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游记》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关于《西游记》的思想主题，长期以来歧说并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部小说内涵之丰富性。诸说之中似以游戏之说出现较早、亦更切近题旨。清人焦循《剧说》中云：“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鲁迅先生上承其说，更进一步指明游戏之中又兼以讥讽当时之世态（以上参考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一书）。林庚先生则又创新说，认为《西游记》的成功在于其童话般的活泼自由精神，其喜剧性也来源于这种童话性。并认为这种童话性乃是时代思潮（如李贽的“童心说”）在文学中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可谓抓住了《西游记》艺术魅力的本质。此外，本书的成功还在于塑造了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关于孙悟空形象的来源学界有过长期争议，主要有来源于印度史诗、来源于本国神话与来源于二者之综合三种观点。印度故事对中国小说之影响在六朝小说中已见端倪，至于猿猴变化的故事在六朝至唐代小说中都不乏其例。其次，唐代小说中还有大量表现精怪变异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孙悟空和其他精怪形象的艺术渊源。此外，《西游记》以一个旅行（或历险）的框架结构全书，这种结构方式在世界文学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第五章  《金瓶梅》
一、《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描写人情与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开拓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纪元。但是这样一部重要作品却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首先是，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从明代以来已经有了多个答案，比如王世贞、屠隆、李开先、李渔、冯梦龙、汤显祖、贾三近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说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金瓶梅》是在民间说唱文学的基础上由某个文人整理写定的。这个说法虽然可以找到许多文本上的证据加以支持，但是文本之外的证据却很少，对于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其中的故事曾在民间流传过，可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多少文献上的记载，似乎不可想象（这跟《水浒》和《三国》的情形实在相去甚远）。其次，象《金瓶梅》中所描写的这种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太适合于在说唱文学中予以表现。关于《金瓶梅》的第二个未解之谜是其写作年代，到目前为止，主要有嘉靖和万历两说。明人笔记中首先提出此书出自嘉靖间大名士之手，至郑振铎、吴晗等人始提出万历说，迄今未能趋于一致。《金瓶梅》刊刻之前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其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1932年在山西发现）乃据初刻本翻印；明末崇祯年间所刻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则经过删削和修改，尤其是第一回作了很大改动，这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部书的主题。另外一个重要的本子乃清初康熙年间刊行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此即张竹坡评本。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删改本，然多背离原著甚远。
二、《金瓶梅》的主题、艺术特色及影响
    《金瓶梅》乃是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情节作为整体叙事框架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长篇巨制，虽然小说中的时代设定在北宋末年，但其所反映的生活场景却是属于晚明时代的。小说以西门庆这个人物为核心，描述了他在对金钱、女色、权势的追逐中耗尽生命的短暂一生，与此同时小说中又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一个暴发户家中成群妻妾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生活图景，刻画了潘金莲这样一个乖巧机变、情欲旺盛而又阴险狠毒的不幸的女性形象。此外，作者又对官场的腐败、世态的炎凉多所揭示。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酷无情、弥漫着欲望气息的成人社会，作者以一种冷静的自然主义的笔调在叙述这个社会的聚散离合，描述它的短暂的繁华和彻底的毁灭，除了一丝宗教拯救的渺茫希望之外，看不到多少理想的色彩。在《金瓶梅》中，作者以一种客观的手法来塑造其中的人物，人物的性格都更为真实、丰满、复杂，一改以往小说中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局面。《金瓶梅》中的人物已经难以完全按照某一种标准去衡量，而是应该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金瓶梅》又以一种近似于重复、琐碎的笔法去描写当时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过去小说所形成的审美期待和阅读方式（我们不再可能从中获得阅读《水浒》、《三国》等书时的审美愉悦）。《金瓶梅》所开创的题材领域与写作方式对后世的长篇小说（如《红楼梦》）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六章  汤显祖与《牡丹亭》
一、汤显祖的生平及思想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中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礼部主事等职，曾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交往。万历十九年上书议政，被贬官广东徐闻。万历二十一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归临川。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主要体现在戏曲创作上，代表作品有《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其中后三者均作于弃官归乡以后。汤显祖在思想上先后受到罗汝芳、达观、李贽等人的影响，兼备老、庄、儒、佛、心学等多种因素。在创作思想上他强调“情”的价值，这正如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所云：“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牡丹亭》的写作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
二、《牡丹亭》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牡丹亭》这部戏曲的构思受到魏晋隋唐文言小说中女鬼再生题材的启示，但又融进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杜丽娘乃是太守之女，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教，除了每日在闺中刺绣，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为了使她能够成为知书达理的“贤淑”，父亲便为她请了一位腐儒教授《诗经》。但是这样一种陈腐的教育方式却并不能遏止丽娘青春生命的冲动。在一次偷偷的游园经历中，她看到满园荒颓中的“姹紫嫣红”，不禁油然地感慨自己在孤寂中虚度的华年（“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当她回到闺中，便恹恹入梦，却不料在梦中与一位俊秀的书生相遇，二人欢情缱绻。然而春梦无痕，丽娘从此幽思成疾，以至抱恨而终。不久之后，那位梦中的书生（柳梦梅）竟然来到园中，拾到丽娘临终时留下的画像，日夜焚香参拜，感动丽娘幽魂降临。二人海誓山盟，更兼宿缘前定，丽娘乃获重生，与书生结为夫妇。在这个戏剧中所体现的这种对礼教的抨击、对人性的尊重正与晚明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牡丹亭》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其中的曲辞精致优美，充满了诗一般的抒情氛围；全剧风格在深沉、含蓄中兼以诙谐、幽默；剧中所涉及的生活面及地域空间也很开阔，这都使其超出当时的其他剧作而显得卓尔不群。
    三、《牡丹亭》的影响及流传
    在这部戏剧问世之后，立刻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由于剧中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中青年女性的普遍处境，因此尤其受到她们的青睐。万历年间，江南才女冯小青曾在幽居水阁的凄寂生活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表达了她心中强烈的共鸣。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戏剧家沈璟曾将此剧改编，以适合昆腔的演唱形式。现代戏曲大师梅兰芳曾排演昆曲《游园惊梦》，是对该剧《游园》一出最为完美的演绎。
    第七章  明代短篇小说
    一、短篇文言小说
    明代前期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主要以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代表，再加上万历年间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可合称“三话”，这三种小说集主要上承唐人传奇笔法而较少创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集则有宋懋澄的《九籥集》、《九籥别集》，冯梦龙纂辑的《情史》，以及朱孟震的《河上楮谈》、《汾上续谈》等。这些集子中虽仍带有前代小说的痕迹，但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如《九籥别集》中的名篇《珠衫》即完全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冯梦龙等人的拟话本小说亦曾从这些文言小说中取材。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仍然包含不少狐鬼花妖的题材，可以视为唐代传奇与清代文言小说之间的一个过度阶段。
   二、白话短篇小说
    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时期已较为发达，宋代小说家话本中的某些篇目得以保存在明人所刻的《清平山堂话本》中，使我们可以略窥当时白话小说的概貌。到了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大量涌现，标志着这种文体形式的成熟。其中冯梦龙和凌濛初先后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乃是这类小说的集成。现在一般认为，“三言”中包括了一部分经过改编的宋元话本，此外基本是明人（包括冯梦龙）的创作。“二拍”中的作品则基本出于凌濛初的个人创作。冯梦龙对白话小说的关注乃有其明确的“导愚适俗”的主张：“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叙）”这注定“三言”会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但是其中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已经带上时代的烙印，比如对于人的自然情欲的充分尊重，对背离礼教的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宽容等。“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也更加广泛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他们的爱情婚姻生活。其中的许多作品在叙事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廊独占花魁》即是历来受人称道的名篇。在“三言”、“二拍”之外，明末人刊刻的《西湖二集》、《型世言》也是较为重要的白话小说集，但其艺术性都已大逊于前。
    第八章  晚明小品
    小品文是公安、竟陵文学主张的产物，体现了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这类文章不拘形式，不限题材，随心所欲，没有道学气，最能体现出人的性情和襟怀，所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从自己胸中流出”。在晚明文坛，小品文的代表作家有袁宏道、袁中道、谭元春、刘侗、王思任、张岱等人。袁宏道为人洒脱，不滞于物，辞官后纵情山水，写下大量小品文的佳作，如《高梁桥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均文字清丽活泼，令人怡情悦性。谭元春、刘侗等竟陵一派小品则幽深孤峭，于新奇拗涩之中蕴涵深趣。王思任则于幽峭之中杂以谐谑，似又别为一体。张岱则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张岱中年经历明朝的覆亡，家境也随之败落，所以他的小品文中常暗含家国之痛与沧桑之感。张岱拓展了小品文的表现领域，各种题材、各种文体到他手中无不各臻其妙，而且获得一种表达的自由。
    清代文学
   第一章 清代文学的时代特征与发展演进
    清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个段落，它的发展既与前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与时代演进密不可分。这使得清代文学更具包容性，也更富于变化。
    第一节  政治与文学
    与前代文学相比，清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明清易代之际，抗清志士、遗民诗人以及钱谦益、吴伟业等对鼎革或激烈、或隐曲地反映将古代文学与政治色彩大大强化了。而自明末发端的时事文学也突出了小说、戏曲在表现现实重大政治题材方面的真实性、时效性。近代文学更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
    第二节  集大成的文化趋势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
    清代文化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对古代文化集大成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文学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第一，文学观念更趋自觉、成熟和包容性；第二，各体文学在清代都有所发展；第三，在一些领域，如小说方面，出现了能全面体现古代文学丰富内涵和艺术成就的优秀作品。
    第三节  走向近代化
    清代文学上承晚明文学，继续向近代化方向发展，为中国文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近代化的表现是一个过程，首先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与传统观念相背的新的思想意识；其次，在文体方面，也有所革新，特别是到了晚清，社会变革的要求与新的传媒，使各体文学革命成为一种时代要求。　
    第二章   清代戏曲
    继元杂剧、明传奇之后，清代戏曲在戏曲发展史又有了新的特点，戏曲体制更加完善，文人化的倾向也有所加强。与此同时，戏曲在民间也孕育着新的变化，形成了以京剧为代表的各种地方戏。
    第一节《长生殿》
   《长生殿》是传统的李、杨题材的新发展。李、杨题材具有新奇性和丰富性，历代作家对这一题材的处理，回避与增饰兼而有之，《长生殿》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突出“至情”和“兴亡”的主题，赋予了这一题材新的艺术生命。其中《密誓》、《惊变》、《哭像》、《弹词》等出，脍炙人口。
    第二节《桃花扇》
   《桃花扇》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描写了南明王朝覆灭。作者意在总结历史兴亡的普遍经验。剧中的李香君富于正义感，是戏曲舞台上少见的女性形象。《却奁》、《骂筵》等出，表现了她气节和刚烈，也可看出剧本描写人物的高超技巧。
    第三节　花、雅之争
    戏曲发展到清中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自明中叶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昆曲，至此开始为更富于生活气息的地方戏所取代。昆曲被称为“雅部”，其他地方戏被称为“花部”。地方戏与昆曲的争胜过程则被前人描述为花、雅之争。京剧的形成是戏曲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但昆曲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许多地方戏的剧目也可以在昆曲中找到他们的祖本。
    第三章   中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白话小说在清代有了新的发展，中短篇小说的既适应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也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的出现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第一节　体制与创作特点
    白话小说经过宋、元、明三代的发展，已有成熟，并在文体、题材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随着白话小说广泛地为文人小说家所创作，在体制与创作特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短篇小说的章回化，中篇小说的广为流行，叙述风格与角度的灵活多变等。
    第二节  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是清初小说的一个热门题材，从思想上看，它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晚明倡导真情的文学的折衷，艺术结构虽然较为简单，但笔法的精致也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作了有意义的尝试，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值得一读，如《玉娇梨》、《好逑传》等。
    第三节  李渔的小说
    李渔是清初一位很有个性的小说家，他在明清易代尘埃落定后，迅速选择了一条带有职业化特点的通俗文艺家的生活方式，大量从事小说、戏曲及其他畅销书的编印发行。他的作品充满喜剧色彩，追求一种通脱自然、轻松诙谐的思想情趣与艺术风格。
    第四章  《聊斋志异》
    文言小说在唐传奇之后，虽代有创作，续有发展，但其光芒为同时白话小说所掩。《聊斋志异》的问世，带来了文言小说的中兴。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与创作
    蒲松龄在科举道路上很不得意，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他的创作与这种特殊的身份与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不同于那些精英阶层的文人，与冯梦龙、凌濛初等周旋于市井间的通俗文艺家也有所区别，他更多地关注的是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对普通士人的精神追求也表现了极大的同情。
    第二节　丰富的内容
   《聊斋志异》体裁复杂，以短篇小说为主，兼有杂记、寓言等多种文体，故事来源也不一，有得之传闻的，也有出自前代文献的，但其中较为重要的作品往往并无依据是蒲松龄匠心独运的创作。《聊斋志异》题材广泛，其中《促织》、《席方平》等作品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权势者的残暴，并歌颂了民众的反抗精神；《贾奉雉》、《司文郎》、《叶生》、《王子安》、《胡四娘》、《镜听》等则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其社会危害；而《婴宁》、《小翠》、《连城》、《阿宝》等则塑造了一批聪慧美丽的花妖狐魅和志诚痴狂的青年男子，讴歌了纯净的精神追求和美好的爱情。
第三节　艺术特色
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小说情节曲折与细节丰满，较之以前的志怪、传奇，有很大的发展。语言华朴兼擅，古雅清新，凝炼而富于表现力。“异史氏曰”拓展了小说的思维空间，使议论与叙事相互补充。
第五章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小说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因此，如何处理这样一个没有剧烈情节冲突的题材，从结构、人物、描写、语言等各方面，对小说家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与创作基础
“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祖上荣耀与“乡里传为子弟戒”的现实压力，使在科举道路上不得志的吴敬梓精神极为痛苦，移家南京，接触了更广泛的社会面，特别是知识人群，为他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第二节  儒林命运的历史反思
文人作为叙事者，不再盲从上层意识形态，与世俗文化心理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了突出儒林人物的精神状态，作品以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写，同时又广泛涉及了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作者的描写既有现实依据，又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思考，使《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超越了一般的世情小说，而表现出一种全面总结历史文化的意识。
第三节　讽刺艺术和情节结构
《儒林外史》以前的小说，也时有讽刺描写，但象《儒林外史》这样，以讽刺作为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讽刺手法又表现出多样性，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故事情节的淡化，是《儒林外史》的特点之一，也反映了一向重视情节离奇、巧合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审美特点上的新变化。
《儒林外史》在结构虽无情节主干，但分散的人物与自成段落的故事，仍然前后呼应和衔接。思想的内在统一保证了作品的“形散神不散”，而散点透视式的描写，又更加自由灵活地展开了流转、开阔的社会场景。
第六章   《红楼梦》
《红楼梦》是小说史上的高峰。这一高峰是曹雪芹创造的结果，也是二百多年来无数读者通过不断的接受认识共同塑造的结果。
第一节　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创作
   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及情节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新红学”以来的考证研究所证明了共识。关键是与此相关的对小说性质的认识，《红楼梦》当然不是曹雪芹简单的“自叙传”，但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的经历与感受却有着比以往任何一部古代小说更重要的联系。它强化作品的现实性与情感力度，而曹雪芹不以“奇书”自诩，既强调“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又着意“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创作理念，更使《红楼梦》达到了古代小说艺术思维的新高度。
第二节  没落的贵族家庭与新的人生态度
《红楼梦》的内容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一是作者深刻全面地描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没落。作为以家庭为核心的小说，《红楼梦》较此前的同类小说如《金瓶梅》等有极大的发展。作者通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揭示了贵族大家庭没落的原因与表现，其中最严重的是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无论是贾政、贾赦、贾敬等人的昏聩，还是贾珍、贾琏以及贾蓉等人的荒淫，或是贾宝玉的率性而为，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都不能承担起“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秦可卿语）。而在“富而好礼”的掩饰下，家庭成员内部的尖锐、复杂矛盾，又昭示出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的哲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以强烈的同情，描写了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宝玉鄙弃世俗与传统观念，不愿秉承父辈旨意，走求取功名之路，这使得他从心底里亲近与功名无缘的女性，特别是与志趣相投的黛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这一脱离当时社会现实的感情追求，难以有美满的结局。相比之下，宝钗的世俗更多赢得了家长们的认同。后四十回描写黛玉的早逝、宝玉的出家和宝钗的独守空房，完成了宝、黛、钗的悲剧命运。不过，从曹雪芹的命意来说，“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是一种对现实更为彻底的否定。
第三节  艺术的高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高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旨写情，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二，真实而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三，整体结构的严密、精巧与情节安排的灵活多样；四，高超的语言艺术；五，浓郁的抒情意味。
第七章  传统文体的新发展
清代是诗、词、文全面丰收的时代。虽然这些文体在清代以前早已成型，并出现过创作的高峰，但清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以更为细致、精巧的笔法，将上述文体运用得得心应手，进一步展示了传统文体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诗学四派
清诗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诗学主张与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
第二节  词的演进
词至到清代，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一种与诗并立的、独立的抒情文体。清前期的陈维崧、朱彝尊等人为清词奠定了超越元、明的基础，而纳兰性德则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词多写离别相思与个人闲愁，风格却不纤弱，其中融入了对人生的体悟，较之前人同类作品有所开拓。张惠言则在词的理论上有所发展。
第三节  桐城派
康熙至乾隆年间产生的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一个散文流派，持续时间长达二百余年，几与清朝相始终。桐城派创始人是方苞，他论文最重“义法”，这里所说的“义”即“言有物”，也就是要有内容；“法”则是“言有序”，也就是指形式技巧。刘大櫆继方苞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文章的作法，着重探讨了“神气”、“音节”、“字句”的关系。姚鼐则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备的观点。至此，桐城派完成了自己的古文理论构建。由于这一理论构建借鉴了历代古文创作的经验、教训，因此，又是古文理论集大成的表现。
第八章　古代文学的转型
近代文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背景，因此，它必然带有大变动的特点。它在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开始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全方位的，即有思想观念的，又有艺术形式上的。而由于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不彻底，艺术形式上的转型也有很大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变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展开了，近代文学因此获得了较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重要的方向性、过程性意义。
第一节  龚自珍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虽然距近代社会的大变动还有一段时间，但他无疑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变动的即将到来，或者说，他通过自己对社会敝端的观察与思考，最早以文学的形式呼唤着改革的到来。《已亥杂诗》是龚自珍以七言绝句形式写的大型组诗。这组诗有强烈的现实感。
第二节  诗界革命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改良派兴起，文化思想界发生了“旧学”与“新学”的对立，热心宣扬新学的夏曾右、梁启超等人，写诗时大量采用新名词、外来术语及典故，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被称之为“新诗”。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出之。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他的诗“吟到中华以外天”，大量抒写外国的奇异风物、重大历史事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表达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