巨制，也有短章组诗，取材丰富，包罗万象，起承转接，曲折多变，其歌行体，句法皆以散文笔法出之，气格苍老，雄跨百代；其最擅长七律，变体尤多；其七律有律体格，有拗体格，开创众多法门。杜诗的风格，除了沉郁顿挫的主导风格外，还有萧散自然、平淡简易、委婉含蓄等多种。
（3）功力深厚，自铸伟辞。“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在炼字炼句方面的功利非常深厚，句法变化和用词精炼都达到令人惊异的地步。他又善用动词和副词，注重诗中色彩的组合，常把色彩字置于句首。由于注重语言锤炼，故诗中多有优美或精警的名句，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