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从黄翔到郭路生：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知青之歌与白洋淀诗群：从郭路生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始，下乡的知青开始了他们并不一定自觉的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诗歌创作。同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单调无味，思想的苦闷无聊使他们开始了传书，甚至开始协作和相互传抄。舒婷就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写诗的情况下声名远播的。顾城在文革时期随顾工到山东农村下乡，跟父亲一起放猪，但是心中还怀着一些梦想，于是就写诗，最后还发表了。然而知青创作并不是都有着顾城和舒婷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作品离主流意识并不远，但是也不主动的迎合主流意识，他们不再歌颂上山下乡的喜悦，他们写对亲人的思念、对情人的依恋、对寂寞和无聊的插队生活的排遣。但是后来出了“任毅事件”，知青们有了保密的意识，地下文学因之而得名和产生。
白洋淀诗群：河北白洋淀知青点，离北京近，而且聚集了大批官员子弟，最前沿的西方著作被中央统一引进，共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参考，白洋淀诗人则利用了这些优势。芒克、多多、根子等一批白洋淀诗人的出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手抄本小说：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手抄本小说。这些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被经手的知青们逐一更改，弄清这些变化过程，对于研究者们对文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探索，是很有益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几种：
a有一类手抄文学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b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
另一类作品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后来证明意义较大。毕汝协《九级浪》写女青年堕落的过程，男女情爱和性爱。赵振开的《波动》写时代中的政治中的爱情，精神状态、信仰危机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靳凡《公开的情书》据说是根据作者与朋友的真实通信而作，情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主题是理想、革命、精神……
通俗小说包括侦探、武侠……关于性的文学《少女的心》，写少女与其表哥的三次由浅入深的性接触，从笔触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可以想到，作者并非为文学创作而创作，而是很可能是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少女的内心感情的真实抒发。
第十一章 时代的转折和文学的复兴
文革结束之后文坛的转机：粉碎“四人帮”时，一批诗人和作家为此而欢呼，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袁水拍的散文《十月的长安街》。然而到1978年底，人们还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从1977—1978年文坛上的作品依然是“文革文学”。思考“四人帮”的罪恶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进而是破坏老干部，沿袭着文革时期的观念，使某部戏剧中出现这样一句台词“他竟然连主席都敢批判？”至于之后的“人”、“人性”、“人的权利”的思索都不是这一时期文学关注的到的。
歌颂党和国家领袖的主题，如李瑛《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是歌颂周恩来的作品，这与文革时期红卫兵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在缓慢中推向前进。
建设四个现代化主题。华国锋提出“大干快上，建设四化”的口号，国门打开一条缝，知识分子看到外部世界的情况，意识到自身的缺陷。
一种低沉的和深沉的甚至痛苦的思考，取代了1977年时欢呼文革结束的狂喜。我们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徘徊，光明还是黑暗都无法确定。
小说创作界在沉思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苗头。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心武突出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的政策影响下进行的。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透露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要求放松了一些，只要他们爱国就可以了。
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交锋，并从理论争论扩展为政治表态，极大的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使作家得以被释放并正名。归来的作家和诗人在告别文坛二十年后，重返文学舞台。恢复高考使一批正在上山下乡的对文革有深刻体验的知青，得到了机会从他们之中成长起来一批知青作家。两代作家聚集使文坛出现新的生机。
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卢新华《伤痕》1978年9月发表时被批评为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革命。但却获得了1978年的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奠定了伤痕文学的基本形式，1979年--1981年是伤痕文学的时代。郑义《枫》（短篇）、冯骥才《啊》（中篇）、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李发模《呼声》（叙事诗）。
伤痕文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品还缺乏深度，作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知识结构不健全。唯一的优势是有亲身经历。所以他们痛心疾首却无力去深层思考，加之此时中央尚没有从政治上否定文革。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们开始追寻文革中灾难的根源，从而对十七年历史进行了回顾，被称为“反思”。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在中央尚没有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情况下，在作品中给右派平反；张弦《记忆》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生《立顺大造屋》、张一弓《犯人立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杨牧《站起来大伯》。
反思作家让人们看到社会怎么样了，他们那一代作家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关心政治，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要深沉，有历史重量和作家思想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伤感。在反思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又出现了改革文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处的作家是勇敢的，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缺欠，刘宾雁《人妖之间》（报告文学，写干部腐败问题）、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发表后大受好评，在中国新诗史上很有地位）。《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
由于现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当时社会下层已经开始进行改革，文学作品的改革倾向越大了。但在改革问题上，作家走的很慢，很谨慎，大概是由于对新的经济形式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迷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改革文学潮头作，但并未反映多少改革内容。这里的乔厂长不过是恢复生产。真正的改革文学是对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反映的作品。何士光《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燕赵悲歌》，大赵庄，武耕新。
此后，改革文学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回避生活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进入道德领域和人的心灵深处来反映时代。代表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人写人们内心对新东西的抵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家，他们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待改革。如《鲁班的子孙》写了父子两代木匠，儿子认活不认人，干活就收钱，被村民所指责。作家们虚构了许多不择手段赚钱，有钱就变坏的人物形象，表现社会的物欲横流。
另一种倾向是张炜为代表，站在改革的主要矛盾的层面上，用怀疑的主要的目光看改革。所以曾被误认为反改革。其实他们的本意是支持改革，但不允许改革改象他们所写的哪样改，不允许改革改到他们所写的那个样子。张炜《秋天的思考》（写竞争起点不平等的问题）、《秋天的愤怒》，矫健《老人仓》（地方干部用改革发黑财），晓剑《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一女子为权力和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城市改革的作品。张洁《沉痛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有意识流的痕迹）。
寻根文学运动：寻根运动是1984年底出现的，1985年形成高潮的，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杭州会议讨论文学的发展问题，会后作家都发表理论文章，而且都举起了“寻根”的旗帜。
韩少功《理理我们的根》认为文学应该有根，跟深才能叶茂，文学的根应该植于大众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出现了问题，在文革中已经被扫荡，主流文化已经腐朽，而民间文化仍然是鲜活的，因此，应该从民间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寻访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山西文化的破坏的历史。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感叹我们民族文化的衰败。
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文化中还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特点呢？”
这些作家从为文学寻根开始，进而为文化寻根。在人为组织和理论倡导之下，作家怀着明确的寻根意识，以理论和文学创作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这场寻根运动。该运动更深一层的背景有：
1、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一些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
80年代初中国掀起的文化热与新儒学有关，国内的新儒学与国外的新儒学有关，国外的杜维明等人的文章进入大陆，国内的梁漱名等人有崛起。他们认为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使社会道德败坏，重建文化秩序就要回归儒家传统。
2、现代化的紧迫感
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受到了现实的阻力，情绪受挫的情况下回顾历史成为必然。
3、来自国外的影响，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就是拉美寻根文学的代表，给了中国作家很多启示。
寻根文学的主要表现：寻根文学实质是一种文化发掘，宏扬民族文化。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宣扬道家的超然物外、无为而无不为、天人和一。郑义《远村》《老井》写边远困苦地区的人与人的和谐，及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情怀。韩少功《爸爸爸》用一个傻子影射了亦神亦怪而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性格。郑万隆《生命的图瞻》属于异乡见闻，他的根寻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走向民间的同时走向了半原始的生活状态，以对半原始的愚昧的生活的赞叹，追求痛快淋漓。莫言“红高粱”系列，为了赞美野性，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美化了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认为他们那一代是完整的，而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反映了作家在诸多压力之下活的不象个人。张曼菱不太极端，多写新疆的比较开放的爱情生活。
寻根运动的影响：
1、正面影响，超越了政治视角，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2、负面影响。1）宏扬道家的人生哲学，用来批评我们的正统文化，并对道家寄予厚望用传统的一反面来批评传统的另外一方面，行不通。 2）给民间文化高度评价，用民间文化救治主流文化，却没有看到民间文化包含着许多历史留下的垃圾，还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滞后与主流文化。 3）回头是岸，主张社会倒退，反文化。 4）理想化的超越，认为高度现代化之后，还要回归东方文明，不妨直接达到天人和一。
现代派及其流变：现代派的序幕，王蒙《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在《布礼》（70年代末）中，王蒙已经开始打乱时空的秩序，尝试新的写作技巧。现代派真正的创始者是高行键。文革结束后就开始模仿西方现代技术，但是发表了许多小说没有被重视，转而普及现代小说的相关知识。中国许多作家有意地模仿西方的现代派技术，而屏弃起思想内容，拒绝荒诞。个别现象有，莫应丰《驼背的竹乡》有一些荒诞的故事。
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小说
二人都出现于1985年，1985年是中国文学新潮的开始，被称为“85新潮”，各种流派和年轻作家纷纷出现，中国文学在各个方面进入真正的百花齐放，种种探索并发。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刘索拉是音乐系的，文学功底不深。他把对周围人的片片段段的描述集结起来，就构成了时空顺序错乱的的意识流的现代小说。80年代的青年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自我和个性，反传统，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限制和压力使这些激进的青年彷徨。
莫言、残雪的小说：莫言发育比较晚，上小学时还不太会说话。成名作品是《透明的红萝卜》（黑孩儿，别人怎么欺负都不说话，也许是作者的化身）用独到的视角写别人看不到的事，夸大别人认为不足道的事，按照自己的感觉来主观化客观世界，被称为“感觉化”。莫言经常津津有味的写一些很丑的东西，美化尸体、粪便和野狗等，被人称为审丑。他以极不恭敬的态度写自己的先人，不回避人性的丑《红蝗》《十三步》揭示人性的冷漠。
残雪，高中文化，做过服装商贩。《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突围表演》。在残雪的眼中，世界上没有光明的东西，世界和人性都是阴暗丑恶的。
王朔与王朔现象。王朔最早的代表作是“顽主”系列，《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写那些都市中吃饱了没是干，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形象。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他们玩世不恭，采取快乐生活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社会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们有个性，愤世嫉俗，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叛不是健康积极的。
王朔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假定性，在生活中不一定有原形。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受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喜爱。这来自于态度作品中的调侃、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消解还有他反映了一代青年因为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苦恼。《玩主》涉及到了人的精神状态
进入九十年代，王朔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式改变了创作思路，写了《渴望》。他不再挑战权威，转而嘲弄知识分子。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为王朔的痞子文学找到了根，就是（部队）大院文化，他们的父辈就曾经是痞子，他们这一代想做痞子，但社会不允许，所以只好做文学的痞子。
从马原到余华、苏童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内容上写血腥暴力。
第十二章 90年代至今的文学
90年代文学:趋时应变,蓄势待发　　
处于世纪之交的90年代的文学具有独享天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给90年代文学带来异样的气质:开放性、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物质主义重心的倾斜；个性特征的张扬;都市、女性、商贸等类别的拓展……奠定了90年代文学在20世纪总体进程中特殊的、积淀与过渡性的、不可替代的地位。90年代的文学情境已自然成为百年来的最后一道风景线,其独享天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引起了文学界及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兴趣。无庸置疑,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繁荣期。它走出了历史的泥泞,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等一个又一个文学热点的转换:从创作的复苏到文学的振兴；从步调整齐的轰动效应到旋律驳杂的声部交错；从文学之门的开启到各种外国艺术潮流的全面引进；从创作倾向的多样化到美学思潮的多元化,尽管80年代文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无疑为90年代文学的启动提供了一个相当高的历史起点。90年代初期的文学态势与80年代后期并无鲜明的界线。许多重要的文学特点和现象都是顺势沿袭过来的。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呈现出的“文学圣殿的倾斜”、“作家光环的暗淡”、“轰动效应的失却”等还有增无减。一时间作家圈内,有的缀笔,有的改行,有的下海……令人困惑不解。文学创作的纷纭之态也达到“乱花迷眼”的程度。铺天盖地而来的通俗文学几乎将严肃文学排挤得无容身之地。难怪当时有的评论家一度以“衰落”、“危机”、甚至“死亡”等极端化的字眼表示出严重的忧虑。及至90年代中时,经过一阵混沌状态之后,文学情势方逐步显露出一些独立的品格和异样的气质。二世界冷战局面的结束及多极化格局的出现,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日益强化,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形成90年代文学演进的大时代条件。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经济建设为重点的观念的不断深化,图书竞争市场新格局的出现,作家写作方式的现代化改善,文化传媒手段的丰富化……造就了90年代文学存在的具体的生态环境。90年代文学的生存策略必须是、也只能是及时地趋时应变。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文学多元格局在80年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平实的、稳健的一步。总之,90年代文学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将会继续其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从80年代理想主义的启蒙到90年代物质主义重心的倾斜,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人生的活剧、情感的波澜、关系的沉浮、人性的开掘等,都悄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的演化。三多元格局的开放体系的形成,给90年代文学带来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质。80年代中期已展露风采的女性文学演进至90年代,由于一批晚生代女作家的加盟更显出骄人的成绩。三代人顺承的女性作家汇集成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创作集团,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大领域中纵横驰骋。这在一向以男性作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实属一道罕见的景观。被人们称为“时代的纪念碑”和“文学的重型武器”的长篇小说在90年代创作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平均每年八九百部的数目已相当于建国后17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总和,创下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可惜的是精品力作不多。另外,90年代的学者文学在散文圆地上成绩斐然。他们重点以随笔和杂感的形式领悟人生、反思历史、探求哲理、针砭时弊,表现出激情的深沉和睿智的超越。其它还有以创造性的虚构化写作而形成的现代寓言文学,以表现人物心理流变而见长的情感分析文学,以现代思维探险熔铸而成的幻想文学等,也都日渐成为90年代文苑的一朵朵奇葩。进入90年代以后,雅文学与俗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走向。它们自身都在进行着一次大调整。出于生存竞争和发展自我的需要,彼此都发现对方有值得汲取的“营养素”。两者从疏离渐渐趋于合流。特别是一些雅文学作家开始从“高雅的创新”和“超前的试验”,转向“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四从传统型文学向现代型文学过渡,从闭锁型文学向开放型文学过渡是20世纪我国文学演进的总轨迹。在百年来的漫漫历程中,文学经受了阶级搏杀的磨砺、革命烽火的洗礼、反抗侵略的锤炼、新旧转折的欣喜、文坛左右的纷争、百花凋零的浩劫、吐故纳新的探索……时至今日,世纪末的90年代文学尚不能给这个过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