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它第一次放出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
它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的破发。一旦破了，它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
……
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任自然罢了”。
——许地山《缀网劳蛛》

后期小说现实主义倾向加重，社会不平和阶级对立成为许地山小说的基本背景。如《在费总理的客厅》、《春桃》、《铁鱼的鳃》等。
《春桃》写春桃、向高、李茂之间的情感纠葛。春桃与李茂成亲那天，由于乱兵的冲击，两人在逃跑中离散。后李茂参军，双腿伤残后流落街头成了乞丐。春桃流浪到北平以捡破烂为生，与伙计日久生情。李茂巧遇春桃后，被春桃背回去。后春桃成了李茂和向高的媳妇，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家庭。在小说中，春桃尤若一个得道高僧，超越了凡世的清规戒律。春桃心中，已无男女，众生平等，丈夫已非丈夫，媳妇已非媳妇，一切皆空。慈爱与宽容，超越世俗的观念，已经成为了宗教的“空”的观念。
（三）人生写实派小说及乡土小说家
围绕文学为人生的理论主张，创作宗旨和创作实践而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流派。以文学研究会1921年成立为标志，分化于20年代末，后分化为社会剖析派和京派。
同时，文坛上还出现了写实小说的乡土小说创作热潮：如王鲁彦的《柚子》；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的《地之子》等。鲁迅的《孔乙己》、《风波》、《故乡》、《祝福》等也可以归入乡土小说之列。
五四文学革命发现小说具有启迪民智的社会功利性和思想启蒙的作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通过小说来警醒世人，同时也是新文学扩大阵地的需要，受到外国现实主义的影响而从事的创作活动。
是为人生文学观念的延伸，也受到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对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的回忆和抒写，对传统乡村陋习的揭示，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在创作倾向上注重社会性以及写实的多元性，侧重于社会理性的思考，不成熟，幼稚，片面的将文学理解为社会启蒙的工具，注重文学的宣传效果。
主要作家：叶圣陶、冰心、庐隐、许地山、王统照、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等。
叶绍钧（1894－1988）：原名圣陶，江苏苏州人，小说家、教育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早期问题小说家。我国最早的童话作家之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新诗刊物《诗》，是新文学开创期最早取得较高创作成就的作家之一。小说主要写小市民的灰色卑琐人生。《隔膜》、《火灾》、《线下》、《潘先生在难中》、《倪焕之》（长篇小说，写于1928）。小说结构严谨，语言纯净。
初期问题小说主要以“爱”与“美”为题材，回答严峻的社会问题。
问题小说创作成熟后过渡到对小市民灰色人生的表现，这是其小说创作的主要成就。
小说多以教育界、学校生活为题材，称为“教育小说家”。通过对教育界的黑暗内幕，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旧的社会。
对知识分子弱点的关注和审视是其小说主题的又一个重点。
《倪焕之》(20年代重要的长篇):小说把中国辛亥革命、“五•四”到大革命失败前十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作为倪焕之成长的舞台，描绘了十年间社会生活的各种人物群像。倪焕之怎样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由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向一个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步的艰难历程。在苦闷、彷徨、软弱、动摇中走完人生历程的描绘正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求人生和真理的真实写照。小说具有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
《潘先生在难中》：写一个小学校长潘先生唯唯诺诺、庸俗猥琐、甘心屈辱、苟安侥幸而又表里不如一的奴性人生，小说指向的是扭曲人性、污染灵魂、铸造灰色人生的灰色时代。
叶圣陶的小说格调朴实、冷隽、自然 ；结构严谨、匀称（讲究点题、章法、布局和结尾）;语言规范、严谨、平实、纯正。冷静与客观是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特色。
      叶圣陶作品还有童话集《稻草人》(1923)、《古代英雄的石像》(1931)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小说集有《竹林的故事》、《桃园》、《莫须有先生传》、《枣》、《桥》等。受陶渊明和李商隐的影响，具有反朴归真的人生态度和肃穆静观是审美态度，小说具有传统文学的余韵，有唐人绝句的诗词意境。有“唐人绝句式”的小说之称。小说具有诗化倾向，跳跃性大，思想深奥，含佛理禅机，玄妙晦涩，让人颇费心思。小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淡雅神秘，艺术味浓郁，展示生命的活力和乡村的静穆，创造了一个古朴明净、清野朦胧的艺术世界。
《竹林的故事》：写河边竹林旁一户人家，父母和三姑娘以打鱼、种菜过日子，怡然自得，其乐融融。后来父亲去世，三姑娘和母亲仍以卖菜为生。三姑娘内心纯洁无暇，自然优美，即使是卖菜的商品交换，也是一种情感交流，丝毫不沾染金钱气息。。通篇小说充满了平静如水、恬淡如山的诗意和牧歌情调。
长篇小说《桥》用10年时间写成。上篇写程小林与史琴子订婚的故事，诗意盎然。下篇写10年后，史琴子的表妹细竹，程小林被她的清新自然、天真无邪所倾倒。故事没有落入三角恋爱的俗套，每个人的感情都真诚无邪，融化在大自然的美丽之中，纯洁而自然。小说笼罩着浓郁的乡土田园风味，淳厚的诗意气息和淡远的人生情怀。
废名以诗意和美，消解人间的苦难和邪恶，显得卓尔不群。通过古民的淳朴美德和寂静之美，被现代文明浸染后对传统的回归，是一种对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文化的思索：通过传统的保持和回归来达到现代化。
四、“自叙传”抒情小说（艺术派小说）及其他主观浪漫型抒情小说
主要集中在创造社作家群，主要有郁达夫、郭沫若、叶灵凤、张资平等。受到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同时受到20年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小说主张再现作家的生活和内心心境，不强调对外部世界的描写，侧重作者心灵、心境的大胆敞露，揭示个人内心隐秘和灵与肉的冲突，尤其是处在变态社会中人的变态性心理，以此作为向封建旧道德和礼教宣战。
主情小说丰富和拓宽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领域，使中国现代小说出现出多姿多彩，同时为后来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笔名文、达、旭、春江钓徒、赵廉等，浙江富阳人。1912年开始旧体诗创作，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与郭沫若等创立创造社。左联成立时列为发起人之一，后退出。1933年移居杭州，写了大量山水游记。抗战爆发后，赴武汉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是20、30年代主情小说的代表人物。思想和创作受歌德、图格涅夫、卢梭的影响。1921年10月出版的小说集《沉沦》，是第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小说处女作《银灰色的死》，代表作《沉沦》。1938年到新加坡，主编《星周日报》。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日本宪兵杀害。
1922年前的小说主要是写“性的苦闷”，1922年7月回国后，作品的目光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的被损害者和侮辱者，诉说“生的苦闷”。
郁达夫的小说主题:突出表现五四青年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和被生活挤出轨道的“零余者”的哀怨。另一个主题是鲜明的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
作品有《沉沦》、《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采石矶》、《过去》、《银灰色的死》、《迟桂花》等：以青年人生为题材，以罕见的直率与真诚洞察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秘，表现人生的苦闷和变态心理的“零余者”形象。“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作品流露出一种感伤美与病态美，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病。小说体现了郁达夫的中国名士气度和自由民主精神。
《沉沦》：描写的是一位在日本求学的中国青年的生活经历，其中渗透着作者自己的生活感受。作品中的“他”是一个喜爱高尚和洁净的人，患有严重的忧郁症。他生活在异国他乡，“孤冷得可怜”，在周围时时感受到种种轻笑、愚弄和妒忌的眼光，常常有难言的羞耻和寂寞向他袭来，他常常是“含着一双清泪”。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在孤独和忧愁中涌起一阵阵怨恨的感情，视异国的日本学生为仇敌，“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另一方面，一种弱小民族的自卑感压抑着他，使他意志软弱、心情颓丧，在精神上又不能完全自立，获得丝毫的心理安慰。这一切，在他青春的躯体里，引起了强烈的骚动，他把一切生命的感受都集中在情爱中，以期得到补偿，“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他内心的怯懦又使他根本没有勇气去追求异性的爱情，因此使他陷入了矛盾的病态心理状态。他一方面痛骂自己是“畜生”、“狗贼”，一方面不可遏制自己追求异性的欲望，怀着虚怯然而渴求的心理去偷窥女人洗澡，强压内心的恐惧走进妓院，他虚弱的灵魂经过一番激烈的跳动之后萎缩了，像梦游者似的向水中走去。在自杀之前，他望着西方一颗摇曳不定的明星，泪水横溢，喊出了震撼人灵魂的声音“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呀！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写“他”因为内心痛苦而形成的变态性心理，这种心理是受岛国歧视造成的，写青年渴望祖国的富强但不知道怎样去奋斗的苦闷，主要在暴露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对人性的挤压。表现了新旧文化交替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共有的精神苦闷——弱国子民之痛。
郁达夫小说的特点：
自我写真（大胆的自我暴露，感情率真、诚挚）；
感伤的抒情，单纯的感伤抒情格调，忧郁、颓废、忏悔情绪。作品整体上的呈现出一种感伤美的自然美。
结构的散文化，小说善于创造风景画，呈现出强烈的诗情画意，用瞬间万变的自然景物来创造和渲染气氛；
流丽、清新的文笔。
小说塑造了一个“零余者”人物序列形象（社会人生被侮辱的形象，孤芳自赏、郁郁寡欢的人物形象）。
    郁达夫的小说呈现出强烈的士大夫情结，有着挥之不去的传统隐逸思想。《迟桂花》折射出作者人生跌宕中的身心疲惫和对自然纯净境界的神往，是郁达夫后期小说的代表。
    如何看待郁达失夫小说中的色欲描写：小说中的色欲成分常作反判封建道德，抨击封建礼教的表现，具有挑战和宣战性质；作为探索人性的窗口，性的苦闷涵盖有深广的社会内容，而非官能刺激和肉欲挑逗；性在郁达夫小说中常有自我解剖、认识意义；性在郁小说中常是人性冲突、精神升华、灵魂超越的通道；性在郁小说中是一种审美呈现，具有美学和心理学价值。故此，郁小说中性的描写并非淫靡成分，而是审美的题材开掘。
（二）淦女士
淦女士：原名冯元君，善于写袒露内心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春痕》等。主要写青春期女性的爱情生活。以抒情独白和大胆袒露内心的手法，表现五四退潮后女性的情感状态。
（三）张资平：长篇小说《冲击期化石》是现代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采取自叙传手法。张资平的小说沉迷于写性爱和肉欲。
（四）叶灵凤：善于写恋爱题材，受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对变态性心理的描写有较深的深度。
小说有《女娲氏之遗孽》、《菊子夫人》、《处女的梦》、《爱的滋味》、《未完成的忏悔录》。小说多写奇情、畸情、艳情。
浪漫抒情派小说的特征：
一是侧重自我表现，主观色彩浓厚，小说常用第一人称叙事；
二是散文化和诗化倾向，通过表现作家的情绪、心境来结构小说，具有情绪化和抒情性；
三是注重个性主义的张扬，小说具有强烈的个人化倾向，但又能够从不同侧面反映时代青年的心理现实；
四是在创作手法上以浪漫主义为主，同时借鉴了西方小说创作的一些现代技巧，如弗洛伊德心理学、意识流等。

第四章：20年代新诗（郭沫若）
一、生平与创作道路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别号鼎堂，四川乐山人。童年接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文化教育，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1913年出川到天津求学，同年底，取道朝鲜到日本求学，后考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牧羊哀话》，1921年组织创造社，诗集《女神》出版，《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端奠基之作，纠正了早期白话新诗偏于说理，缺乏浓烈感情的弊病，提高了新诗的艺术水准，为新诗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郭沫若早期的泛神论思想，受斯滨洛沙的自然即神，康德的主体性哲学的影响。受中国传统孔子、老庄、王阳明哲学的影响。受印度奥义书即受奥义书影响的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影响。思想上流露出对自然的崇拜，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主张，要求打破一切传统束缚，寻找全新的自我，“上帝死了”的怀疑精神。
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3月，郭沫若南下广州，任广州大学文学院院长，7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3月，发表了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讨伐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这篇战斗檄文在关键时刻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在当时传诵一时，可说是二十年代第一张讨蒋的革命大字报。后追随起义军南下，任总政治部主任，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
1928年2月，由于国内形势剧变，郭沫若离开上海到日本，其间10余年流亡生活，郭沫若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论证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取得了卓越成果，奠定了中国历史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基础。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投入抗日文化宣传工作，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0年第三厅解散后，他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成为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一面旗子。创作了《屈原》等六部历史剧。
建国后，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主要作为生活活动家，文学创作成就不高。
郭沫若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逝世。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他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在性格上，郭沫若是一个偏于主观与偏于冲动的个性气质的人。“我是一个偏于主观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自己觉得我的想象力实在比我的观察力强。我自幼便嗜好文学，所以我便借文学来鸣我的存在，在文学中更借了诗歌的这只卢笛。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所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论国内的评谈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
作品：小说《飘流三部曲》、《行路难》。表现生的困难和爱的向往及性的苦闷。写情欲与道德的冲突。
诗歌：《女神》、《前茅》、《星空》、《瓶》、《恢复》。
戏剧：《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三个叛逆的女性《王昭君》《卓文君》《聂  》、《屈原》、《虎符》、《高渐离》等。
郭沫若的结发妻子是张琼华，在日本留学时与佐藤富子（安娜）同居，后又与崇拜者于立群同居。1939年父亲生病，郭沫若回家，向结发妻子下跪，道德和良心的谴责。可见郭沫若道德的传统性，思想的现代性。
二、《女神》——五四时代狂飚精神的文学再现
《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具有开一代诗风的意义。
《女神》除序诗外共收诗五十六首。集中最早的诗写在一九一八年初夏。除一小部分为一九二一年归国后所作外，其余均写于诗人留学日本期间，绝大部分完成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两年里。主要是郭沫若写于1916到1921年间的诗、剧、曲合集。初版于1921年8月上海泰东书局，为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
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里写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他还认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注：《闻一多全集》第3册丁集第185、194页)。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表现了一种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对自然的歌颂，表现了一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是五四时代精神与诗人创作个性的高度融合和统一。艺术上属于浪漫主义，表现的是毁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五四狂飚突进精神。《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开辟洪荒的大我”是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形象，《凤凰涅槃》是一首庄严的时代颂歌。
在纪念郭沫若五十寿辰的时候，周扬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一文里，称郭沫若“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称《女神》“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注：1941年11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一）《女神》的主题
1、诅咒毁灭与颂扬新生
《凤凰涅盘》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除夕将近的时候，在梧桐已枯、醴泉已竭的丹穴山上，"冰天”与“寒风凛冽”，一对凤凰飞来飞去地为自己安排火葬。临死之前，它们回旋低昂地起舞，凤鸟“即即”而鸣，凰鸟“足足”相应。它们诅咒现实，诅咒了冷酷、黑暗、腥秽的旧宇宙，把它比作“屠场”，比作“囚牢”，比作“坟墓”，比作“地狱”，怀疑并且质问它“为什么存在”。它们从滔滔的泪水中倾诉悲愤，诅咒了五百年来沉睡、衰朽、死尸似的生活，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有的只是“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尽的污浊，浇不息的情炎，荡不去的羞辱”；在这段悠长的时间里，看不到“新鲜”和“甘美”，看不到“光华”和“欢爱”，年轻时的生命力已经消逝。于是它们痛不欲生，集木自焚。在对现实的谴责里，交融着深深地郁积的诗人心头的民族的悲愤和人民的苦难。凤凰的自我牺牲、自我再造形成了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氛。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的时候，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我连同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新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性地包括了诗人自己。他在写这诗的前两天，就曾在一封信里表露自己愿如凤凰一样，采集香木，"把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再生出个‘我’来”(《三叶集》1920年1月18日致宗白华信)。这种把一切投入烈火、与旧世界决裂的英雄气概，这种毁弃旧我、再造新我的痛苦和欢乐，正是五四运动中人民大众彻底革命、自觉革命精神的形象写照。至于凡鸟的浅薄和猥琐，意在鞭挞现实中的丑恶和庸俗的同时，进一步衬托凤凰自焚的沉痛和壮美。“火中凤凰”的传说给予诗人以现实的启迪，使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紧密地结合着历史乐观主义的态度，最后，凤凰更生了。诗人以汪洋恣肆的笔调和重叠反复的诗句，着意地渲染了大和谐、大欢乐的景象。这是经过斗争冶炼后的真正的创造和新生。它表达了诗人对“五四”新机运的歌颂，也是祖国和诗人自己开始觉醒的象征，洋溢着炽烈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热情。郭沫若曾说《凤凰涅盘》是在一天之内分两次写成的，诗里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
和《凤凰涅盘》一样，根据古书上女娲炼石补天的记载而写成的《女神之再生》，也以神话题材而突入了“五四”革命现实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诗剧一开始写天地晦冥，风声和涛声织成“罪恶底交鸣”，女神们从“生命底音波”里听出预兆，感到“浩劫”重现，各各离开了神龛，她们齐声唱出：
我们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不能再在这壁龛之中做甚神像!
这里就点到了全诗的题旨。在颛顼同共工决战的场景里，诗人以暗示式的语言，谴责了军阀的混战，插写了人民的灾难。天柱折后，颛顼与共工一同毁灭，表达了诗人对历史上反动统治者的强烈的憎恨。在黑暗中，终于传来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声音。女神们不屑于去做修补残局的工作，她们再造了一个太阳，并且预言这个新造的太阳将“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女神》中很多诗篇以极大的激情抒写温暖、光明、太阳，这正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也是诗人郭沫若的追求。这些诗从时代的制高点上，对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伟大觉醒作了色彩鲜明的象征性的反映，而"五四”的时代精神反过来又赋予诗人以激越的情调。
2、对祖国的热爱与眷念之情
《女神》中许多重要的诗篇，都饱含着郭沫若眷念祖国、颂扬新生的深情，这也正是对“五四”的礼赞。五四运动是一次新的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近百年民族革命运动在新形势下的新高涨。五四运动首先激动起身居异国的郭沫若的，正是这种深切的爱国之情。从这些爱国诗篇奔腾澎湃着的热情里，始终可以看到再生女神和火中凤凰的身影。《晨安》和《匪徒颂》是两首格调相近的名诗，气势磅礴，笔力雄浑。《晨安》写诗人在“千载一时的晨光”里，向着“年青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着革命的先驱，艺苑的巨擘，向着壮丽的山河，向着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口气喊出了二十七个“晨安”。《匪徒颂》则是为反对日本新闻界对中国青年的诬蔑而作的。他们称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诗人满怀愤怒地写下了抗议的名篇，对历史上曾经起过革新作用的一些“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作了由衷的赞扬。虽然诗人这时候还没有认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的区别，他对一切反抗陈规的革命和一切外来思想毫无轩轾地加以吸取，但这正是“五四”时期一般要求进步和改革的青年们的共同特点。在这些诗篇中，最能表达他对祖国眷恋深情的是《炉中煤》。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说过：“‘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象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恋歌没有颂歌的奔放，却别具一种深婉含蓄的美。诗人自喻为正在炉中燃烧的煤，而把祖国比作“年青的女郎”。怀着炽热的心唱出了：
啊，我年青的女郎!/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3、歌颂“偶像破坏者”
收在《女神》里的诗作，无论是反抗、破坏或者创造，几乎处处透过抒情形象表现了鲜明的自我特色；而在一部分诗篇里，更对作为叛逆者的自我唱出了激越的颂歌。这个自我气吞日月、志盖寰宇，"是全宇宙的能底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无视一切偶像和封建权威，公开宣称“我又是个偶像破坏者哟”(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俨然是“可与神祗比伍"的“雄伟的巨制”，"便是天上的太阳也在向我低头”(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个自我还与“全宇宙的本体”融合起来，引起诗人高唱“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注：分别见《女神》中《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金字塔》、《梅花树下醉歌》诸篇)。这种对自我的极度夸张，透露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要求。在“五四”前后的中国，部门群众由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桎梏，还未能认识自身的力量而迅速觉醒，这种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的发展个性、强调自我的主张，具有反对偶像崇拜、冲决罗网的作用。无论是火中自焚的凤凰，创造新的太阳的女神，还是熊熊燃烧的炉中煤，囊吞宇宙的天狗，蕴藏在这些形象中的自我都交融着诗人个人的感愤和长期以来民族所受的屈辱。因此，这个自我不是拘囚于个人主义狭小天地里的狐独高傲、忧伤颓废的自我，而是体现着时代要求和民族解放要求的自我。这个“自我”是诗人自己，也是当时千千万万要冲出陈旧腐朽的牢笼，要求不断毁坏、不断创造、不断努力的中国青年。《凤凰涅盘》中的“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正好道破了这一点。诗人是同他的祖国和人民一起受难、一起战斗、一起共享胜利的快乐的。在那些歌唱自我的诗里，不仅充满了诗人自我崇拜、自我赞美的激情，有时也表现着他自我解剖、自我改造的思索。